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后汉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南蛮列传》，较为系统地记载了中南地区的民族，由于到了东汉时期中南地区的民族都纳入郡县的治理体系，所以汉族的学者用郡县名称作为民族名称，这表明王朝国家对这一地区治理的深入；更为重要的是《后汉书·南蛮列传》以“华夷共祖”的思想来记述这些民族的文化起源，用图腾崇拜的历史记载来表达相关民族的历史记忆。由于中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后汉书·南蛮列传》中提到的中南地区的民族群体，基本上都具有多源合流的民族发展类型特点。
关键词：东汉时期 中南地区 民族历史 历史记忆
作者：王文光，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朱映占，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2004年我们曾经在《广西民族研究》发表过《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札记》一文，近来又重读《后汉书·南蛮列传》有了许多新的心得体会，特别是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又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前的观点，现写成本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国家权力的深入与民族名称的命名
在《史记》中通过《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来记述了中国南方的民族历史，《汉书》基本继承了《史记》的内容，但是也有部分变化，把《史记》的《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合起来写成了《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显然《汉书》并没有按照西汉时期民族分布的空间方位来书写民族历史，其原因是这些地方在汉武帝时期都已经成为了汉王朝的郡县。《后汉书》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的基础上有了更加大的变化，第一次写出了《南蛮列传》。[1]
与华南地区的百越系统民族相比较，中南地区的民族比较复杂，具体是指分布在东汉荆州刺史部由北向南的南郡、武陵郡、长沙郡的民族，以及分布在益州刺史部巴郡的民族。《后汉书》之所以会以郡县的名称来命名民族名称，这是随着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的发展，到了东汉时期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边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疆域扩大了很多，历史上的边疆成了内地，因此历史上的边疆少数民族也成了分布在内地的少数民族，他们分布在特定的郡县之内，被相关的郡县管理，于是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当中出现了以郡县名称来作为少数民族的族称，所以《后汉书·南蛮列传》中把分布在巴郡的民族群体称为巴郡蛮、把分布在南郡的民族群体称为南郡蛮、把分布在武陵郡的民族群体称为武陵蛮，等等。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在具体的文献记载当中，也还有用更小的地名、县名、河流名、山川名来命名同一个民族的不同部分，例如《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武陵蛮的反抗时说“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陈)从，（陈）从等皆降。三年冬，溇中蛮覃兒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五年春，覃兒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兒健首，余皆弃营走还溇中，复遣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 [2]这段记载当中一共提到了澧中蛮、零阳蛮、溇中蛮、五里蛮等民族群体，其中的澧中蛮是武陵蛮中分布在澧水流域群体，是用江河的名称来作为民族名称[3]、零阳蛮是武陵蛮中分布在武陵郡零阳县的群体，是用县名来作为民族名称[4]、溇中蛮是武陵蛮中分布在溇水流域群体，是用江河的名称来作为民族名称[5]、五里蛮是武陵蛮中分布在武陵郡充县的群体，是用县名来作为民族名称[6]；又例如文献记载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年），南郡的少数民族反抗，“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 [7]文中就提到了潳山蛮、沔中蛮、巫蛮，其中的潳山蛮是指南郡蛮分布在潳山的群体，是用山的名称作为民族名称、沔中蛮是南郡蛮分布在沔水流域的群体，是用江河的名称来作为民族名称[8]、巫蛮是南郡蛮分布在南郡巫县的群体，是用县名来作为民族名称[9]，等等。
虽然《后汉书》把中南地区的民族称为南蛮，具体又称为巴郡蛮、南郡蛮、长沙郡蛮、武陵郡蛮，但是在以郡县名称命名民族的时候，《后汉书》也考虑到了文化的因素，比较早的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当中把少数民族崇拜的图腾与相联系，例如认为武陵蛮是崇拜槃瓠的民族，认为巴郡南郡蛮是崇拜廪君的民族，与此同时还把一些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特点用来命名少数民族，例如对板楯蛮夷的命名。
从民族源流的角度来看，巴郡蛮、南郡蛮应该是古代的巴人与楚人的民族融合体；长沙郡蛮、武陵郡与古代的三苗有民族的源流关系，但是应该也吸收了一部分没有融入华夏族的楚人；板楯蛮夷则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但是因为处在秦、巴、蜀等民族的相连接地区，所以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吸收过相关民族的成分，因此，从民族形成的类型来看，到了东汉时期中南地区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多源合流的民族，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与现代的苗族、瑶族、土家族有源流关系，而更多的群体则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汉族发生融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这些案例同时也说明汉族是一个典型的多源合流的民族，是以华夏族为中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群体而形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二、长沙蛮、武陵蛮等民族群体的槃瓠崇拜与“华夷共祖”
从《后汉书·南蛮列传》的记载来看，崇拜槃瓠的民族以长沙蛮、武陵蛮为代表，此外还有零阳蛮、汉中蛮、零陵蛮、沔中蛮、巫蛮、江夏蛮等。以上诸蛮的基本上都把槃瓠作为人文初祖或者是把槃瓠当作图腾来崇拜。
关于长沙蛮、武陵蛮等民族群体崇拜槃瓠的历史，《后汉书·南蛮列传》认为是十分久远的，最早可以追述到华夏族传说的帝喾（按，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代，当时有一个叫做犬戎的民族不断攻击帝喾，虽然帝喾进行了反击，但是没有能够战胜犬戎，所以帝喾“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10]。虽然帝喾有这样的重赏，但是仍然没有人出来应聘，就在这个时候帝喾自己养着的一只叫做槃瓠的犬“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对此帝喾大喜，但是因为槃瓠是一只犬“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帝喾的女儿知道她的父亲没有按照原来的约定办理，提出了疑问认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坚决要求嫁给槃瓠，帝喾迫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
槃瓠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能耐，是因为槃瓠不同于一般的犬，槃瓠的出生以及槃瓠名称的命名都与帝喾的妻子有关，《后汉书·南蛮列传》注引《魏略》说：“高辛氏（按，即帝喾）有老妇，居（正）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茧，妇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11]即槃瓠是帝喾妻子耳中之物变化而来的，这样的出生方式十分奇特，《后汉书》如此安排槃瓠的出生是颇有深意的，是要说明槃瓠与华夏族的五帝之一帝喾具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暗示帝喾的女儿嫁给槃瓠是不唐突的，是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
《后汉书·南蛮列传》接下来的记述更加具有特别的文化意义，“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 [12]。文中槃瓠和公主居住的“石室”李贤注“今辰州庐溪县西有武山。” [13]又注引黄闵的《武陵记》说武山“山高可万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槃瓠行迹。”接着李贤又说：“今按，山窟前有石羊、石兽，古迹奇异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仍似狗形，蛮俗相传，云是槃瓠像也。”也就是说到了唐代，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仍然有对于槃瓠的图腾崇拜。此外，作为公主进入崇拜槃瓠的少数民族地区之后，也经历了一个文化适应，首先是对服饰进行再造，目的是要适应槃瓠民族集团的服饰文化，“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这与当年庄蹻入滇“变其服，从其俗”的情况完全相同，就是为了一种文化融入。
此后，帝喾十分思恋自己的女儿，派遣使者去寻找公主，但是每一次去寻找都遇上暴风雨，无法找到。多年以后，槃瓠和公主“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 [14]。《后汉书》的作者之所以要强调槃瓠的子女是“六男六女”，这是因为槃瓠死后，这些兄妹“自相夫妻”，即他们结为夫妻，是兄妹婚姻。这最少可以说明长沙蛮、武陵蛮等民族群体最早是有图腾崇拜的，这个崇拜对象就是槃瓠，槃瓠与公主生下来的子女实行的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婚，这或许能够反映汉藏语系古老先民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血缘婚的的发展历史。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槃瓠的子孙对于槃瓠的崇拜，具体表现在服饰和饮食两个方面。首先是槃瓠的子孙们按照槃瓠的一些特点进行了文化再创造“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因为槃瓠是“其毛五色”，所以槃瓠的子女们制作的衣服也是五色衣服，而且还有尾巴，即“制裁皆有尾形”，以表达对槃瓠的崇拜，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在饮食方面，李贤注引干宝的《晋记》说：“武陵（郡）、长沙（郡）、庐江郡夷，皆槃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槃瓠凭山阻险，每每常为害。糅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槃瓠。俗称‘赤髀横裙’，即其（槃瓠）子孙。” [15]由于槃瓠的子孙们社会在五溪之内，所以也被汉族的历史学家称为“五溪蛮”，当然五溪之外也有槃瓠后代的分布，李贤注引《荆州记》说：“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唯此是槃瓠子孙，狗种也。二乡在武溪之北。” [16]
帝喾的女儿最后还是回到了帝喾的身边，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帝喾，于是派遣使者去迎接自己的外孙，但是槃瓠和公主所生的子孙们在文化上和“外祖父”帝喾的文化已经产生了差异，特点是“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 [17]。帝喾没有强求，而是“顺其意”，且“赐以名山广泽”。这些与帝喾有亲缘关系的民族渐渐成为中国南方的民族，人口越来越多，被华夏族称为蛮夷。民族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被华夏族认为是“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但是因为槃瓠曾经在帝喾的时代有功，老祖母又是帝喾的女儿，所以得到了特别的关照“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在此李贤注说“优宠之，故蠲免其赋役也。”除了经济上的优待之外，在政治上槃瓠的后代也得到优待，槃瓠后代政治首领的名称叫做精夫，相互称呼为我辈，朝廷对于槃瓠后代的政治首领都“皆赐印绶，冠用獭皮”。
总而言之，关于槃瓠崇拜的神话传说应该是汉藏语系古老先民较早的图腾崇拜文化遗留，是统一多民族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
三、廪君对盐控制权的争夺与巴郡南郡蛮的发展
巴郡南郡蛮虽然分布的地区自西向东很宽，但都是源自一个远古祖先，与先秦时期的巴人、楚人有民族的源流关系，巴郡南郡蛮内部有五个支系，其分别是：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这些支系据《后汉书·南蛮列传》记载，认为武落钟离山是他们的发源地，在武落钟离山上有红、黑两个洞穴，巴氏支系是起源红洞穴，而其他的四个支系都是起源于黑洞穴，因此红、黑两个洞穴是否代表着两个有一定差别的古老民族群体的起源地，对于我们理解巴郡南郡蛮的起源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类似关于洞穴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在世界的民族志中是比较多的，例如中国西南佤族的“司岗里”传说就认为佤族是从叫做“司岗里”的洞穴当中出来的。
在早期的发展历史中，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这五个支系一直都没有产生出势力强大的政治首领，随着社会发展，为了推举能够统一各个支系的政治首领，各个支系的人聚集在一起约定“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18]。五个支系的首领分别以石穴作为靶子，以剑投掷，但是只有巴氏的首领务相一个人投中，对此，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叹。接下来，五个支系的民众又提议：“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结果仍然是樊氏、曋氏，相氏，郑氏四个支系的首领乘坐的土船全部沉入水中，而“唯务相独浮”。为此，大家都认为是神在保佑务相，因为土船见到水是会散的，但是务相的土船却安然无恙，面对如此奇特的现象，所有的人都认为是神在帮助务相，于是共同拥立务相为君，从此务相就由一个支系的政治首领成了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共同的政治领袖，而且名称也由务相改称为廪君，从民族政治集团发展的角度来看，巴郡南郡蛮是通过神的意志来选择政治首领的，具有一定的民主选举意味。
其后，廪君又乘着土船，从夷水到了盐阳。对于为什么廪君要从夷水到盐阳，注引《荆州图》说：“夷陵县西有温泉。古老相传，此泉元出盐，于今水有盐气。县西一独山有石穴，有二大石并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阴阳石，阴石常湿，阳石常燥。”[19]这是一段颇有深意的记载，说明盐阳就是能够出产盐的地方，对于盐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任乃强先生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的，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20]此外，任乃强先生还认为“在川鄂接界的巫溪河流域，是与湖北神农架及其相似的一个山险水恶农牧都有困难的贫瘠地区。只缘大宁的宝源山，有两眼盐泉涌出卤水来，经原始时候的猎人发见了（相传是追神鹿至此，被杀，因而发觉其水能晒盐）进入煮盐运销之后，这个荒凉的山区，曾经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的文化中心（巴楚文化的核心）。” [21]注引《荆州图》里说的东汉时期的夷陵县就是今天湖北的宜昌市，是一个巴郡和南郡之间物质和文化的重要集散地，宜昌市西部巫峡的神女峰实际上就是盐神，故《后汉书·南蛮列传》注引《代本》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 [22]由此说明，廪君生活的地方虽然有盐，但是因为在峡谷当中，无法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因此廪君借助神的力量再去寻找盐这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同时也在开拓巴郡南郡蛮先民的生存空间，所以又注引盛弘之《荆州记》说：“昔廪君浮夷水，射盐神于阳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这儿说廪君战胜盐神实际上就是占领了能够出产盐的地方，廪君及其民族群体的生存空间有了进一步的扩展。
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的盐是井盐，是用盐水（即卤水）来制作盐，盐由盐神来控制，为了让盐生产得更多，所以巴郡南郡蛮把盐神塑造为一个女神，就如傣族为了让稻谷产量增加，就认为谷神是一个女神。对于进入盐阳的廪君，盐神首先是想把廪君留下了成为自己统治的一部分人，所以对廪君说：“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23]这是盐神和廪君进行谈判，盐神希望控制廪君及其民众，但是廪君没有同意。于是双方进行了博弈，首先是盐神作法“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十余日，其后廪君进行了强硬的回击“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取得胜利的廪君得到了对战略资源盐的控制，所以“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作为巴郡南郡蛮最早的政治首领死后，魂魄化为白虎，所以白虎成了巴郡南郡蛮崇拜的图腾，而且巴郡南郡蛮还认为“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即用人作为牺牲来以祭祀廪君化成的白虎图腾。
上述关于务相成为廪君，廪君死后又化为白虎的神话实际上是记述廪君在成为了巴郡南郡蛮的政治首领之后，进一步向其他地区扩张，以对盐的控制作为政治扩展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会发生与其他民族群体的矛盾冲突的，所以以廪君为首领的巴郡南郡蛮在盐阳这个地方遭遇到了也能够生产盐的民族群体，双方发生了矛盾冲突，最后廪君以武力取得了胜利，成为了一个更加广大区域的政治首领，廪君对于巴郡南郡蛮的发展贡献非常大，所以在他去世之后，被巴郡南郡蛮的民众神话为白虎，作为图腾进行崇拜，实际上就是要表达廪君对于巴郡南郡蛮发展的历史性贡献，与此同时巴郡南郡蛮的民众也完成了对自我民族群体源流发展历史的建构。
总的来说，崇拜廪君的巴郡南郡蛮是因为寻找盐而发展，是因为寻找盐而扩张，是因为盐而壮大起来的。
四、秦国对板楯蛮夷的利用与秦国势力进入中南地区
板楯蛮夷分布的巴郡阆中县位于嘉陵江中游、巴山南麓是先秦时期秦国进入巴蜀地区进而深入中南地区的战略要地，而板楯蛮夷则是秦国从关中南下巴蜀最先征服的民族群体，《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把板楯蛮夷放在《后汉书·南蛮列传》当中，但是范晔却没有把板楯蛮夷放在巴郡南郡蛮中进行记述，而是把板楯蛮夷单独记述，这是因为板楯蛮夷在文化上与巴郡南郡蛮有区别，例如巴郡南郡蛮崇拜的对象是由廪君死后变成图腾白虎，与之相反，板楯蛮夷却是替秦国去射杀白虎，所以板楯蛮夷的民族名称与巴郡南郡蛮不同，即在“蛮”字的后边又加了一个“夷”字，目的是要说明板楯蛮夷与巴郡南郡蛮在民族源流上有区别、在民族文化上不同类。因此，从巴郡南郡蛮崇拜廪君化成的白虎，而板楯蛮夷却射杀白虎这两种绝然相反的情况看，巴郡南郡蛮与板楯蛮夷在先秦时期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民族群体，因为早期的人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由某一特定的动物、植物或其他无生物体转化而来，同该物有一定的血缘亲属关系，它对本民族有保护作用，便有目的地加以崇拜，板楯蛮夷不但不崇拜白虎，反而射杀白虎，故巴郡南郡蛮与板楯蛮夷非同一民族。[24]
《后汉书·南蛮列传》记载说板楯蛮夷与秦国的关系发生在秦昭襄王（前306—251年）时，当时有一只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 [25]。我们认为文中说的“白虎”实际上应该就是指在“秦、蜀、巴、汉之境”有一个崇拜“白虎”的民族群体，而且还能够控制区域内也同样以虎作为图腾崇拜的相关民族群体，所以能够在这个地区伤害“千余人”。此外，文中提到的“秦、蜀、巴、汉之境”实际上指的是“秦、蜀、巴、汉”的相连接地区，也就是秦岭以南从汉中郡到巴郡的广大地区，因为有秦岭的阻隔，所以秦国一直没有能够征服这个地区，但由于征服这一地区是秦国南下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秦襄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但秦国没有人敢来杀“白虎”，也就是说秦国虽然一直想征服这个地区，但是战略目标也一直没有能够实现。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秦国寻找到了分布在“秦、蜀、巴、汉”的相连接核心地区的巴郡阆中县的“夷人”，即“阆中有渝水（按，即嘉陵江），其人多居水左右”，这些分布在嘉陵江的“夷人”民族性格强悍“天性劲勇”，而且他们还能够制作杀伤力很强的“白竹之弩”，所以这些“夷人”在秦国的支持下“乃登楼射杀白虎”《后汉书》注引《华阳国志》说：“巴夷廖仲等射杀之”，这儿明确了巴郡阆中县的“夷人”就是“巴夷”。对此，《华阳国志》又记载说：“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之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26] 和《后汉书》相比较，《华阳国志》的记载更加具体，目确了射虎的人是夷人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我们认为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是分布在嘉陵江中游的“夷人”的政治首领，他们代表着一个民族群体，表面上看是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人射杀了白虎，而实际上是“夷人”替秦国战胜了分布“秦、蜀、巴、汉”的相连接核心地区崇拜“白虎”的民族群体，从而使秦国的势力扩展到了西南与中南相连接地区，在战略上实现了从西北南下中南地区的战略目的。
由于“夷人”替秦国战胜了崇拜“白虎”的民族群体，使秦国实现了南下的战略目的，秦昭襄王准备嘉奖“夷人”，但是因为“夷人”还不是秦国的臣民，所以没有按照通常的惯例进行封赐，于是秦昭襄王就按照“夷人”的文化习俗刻石碑为据，给了“夷人”经济上法律上极大的优惠，这是秦昭襄王对“夷人”帮助秦国实现南下战略目的的回报，所以注说：秦昭襄王特别优宠“夷人”在经济方面“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税，虽有十妻不输口筭” [27]；在政治方面“夷人”即使犯了杀人的罪也可以得到从宽处罚，也就是“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对于“以倓钱赎死”注引何承天《纂文》说“倓，蛮夷赎罪货也。”与此同时，秦昭襄王还与夷人结盟，用结盟的方式来确定秦国与“夷人”的双边关系，以及如果出现矛盾之后的处置办法：“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从此，从秦国通过嘉陵江南下的通道建立起来，而且巴郡的“夷人”也很好地接受了秦国的治理，成为秦国南下的一个军事力量。
五、小结
第一，《后汉书·南蛮列传》第一次系统的书写了中南地区相关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对这些民族历史文化的文本书写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反映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对各民族治理的不断深入，同时也反映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疆域的扩大。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上的边疆随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而变化，上一个历史时期的边疆可能到了下一个历史时期就成了内地，成了统一多民族中国郡县治理下的地方，所以《后汉书·南蛮列传》当中以郡县名称来命名民族名称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变化，这种以郡县名称作为民族名称的变化说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边疆在变化，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内民族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第二，对于《后汉书》当中所记载的中南地区民族的历史，如果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全局角度来看，他们的历史活动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的一部分，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例证，例如秦国利用分布在巴郡阆中县以板楯为武器的“夷人”战胜了崇拜白虎的民族群体，秦国顺利地实现了南下汉中以南的战略目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秦国南下对于后来建立第一个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意义重大。
第三，在《后汉书·南蛮列传》当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叙事，那就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各民族有一个共同的人文初祖，各民族之间都有内在的历史文化联系，例如崇拜槃瓠长沙蛮、武陵蛮等民族群体与华夏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具有“华夷共祖”的关系，长沙蛮、武陵蛮与华夏族的人文初祖帝喾有民族亲源关系，因为帝喾的女儿是槃瓠的妻子，所有的长沙蛮、武陵蛮都是帝喾的女儿和槃瓠的子孙，都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后裔。这样的历史文本书写是我们今天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文化根据，同样意义重大。
[1]值得说明的是在《后汉书》当中是把南蛮传与西南夷传合传的，即《南蛮西南夷列传》，其中的南蛮列传包括了原来的华南地区的百越系统民族，新增加了中南地区（或者可以称为华中地区）的民族。所以《后汉书·南蛮列传》当中所说的南蛮，已经不是先秦时期十分模糊的一个民族泛称。
[2] 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32页。
[3] 澧水是长江的支流，位于长江中游，湖南省的西北部，洞庭湖西岸。
[4]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32页的注说：“零阳，县，属武陵郡。”
[5]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32页的注说：“溇，水名。”
[6]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32页的注说：“充，县，属武陵郡。”
[7]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41页。
[8] 沔水为汉江的上游，沔中蛮，指分布在沔水流域的少数民族。
[9]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42页的注说：“巫，县，属南郡。”
[10] 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29页。
[11]《后汉书·南蛮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30页。
[12] 《后汉书·南蛮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29页。
[13] 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30页。
[14] 《后汉书·南蛮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29页。
[15]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30页。
[16]《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30页。
[17]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29、2830页。
[18]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40页。
[19]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40页。
[20]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附《说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21]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附《说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22]《后汉书·南蛮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40页。
[23]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40页。
[24] 王文光、翟国强：《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札记》，《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25]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42页。
[26]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按，这儿的“三节”指的是射入了虎头很深的地方，即三个竹节，因为“白竹”是一种特殊的竹子，体小但是韧性很好，故能够射中虎头很深的地方。
[27]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42页。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 2017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