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七位常委、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以及外交部长都出席了该次会议。中国外交事务举行如此高规格的专门会议在近十年来尚属首次,因而颇为引人注目。
这次会议的一项主要任务是确定中国“今后5年至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突出了“周边外交”在未来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因此意义重大。这也昭示着,中国外交将在习李(习近平、李克强)时代进入一个积极开展周边外交的高潮期。
中国外交历来有“四个布局”之说,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
近十年来,中国过分重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甚至处于“大国外交”的布局之下。随着新时期中国所面临的特殊的复杂国际局势和多变的地区动态,中国需要更加重视周边外交,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势在必行。从中国的地缘政治现实出发,如果要把“周边外交”做好做足,中国是否能把握住两个“新月带”将十分关键。
“西北新月带”——稳定中亚五国
与中国西部和西北部内陆边疆接壤的中亚五国,被政治地缘学家戏称为地缘政治上的“西北新月带”。这一条新月状的地域,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通道,清代中国的乾隆时期,中国最终在此大败漠西额鲁特蒙古准格尔部的葛尔丹,国威大振,才使新疆这块国土最终保留在中国的行政管辖范围内,并且使这块土地长久以来成为中国的稳定边疆,并通过此,施加对中亚地域的影响,成为相对于海洋边疆的一块可以做依托的“稳定弧”。
但这块锁钥之地,在晚近以来,却屡屡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渗透。沙俄帝国曾经的分裂图谋,使得晚清名吏左宗棠即使收复了新疆,却也丧失了伊犁附近的大片国土;国民政府时代,苏联利用此地带作为渗透新疆的桥头堡,使得盛世才主政下的新疆几欲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敌对时期,苏联也是以此地为据点,不断对中国进行整治和战略压制,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甚至完成了对中国进行“半圈”包围的战略态势,使中国在战略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从晚清到新中国前30年这一段时期,中亚地区这一块中国的西北新月反倒被外部势力所利用,成了侵蚀、肢解中国的“不稳定弧”,所以这一地带对中国弥足重要,利用得好,则可以稳定中国的西部内陆边疆,反之,利用得不好,则可能成为敌对势力战略挤压中国的前沿基地。
苏联解体后,这块与中国接壤的新月带分成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个主权国家,苏联控制下的阿富汗也陷入到了无休止的内战当中。根据历史经验,稳定中国西部,必须先稳定中亚。虽然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十分巨大,但是该地区在地缘上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以及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深深误解,还是需要中国继续加强在此地区的软实力建设。
当然,中亚几个国家彼此之间也并非是一团和气,中国要在其间聪明地做一个纵横捭阖的平衡者和黏合剂,并发掘除却上海合作组织之外的其他合作框架,争取在新框架内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齐头并进。这样才能真正使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果溢出,实现“进”;即使遇到其余国家的地缘战略压力,也可以将西北新月带作为战略缓冲,完成“退”。
东南新月带——紧密联系东南亚
从台湾海峡一直迤逦到中南半岛,被地缘政治学家称为“东南新月带”。相较于历史时代中国在西北边疆影响力的进进退退而言,这一地域是传统上中国主导的东亚世界之主要范围,历史上东亚地区的“朝贡体系”即发生在这一地区的国家与中国之间:中国往往藉由优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优势等软实力,来对周边国家的政权形成影响力,安南、暹罗、吕宋、马六甲等地,无不处于这种影响之下。
毫无讳言,历史上中国的强大也正体现在对东南新月带的影响力之上,中国人一直对这一地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然而近代以来,当西方以武力方式冲击东方时,这种朝贡制度也随之逐渐瓦解,中国也从此陷入了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编制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之网内,随之而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更是日本版的“朝贡体系”。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和中国都试图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优势希望在此地区占据一定的主导权,但是由于彼此力量的限制,始终无法如愿。
现今中国强调开展周边外交,并非是在“新天下观”的指导下要将东南新月带的国家重新纳入一种“新朝贡体系”范围内,而是如此次“周边外交座谈会”上提出的“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使周边国家得益于中国发展”等指导意见所表述的那样,实现同该地区国家实现“双赢”的希望和期许。不久前中国领导人访问东南亚时,就是通过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区域安全合作框架”这三个构想,希望以此紧密连接中国同东盟各国的经济和社会联系。由此可见,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目标将不是行霸道,而是一种欲与周边建立一种“利益共同体”的设想。
当然中国与该地区某些国家依旧面临重大外交挑战。当中国不可避免地与某些域内或域外大国产生地缘政治的博弈和互动过程时,中国使用武力或者其他强力逼迫他国就范,这在该地区的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时代的发展以及中国同该地区巨大的经济依赖,必将使得中国和地区国家学会“友好相处”,以和平友好的环境促进彼此的发展决心。
“新月外交”考验中国的成熟度
独特的地缘政治现实,使得中国的周边外交形势也面临着独特的困难。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作为世界上拥有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周边国家数量多达29个,其中直接接壤邻国15个。这些周边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文化、民族和宗教多元。在历史上,中国与很多邻国发生过战争纠纷或冲突,迄今为止仍有一些边界或领土问题未得到解决。同时,中国周边还是世界主要大国利益交会之地。因此,如何处理周边关系,是中国能否构建稳定与和谐周边安全环境、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
无论中国如何强调周边外交工作,“西北新月带”和“东南新月带”都将成为维系中国外部环境的关键因素。在各种方向的“新月外交”的愿景和远景之下,中国都要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而能否克服并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外交目标至关重要。这些问题当然也是考验中国成熟度的关键之所在。
在处理西北“新月外交”时,中国如何处理中亚丝绸之路国家间一些既有的民族和文化争端,而不致使中国做一个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合作发起者?在处理东南“新月外交”时,中国如何处理与己有领海争端的21世纪海上丝绸国家的关系?中国在推行环中国周边外交之时,是否应该强调层次分明,还是平均着力?中国如何处理“新月外交”新框架下的旧有问题(如朝核问题,中印关系问题,中日问题)?在中国的外交思路中,如何处理西北新月带和东南新月带这两个玄月带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两个“新月带”将是最关键的地区;另一方面,中国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新月带”外交实施的好,就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会进阶巩固。“新月带”外交实施的不好,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面临巨大隐患,并最终将波及中国的内部发展。在两个“新月外交”中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将考验中国外交技艺成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