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物文化”返回物质文化

在对上海世博作出价值评估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器物（创造性物质）的本性进行界定。人所置身的是一个物化的世界，它建立在坚硬的物质文明的基石之上。而器物是经过人类加工的一种物质形态，并在加工、使用、流传和解释过程中获得文化价值，因而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广义的器物甚至包括植物衍生品、建筑以及制造器物的初始材料等。当然，任何器物都包含着特定的技术和日常生活方式，而这是躲藏在所有器物深处的灵魂。我们所指涉的任何器物，必然跟“非物”密切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器物”必然是器物和“非物”的二重组合。本文所描述的“器物”，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

绝大多数器物，都以湮灭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这湮灭有时是个体代谢的结果，而有时则是整个物种的消亡。前者是相对性湮灭，也即老旧、毁损和被掩埋。作为古代丧葬制度的组成部分，死者生前役使过的器物总是成为殉葬品，由此发育出规模庞大的葬器文明和臭名昭著的盗墓行业。器物被埋藏于暗无天日的墓穴，与死者一起长眠。对器物而言，这种掩埋可能是永久的死亡，也可能只是一场漫长的休眠，以等待盗墓者或考古队开启墓穴的时刻。只要它的化学性质足够稳定，就能够抵抗流水、空气和岁月的腐蚀。

相对性湮灭主要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尽管器物的主人会失去一件器物，但只要他愿意，他就能用货币重新购回这件器物。但是，消费主义加剧了人和器物间的疏离关系。许多器物并未毁损，而仅仅因为款式老旧或技术过时，就遭到了无情的遗弃。这是市场营销策略的结果。市场利用人对新科技和流行款式的热爱，鼓励他们抛弃旧式器物，以此加快器物消费的循环周期，刺激器物制造业的繁荣。这种状况导致了器物垃圾的大量繁殖。

但器物制造技术的湮灭却是绝对性的，它会导致整个“物种”的大规模消失。在资本主义科技和工业复制时代到来之后，乡村手工业作坊及其技术开始湮灭，旧式工匠带着祖传的技能相继谢世，老式器物向人的日常生活告别。那些油灯、烛台、帐钩、夜壶、滴漏、臼杵、陶罐、蓑衣、绣架、长衫、木屐、织机、匾额和“文房四宝”等，数千年来一直是华夏民族农业生活的守望者，最终它们却被时间的洪流所吞没，只有极少数得到营救，成为博物馆里的孤寂展品。尽管它们可以召回人的记忆，但玻璃罩和警报器却要阻止人与物的亲密接触。这其实就是生与死的互望。在人与历史器物之间，出现了无法逾越的屏障。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当人们热烈谈论并申请“非物遗产”的同时，被湮灭的物质文化遗产，反而更易受到忽略和伤害。在文化器物的拯救方面，中国和世界都还没有建构起必要的制度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在1972年做出决定，设立“世界遗产基金”，并建立国际合作和援助系统，以提供专家、技术、设备、贷款或补助金的方式，帮助缔约国政府通过制定保护性计划，来减缓古建筑及其构件和遗址的湮灭速度。2003年又于巴黎推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把保护领域扩展到“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

但这两个公约都未能直接指涉历史器物，只有前者提及的建筑铭文和后者提及的传统手工艺，跟器物有所关联。教科文组织在设立遗产保护范围的同时，制造了大片盲区和空白，令器物拯救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就在“非物”申报成为地方官员的显赫政绩时，器物湮灭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在现代化道路上奔行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无情地碾压老旧器物（建筑）的遗骸，把它们送进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另一方面，有价值的古玩（陶瓷器、青铜器、木器、玉器、石器、玻璃器、珠宝、钟表、书画等）却成为拍卖行青睐的物品，它们的价格被不断刷新。这一畸形繁华的景象，激励了仿古制造业的兴盛，大量伪器在市场上涌现，与真器鱼目混珠，描绘着古器获救与复兴的幻象。

古代器物的重新发现，主要依赖于市场采集、家族传承和考古发掘。那些被历史掩埋的器物，除了极少数在家族内部长期传承外，大部分会经过古玩市场易手。更多古器则继续沉睡在古文明的废墟里，形成大面积的地下古器群落。毫无疑问，考古发掘则是最重要的古器来源。中国的河南和陕西、欧洲的罗马、伊拉克的巴比伦遗址和幼发拉底河古河床、印度旁遮普省的印度河流域等地，拼成了古器发现的指津地图。

漫长的农业文明走向衰败之后，新器物的发明权几乎完全被欧洲工业国家垄断，并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形成新器物大爆炸的格局。受1867年巴黎世博会的推动，在19世纪的法国，居室的床单、椅罩、盒罐、陶瓷器皿、玩具、刀具、钟表、香熏、水晶或玻璃制品被大量设计和生产出来。

“世博会”被“发明”出来之后，其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是新器物爆炸的主要策源地，它贡献了包括缝纫机、打字机、留声机、汽车、电灯泡、胶片、照相机、电影机、电话、无线电、磁带录音机、尼龙、塑料制品、电脑键盘等在内的生活核心用品。博览会制造的另一后果，就是新行业——现代零售业及大批零售商店的兴起。而高效的工业复制能力，成为器物市场兴旺的强大后盾[2]。

这种新器物爆炸的第一起因，并非缘于生产能力增加，而是缘于新发明层出不穷。美国在18世纪末颁布专利法，推动了19世纪各国专利保护制度的建构。因受该项制度的鼓舞，欧洲工业化国家卷入了全球性的发明竞赛。英国人发明了水泥、霓虹灯、保温瓶、青霉素和维生素，美国人发明了拉链、人造纤维、机器人、空调器、洗衣机、微波炉、因特网和移动电话，意大利人发明了体温计和血压计，法国人发明了高压锅和自行车，德国人发明了汽车，荷兰人发明了摆钟，瑞典人发明了冰箱，日本人发明了味精，等等[3]。

19世纪器物大爆炸，导致器物种类和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填满了市民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并且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鉴于这种多元化的状况，人们甚至无法就这一时代的核心器物达成共识。但要是仅仅从寓意的角度出发，人们可以找出如下几种代表性器物——白炽灯、钟表和照相机，因为它们不仅照亮了世界，也照亮了时间和记忆。

“上海丝”背后的华夏器物体系

对于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上海而言，为了完成民族主义叙事，古代器物有着极其重大的标志性意义。2002年12月3日，在摩纳哥首都蒙特卡洛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赢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而该次成功申博的原因，跟一种叫做“辑里丝”的器物相关。在中国申博委员会的报告里，含有一条重要的申办理由，它源自那份叫做《北岭徐氏宗谱》的文本，其间记录着商人徐荣村携“辑里丝”在1851年首届世博会获奖的史实。

19世纪的帝国晚期，上海成为中国生丝的主要出口地。英国政府在《南京条约》谈判中提出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而江南小城——上海被赫然列入名单，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良好的交通位置，更在于它接近“辑里丝”（湖丝的另一称谓）的产地——浙江湖州南浔七里村。中国人把七里村所产生丝的名称，雅化为“辑里丝”，而英国人则干脆把它叫做“Shanghai Silk”，也就是“上海丝”，因为它来自帝国在远东的头号殖民地。

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上出现了18000名商人，展出约10万件稀奇古怪的产品。中华帝国参展的器物，包括丝绸、旗袍、茶叶、瓷器和植物蜡等，但这些事物跟昏聩的清政府无关，它们是机敏的中国商人私自行动的结果。

在最后的工艺奖项中，中国丝商徐荣村选送的辑里丝“荣记湖丝”，一举夺得金、银两项大奖。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奖，赏赐“翼飞洋人”执照，批准“湖丝”进入英国市场销售。女王和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还在温莎堡接见了徐荣村及其妻妾。当时的英国媒体宣称，徐荣村一家是英国历史上首个受到如此隆重礼遇的中国家庭，而女王接见徐氏一家的原因，是为了鼓励那些女人克服“不能离开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几位小脚的中国女人，意外地扮演了器物交换的历史性主角。而她们曾经是中国丝绸的主要消费群体，并且最终成为中国生丝在欧洲的“文化模特儿”①。

适逢帝国与“太平天国”的殊死决战，南京等地丝织业全面瓦解，民众不是家破人亡，就是陷入穷困境地。一方面，国内生丝需求急剧减少。丝商于是被迫向海外市场寻求出路，由此引发新的出口浪潮。而另一方面，“辑里丝”在世博会上的表现，强烈刺激了西方买家的欲望，“世博会效应”开始发动。根据《北华捷报》记载，就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当年，上海出口的生丝仅有20631包，第二年就升为54233包，1858年甚至达到85970包的历史性高位。绵长柔韧的“辑里丝”越过江南水网，不仅缠住上海，也缠住了世界的身躯[4]。

缠住世界的另一种器物，是乌泥泾（在今上海市区内，元属上海县，明归松江府）出产的棉布。宋元代以来，东部沿海乡村成为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地，其纺织技术因一个叫黄道婆的女人而发生巨变。这位年逾六旬的老妪，在蒙古人统治的年代，从遥远的涯州（海南岛）返回故里，带来了黎族女人的先进工艺。她率先使用搅车剥离棉籽，继而使用四尺绳弦的强力弹弓，变单锭手摇纺车为三锭脚踏棉纺车，甚至大力推进棉织的提花技法。陶宗仪在《辍耕录》中形容说，她所织出的棉布，“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5]。

陶宗仪的笔记还宣称，黄道婆因心力交瘁，返回乌泥泾数年后便猝然谢世，村民“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而在她身后的明代，松江棉布制造业开始走向兴盛，到清代前期，其产量估计达到5600万匹左右，俨然成为农业时代的中国纺织中心。东印度公司此后发现，这种被称为“南京布”的松江棉布，质量远胜于印度布，于是开始大规模采购，其额度在19世纪初就达到20万匹，随后继续上升，仅在1819年这一年里，英、美、法、意等国就进口了3300多万匹，几乎是个庞大的天文数字[6]。曾在伦敦博物馆展览的19世纪英国绅士时装里，赫然陈列有以松江紫花棉布缝制的裤子。美国学者摩尔斯在其著述中称赞说，中国土布给了他们祖先以衣料。

耐人寻味的是，黄道婆所在的乌泥泾镇，早已消失在岁月的迷雾之中，但据《辍耕录》称，它位于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就在浦西世博园区的围墙之内。黄道婆的亡灵跟松江棉布一起，为上海世博的建筑群落，提供了柔软而坚硬的地基。

随着黄道婆的谢世和明帝国的崛起，器物复兴的年代降临了。基于工商业和中层市民生活的繁荣，各种从未有过的物体涌现于市井和园林。建筑、家具、漆器和丝绸愈发精致，餐馆厨艺技术突飞猛进，一种享乐主义的风潮，席卷了整个江南，令一向被视为文明标本的唐朝都望尘莫及。

郑和舰队和传教士携带的奇异器物，也汇入了本土器物增殖的洪流。各种异国香料、珠宝和小型器皿从宫廷里流散出来，成为民间收藏的焦点。自鸣钟分割了时间，地图则分割了空间；玻璃家族的事物（近视眼镜、望远镜和玻璃妆镜等）改善了华夏民族的视力；那些南洋传来的香料，融入了色泽淡雅的丝绸，令女人们变得更加性感。整个江南都弥漫着欲望的香气。

李约瑟关于“四大发明”的说法，始终是本土民族叙事的关键词，并成为教科书自我夸耀的资源[7]。出现在上海世博开幕式上的礼花，正是源自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而早在公元1122年，它就已出现于宋朝皇帝赵佶主持的庆典上，一举照亮了帝国的憔悴容颜。但“四大发明说”并未囊括华夏民族的杰出贡献。它忽略了另外“三大发明”，那就是瓷、茶、丝——奇妙的日常器物的三位一体。它们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活发明，在明代达到技术顶峰，并因郑和七次远航和殖民地的缘故，在16～19世纪形成最强大的文化传播势力。

中国瓷器出口在18世纪达到了高峰。1729～1794年，仅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4300万件。而在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有6000万件以上。直到19世纪，这场贸易狂潮才因欧洲瓷的兴起而趋于平息。

在19世纪，中国生丝和茶叶的出口，取代了昔日瓷器的隆重地位。早在中英战争之前，中国茶就已影响世界，并且中国是全球唯一的茶叶出口国。中英战争后，茶叶出口量继续大幅爬升，在19世纪80年代进入巅峰状态，仅1886年一年，中国就出口了286万担，创造出历史的最高纪录。据统计，在1880到1891年间，茶叶关税收入总计为5338.9万两，年均达到449万两。这是帝国器物体系所放射的最后光芒。

而就在19世纪，大英帝国也爬升到了它的历史高点，逐渐成为世界主宰。但它的日常生活，却被另一古老帝国所支配，那就是大清王朝。后者向英国输出的不仅有生丝、丝绸和棉布，还有芳香的茶叶和精美的瓷器。它们改变了英国乃至欧洲的日常生活场景。

在雾气弥漫和昏然欲睡的下午时分，穿着中国丝绸缝制的服饰，品尝用中国红茶泡制的奶茶，把玩“克拉克瓷”（景德镇风格）的东方雅趣，这是不列颠帝国的最高时尚。它起源于王室贵妇的趣味，最后却演成一场大规模的时尚潮流。为维系这种奢靡的嗜好，大不列颠几乎耗尽了自身的白银储备，于是它开始在印度殖民地种植鸦片以支付远东的货款，这就是所谓“鸦片贸易”的逻辑起点。

中国器物的大规模输出，导致了一个灾难性后果。正当大清王朝为高额收入而洋洋得意之际，鸦片在中国涌现了，它迅速毒化和腐蚀着古老帝国的脏腑，并导致白银库存的急剧下降。林则徐在广州焚烟，关闭东印度公司代表处等各家商号，切断中英贸易的主要路径，企图借此改变中英贸易的畸形格局。

然而，当时的瓷器、茶叶和生丝，都是英国上流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对中国钦差大臣的行为若不加以制止，势必引发帝国的通货膨胀，进而引发银本位的财经体系的危机。英国当局孤注一掷，向它最大的国际贸易伙伴宣战，点燃了历次中英战争的炮火。这不仅是两个帝国之间的白银战争，更是两个民族间的器物对决。

鸦片战争的真正后果，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屈辱，而对于英国，则是一种崭新的器物发明激励。它放弃向中国的进口，转而谋求独立自主地生产这些日常必需品。耶稣会士率先从景德镇学到了磁石和高岭土的二元配方，英国人在此基础上添加动物骨粉，并以自己的釉料，烧制成全新的皇家骨瓷，击破了景德镇的垄断地位；英国以蒸汽纺织机击败印度和上海的手工土布，转而大规模输出价格低廉的高支棉纱、棉布和呢绒，由此构成近代工业化的起点；东印度公司从福建武夷山移植小种红茶并聘用中国茶工，采用统一的生产标准，在锡兰和印度进行大面积种植加工，并逐步减少从中国购买浮梁／祁门红茶的订单。这是19世纪下半叶的重大转折，它终结了中国器物统治世界的历史[8]。

帝国器物体系的崩溃与复兴

慈禧太后领导的大清帝国，忙于镇压南方客家人的叛乱，并打造宏大华丽的夏宫，根本无暇改良本国制造业的技术管理。在经历了漫长的发育、繁荣和衰弱之后，华夏农业器物体系开始崩溃。

传统的乡村手工缫丝制度，严重阻止了生丝的进化。丝商固步自封，不愿开办现代工厂，以新型机缫来改良旧制，于是，面对条纹粗细不匀和丝质不净的质量问题，“辑里丝”错失了自我改良的时机，而与此同时，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采纳科学养蚕方法、机械化缫丝工艺、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方式，推出条纹匀细的现代机丝，逼迫中国退出世界生丝市场。

清代的中国茶叶经济，一度获得畸形发展的契机，但它在简单沿袭明制的同时，就已丧失了必要的原创精神。中国茶业采用小规模个体种植方式，而茶商因须大宗交纳转口税及出口税，便在茶中掺假，导致茶叶的质量无法控制。到了19世纪90年代之后，茶叶出口由盛转衰。1890年，中国茶在世界贸易总量里还占一半份额，而到1900年便降至三成，到1919年就只剩下了区区一成[9]。

与丝和茶的命运完全相同，乾隆末年（1794），浮梁县政府担忧过度采集高岭土有伤地脉，危害区域生态，下令严禁瓷工继续开采，同时，周边地区的松柴燃料日益稀缺，导致瓷器制作成本上升，而瓷匠的工艺与趣味也日趋保守，产品陈旧乏味，丧失了国际市场竞争的品质和价格优势。景德镇瓷器开始坠落，破碎在帝国的黄昏。

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又名“自强运动”），出现在北京、天津、上海和福州等地。在传统器物体系崩溃之后，它企图通过克隆和复制西方器物，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中英战争爆发15年后，江南机器制造局在上海诞生，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起点。它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兵工厂，分为十几个分厂，用以制造枪炮、弹药、轮船和机器，同时附有翻译馆和广方言馆等文教机构；1949年后它被改造为江南造船厂；在21世纪初叶，它又被规划为上海世博会的浦西场地。在那个黄浦江的沿岸地带，分布着十几家殖民地时代的工厂，它们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曾国藩和李鸿章选择上海作为洋务运动的堡垒，首先因为该城市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殖民地，其次是基于它拥有器物地理学（抵近丝帛、棉布和茶叶产地）的强大优势，此外，还有一个难以言说的秘密原因，那就是它跟徐光启密切关联。明清的改朝换代，迫使部分士大夫逃避政治，转向研习西学与基督教，其中少数人成为现代性思想的先驱，徐光启就是其中的范例。他以研究和翻译的方式，在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农学和几何学等科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徐氏的文化遗产，成了翻译馆乃至整个制造局的精神源泉[10]。

但徐光启的光泽仅仅开启了科学的门缝，却未能照亮通往现代生活的道路。在旧器物体系颓败之后，新的体系正在迅速崛起。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视为中国现代化诞生的摇篮，而事实上，上海是更重要的文化策源地，因为它从日常生活方式入手，完成了中国人的现代性启蒙。

这场风情万种的新生活运动，依赖于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太平军攻陷南京，围攻并掠夺江南各大富庶城镇，导致民众大规模死亡与流徙。而因受到西洋雇佣军保护，上海租界成为优良的避难所，大批富人携金钱细软寻求庇护，导致上海人口猛增，1860年，租界内华人人口增至30万，到1862年更增到50万。至此，上海取代了沦为废墟的苏杭两城，从“小苏州”的附庸地位，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商业城市。

那些富有的战争难民，不仅是现代器物的消费群体，更是它们的转卖者和制造者。他们迅速接纳了来自西方世博会的各种新奇物品，如电灯、电话机、收音机、汽车、钢琴、肥皂等，这一历史场景促使我们重审上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就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挑战帝国意识形态之际，工业化国家的制造物，已经在殖民地上海大量涌现，从肥皂、钟表、钢琴、火柴、洋布、烟草、眼镜、火车、自行车、电报、电灯、煤气灶、自来水、抽水马桶，到咖啡、罗宋汤、大百货公司和性感女郎，并且发展出洋泾浜英语和中西合璧的旗袍。这是器物及其日常生活方式的伟大革命。

在20世纪上海的物欲—情欲地图上，出现了南京路和霞飞路的双轴线，共同沿着洋泾浜两岸向西推进。南京路以百货公司和舞厅著称，而淮海路则以法国咖啡馆、白俄餐厅、脱衣舞和妓女闻名。它们彼此平行，遥相呼应，俨然一对竞跑的马拉松赛手。它们在旧帝国的前门制造出现代化的奇迹。就在北京知识分子忙于争论文化与制度之际，上海市民已经完成了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型。这是发生在帝国东端的隐形革命，它急切地汇入了现代文明的洪流[11]。

历次世博会展示的新器物取代了乡村体系，散发出蛊惑人性的气息，深刻改造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是比意识形态更为有力的变革，它以器物更替的方式，直接摧毁了旧帝国的形而下根基。只有这样的器物叙事才能正确诠释中国现代史的本质。那些被长期忽略的事物，终于成了撬动历史的强大杠杆。

上海世博：器物创意的痛苦与启蒙

洋务运动和上海租界短史，制造了一种半吊子的现代市民精神，那就是所谓“海派文化”，它要把上海绑在世界航船的桅杆上。但150年以来，它一直在追踪和学习西方，却迟迟没有进入原创时代，去发明足以影响人类生活的全新器物。在闭合了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人的创意基因似乎还在沉睡。

而对于那些记忆深刻的上海居民来说，黄浦江景观最大的秘密，在于那些张挂“万国旗”的洋轮。这种代表殖民地繁华的昔日景象，奇迹般再现于上海世博开幕式的烟火晚会。透过电视转播人们可以看到，无数小舟高擎用中国布制成的各国国旗，在黄浦江上奋力游行，重演“万国旗”飘扬的盛大场面。但这场“万国旗秀”跟百年前截然不同。“万国旗”在旧朝意味着征服。而在现在则似乎代表了朝觐。这是历史逻辑的秘密转换，它无视自己未能提供原创性器物的事实，而要向全世界展示一个盛世梦想：中国在大步走回中央帝国的座席。

为了展开这种盛世叙事，何镜堂设计的世博中国馆，一个被命名为“东方之冠”的“永久性”钢结构建筑，在涂抹过“中国红”之后，被放置于黄浦江东岸，据说它不仅具有“亲民性”，还拥有“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广阔含义，由此跟旧殖民地（老外滩）和新威权主义建筑（东外滩）遥相呼应，成为民族国家的宏大象征。

人们已经发现，向外逐层推出的帽式结构，形成嚣张前冲的斜立面，制造了针对个体（参观者）的逼仄感、压迫感和危机感，对参观者的存在形成空间威胁；跟其他国家馆相比，中国馆体量过大，超出了以人体为基础尺度的人本主义原则；底部大门的形制，很像明清皇室（北京十三陵）的墓穴入口，令人产生跟旧帝国的密切联想；此外，根植于北京紫禁城的红色谱系（“故宫红”），也是帝国权力的象征，红色在民间具有吉祥和亲民意味，但当这种色调跟嚣张的建筑融为一体时，跟民众、人性和平等权利的距离，就变得十分遥远。中国馆唯一柔和的时刻，是细雨时分的夜晚。从远处望去，迷蒙的灯光，修正了它过于严厉的面貌。

中国馆外部的嚣张风格，跟其内部的收敛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几乎所有国家场馆都沿循着相似的逻辑——在有限空间里，尽其可能地展示本国的现代科技文化成就。而正是在这个更为本质的领域内，中国馆表现出了罕见的谦逊立场。它没有提供震撼人心的自主性发明，包括最新发明的现代器物及其技术。

但最为诡异的陈列，当属城市案例馆的深圳展区。它是关于大芬村的反讽性叙事。经过一座狭小的楼梯，几个集装箱式的匣子从幽暗的光线里浮现了，其间陈列着各种世界名画的劣质摹本，外壳则上粘贴着镜框、画板、画笔和废旧的颜料管，有的匣子里在循环播放农民画匠的录像，她们侃侃而谈，讲述着赚钱的心得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这个靠低级模仿起家的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机械复制时代”的畸形样本。

体量庞大的城市未来馆（原南市发电厂），向我们提供了另一项可供解剖的反面案例。除了第二展厅留有一些西方设计师的迷人装置，它没有完成关于未来想象的叙事目标。80米的烟囱被设计成一架可笑的温度计，在天空上无力地披露着城市的温度。这种低级的器物创意成为未来馆（还包括大多数中国展馆）的核心。第三展厅作为主厅，玩弄布篷照明的把戏，而内容却空洞无物，大墙上放映的动漫《未来水世界》，画风呆滞僵硬，想象力贫乏，其中关于居民从自家屋顶上跳水的构思，令参观者啼笑皆非。在讲述未来数百年的第四展厅里，还出现了更为幽默的细节——橱窗里竟然陈列着一架山寨版的“3D手机”。但正是这种劣质过时的器物，描绘出策展人的想象力边界。这样的展出极易造成下列错误印象：自从明清以来，华夏帝国就逐渐丧失了器物创造的能力，以致我们今天只剩下对旧器物的破碎记忆。

但未来馆的原初策划案却并非如此。它以时间为基本主题。整个发电厂房用多彩的LED管线缠绕，每隔一小时进行光电报时，电子光以每秒数百米的速度在建筑物上绕行，最后冲向烟囱顶部，形成灿烂的光电报时效应，跟外滩大楼的钟声遥相呼应，借此表达上海世博的时间理念(13)。整个场馆布满各种古老和现代计时器，其中包括100具高达10米的巨型沙漏、高达20米的大型水钟，以及各种滴漏、土圭、日晷、近代机械钟表和电子计时装置等等。

所有这些器物都旨在表达华夏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时间进程。但这个有趣的方案并未获得世博局的认可。资料显示，这种情形在世博策划期间是普遍发生的。这是方案遴选制度的严重缺陷，源于大多数主管官员没有经过文化创意管理的基本训练。鉴于某种优汰劣胜的负面逻辑，大量优秀的创意文本遭到藐视和忽略。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上海世博会所呈现的状态，无法表达中国原创能力的实际高度。

历史记忆的叙事障碍

本雅明早就向我们指出，所有器物都拥有一种“膜拜价值”[13]，这种价值起源于上古及中古时代的宗教仪式，器物总是在礼仪中获得最初的使用价值，而这种礼仪根基经过漫长的世俗化道路，至今仍然依稀可辨。它所关注的是器物的“存在”，并且要捍卫器物的隐匿性和神秘性。长期以来，那些被膜拜的器物大多深藏于寺院、王宫和墓穴，成为神秘莫测的传奇。在西藏的布达拉宫光线黯淡的密室里，到处藏匿着这样的器物，从烛台、香炉、唐卡（宗教绘画）到念珠，其上布满了古代高僧的指纹，只有神职人员才拥有接近它们的权利。

本雅明所说的“展示价值”，则更注重器物的“被关照”，并且要把它从隐匿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公共社会的共享资源。进入消费时代后的现代器物，企图把展示当做它的第一属性。市场为此发明了透明玻璃制作的橱窗、柜台和陈列柜，用以陈列物品，进而使用绘画、摄影、广告等媒体手段，继续扩展物品展示的空间及其深度。现代器物经济的本质就是“眼球经济”，它要把所有制造物都投放于人类视线的范围之内。

世博会企图调和膜拜价值和展示价值，它要利用全球性展示来加大器物膜拜的力度。这是对本雅明学说的一种戏剧性挑战。罗丹雕塑《青铜时代》、米勒油画《晚钟》、哥本哈根“美人鱼”铜像、俄罗斯的登月车等，在上海世博会上分别亮相，成为各国自我宣叙的圣物。

上海世博也渴望通过展示圣器来制造新一轮的膜拜价值，以填补现代器物原创的空白。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国宝”行列中的最高代表。但此次在中国馆展出的并非原图，而是由某家数码公司制作的百米投影动画。那种宏大的影像观摩形态，引起了本国朝拜者的集体惊叹。为弥补真品缺席的遗憾，在中国馆的另一角落，又展出了明代画家仇英的《清明上河图》摹本。但仇英摹本是以苏州为城市蓝本的，跟北宋京城毫无干系。尽管主办者宣称，由于真国宝无法长时间展出，只能以代用品替之，但这种说辞却无法终止人们的学术质疑。

在中国历史格局的演变中，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北宋京城，位于以汉水为依托的早期政治中轴线（西安—开封，又称西轴线）上；而到了南宋，中国政治中轴发生东移，形成以运河为依托的后期中轴线（杭州—南京—北京，又称东轴线）。这种轴线转移，是中国历史前后分期的重大标志。用苏州代替开封，混淆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样态，其结果是制造了本次世博会的文化乌龙，显示主办方对中国历史的草率和无知。

中国馆策展人的更大失误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国宝”，并非这些只有膜拜价值的艺术品，而是那些改变世界生活图景的日常技术及其器物，也即“三大发明”之瓷、茶、丝。这个日常器物的三位一体，才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活发明，并因郑和七次远航的缘故，在16～19世纪形成强大的文化传播势力，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图景。不仅如此，这些寻常的中国古代器物，也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中国参加世博的主要展品。

基于跟世博的密切关联，拥有完整进化脉络的中国古代器物史，应当成为上海世博的历史叙事主线，但它却遭到了主办方的鄙视。在某些官员看来，农业时代的文化遗存，只是一些乡下人的破烂而已。这种观念导致本次世博不仅丧失了推出原创器物的能力，而且丧失了必要的历史记忆。那些重要的器物组合，没有在面积庞大的中国馆里得到集中表达，相反，它们被分散在浦西城市案例馆（苏州、宁波和杭州等）的角落里，仿佛是一些脆弱而细小的碎片，无法支撑起宏大的国族叙事。

城市案例馆中的苏州展区，用绘有写意山水的山墙招引游客，并指望以“刺绣叙事”来概括该城的文化特征，但因策展不力而变得柔弱平庸。整个展区简单罗列着各类刺绣作品、几张绣架和几块凌乱的绣绸。它们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联，也没有叙述的新意，完全不能表述苏州历史和现代性的逻辑关系。这种叙事的无力性，弥漫于大多数本国场馆，成为上海世博的最大困境。

唯一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美院为宁波滕头案例馆所做的展览设计。整个建筑外墙使用“破砖烂瓦”，而内墙装饰则采用竹片拼贴，制造了向农业时代制作技术还原的浓烈气氛；屋顶上有一堵散发水雾的绿墙，以及一小块长满水稻的土地，表达出华夏农业文明的鲜明特色。这种质朴的手法，产生了强烈的叙事效果，它举轻若重，重建了东方文明的伟大标杆。但这座场馆遭到了“边缘化”处置。它位于世博浦西园区最南端的围墙边侧，犹如一道泛黄的老式花边，参观者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发现这座“最后的建筑”。

我们已经看到，本次世博的各国策展人，热衷于引进那些超宽屏幕、3维、4维、IMAX和全息电影，以及各类LED照明与高清投影技术，而数千万观众也为那些炫目的多媒体影像效果热烈欢呼，甚至不惜排队10个小时观看沙特馆，由此创造出“坚韧的排队者”的等待奇迹。这种20世纪中后期就被发明出来的“大排档科技”，泡沫般弥漫在整个园区，把世博会变成了寻求感官刺激的游乐场。韩国馆派发歌手演唱会门票，甚至引发一场激烈的流血骚乱。据西方媒体报道，事件中有一女死亡，十多名武警重伤。面对文化大衰退的时代，上海世博的命运就是如此。它无法抗拒来自娱乐消费欲望的强大声浪。

这就是本届世博留下的复杂印迹。它包含值得夸耀的成功，也拥有大量失败的案例。但无论如何，它向中国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堂。基于那些器物发达国家的参与，它们卓越的器物与技术、优秀的创意及叙事、严密的会展管理水平，启动了中国人的文化智力。大批青少年在世博园里游走，越过那些精心布置的器物现场，如饥似渴地吸纳与教科书迥然不同的人类普遍价值，这是令人鼓舞的迹象。在强大的外部启蒙浪潮中，中国原创基因觉醒的时刻已经到来。2010这年，有望成为中国创意元年。世博的文化启蒙价值，比它的器物观看价值更高。

注释：

①关于徐荣村是否出席过伦敦世博会，学界目前尚有争议，本文在此不一一细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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