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构主义把社会建构的假设引入安全研究理论，强调社会建构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实现了文化、认同和规范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回归，创立了以观念和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体系的社会结构理论。建构主义国际体系社会结构理论架构的形成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我们分析与观察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的相互关系中，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建构主义 安全共同体 以色列 外交策略

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简介

建构主义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逐渐兴起，至九十年代中后期逐渐形成为一派强有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以社会学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当中，重新设定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对分析中东地缘格局下的以色列与美国关系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建构主义把社会建构的假设引入国际安全研究当中，强调了社会结构对国际安全的重要影响，承认知识（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对于改造国际结构和社会政治的重要性。建构主义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安全共同体”，一个是“安全文化”。

1、安全共同体

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曾经说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1]，因此在安全领域中，安全也可以是国家造成的。国家可以构建安全困境，同时也可以构建安全共同体。温特认为国际格局中的“无政府主义”只是国家之间互动所产生的多种国际关系中的一种。[2] 建构主义由此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主要取决于共享观念而非物质力量，国际结构能够建构国家行为体的认同和共同利益，霸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固然有助于国际和平的实现，但是其影响多数是暂时的和强迫性的。只有当国际社会结构的构成主题的国家真正建立在互信、自律和集体认同的基础上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估计和平，其互信与集体认同的体制也才具有最高意义的合法性。以色列作为在阿拉伯包围下的中东国家，其对外的外交策略与安全观念也具有十分显著的危机意识，以色列国防部总司长阿莫斯·亚龙说“以色列很小，输不起一场战争……如果我们要是显示出半点软弱，我们的邻国就会马上消灭我们”[3]而以色列作为二战后新建立的国家，在国际安全领域需要投靠大国以获得足够的国际生存空间。 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战后初期为了排挤英法在中东的传统势力以及在冷战期间为了对抗苏联在中东地区势力的扩张而与以色列逐渐结成了战略的伙伴，从1949到1991年，美国给予以色列共计530亿美元的援助，占同期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13%。[4]在1976年以色列已经成为年度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当然，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演进并非一帆风顺，当中经历了一些曲折和波澜，但是从总体上看，两国逐渐在中东地区的国际格局演进中形成了相当亲密的关系，并致力维护中东地区现有的政治格局与战略稳定。

2、安全文化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的安全利益是由反映了一定文化因素的行为体来界定的，但是并不排斥物质力量（如军事力量等——笔者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在民族国家占主体的当代世界，国际关系共同体能够帮助成员国培养彼此的和平性格，产生强烈的互信和安全预期，从而造就出一种稳固的国际秩序。[5]建构主义并不否认霸权压制各个国际行为体对于形成一定的国际体系的作用，但主张要深入行为体的“内心”来进行研究。国家可以在互动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利益、塑造新的身份，并因之对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产生不同的理解。如在中东世界中，美国对以色列所拥有的“三位一体”的陆、海、空核打击能力并不恐惧，但是对伊朗谋求核力量发展的行为却始终保持警惕与遏制。

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人们对客体（包括其他行为体）所采取的行为能够以客观的态度与视角进行分析。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利益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身份所决定的。如以色列与伊朗如果能够确定对方不再是自己生存的威胁的时候，那么中东地区的战争因素也就会下降很多。同样的，美国在对待以色列的时候，对其国家利益的考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最初的时候美国对待以色列更多的是将以色列作为自己实现中东战略利益的工具。以此保护以色列就是保护美国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但是随着美国越来越将以色列视为自己的战略伙伴，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工具，美国对以色列的保护就具有了更多的本能性。如1981年以色列空军空袭并摧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1982年入侵黎巴嫩，2006年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等等，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舆论中遭到了批评，而美国并没有做出实质的反对。[6]由此可见，甚至在沙龙执政初期对巴勒斯坦的“以暴易暴”的政策在遭到国际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时候，美国也坚定的支持以色列的安全行动。

由上我们可知，建构主义考察国际政治关系侧重于国际体系的构建以及国际体系行为体——国家——的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彼此的认同。这对我们分析以色列对美国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二、以色列对美国关系演变简介

1、“均衡外交”时期

1948年以色列在特拉维夫正式宣告成立，成立后的第二天以色列就遭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谋求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承认，获得大国的支持，就成为了以色列当时所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以色列政府在制定和大国关系的政策时候将目标定位“和一个或几个大国结成联盟，使自己的生存和领土完整得到牢固的国际保证。”[7]当时国际上冷战的序幕虽然已经拉开，但冷战格局尚未完全形成，这为以色列进行“均衡外交”提供了活动的国际空间。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之际，由苏联支持的东欧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军火支援，解了以色列的燃眉之急。[8]美国通过联合国达成阿以双方停火协议并在1949年一次性向以色列提供一亿美元的经济援助。[9]当然，苏联和美国这种援助以色列的做法更多的考虑是拉拢以色列排挤英法在中东的传统势力，但是这对以色列采取“均衡外交”的外交策略营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从增进它（即以色列——笔者注）的国家利益来看，这似乎也是最可取的外交路线”[10]。但是，当时的以色列外交的“均衡战略”并没有为以色列带来绝对的安全保证。首先是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都只是想通过第一次中东战争来援助以色列进而来挤压排挤英法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势力，因此并不愿在中东因为以色列陷入中东的纷争之中；另一方面，以色列国当时的势力还很弱小，美国与苏联都不愿因为以色列而得罪阿拉伯世界国家。

2、以色列与美国趋近

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与苏联对抗逐渐加剧，以色列的“中立”政策逐渐失去活动空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国际紧张局势逐渐加剧，阵营分化逐渐明朗。在这种形式下，以色列国内一些人担心新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如果以色列没有可靠的盟友，将很有可能失去可靠的武器来源。因此很多人建议以色列全面倒向美国。且由于当时的苏联对以色列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问题以及以色列对美国的不断靠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以色列和苏联两国终于在50年代初期彻底断交。此后，以色列更决心全面倒向美国。如1955年10月以色列总理兼外长夏里特指出“同美国签订一个安全条约对我们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在更加重要了……”[11]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型对其后的美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由于阿拉伯国家等因素的制约，以色列对美国的外交转型的短期效应并不明显，但以色列在很多关键场合依旧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12]从此以后，美以关系不断升温，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苏联在中东地区对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的军事援助日渐增多，埃及、叙利亚等国不满美国偏袒以色列而倒向苏联，伊拉克也因为国内爆发革命导致的政权更迭而最终倒向苏联的怀抱，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大大扩展。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伊朗打出了“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支柱”之一的昔日重要盟友伊朗转眼间变成了美国的敌人。为了增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力量与稳定，要维持中东地区以色列的地位与力量对美国来说变得至关重要。有鉴于此，美国逐渐加强了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从肯尼迪时期到尼克松时期，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逐渐增多甚至在约翰逊总统时期以色列接受了美国大量的F-4鬼怪战机等尖端性武器，大大增强了以色列军队的国防与军队力量。到了冷战末期的1988年，两国签订了《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确立了以色列作为美国的非北约盟国之一的重要地位。[13]1997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与幸福……为美国中东的利益所在……”美以两国关系再次不断强化。2001年的“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以及伊朗核危机等国际问题的出现，更不断凸显出两国关系不断加强的趋势和重要性。

三、建构主义对美以关系的阐释

1、建构主义视角下的美以关系现状

建构主义认为外交政策的形成是由于某种规范的情形构成了其外交主题。某种程度上讲，建构主义试图为有关行为体与规范框架之间的关系提供更清晰的论述。通过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能够很好的揭示以色列与美国在现有的中东政治格局下的合作与联合，但是我们首先要仔细分析以色列的外交的国家禀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揭示以色列与美国的“特殊情感”的原因。“决定一个国家的属性的不是其地理位置，而是国家起源、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14] 以色列的民族精神是以色列对外决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以色列文化是一种以追求以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文理性精神作为主要特色的现代性国民文化。[15]在以色列犹太教的基本信条中，“选民”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观念，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择出来的特等子民，肩负着上帝的使命。犹太人的这种观念产生了两个心理，一方面使以色列的国民在思想上产生了崇高的使命感与强烈的排他的优越感，而正式由于这种优越感促使犹太人在长期的离散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排他性，也因为此使以色列在历史上屡遭迫害。另一方面使犹太人产生了顽强的生存信念与民族意识。正式以色列民族的特殊的民族心理与历史文化特征，使以色列在对外政策上极易因受到潜在的威胁而产生危机意识，进而采取激进行为。在历史上以色列曾经在1981年偷袭并破坏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在1982年大局进攻黎巴嫩清剿“巴解”组织力量，从2000年起在巴勒斯坦的“定点清除”，在2006年越境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等等，在我们看来都是具有“先发制人”的打击策略的手段，都受到了国际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与抨击。都这也正是以色列国民性格中的危机意识在外交安全政策中的表现。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民主国家，其所具有的将“自由主义”传播全世界的使命感在美国国民心目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美国的历届总统都以相似的口吻强调美国作为世界上组民主的国家，有义务将美国的优越的制度传遍全世界。因此，美国与以色列相似的国民心理在中东国际格局的相互作用下逐渐统一为支持以色列与维护以色列利益的一致性，即支持以色列的民主国家来带动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造”，传播自由的民主思想。在这一点上，美以两国在文化上的切合点使十分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与切合，使得两国国民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相互的理解与切合，这样两国在面临共同的危机时能够产生谋求共同的利益的需要，并能够在安全共同体的框架下进行很好的互信合作。在2003年7月的皮尤中心调查中，总计44%的美国人表示相信上帝把现在以色列国土所在的那片土地给了犹太人。在2005年8月的另外一个皮尤中心调查中，22%的美国人认为，宗教信仰是他们在决定支持这个犹太国家时最大的影响因素。而在那些对以色列持同情态度的美国人当中，三分之一表示他们的同情来自于宗教信仰。[16]

2、建构主义视角中的以色列美国关系展望

建构主义认为，一种共同体能够帮助成员国形成一种彼此互信的国际秩序，而一种秩序一旦形成，就会对双方产生一种结构性的约束力量。从中东的战略格局演变来讲，在美以关系初期，美国也许只将以色列作为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工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以双方的战略决策者产生了一种类似“路径依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交心理惯性”，即对待国际事务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相当的主观性。如在美国，大大小小的政府都将与以色列的合作视为一个保留项目并像对待自己其他的项目一样努力的推动它。而以色列也在中东事务上更多的服从与接受美国的“大中东”战略的布局并积极调整自己的战略以配合美国，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以色列在遭到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打击后，听从美国的建议没有对伊拉克实施报复。美国在国际舆论的反对声中对伊拉克进行打击的时候，以色列则站在美国的一边。当然这些事例中双方都有自己利益方面的考虑，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安全共同体并已经适应了彼此“合作”的身份定位，在这个安全共同体和“合作”、“互信”的身份定位下，双方的战略利益也因此而不断深化与加强。而在2006年的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开展后，根据《今日美国报》和盖洛普共同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3％的美国民众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完全有理或部分有理。其中完认为完全有理的占33％，部分有理的占50％。”[17]美国同情并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从这一项最新民调结果可见一斑。

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陷入战争泥潭，伊朗核危机又使中东地区战略局势复杂化，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的威胁促使以色列和美国更具有了相似的战略利益与合作基点。在双方的安全体系已经完善且彼此的利益身份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双方的战略趋同与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强。因此，在我们观察以色列与美国在中东地区事务态度，尤其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明显的偏袒以色列的态度的问题上，建构主义使具有较强的揭示功能的。

结语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下观察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的演变，我们不难看出，以色列与美国在冷战时期面对共同的战略利益切合点而形成的相互的“路径影响”，使得双方在一系列的中东地区的事务中相互支持，并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战略利益共同体，并在一系列的国际事务中强化了彼此的身份定位。今后，随着双方在中东面临的如恐怖主义扩散、伊朗核危机等共同的威胁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双方的彼此的“依赖路径”会更加明显。从这一点说，建构主义使我们有了以个更加深刻和新颖的观察视角。

参考文献：

[1]Alexandra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46),pp. 391-425.

[2]Alexandra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2)

[3]资料来源http://www.0086.it/forum_view.asp?forum_id=55&view_id=409

[4]谢立枕 李文俊 《以色列的外交策略》[J]《西亚北非》2006年第6期

[5]亚历山大·温特/著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者前言”，第25页）[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

[6]参见李伟建等/著 《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M] 时事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06页

[7]纳达夫·萨弗兰/著 《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 第334页

[8]参见孙正达等/著《以色列国》[M]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 第111页

[9]Herbert Druks,The Uncertain Friendship:the U.S.and Israel from Roosevelt to Kenned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1,p.126.

[10]米迦勒·巴尔——祖海尔 《现代以色列之父——本·古里安传》[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28页

[11]徐向群、余崇健/主编 《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M]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年版 第37页

[12]谢立枕 李文俊 《以色列的外交策略》[J]《西亚北非》2006年第6期

[13]参见李伟建等/著 《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M] 时事出版社 2006年版 101到102页

[14]（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著 徐葵、张达楠/译《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

[15]张倩红/著 《以色列史》[M] 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部分

[16]数据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7/29/content_4891329.htm

[17]数据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7/29/content_48913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