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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来说，历史呈现两种形态，一种是间接的被历史记录的，一个是自己直接经历的。前者在书本上，后者在记忆中；前者是抽象的，无臭无味，后者是具象的，它甚至有特定的气味、声响和色彩；前者盖棺论定毋庸置疑，后者则掺杂着很多个人心理或情感的非历史因素……正因为这样，当一个人经历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通常很少从历史角度在意它的意义，它更多诉诸的是人的感觉，我把这种感觉称之为“非历史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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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有一种随手记录生活细节和心理、情感体验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四十年前我去陕北插队的时候——由于巨大而又无法纾解的苦闷，内心生活就变得丰富活跃了起来，就想把它们记录在纸面上，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本又一本写作我称之为“札记”的东西，目前已经累积了四十余册，并且还将继续累积下去。
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个习惯，在出版和正在写作的作品中，我大量使用了记录在《札记》中的素材，比如在长篇小说《沉默的河》（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版时改名为《当青春成为往事》）我就几乎原封不动使用了1976年春天在《札记》中记录的素材。我现在来转述这件事情——
1976年春天，中国的政治气候极为恶劣，“高天滚滚寒流急”，哪怕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能够感觉到一种压抑的气氛。我作为大学生到本省南部一家三线工厂参加开门办学，这个地方地处秦岭以南，按照气候地理学标准，应当算作南方，尽管它仍然被北方省份K省管辖。和黄土高原相比，这里气候湿润，完全是一幅江南水乡的景象。我们离开陕北的时候，那里还不见一星绿色，到了这里，扑入眼帘的山川土地竟然已经一片翠绿，到处都是青翠的毛竹，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稻田，就连道路两旁的杂草都引起我们这些在干旱的黄土高原生活的人极大好奇，我简直闻不够空气中那种早春天气特有的馨香。
所以，在那个不平静的春天，尽管我对社会已经有了一些不同于公共宣传的见解，尽管这种见解在整个社会弥漫着的压抑气氛中常常引起精神的甚至生理的痛楚，但是，在我的个人经验中，那个春天极为美好。就是在这个美好的春天，我遇到过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有一天半夜，工厂宿舍区就像有人突然发现狼群一样鼓噪了起来，我们急忙跑出去，想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厂区那边人声鼎沸，漾漾地往我们这边走，间或还能听见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能够听到的对人的呵斥声、激昂的口号声。我们匆匆下楼，想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工厂保卫科的人抓住了两个在车间机床后面通奸的年轻工人。我看到很年轻的一男一女被人押解了过来，他们的双手都被反绑在身后。沉闷压抑的生活突然出现这样一场波澜，人们都很兴奋。那两个因为犯罪而失去人格尊严和做人权利的男女，不得不承受从保卫人员缝隙间伸过来的拳头的推搡和击打。很混乱，押解的队伍不是沿着直线前进，而是在厂区到宿舍区之间的通道上蜿蜒，就像喝醉酒的人那样。
姑娘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半个脸颊都被油黑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双肩看上去很柔弱，但是我从她不自觉的抵御击打的动作中看到了坚强；小伙子瑟缩着，本来就不高大的身子显得更加矮小。人群虽然聒噪着过去了，但是各种各样夸张的议论仍然在继续：有人说保卫科的人冲进去以后，两个人太忘情，竟然完全没有感觉到身边已经围了一圈儿人；有人说保卫科本来想让两个人赤身裸体在厂区游街示众，但是，没有人能够把那个姑娘的衣服剥下来；有人说，保卫科的人……没有任何人对保卫科的行为提出质疑，在所有人看来，保卫科做这样的事情都是天经地义。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我心里有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就像我对现实的思索一样。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人非常惊讶：保卫科的人把那位漂亮的女工关在小房间里，连续八个小时审问。他们询问的是通奸过程、通奸细节以及她的通奸感受。这个过程对于审讯者和被审讯者意味着什么，既简单而又复杂。简单，是说保卫科的人有淫欲需要满足和宣泄，在这里就变形为对性行为过程和细节的关注和对人的直接侮辱；复杂，是说在一个被认为健康发展的社会里发生这样的事必定有复杂的原因，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任何一个有良知人都应当进行思索并且给出答案。但是在那个年代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年仅二十一岁的漂亮女工只能精神崩溃，因此，保卫科的人出去吃午饭的时候，精神崩溃了的她只能从六层楼窗户一跃而下，用自己的方式给事情做了一个了结。我听人说，她的半边脸都被摔瘪了，鲜血浸润着整个身子；我听人说，她就是死了，也是全厂最漂亮的。
我离开工厂以后，还听人说那个男职工听说女职工死了，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从关闭他的房间脱逃出来，用杀猪刀子杀死了三个曾经审问女职工的人——他杀得凶恶而残忍，死者几乎完全被肢解，有一个人的肠子竟然像彩带一样被挂到了吊灯上。最后，这个疯狂的作案者在厂党委书记的家门口用刀子把自己的肚子戳得稀烂，死掉了。早晨起来，党委书记发现鲜血像小河一样在客厅地板上蜿蜒，心脏紧缩着打开房门，看到死者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样，发出非人的嚎叫，脸色蓦地没了颜色，瘫软在地上。
案情重大，有关部门严密封锁，不但社会上无法得知，就是这个工厂的人也无法确认是否有人杀了人，杀人者是否把被杀者的肠子挂到了吊灯上，是否在党委书记的家门口剖腹自杀。这件事情传到我这里，我也就只能把它作为传闻，所谓传闻就是无法证实的消息。无法证实的消息对社会判断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但是，正是这件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的传闻，完全破坏了我对于那个美好春天的记忆，二十五岁的我，已经开始用生命感知世界的我，蓦然间在春天的原野上发现了一种异常凶恶残暴的东西，它排山倒海，吞噬着它碰到的一切。
这件事作为社会新闻在我的《札记》中沉睡了很久，差不多30年以后写作《沉默的河》，我才把它挖掘出来，从发现了某种意象性的东西，毫不犹豫地把它直接移植进了小说，藉此开始了一个时间跨度长达百年的故事的讲述，我甚至认为这件事构成了《沉默的河》的源点。
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挑出来单独说一说呢？
我们在述说历史的时候，往往将其比喻为江河，就是说它是滂沱浩淼极为庞大的，然而，这条江河是由一个有一个细小的浪花组成的，历史的细节往往比历史本身更值得关注，当我试图在《沉默的河》中完成对中国近代史审视的时候，我需要所有能够说明历史的细节，这件事恰巧以它特有的质感证实着我的某种见解，它具有进入小说的充分条件。而我在1976年记述它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这件与历史毫不相干的社会新闻竟然严谨地契合了30年以后我对历史本质的见解，就像花岗岩之下的贵金属矿脉一样，其弥足珍贵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构成了小说情节，更重要的是经由它我达到了艺术要求一部作品必须达到的那种境界，非历史的历史记忆就这样沿着艺术的通道进入了历史。
所以，不要小看这种非历史的历史记忆，不要小看你在匆匆而过人生中经历的任何细节，它往往是你见解世界的基础；这些细节一开始可能不直接显现意义，它需要时间来发酵，需要你的灵魂成长，直到你到能够从最本质的角度感受它，你必须具备把它还原给历史的足够智慧和能力。
在我的经历中，此类记忆绝非绝无仅有。
3
1999年我在北京，日子很不好过。这一年我作为出版社负责人主抓了李佩甫长篇小说《羊的门》的出版，结果出了事情，我在《札记》对这件事也做了详细记录。
《羊的门》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一个月之内印制两次共五万册销售一空，就在这个时候，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把电话打给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主管部门“自我审查”这本书政治上有没有问题？通常，有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当然不希望这些问题造成影响，于是，就在反复与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电话沟通中了解这本书究竟有什么问题？没有人说究竟有什么问题。新闻出版部门不顾我们的反复申述，坚持暗示：本书必须停止发行，否则，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和我们自己都要承担责任。我当时要求新闻出版部门出具文件，我们将遵照执行。但是，没有文件，所有的指示都是通过电话传达的，没有文件。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指示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也将不留下任何痕迹。
为了避免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我们的上级部门也要求我们停止发行本书。我们同意了。这是我一生当中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因为我不认为这本书有问题；在评论界、读书界，也没有人认为这本书政治上有什么问题。后来，在由在京和部分省市出版社负责人参加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打招呼会上，《羊的门》被点名批评，意思是和另外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写官场腐败的图书构成了不好的政治倾向。在那次会议上，我为《羊的门》做了激烈辩护，归根结底一句话：“对一部作品的评价，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我并不想冒犯新闻出版部门的官员，我只是想说出常识。然而，这并没有改变《羊的门》被查禁的命运。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们不再印制和发行正版《羊的门》，盗版本却横空出世，充斥在全国各个角落，反倒无人过问，或者换一句话说，无人能够制止。
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一个电话所导致的后果是，《羊的门》盗版本发行至少达到几十万册，《羊的门》仍旧被人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最有思想艺术价值的杰作之一，但是在公开场合，我们的文学评论家则尽可能不提它，也就是说，本书因为有了“被查禁”的前科，也就自动失去了被公正评价的资格。作为这一切后果的附加后果，是出版社损失了上百万元利润，国家损失了几十万元税收，作者流失了几十万元版税。
任何一家出版社大概都经历过书籍被上级主管部门责问或者查禁的事情，出版社负责人因此被撤职、降级以至于更严厉的处罚也时有发生，尽管它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是一件大事，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它同历史发展的某种状态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没有从这件事中发现它所蕴涵的历史意义。
2000年前后，也就是《羊的门》事件以后不久，我的读书范围开始跳出文学，进入到较为宽广的领域，我读到了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内心就像被点燃了，很多晦暗未明的事物突然有了形状，有了声音，有了色彩，包括《羊的门》被查禁这件事。
很难说李慎之先生具体那一句话点化了我，这是因为人的精神活动是一个综合过程，任何一个触点都会引发一种整体的震动，当这种震动发生的时候，触点会在震动中逐渐消失。尽管这样，我还是想引述李慎之先生一段话，来说明我感受到的那种精神光亮。
李慎之先生说：“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极权专制，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是在‘六四’以后，竟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十年来当然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书，然而大多成了遗闻轶事，缺乏理解的深度，谈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谈不上全民的启蒙。难道是中国无人吗？不见得。这主要是领导上禁止人们知道，禁止人们思考造成的。当局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们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晓，视为天方夜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由这段话语突然想到了《羊的门》的遭遇。
再简单交代一下：后来我了解新闻出版部门严厉对待《羊的门》的背景，是河南省一个富裕起来的村子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说是这本长篇小说写了这个村子，丑化了这个村子的领导人，国务院领导批示让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过问一下，结果就出了我前面讲述事情——我在这里申明：这仅仅是传闻，我无法证实是否确有其事。
诚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一个国家尚且如此害怕真实，“禁止人们思考”；一个民族竟然被集体洗脑，“全民失去记忆”；一个党竟然虚弱到靠“掩盖历史，伪造历史”来维系历史与现实的地位……你还不能够理解《羊的门》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么？反过来说，在20世纪末叶，一个村子的村长竟然可以动用国家力量禁止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而这个村子很可能正是小说描述的封建宗法势力猖獗、黑恶势力横行的地方，你还不知道你遇到的事情处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之中么？你应当知道了。
历史的宏观状态和历史细节往往相互佐证，宏大的历史记述常常渊源于非历史的历史记忆，这又是一个证明。
4
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最后说：“毛泽东的名言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又是十年过去了，我们能否用某种历史性变革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呢？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我们非常难过地告诉先生的仍旧是：没有改变，什么都被改变，您的预感是对的，您的祈求仍旧归于“空幻的梦想”。
这种见解，仍旧来自于非历史的历史记忆，而且就在当下，就在今天。
那么，今天我记忆下了什么呢？
笔者住在距离奥运村十几公里的一个居民小区，靠近北六环，很偏远了。偏远有偏远的好处，远离了城市喧嚣，显得很宁静，尤其让我高兴的是，它背倚著名的温榆河，而温榆河又是我小时候鳧水（游泳）的地方。当初选择这里，“寻找童年时代的感觉”在心理上一定占了很大比重。
那时候我们家刚来北京，在朝阳区一个小村子暂时栖身，我在这里读小学，然后才搬到城里。童年都是充满诗意的，留在我脑海里最清晰的记忆是，一伙儿同伴从村子出发，走大约三里路，到温榆河去鳧水。
那时候的温榆河清澈见底，站在岸上看钻在水下的我们就像青蛙一样清晰可辨；河岸接近水面的地方有很多孔隙，那是螃蟹窝，我们就从里面掏挖小螃蟹，用水涮一涮直接放到嘴里吃掉；成群结队的鱼黑乎乎一片，急促地避开我们，到它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去了；高大树木上的知了没命地叫着夏天，一些不知名的水鸟在芦苇和叫不上名字的水生植物间飞翔跳跃，发出动听的鸣啭，好像在彼此交谈……我们慵懒地躺在沙地上，晒得就像非洲人一样黝黑。
旺盛的精力往往要生发出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恶作剧：把一个孩子的脑袋装到他的裤裆任由他翻滚和叫骂，周围聚拢着乐翻了的家伙；十几个孩子站成一排，比赛谁尿得更高，尿得低或者干脆没尿出来的人必须承担一种危险的后果：到生产队瓜园偷瓜给大家吃。我们经常听到瓜农恶毒的咒骂声，随后我们就会看到没有得逞的偷窃者脸色煞白地逃回到我们身边。还有更不幸的情景，我们会听到偷窃者就像要死一样高一声低一声地哀鸣——那是他被抓住并且正在被殴打。乐趣是从危险中产生的，一旦得手，孩子们把生瓜蛋子（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从来没有偷到过成熟或者哪怕是瓜瓤稍稍带一点儿颜色的西瓜）用鹅卵石砸开，吃着白色的像黄瓜一样味道的瓜瓤，那种感觉简直就像神仙一样，到最后瓜皮也会被饿狼一样的人啃得像翠绿的糖纸一样。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很快就来了，饥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徜徉，我们虽然也去温榆河鳧水，但那已经是一种托辞，主要目的变成了想方设法搞一些能够充饥的东西，黄瓜、西红柿乃至于萝卜、洋白菜、苤蓝之类，把任何能够搞到手的东西都吞咽到肚子里。饥饿让我们失去了天真，再也没有人把谁装进裤裆了，也不再通过比赛谁尿得高决定谁去偷盗了，我们都成了偷盗者……我离开村子去城里上学那一年十三岁，我惊讶地发现为我送行的伙伴一下子都变得苍老了。
温榆河，你承载了我多少童年时代五味杂陈的记忆。
现在温榆河怎样了呢？
温榆河臭了——河两岸所有机关、单位、工厂、住宅小区和村落都在肆无忌惮地往这条河排放污水——它不再是波光潋滟的河流，它就像一条死蛇一样躺在大地上；它不再是能够摸鱼虾的河流，它流淌着的是粘稠的暗绿色的污水，如果你还有闲心设想里面有什么生物，你只能想象那是一些妖精一样长了四条腿的鱼和没有头须的虾……这是一片实行公有制的国土，这意味着没有人真正为它负责。当你把世界美好还是不美好寄托给政府部门的时候，你实际上等于让渡了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权利，它脱离你而去，而且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每次经过臭气熏天的温榆河，我都会不由自主产生一种愤懑：我们不是有一个世界上权力最集中、最强大、对民众最有约束力的政府吗？这个政府不是可以轻而易举查禁一本书、一出戏剧，甚至于禁止和制造人的思想吗？怎么连这样一条河的污染问题都解决不了呢？什么时候我们的水管里流出来的水不再腥臭？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必抱着视死如归的信念吞咽下被农药污染的粮食和蔬菜？我每次到农村去都要听到当地农民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得少吃的叮咛，而我从政府这边得到的解释是几乎所有粮食、蔬菜都没有农药残留物，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可以放心大胆食用”。
奇妙的是，离这条河仅仅十几公里，就是举办奥运会的地方——我们最近看到和听到的全部是对它的赞扬和欣赏，我们就在温榆河南岸不远的地方制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奥林匹克公园，规模宏大、造型别致的比赛场馆世界一流，运用了最新的高科技成果，足以让整个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惊叹。
人经常就像生活在不真实之中。
不真实的还有如下情景：我所在的小区周围是农村，我们竟然可以每周二、五、日到最近的一个村子去赶集，购买蔬菜和水果之类。这个村子离光彩夺目的奥运会场馆、奥林匹克公园如此之近，而它却又如此贫穷、破烂、肮脏——街道两侧排污明渠爆炸性地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小杂货铺把廉价小商品几乎摆放到道路中间；贫困的人群围拢在卖熟食的摊档跟前，买几根鸡脖子或者一块猪头肉，拿着镰刀的庄稼人则光膀子蹲在地上吃起来；成群结队的狗游走在人群中间，竟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交媾；中年妇女不再顾念羞耻，穿着随便，不经意就会露出奶子；姑娘和小伙子尽可能打扮得时髦，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享受着爱情；买盗版音像制品的小贩把水桶模样的播放器弄得震耳欲聋；买香料的小贩通过电池喇叭魔怔了一样念念有词……这当然不能说明什么，倘若有人在媒体宣传说这是农村兴旺发达、农民生活富裕的标志，你也没有办法，但是，对于穿行在城里和城外，并且十分关心奥运会举办的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两个都不真实的世界，两个完全不搭界的世界。
我充满遗憾地想，当国家花天文数字钱财装点奥运会的时候，如果有人想到把老百姓的生活也给装点一下该有多好，看样子是没有人想到。更让人遗憾的是，花钱的人（政府）其实是不挣钱的人，是他们从老百姓那里敛过钱来再如此铺张地花出去的，也正因为如此，光膀子的庄稼人才不得不蹲在路边吃鸡脖子，小商贩才不得不把小商品堆放到道路中间，中年妇女才不得不穿廉价衣衫甚至连奶子也遮不住……它们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嘘！小声！毕竟这是我们的家丑，千万不能让外人听了去。
所以我又十分担心：假如有一帮外国记者从灿烂辉煌一应免费的奥运会场地出来再往北把汽车开行十几分钟，看到死蛇一样的温榆河怎么办？进入到这个贫穷破烂的村子怎么办？他们会怎样看这两个彼此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也会像我一样也认为它们不真实，还是充满敌意地认为这是两个本质上完全对立的世界？如果这些心怀叵测的家伙们把这些真实图景传到世界各地去怎么办？
这根本不是问题——上周接到通知，奥运会期间这个集市将被取消，突击整顿环境，那时候我们肯定会看到一个干净整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来多少外国记者也不怕，我们甚至还欢迎他们来呢！
这就是说，历史会有选择地记住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全部辉煌，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看到的也将全部是辉煌，我上面的记述只能归类于非历史的历史记忆，它不可能进入历史，我们有一千种一万种手段不允许它进入历史——这就意味着，记忆与历史不搭界。
很多时候的确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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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我前面列举的事情那样，有一种东西极为无情，这就是时间——时间将最后决定无人能够把它们与宏阔的历史隔开，即使是纯粹个人的非历史的记忆最终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阻挡。
重要的是，拥有了非历史的历史记忆的历史不是被控制、被涂抹的历史，那是由历史巨笔书写的真正的历史，它包含着我们每一个人最细微的体验——颜色、气味、音响，甚至于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感知的心灵脉动。
（2008-7-30，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