（吴万伟 译）
我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可我很容易忘记中国是多么特别。最近刚从海外旅行后返回，此前，朋友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欧洲杯比赛，我遇见的每个人都为西班牙战胜德国而兴高采烈。
在以色列，朋友们为德国的对手喝彩有很明确的原因。在奥地利，他们为德国队的对手喝彩的原因就并非显而易见：他们认为德国人傲慢自大而且有点粗野。在匈牙利，他们为德国的对手喝彩是因为被普遍认可的理由：西班牙人的表现更出色和刺激，在整个锦标赛过程中西班牙队的表现明显比德国队精彩，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干旱后似乎本来就应该得到胜利的滋润。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只有德国人才会给德国队加油。
但有一个例外：在中国，德国队显然是球迷们最喜爱的球队。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我们的司机向我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她是一个认真的球迷。她说德国队的纪律严明和团队精神比西班牙队员的精彩表现更让人振奋。她知道每个德国球员的名字，多年来一直看中国电视上的德国比赛使她培养了对他们的亲密感情。
起作用的还有其他因素。中国球迷支持传统的足球强队比如德国队、英格兰队、巴西队、阿根廷队、意大利队。他们对这些队的热情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二〇〇二年世界杯时，中央电视台女主持人沈冰因为阿根廷队过早出局而当众伤心落泪。二〇〇六年，中国最著名的足球解说员黄健翔在意大利队在最后一分钟靠点球战胜澳大利亚队后歇斯底里地喊叫，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热情。
中国人对于传统足球强队的偏爱可以从他们喜爱足球比赛来解释：中国球迷支持在过去表现良好的球队，这些球队在未来可能产生激动人心的比赛。但是其他地方的足球爱好者更喜欢风格独特的西班牙队员而不是沉闷乏味的德国球员，所以这不可能是故事的全部。
其中蕴涵的主要感情因素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际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中国球迷对于传统强队的支持或许是更笼统地对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的欣赏。北京意大利文化研究所所长郗士（Francesco Sisci）在表现出对自己历史的热爱，显示意大利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摇篮，正如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摇篮一样时，能够在中国同行身上发现共同的感情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人不会为“斗败的狗”（underdogs）喝彩，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在保持原文完整含义的情况下把这个词翻译成汉语。他们也不会为留下长长的失败纪录的球队（如今年欧洲杯之前的西班牙队）或者为在足球水平、全球影响力或者悠久历史方面相对弱小的球队或者国家喝彩。
这些对于除了试图宣传一直是“斗败的狗”的队员或者球队最后反败为胜的电影的好莱坞制片人之外的人有什么关系吗？但它对于我们这些同情比如魁北克说法语者等小国和弱小民族的理想的人很重要。有一个办法肯定让我的中国岳父（一个参加过三大战役的老革命）恼火，那就是告诉他说法语的我母亲支持魁北克独立。他纳闷她为什么想脱离大国呢？国家越大不是越好吗？
同样道理，中国人常常对于似乎不看重幸福的物质生活，更关注政治自主和宗教自由的西藏人感到困惑和恼火。中国政府给予了西藏人多大的经济利益，他们为什么不欣赏，为什么非要离开中国这个大国呢？
这里我们讨论西藏人关注的问题并非要求中国人改变他们的心态和世界观。一方面，西藏政治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希望分裂国家以便让少数民族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中国人。
考虑到文化上的因素，维护少数群体利益有个可行的办法，既推广儒家理想的软实力。当中国衰落、遭到外国列强欺侮的时候，人们很自然要强调富国强兵，要维护国家统一，要增强国家实力以保护祖国免受外敌入侵和国内暴乱。毛泽东常提到这些法家思想，并自比为反对儒家、经过多年的混乱和战争用严酷手段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但是现在，中国比以前更强大了，它无需过分担心外敌入侵。政治背景提供了复兴传统儒家美德和理想的空间：通过道德典范和劝说而不是武力是赢得蛮夷“心灵和思想”的正确办法。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汀阳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儒家的理想“天下”辩护时所说，天下是统治者通过非正式的规范和儒家礼仪等手段来管理的和平、和谐的世界。
在儒家道德框架下有可能造成把其他文化和道德体系被隐含性地放置在次等地位的情况，不过这和基督教或者其他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传统文明没有什么不同。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群体来说，现实的选择可能位于严厉的法家和不干涉的儒家之间的某个地方。显然，儒家方式更优越。让西藏人自由地信仰他们认为合适的事情，但是中国人也应该有自由在统一的领土范围内显示其生活方式的道德力量，只要不涉及强制和威胁。双方都应该表现出开放的态度和相互学习的愿望。儒家过去一直从佛教中吸取营养而丰富，今天可以继续吸收佛教的营养。
就像中国人不会为体育比赛中的失败者喝彩一样，他们也不会同情那些试图脱离大群体的少数民族。
译自：Cheering for Goliath by Daniel A. Bell
作者简介：
贝淡宁，清华大学（北京）政治理论教授，著有《中国新儒家：变化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
译者注：本文修改稿曾发表在2008年7月28日《环球时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