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读者那里，阅读小说的行为基本诉诸于对故事和人物的需求，那是这门艺术所能构成的最主要最原始的乐趣，在整个古典时期，以及现在的流行、通俗小说中，对故事和人物的愉悦都是阅读小说最单纯的享受。但当小说发展到“现代”形态，它在继续提供故事和人物的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思想的载体，甚至是思维方式本身。对现代小说而言，作家间的重要区别，不在于他们讲述的故事与人物以及讲述的方式不同，而在于每个人为自己的写作制订的叙述策略。现代作家——尤其其中的佼佼者——难以满足于仅仅将故事和人物写得生动，他们普遍把一次叙事视为对生活、历史、存在和人性的回应，这种回应显示了责任心和精神质地，也显示了作家的认识力和批判力。然而，艺术的特性不允许作家把自己的感怀、见解以直接的方式加以陈说，因此，他必须寻找、确定一种叙述策略，使有关故事和人物的意义的探讨完全转化并呈现为叙述过程本身。这意味着，叙述策略就是现代小说艺术构成的一部分，换句话说，阅读现代小说除了领略故事和人物之外，如果读者愿意还可以去品味作者的叙述策略；尽管只读故事和人物也完全并无不可，但是当你能够注意作者的叙述策略时，你对一部作品将了解得更多，因为那里往往隐含着作者对于这部作品的某些根本观念。
这种必要性，在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面前，显得格外突出。这部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是惊心动魄的。但我发现，阅读过程中间我最大的兴奋点始终并非惊心动魄的故事本身，而是有一种力量在吸引你一直从心底发出一个追问：究竟是什么让作者陈行之先生产生必须去完成这样一次叙事的冲动，以及透过故事和人物，作者究竟整合了怎样的精神探询？
读者肯定会对小说的一个故事套着另一个故事的结构感到好奇。陈行之从知青写起，引出吴克勤故事。吴克勤似乎将是小说的主要人物；然而，吴克勤故事几乎刚刚开始就突然中断了，吴克勤从故事主人公变成了一个讲述者，另一个数十年前的传说成为小说叙述正面和主干的对象，它占据着整个叙事的绝大部分空间。直到尾声，才重新回到吴克勤，时间也从“文革”中跨越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作为熟悉八十年代小说形式变革的批评者和研究者，我瞬间的反应，也落在形式上，以为作者像当年的实验小说一样，有一种“玩叙述”的趣好和旨归。然而读完全部掩卷以思，我根本否定了上述错觉，我知道陈行之的做法，不是技巧性的，是一种思想方法，是一种主题的表达，也就是说，是他对所欲揭示的东西采取的叙述策略。
知青题材、革命历史往事、当下现实中贫困地域的生活场景，这些内容本身没有特异之处，在以往小说中，我们能够分别找到大量与此相关的作品。问题在于，陈行之把它们放到了一块儿，完整组织成一个叙事。因此，它绝不是相关题材创作的重复，它本身是一种建构——用通俗的话来说，它建立了一种联系，使从生活角度看似分散然而实际上有共同内涵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
这种联系，就是20世纪中国动荡着的历史，以及驱动这种历史的力量——至少从理性角度看这历史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改造现实，使社会更健康、更美好、更幸福、更人道、更接近于“大同”的理想。20世纪中国的根本动力，它发生的每一件事，在于对积弊的革除和对更好社会的探索，这是小说首先肯定的一点。正因此，它在开始时描写知青运动，有意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笔墨，完全是正面的，乍一看语气用词跟当年的《征途》没有分别，而并不是跳到今天的历史观，让一个时代去批判另一个时代，用后人的是非去笼罩前人的是非。同样，在写到辛亥革命、北伐以及苏维埃时代时，小说也摈弃了主流的历史评判尺度，抛开意识形态公式，来刻画它所知道的生活中真实的形形色色的人。这当中，强烈地传递着一个提醒，即：对历史应该采取理性主义的态度。历史，不是现实之妾妇，不能被翻云覆雨地任意播弄。是的，历史有沉降，有曲折，却并不摇摆，它很坚强也足够清晰，它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虽然要走这样那样的弯路。
我认为，《当青春成为往事》故事结构和叙述策略的背后，是这种历史框架。这一框架，首先是一种描述，其次，也是作者对20世纪中国历史主要精神特征的归纳与抽取。他认为，老中国的死去，在中国历史机体中激活了新的生命，一代代仁人志士薪火相传，为新生的较好的明天去奋斗，去跃进。这就是所谓“革命”的主题。从马汉祥到吴克勤，马家崾岘几代人实践并证实着这种精神。作者钦佩并歌颂这种精神，把它视为“青春”，虽然正像小说题目流露的那样，作者对当下现实中激情的衰退感到失望，并在情节中描写了怀抱理想之士的落魄境况，但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这一精神主题的信念不曾动摇。
毋庸置疑，强烈的理想主义是作者渴望表达的思想内核，也是支撑起叙事和人物的立柱。然而，如果仅仅限于激情的张扬，这部作品就并不能达到应有的深度，那样，它将是扁平的、单面的，将丧失探究的目光和博大的胸襟。理想并非虚无的只发生在情感世界的东西，它将遭遇并投于现实，而一旦与现实碰撞，变数即生，理想再也不像作为抽象物的时候那样单纯，它要与现实相磨合甚至相搏斗，现实中各色人等也会在参与理想的同时把各种主观意志带入进来，从而反转过来使理想发生程度不同的走形以至扭曲。
政治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理想投于现实，必经过政治。政治通常是理想的具体化与实践化；然而，政治远不同于理想，它背负着过多过重的历史、文化的包袱，至少不能摆脱由历史、文化而来的痼疾的缠绕。当人们在旧承袭下从事理想的建设时，往往不自觉地偏离了理想。小说中大家族井家三代人的历史，是这种关系的形象展示。井家第一代人井观澜，在他那个时代有资格称为一个理想者，他没有赶上社会革命的年代，却作为个人做出了努力，如作者所说：“井观澜虽然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内心却一片光明”，这位清王朝的中层官吏，在光明的内心与现实之间，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一个人的社会理想会被政治所损害，他用他一生从政的教训告诫子辈：“切不可涉历仕途，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问题在于，理想的实践绕不开政治。虽然明明有祖训在，井观澜之孙井云飞仍极深地卷入了政治。这个大地主、大商人、大土匪的人物形象，其实有着复杂的社会含义。在历史的规定性下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寄存着许多恶，不过，在某个局部范围，比方说在他所统治的天龙寨，他有信心认为自己为贫苦的人提供了“支持和保护”，他甚至认为，就这种小范围内自己的行为而言，可以无愧地面对共产党人说一句“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而事实上，红军攻打天龙寨时，那些农夫也确实证实着井云飞的说法，他们为他们的“保护者”殊死抵抗。如果井云飞能够躲开政治，如果他仅仅是守法就能够有条不紊地在他的小社会里推行改良，他也许就并不是一个坏人。但他注定做不到，他必须参与权力游戏，在防卫与进攻中与所有政治角逐者一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为非作歹。
与井云飞的故事不同，玉兰和绍平的经历带来了另一种更为深邃的思考——对于其历史正义性毋庸置疑的事业来说，又该如何警惕、防范、消除由政治片面性而产生的可能导致走向自身反面的偏差？人类理想的崇高和美好最难克服也最需要克服的，是现实社会矛盾的因果关系。理想，本身就是作为现实的超越物而被提出和追求，但是，当它去打破现实时，现实由历史遗存下来的矛盾冲突又会反过来困扰着理想的斗争与实现过程，有的时候，这是一种死结。比如说，就像任何一种伟大的理想一样，共产主义事业归根结底也是以人的解放、人性的完全彻底的实现为归宿的，然而，作为对旧社会非人性现实的批判，它首先必须否定阶级压迫、摧毁剥削制度、埋葬剥削阶级，这个过程当然是正义的，也符合历史理性。问题是，理性的事业在实践当中如何充分保证自己的行为避免滑向非理性，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尽善尽美控制的局面。事实上，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苏联革命的历史上，在这个问题上，都出现过种种过激和偏颇。
《当青春成为往事》尝试着提出一个重大问询：历史地看，阶级性的概念以及阶级斗争的实践，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它们是否应该同人性对立起来，阶级性是否应该被置于高于人性的位置，甚至成为人性的否定者？这一问询，最后直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就其本质来说，到底是不是以全人类的福祉、互爱、和谐为终极目标的历史蓝图？
我们看到，玉兰和绍平这两个人物，仅仅因为他们是井云飞的妻、子，就在灵魂、精神上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们品尝着仇恨，在一种生而有罪的恐惧中永远生存在“异类”的心理阴影下，他们被迫比“革命阶级”付出额外的努力来换取尊重（甚至只是宽容），但到头来，他们其实仍然没有被真正宽容，或者说，那种宽容是极其脆弱的，而仇视、歧视却根深蒂固。绍平这个漂亮、本份、勇敢的青年，在“阶级感情”完全转变的情形下，并且是在一番无愧于任何革命阶级子弟的英雄般经历之后，发现从根本上说自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逃脱阶级眼光的怀疑，而他的母亲玉兰也清楚地意识到了同样的事实，她在阶级性的巨大压力下近乎精神崩溃地开枪杀死了她最挚爱的儿子，因为那种压力甚至造成她这种错觉——只有这样，绍平才能真正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仇恨中解脱。
陈行之先生称自己这部作品，是“一个关于母亲的故事”。母亲，乃生育、哺养和爱的象征。小说中，“母亲”形象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和显现着：祖国、黄河以及在现实中承受人生苦难并努力去爱的人母们。正是在这里，作者捧出了他寄寓在叙事中的一种最深的情感：现代中国人，应当以无愧于伟大母性、母爱的心情，面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应当怀着与伤害了母亲同样的负罪感，去审视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应当禀持着回报母爱的感激与热忱，尽民族的、历史的、人类的职责。他心底的这些呼声，在叙事最后回到当下现实时，有觉悟者都能看得明明白白。吴克勤，那个讲述了这个母亲故事的人，用一生实践了故事所给予他的震撼、感染和启迪。
（2007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