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行之的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作家出版社，2007；简称《青春》）是一部写理想的小说，把它命名为《当理想成为往事》也未尚不可，不过它如此命名与作品内容相吻合，更具文学的意味。
当今社会，讲理想成了奢侈而费力不讨好的事，何况我们几十年讲的“理想”是舍弃了单个人内在（在“存在”的意义上）心情，高悬于社会和人之上，与实际生活——社会进程相比，形成外在的虚缈与内里的“南辕而北辙”的明显反差，其实这只是政党和社会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推行，到头来平民和大多权贵莫不受其戕害。人们对这种“理想”产生了厌倦（于是才有1978年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难道人类就该抛弃理想，甚至讳言“理想”这个充满青春激情的词吗？事实证明，无论我们如何厌恶那种实际上给人带来苦难和恐惧的“理想”，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按海德格尔说法是“人被扔入世界”），就会有理想，真正的理想伴随其此在即生存，植根于个人心中，成了人一种基本的生活情态，“人只有充分展示他的力量才能够解决他的存在问题”（弗洛姆语，见《青春》后记），理想是具体的，与个人的生存状态紧紧相连。所以，人即使嘴上不说“理想”，其实都有理想，而且尽自己力量实现这种理想，这种理想接近信仰，与人的的生存相契合，更富有青春气息和个人色彩，也就更具有本真和亲和的意义——接近人类的生存本质。人类因理想而存在而发展。人就是实现理想的一个流动的过程，其瑰丽与湮灭正是这个流动过程的生动体现。
自然，人的理想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社区、村落和家庭）。陈行之作为下放到陕北的知青过来人，一名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才情，进入21世纪“完全彻底地把文学作为惟一生存方式”的作家，一如他抓住《青春》的素材——他在生活中看到和听到的，以及所思考的，都离不开特定历史状态中的陕北人，而且他借助沉默的、汪洋洋恣肆的、既给人冲击又给人心灵抚慰的黄河进行观照，对笔下人物“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本人的人”做形而上（哲学）思考，他力争还原他们建立在个人存在意义上理想追求，应该说陈行之实现了这一艺术目标。瑰丽是理想的瑰丽，更是人性的绚瑰丽，是人性——建立在理解、尊重、尊严、宽容、怜悯、生命情怀等精神基础上的瑰丽，如果背离这些，理想就成了人之累心之累社会之累，人也就成了失败——湮灭的起点。很明显，陈行之从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汲取思想能力和艺术能力，对“理想”重新进行检视。所谓《青春》是“跨越历史政治与人性的文本”（李洁非语），当然是陈行之文学突破的一种努力；其实就是在正面面对历史又不被其所意识形态化的理想所囿，面对人性又不被其阶级阶层和原始的动物性（如身体性展示）所囿，陈行之在人的哲学之思上——在《青春》中具体体现为存在主义美学（哲学）的借鉴运用——对几个历史和现实故事的人做了还原（不是像有的作家让60年代人说出90年代的时髦话），他的思想方法与艺术方法以及艺术效果达到了统一。
生存还原精神还原造就了《青春》不同凡俗的思想艺术质地。
于是，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以历史理性“正面”表现历史（20世纪初晚清变革、30年代陕西苏维埃、60年代文化大革命及知青下放、90年改革开放），也就是不否定已经发生的旨在争取有更好生活的变革和革命，肯定人性高于阶级性，而这种人性具体诉诸于人的生存性，也就是“此在”、“心情”和“人生设计”的具体情状。它不但是陈行之力图在作品中建立的“哲学通道”，而且赋予人物形象以丰沛的存在性的感性内容。由此，《青春》“展现出独特的理性风采和人性深度”（雷达语），“成为一道别具一格的文学景观，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陈忠实语）。
二
陈行之没有偏废长篇小说的故事元素。《青春》有两个核心故事，一是母亲石玉兰和儿子石绍平的故事；一是北京知青吴克勤坚守下放地，后举家迁回北京，后来又返回山乡。吴克勤的故事套石玉兰的故事。两个最主要人物都是以坠死黄河（湮灭）而告终。都是发生在陕西崤阳县洛泉地区——黄河边的故事，黄河见证了他们命运，也见证了这段几乎涵盖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还有一个贯穿性的人物是下放知青苏北，他的数次重返下放地马家崾岘村，是这两个故事的连结者审视者思考者，几个人物生存命运的还原者，富有思辩的叙事者。《青春》是凭借故事及故事中的主人公进行还原的。作家的叙述过程就是还原过程。理想主义者命运是《青春》的叙事主轴。商绅世家的井观澜、井宽儒、井云飞、石玉兰、石绍平；苏维埃革命阵营的马汉祥；马家崾岘村党支书吴克勤；还包括苏北与大自然的黄河——他们的音影笑貌一一复现。
任何理想主义者的理想，一开始都是有着向上的人性和人生起点，都充满青春的朝气。都会给当事者注入巨大的激情。有三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向度，一种是把自己年轻的生命付托给意识形态化的理想，如可以回城而坚守山乡的知青吴克勤，在一次洪水中为抢救一根集体木材而损命的知青郭焰；一种是始终基于个人性的生命情怀（这种基于个人性的生命情怀，当然不是脱离时代社会而纯粹存在的，而是涉世历世之后的个人选择），如井观澜和石玉兰；一种则是前两种的交融，如农会主席马汉祥。
在作品的叙事——艺术形态上，作家以“知青郭焰之死”为前奏，由浅而深——由现象而溯源，娓娓道来。《青春》一开始，作家以正面角度对知青郭焰进行了生存还原，显现了主要人物活动舞台崤阳—洛泉生存还原之冰山一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在崤阳县一次抗洪抢险中，知青郭焰奋不顾身拖曵一根木材而丢命，被当局以“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做交待，生前她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的油印稿做为献身革命理想的见证。然而实际情形并没有如此简单。“我”（苏北）“知道那里讲述的不是她的真正的心声”，于是尝试对她进行了生存还原。她的父亲是个级别很高的一个将军，文革中没受冲击，所以她满怀青春的激情投入文革。后来，她父亲也遭受了冲击，被解除了职务，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她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从她身上再也感觉不到清纯，感觉不到青春气息。”（P11、12）她这时才开始真正的精神成长。原来她的英勇抗洪乃出自另一种心理，“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本人的人”成了她此时此地的心情或理想，显然她的“理想”下沉了或扭曲了。应该说，这样的“精神成长”却是当时知青一代从云端跌到地上普遍的精神现实。
如果说，作家只是以这个简单事例切入，揭示生活的外表与内质有着巨大反差，那么充其量只能显现理想主义者“湮灭”的一面，“瑰丽”不过是青春年龄本身的一种自然光彩，意义则不会太大，作家显然想掘进社会、历史和人性深处，把建立在个人存在意义上理想追求的瑰丽的一面突显出来。人性方有深度呈现。
三
从留在村里做支书的吴克勤的叙述中，石玉兰、绍平母子和马汉祥出现在我们面前。
石玉兰的身世背景有些复杂。她是佃农石广胜的女儿，神差鬼使嫁给了大地主大土匪井云飞做第三姨太太，生下了绍平。其实井云飞秉承祖父和父亲的忠告，是个儒商，待人（包括下属为讨好他送来的石玉兰）不错，出自内心做善事，在当地颇有口碑，他屯兵也是从保一方安宁出发，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共产党做的实际上是他做过的事情，他不明白“是什么东西把我和共产党推到了对立的位置。”（P238）后来他落入别人设计的陷阱，遭遇了灭顶之灾，他慨叹：“理想主义者未必有好的结局。”他鼓励被包围的民团投降。（P244）最后叫石玉兰带着儿子逃走，并要她“使儿子绍平恨他。”（P252）这实际上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理想主义者井云飞。因为凭着自己是佃农女儿，曾给马汉祥小小的帮助，预感马汉祥会接受她母子，石玉兰毅然投奔了以阶级划线，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苏维埃马家崾岘村。果然她母子被农协主席马汉祥接进了村子。（P39）她与儿子被“扔”在一个陌生的，既充满希望又险恶性丛生的情境中。
至此，作品为主要人物设立两个层面的生存还原，一个是现实横向的，一个是历史纵向的。我们先分析第一个层面——石玉兰和儿子绍平，以及马汉祥。
石玉兰母子在马家崾岘人眼中是万恶的阶级敌人，没有做人的资格。石玉兰心里明白丈夫以及井家三代有理想有骨气的真实面貌，在井家由盛而衰中，她的精神随之成长，学会了忍耐，开始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本人的人”的面目出现，而青少年绍平的精神成长就经受了巨大的煎熬。因为他小时从父亲身上就知道什么是人的尊严，“感受到了这个人的力量和尊严，感觉到了他在那个未知世界中的游刃有余的智慧，父亲正在成为这个孩子心海中的灯塔。”母亲也教导儿子要有同情心，同情穷人。（P179）刚进村子，他们就遭人白眼，14岁的绍平十分敏感，在一次沉重的劳作中又受到了同伴双柱的羞辱戏弄，他忍无可忍扑到双柱身上抡起手臂左右开弓，直到双柱喑哑、低弱，他“仍然不顾一切、没头没脑地打着。他的意识处于一种可怕的癫狂状态，完全不考虑后果了。”这样一来，“马家崾岘的后代愤怒了……他们发一声喊，一齐扑向绍平，踢他，打他，咬他。绍平不躲闪……他渴望着被人殴打，也渴望在这个时候死去。他活够了。”（P59）由于石玉兰带着鸡蛋顶着马栓怒火向马家谢罪，加上马玉祥帮着做工作，“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玉兰在马家崾岘人的心目中逐渐有了一人公正的位置——当然，这也与她平素的所作所为有关。”（P60）这说明马玉兰似乎符合做马家崾岘好人的标准（拿毛泽东时代的话就是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做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实这是很难做到的——骨子里她做不到，她家（包括夫家）在做人做事上给予的文化影响，通过血缘凝聚在她身上，是她做一个本真的人的精神基础，因此生存还原——“非我”与“本我”成了她灵魂深处的斗争，她的理想就包含这样的两种色彩，后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此两者消长起伏的展现，由此呈现了人性的力量，生命的瑰丽。
农会主席马汉祥的精神基质同马玉兰有相似的一面。民国以后，他的家遭受了兵燹之灾：杂货铺被兵匪抢劫，父母亲和妻子均被杀害，他带着年幼的儿子喜子向亲人求助遭到了妹夫的白眼，把儿子寄托给亲戚，他到处打短工挣钱，希望再弄起一个杂货铺来。他当然受到革命的招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立场和不同于当地农民的眼光和智慧，从贫苦农民中脱颖而出。他“作为农民协会主席、赤卫军队长在马家崾岘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他比较有同情心，比较能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如对可杀可不杀的地主马占鳌网开一面。（P268、269）又如他力排众议接受玉兰母子。不过，革命就是他的理想，他全身心扑进这个理想，革命几乎成了他的“本我”。然而，从他的经历——生存意义上，他会思考，他发现如火如荼的革命并不是他所想象的（他后来受到来自上级对他“右倾”的批评），就是说，同他个人的理想不是一回事。他仍一如既往投入革命，却保持并流露作为一个正常男人的良知和温情，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性光辉。在他的影响下，“马家崾岘人甚至还经常理性地提醒自己说——他们（玉兰母子）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P272）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玉兰，她“把马汉祥看成救命恩人，一门心思想着做什么和怎样做才能够让马汉祥高兴，并且以此向人们证明马汉祥当初留下他们是正确的……事实上，这已构成了石玉兰主要的人生动力……马汉祥成了石玉兰的精神主宰。”（P270）这样，在石玉兰“做一个并非自己本人的人”的理想里，依然保持着她个人精神的东西——自己内在的精神渴望。
我以为作品对绍平生存心理及其转变的刻划是准确的，十分精彩。他年少气盛，与双柱撕打是他反抗压抑、卫护自尊的本能，在马家崾岘人看来是反动阶级的疯狂反扑，形势对他母子极为不利。也说明“做一个并非自己本人的人”于他刚刚开始，所以格外艰难。“他的生命仿佛是从十四岁开始的。”（P95）那次事后，他对母亲说“我想爸爸”，（P61）他是想从父亲那里找到独立于世的精神力量，这是纯洁人性的流露。明察时局的马玉兰执拗地要他不要这样想，绝对不能这样说！“她答应丈夫的嘱托为儿子精心编织的故事，已经天衣无缝，以至于她自己都认为它是真的，在对于可怜的儿子的欺骗中，她没有任何负疚的感觉，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她照马家崾岘人的思维逻辑，丈夫也是这样交待，把井云飞矮化妖魔化成十恶不赦的敌人，以此欺骗同时拯救儿子。“红军镇压他是为老百姓除害哩！你如果能这样想，这样恨他，你就能好好活人。”“你已经是大人了……你得让马家崾岘的人认为你是他们希望的那种人……孩子，我们是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人哪！”玉兰抽咽起来。于是他彻底改变了。他必须调整自己，必须牢牢地记住恐惧，必须让自己能够躲避危险。（P62）所以他为能参加马家崾岘担架队支援前线而自豪，这也是母亲所希望的。其实也是他们记住恐惧躲避危险的一种体面方式。果然，在战斗中，他放下了精神负荷，以一个与双柱他们平起平坐的身份，消弥了敌对情绪，还建立了友情。“他们是一架正在磨合的机器，彼此寻找着需要适合和迁就的地方。”但他的“个人心理”没有改变，“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们（母亲和未婚妻），我不能叫妈妈脸上没有光彩，不能叫桂芳婶永远那样看我。”（P90、91）这种“用可怕的奔跑来向人们证明自己”即“做一个并非自己本人的人”对于他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他即使在战斗中，同伴对他父亲井云飞有意无意的谈论，都会刺痛他的内心——“本我”。十二天十二个人一个不少，凯旋在望，但伙伴们的阶级意识抬头，又把他看成另类，这时喜子“一把揪住了绍平的胳膊，不由分说从肩上拿下了两条枪了。绍平试图争夺，葛满康严厉地瞪了他一眼，绍平只好走开。”（P185）他的自尊又受到了冒犯。
在担架队回撤中，在马家崾岘的对岸发生了战斗，几个年轻人不分阶级，又抱成一团英勇战斗。为抢救双柱等伙伴，绍平奋不顾身，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几个伙伴（包括马汉祥的独子喜子）先后牺牲，只剩他一人。马家崾岘的村畔上站着许多人看着这边，那里有妈妈，有未婚妻文香，有好心肠的马汉祥，黄河一直伴随他，他才十九岁呀，他觉得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去做，他要为死去的伙伴立碑，告诉乡亲他们是怎样的人，他要活下去！所以他举手投降，还被逼着一一指认死去伙伴的尸体。（P210、211、212）
当被押解的他纵身跃下山崖跳入黄河，是无言的黄河救了他，马汉祥乡长接应了他。正因为他一人平安回来，他立即受到马家崾岘人的怀疑，母亲石玉兰立即看到了危险而可怕的后果，儿子应该死，不应该活着回来，他必定走不出他爸井云飞的死亡结局，她必须帮他——只有母亲才能最好地帮助儿子，同时证明儿子无愧于马家崾岘人。在他哭叫着向她爬过来，她从别人手里夺进枪，射杀了他。（P284）于是，人们由对绍平的的仇恨转换为怜悯，“开始自责，开始后悔刚才那些失去理智的行为。”（P286）
石玉兰这次“做一个并非自己本人的人”的决绝行动闪现了生命的光彩，又一次扭转了人们对她家的看法。其实她是多么爱这个儿子！她的这个行动又与丈夫井云飞的精神相沟通。“我没能带好你的儿子……可是我尽力了呀！”一个黑夜，黄河成了世界上她唯一的陪伴。她双手挖棺，手上的指甲全部脱落了，鲜血一直在流淌，她把脸贴在棺材上面，觉得触摸到了儿子的体温。她爬到黄河边上的山崖，坠入黄河，她用全部残存的生命呼喊儿子的名字。黄河轻柔地把她搂进了自己的怀抱。（P302、303、306）只有黄河才理解和宽待这个苦难而孤独的女人。她生命的光华都是在生存境况中迸发的。
四
现在我们来分析第二个层面历史纵向的生存还原。井云飞、马汉祥和吴克勤分别来自不同的时代，但都是从一介平民上升为能在一定程度操控别人的人，所以其理想具有公共性而且能付诸于行动，但是这种理想及其精神动力，井云飞主要来自祖父井观澜和父亲井宽儒。
井观澜做过清朝的知州，清正廉洁，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他尽管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内心却一片光明，他知道官场的险恶与腐败，规劝儿子“切不可涉历仕途，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在儿子井宽儒选择经商，他又嘱咐两点：靠诚信、品行、朋友帮助，此为立德之基；官道凶险，除非万不得已，切不可和官府瓜葛，远之，避之。在儿子经商财富急剧增长，他数次警告儿子适而可止，积累过多家财于后代不利。（P122、123、124）
井云飞的记忆中，父亲井宽儒威严，身上有一种高贵典雅的气质。他做的每一笔生意都是合法的，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因为信誉问题产生纠纷，他总是用比别的商户优厚的条件结算账目，竟然还在靖州城里修建好几处客栈，专门提供南来北往的客人，一应费用全部免除。井宽儒是井云飞的人生楷模。井云飞亦步亦趋地沿着父亲开拓的道路走，他走得很好。但他的婚事不怎么顺利。（P125）于是他开始与政治胶在一起。他第二房妻子傅美珠身手不凡，争取政治人物的帮助，很快帮他化解了那场危机。（P128）政治不可回避。他又娶了第三房——佃户石广胜的女儿石玉兰。他不是抢占，而是热心为她父亲治病，对玉兰周到体贴，既把她作为自己的女人，又作为女儿爱着，宠着。
石玉兰体验了人生的全部幸福。（P137）她带着儿子躲在地下室，亲眼目睹丈夫的从容赴死，绍平“突然感觉母亲剧烈地地抖动起来，随之就瘫软下来。”（P247）这说明她彻底融入了井家，井家那种精神气质融入了她的血液。不过石玉兰的信仰或理想，更多体现在他对儿子石绍平的呵护——人格和尊严以及人生的锻造上。
马汉祥和吴克勤的理想则来自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俩是主动投身于革命运动。吴克勤这个人物所担负的“意义”是大于马汉祥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支撑性人物。我以为，从生存层面的刻划上，吴克勤逊于马汉祥等人，他的生存和生活轨迹缺乏必要的铺陈——相应的生存还原，使得他理想主义情怀的丧失甚至湮灭——悲剧意义的突显受到了阻遏。尽管作品点明了他的身世和成长史（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那个时代被整个社会所唾弃的大学教授，他只是红卫兵外围组织的一个活跃分子，但他写的批判性的大字报非常著名，受人艳羡，他是被时代的狂热氯围鼓动着而植入了革命理想。我以一个过来人揣测，他这样做一定含有“躲避自身危险”和“解救父母”的深层动机。下放后，他以青春力量践行这种理想，和本地一个贫农女儿结婚，成了村党支部书记，（P24）这有他真心献身革命的一面。可是在长期的乡村生活中，他也会听到乡间流传的石玉兰、马汉祥的故事，或者说他“创作”了石玉兰的故事。（P358）他个人化的精神诉求不正含藏在这故事之中么！他内心把石玉兰自身化，想改变和走出她的结局，所以，他矢意坚守在乡村已经植根于个人化的动机！直到一九七五年前后，所有北京知青都离开了当地，他仍说：“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说过去就过去了？”（P30）表面是革命信念不动摇，骨子里其实就有连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存在意识”。
这里，作品似乎不按照石玉兰等以个人生存状态来展现其理想，只是强调他忠于一种虚幻了的革命理念，他扎根乡村的生活情态被疏忽和遗漏了。实际上，以郭焰的死为例，知青苏北都开始怀疑或者说觉醒（前面已涉及），难道他心中就没有波澜？此时政治运动在继续，他的家庭、他父母的日子更不好过，他的占据马家崾岘高位——他仍以高昂的脸孔生活着，在外在形象上确有践行革命理想的效果，但在内心，更应荡起怀疑和觉醒的涟漪。在内心他一定有类似石玉兰母子“必须调整自己，必须牢牢地记住恐惧，必须让自己能够躲避危险”的考虑。当然，以强劲的时代氛围和他的坚强毅力，在革命的路上他会比石玉兰甚至比马汉祥走得更远。
在漫长的乡村生活里，作为村支书，他一定也遭逢地像当年马汉祥对待石玉兰母子的人和事，肯定有自己的“境遇心理”，尤其是，当石玉兰母子的故事植入他心中以后，他一定会反复咀嚼个中的无尽意味。这一切却被作品简化了，因而影响到吴克勤这个人物形象的深度挖掘，其悲剧意味的深刻揭示。联系到后来——
因为身体原因卸掉了大队党支书的职务，他“开始在自己的承包的土地上为自己进行粮食生产……每一年都超额交售公粮，但是他拒绝任何荣誉。”他对被树为典型已经厌恶，拒绝上级领导把他树为“致富能手”。他看透了因宣传当年知青的先进事迹而升官的贾谊书记继续捞取政治资本的真正用心，说“我就是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其他什么都不想，就是想好好活着。”作品也提示说：“我们应当关注这个人的这一重要变化”，而且以苏北的角度判断，“他一定是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突然发现他……成了局外人。”（P313、314）——这“局外人”角色及其命运，早已经在井观澜、井宽儒、石玉兰、绍平、马汉祥等人身上演绎过了。这说明他对时代终于喊出了他的质疑与新的自我设计——准备开始另一种理想。这正是他跨越当年马汉祥的地方！这质疑的由隐而显的漫长心理轨迹——他在马家崾岘的“此在”、“心情”、“人生设计”即生存性——却是语焉不详。
实际情形应该是，他的生存境遇加上他已感受到了这些人身上的个人精神，从而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质素（比如质疑和拒绝；前面已提及）。从大时代来说，1978年执政党的拨乱反正（以阶级斗争为主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主）是他极大的震动力量，而对于他“这一个”即使选择继续扎根乡村，也应该是有相应的精神基础和心理基础。作品对这些内容的忽略，我以为有两个原因：从作者的角度，大概是因为这段“变革现实”读者耳熟能详而没有提及；从这个人物自身角度，精神和生存活力趋于微弱，理想（生命）的瑰丽成色随着青春的逝去已被其湮灭状态所取代，因而现实中的他继续演绎着“局外人”角色及其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李洁非关于“吴克勤，那个讲述了这个母亲故事的人，用一生实践了故事所给予他的震撼、感染和启迪”（《 跨越历史、政治与人性的文本》）的观点显得空泛，不得要领。
如果追问一下：吴克勤怎样用一生实践了故事所给予他的震撼、感染和启迪？这方面作品也没有提供多少有机内容。作品倒是用了许多篇幅写了他的落魄（用李洁非的话说就是“作者对当下现实中激情的衰退感到失望”），在我看来，正好展示了他——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湮灭——由于社会流变，他因自身“油尽”而加速熄灭，符合作者的深层意蕴或创作意图：那段辉煌的岁月变成了“一个丧失自我的人对自我连续不断的撞击与毁灭。”
他“这个在黄土地上坚守了将近十六个年头的北京插队知识青年，终于放弃了对于时代的承诺，放弃了已经找到是最适合自己的活法，决定全家迁往北京。”（P316）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在北京他一家生活无着，妻子经常到早市上拾捡烂菜佐餐，他竟去街头讨钱，而被一个年轻警察抓走。他的“先进知青典型”身份的意义早已被时间抽取光了，而且，他还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揪斗事件彼此还结着恩怨。”（P320、321）他感叹：北京不是咱呆的地方。一九八八年春天他一家又迁出北京，回到了下放地。（P322、324）作为一个落魄者，他在京城遭际即生存描写是深刻的，反映出他精神世界的虚空即耗散状态。不过这样的深刻认知更多是出自于叙述人的阐述，而不是他生存境况所自然流露出来的。
悲剧在继续。回到马家崾岘村，他和妻儿安心种养，他很知足，如此境遇中，他的理想就是“攒钱为虎生箍上三孔窑洞，让他娶一个温柔体贴的好婆姨。”（P335）也就是他的理想开始同他的生存性契合起来了，他的理想也就是一个普通庄稼人的理想（当时在乡村具有普遍性）。可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平稳生活又被打破了。这天他去砍柴，已有足够的时间回顾往事，“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以为拥有整个世界，其实那只是虚幻，那只是一种青春冲动臆造出来的虚幻……他不约束自己，放纵开感情，痛哭起来。”此时他一定记起当年石玉兰的恸哭。他哭得多么真诚而无奈啊！一小时以后，他几乎蹈石玉兰覆辙，在黄河边摔死了（P340）。在精神空茫上，这样的时刻吴克勤和石玉兰是相近的，也就是心中理想的彻底破灭，沉默的黄河做了见证。但是，石玉兰理想追求瑰丽的一面植入了读者心中，压过了其悲凉——湮灭的一面，而吴克勤恰恰相反，其理想追求悲凉——湮灭的一面掩盖了瑰丽的一面。此时，虎生得了矽肺病躺在床上：五十出头的秀梅看起来足有七十岁；官场失败的金超回到家乡当上一个副县长，他的妹妹开了月饼商店，把钱赚海了：不是村长不是民办教师的马双泉替虎生等三十七个矽肺病人打官司，要求煤矿给予赔偿（一年前他的三孔窑洞和婆姨及两个儿子被人炸了）；而且大家都不知道母亲和儿子绍平的故事。（P352、351、349、354、358）
一个理想主义者从思想到肉身的湮灭就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
五
如我开头所说，《青春》的成功与陈行之从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汲取思想能力和艺术能力，以及在悲剧艺术上坚持“80年代文学传统”。“此在”、“心情”和“人生设计”在《青春》里是人物感性的存在，相关内容非常显豁，简直俯拾皆是。其实它们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美学）的几个关键词。即使同一个人物（如吴克勤），有的人生段展示得较深刻，有的人生段则较模糊，都与此能力的运用程度紧紧相连。
没有“自在”就没有“自为”。而真正自在是存在，不是理性。“存在首先存在于作为整体性的人的此在中.此在的命运是：被死夺去了依托的被抛；无意识的普遍的沉沦；有意识领悟着的筹划，以此揭去此在的遮蔽性而显示、生成在的可能性。所以，此在是有限的、暂时的、非确定性的可能性在。正好和传统的理性所要求的人……相反。所谓人的原罪心理，恰好确证着理性要求的重压和潜抑，生存或生命成了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连每一个生存的瞬间都必须纳入理性的永恒，并仅仅为永恒而存在。”“先行入死，此在的此时性便获得了存在的绝对意义，也就是突出了此在作为非确定的可能性本身就是瞬间生成的……为的是实现此在在当下瞬时的生命活力，使人成为一个自主自决的真实存在。”“感觉，是人的此在本身的能表达或表达能力，它比说更根本。”（《诗人哲学家·跋（张志扬）〈论无蔽的瞬息兼论诗人哲学家的命运〉》[1987]P493，P494，P502）
《青春》人物的生命或生存的显现不正是这样吗？不过，以石玉兰和吴克勤为例，这两人所渴望所面对的“理性”又有不同，吴克勤的则狂热得多，是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石玉兰则内敛得多，“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本人的人”。然而在吴克勤的心灵深处，肯定有像石玉兰那样的“生存理性”。
“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生存先于本质，以主体为出发点。”“生存存在决定人的存在。”“心情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分为阴性心情（不安、忧郁等）和阳性心情（欢乐、高昂、满足、幸福等）。”“‘人是设计’，这是存在主义的一个根本命题。人被抛入世界，被抛入的同时获取潜能，所以可以设计。”（今道友信等《存在主义美学》[1987]P3，P12，P15，P16）在“被抛入”某种情境而获取的潜能上，石玉兰更爆发出生命的能量而显瑰丽，吴克勤则显现无可奈何。我曾对新时期悲剧小说艺术形态的变化做过探讨，认为“价值——毁灭”、“苦难——反抗——毁灭”和“苦难——麻木沉滞——自行毁灭（湮灭）”三种悲剧模式中，后者注重写生存境况、生命情态，写“过程”：人物的心理、意识和情绪；情节淡化，戏剧冲突弱化，可读性减弱耐读性增强；创作主体的民族意识全人类意识；悲剧艺术思维的多向性及开放性，主题的多层涵义和模糊性，等等，因而悲剧意味更为郁然沛然。（《新时期乡土小说悲剧面面观》1989年第一期《创作评谭》）所以从现代悲剧的意义上，我以为吴克勤大于石玉兰。
“历史的目的就在历史自身，在它的每时每刻。千差万别的各时代各民族历史中最普通、一般和永恒的东西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无意识的基础上的。揭示出历史的深层结构，写出历史无意识基础，极而言之，就是一种哲学。”“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把握对象就意味着把握对象整体在历史中的结局生存和转换，而不是个别事实在历史中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这是二十世纪历史主义与十九世纪历史主义一个重大区别。”（刘昶《人心中的历史》）陈行之的“理想”、“信仰”和“青春”写作别开生面，他富有人性深度情感厚度历史蕴含的创作给当下热闹而疲软的文坛提供了新的参照。《青春》的现代性或现代意识与喧哗一时的先锋派不可同日而语，后者与“世界接轨”的现代理念（如基督、忏悔、荒诞、魔幻等）急迫而明显，中国化血肉则是片断甚至肢解的，而前者的现代思想艺术完全溶解在中国化血肉灵魂的刻划之中。
在《青春》的艺术形态上，陈行之没有用深奥的哲学意念，而是用中国化的境遇、心情——性格命运这些感性的东西让读者身临其境，这说明现代哲学的思想方法成了他的主体意识。为了一个故事套一个故事——艺术表达，他也不是用直接写故事、写人物的方法（如《白鹿原》），而是以洞察的、分析的、审视的叙述方法，也就是用一些议论性解释性的叙述。他是基于对存在心理（境遇）的勘探，而不是“形象不够议论凑”。这种叙述既是他的艺术方法或叫艺术风格，也顾及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中国文化加上受几十年好坏分明的艺术模式的浸润，一般读者对人物的突发行为不能理解，必须辅以解释性文字。可以与加谬存在主义名篇《局外人》稍加比较，《局外人》通篇用简单单调的语言写主人公莫索尔的荒谬性即反常性生存（如母亲死了还与女友苟且），来突现他在世界和死亡面前的傲然态度，若在中国，就是加了许多解释也会受到质疑：生活和人生难道是这样么？因而这种解释性的叙述是作品的有机组成。
从外国现代哲学现代美学汲取营养当属于“80年代文学传统”。陈行之说：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二十多年探索和发展……就我个人来说，二十多年是我生命的核心区域，这段时间应当是最富于创造力的时期，但是我并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的作品。这部长篇就来源于1987年写的一个中篇《母亲·儿子·黄河》。他还提到诸如克尔凯郭尔、弗洛母、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后记”）正是存在主义美学，开启了他的精神视野，使他感觉在这部中篇，“对题材和人物和处理都趋于简单和肤浅，脱离了人物的内在性格逻辑……作品所提供的大量微观精神世界的描写，又使得它显现出一部优秀作品的内在品质。”这就是说，这部作品有基础，而且显示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思想方向。这说明了他与80年代文学传统的内在关系。
以陈行之为例，足可说明“80年代文学传统”的可喜延续，确有那么一拨作家沉潜多年终于以坚实的作品挺立文坛。当然更可见证，同样历经“80年代文学传统”，已在文学单位（文学地盘）占一席位置的某些当红作家习惯性写作背后的精神疲惫；新的文学时代正悄悄到来。
(2008年7月11日—19日 上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