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法迪勒·马赞德兰尼，女，英国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校长研究员，Email:f.mazanderani@ed.ac.uk；布鲁诺·拉图尔，男，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E-mail:bruno.latour@sciences-po.org。
内容提要：如何在这片森林中生存？如何使之保持活力？拉图尔就当前的全球生态危机提出了这些问题，但当应用于STS的“森林”——或者用拉图尔自己的隐喻“生物多样性”时，这些问题也同样恰当。在访谈中，拉图尔描绘了一幅STS生存模式的特殊图景。在这一图景中，STS既非对科学的批判也非对科学的辅助，而是通过教育与合作将不言而喻的STS敏感性融入科学之中。尽管拉图尔承认STS领域在立场和进路上存在诸多差异，但他淡化了这些差异，将所有“感染”STS人的定义特征设定为共同致力于将以大写的“S”开头的科学(Science)转化为一些可以进行经验研究的问题。毫无疑问，他所描绘的是一幅建构主义的图景，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以及政治家们在其中共同“建设世界”。
关 键 词：人类世 建构主义 合成 外交 anthropocene constructivism composition diplomacy
一、最初进入STS领域①
法迪勒·马赞德兰尼(Fadhila Mazanderani，以下简称FM)：我想请您先谈谈您在这个领域的个人经历，您是如何参与到这个被称为STS的领域之中的？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以下简称BL)：1976年8月，我在伯克利听说了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我与在那里结识的大卫·埃奇(David Edge)、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以及迈克·马尔凯(Mike Mulkay)有过一次会面。我想，当时他们是在为被邀请参加于1976年10月举办的第一次4S会议②做准备。这就是我与大卫·埃奇的初次见面。当时他讲英语的方式令人非常难以理解，而且我对他所说的内容一无所知。实际上，我从未理解他所说的话，虽然他对我很友好。我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研究者，那也是我开展《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研究的第一年。然后，我通过史蒂夫·伍尔加了解到英格兰学派和爱丁堡学派的存在，之后我便开始阅读他们的作品。当时主要是读史蒂夫·夏平(Steve Shapin)和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以及唐纳德·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的作品。
FM：在那之前，您是如何对科学的社会研究或科学人类学产生兴趣的？
BL：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我曾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实验室里进行了一年的田野调查，但却对STS共同体一无所知，当时STS共同体还很小。我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切入点——哲学和比较人类学进行学术研究。我从非洲回来，并因为与STS无关的原因去了加利福尼亚。在遇到大卫·埃奇、史蒂夫·伍尔加以及迈克·马尔凯之后，我发现了这一研究领域。在此之前的几个月，我已经发现有一个美国的科学社会学共同体，STS对其是强烈反对的。这正是英国SSK③学派与科学社会学的默顿学派之间开始产生争论的时期。如今，这看起来像是旧石器时代的争论，但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在与伍尔加和其他人的早期联系中，我又发现了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特雷弗·平奇(Trevor Pinch)两位学者。所以，只是非常偶然地，到1977年的时候，我已经结识了处于萌芽期的STS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之后又出现了另一次分裂，法国学派与巴里·巴恩斯和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发生了争论，但那是在我发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5]几年之后的事情。
FM：您能多谈谈那次分裂吗？
BL：STS是一个已经分裂为无数子学派的领域(这些子学派之间的差异在其他人看来完全不存在)。尽管如此，这一领域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不可思议地保持着良好的团结，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当时遇到的所有参与者都仍在发表论文，仍在引用彼此的论文，或者至少互相引述，并仍在一起工作。我和他们所有人都保持着朋友关系，唐纳德·麦肯齐多次来到我的实验室。在产出和影响力方面，由大卫·埃奇在爱丁堡大学创建的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获得了了不起的成功。
FM：您想过为何如此吗？
BL：埃奇来自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比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更为开放，并且能够立即给很多人带来强烈的政治意涵。事实上，回顾过去，我们意识到这与科学本身的政治化有很大关系。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们当时预见了(不是直接地，但我们感受到了)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世界的生态化(écologization)，结果很多相当聪明的人进入了STS领域。这是STS领域的另一个优势——它是由来自采用不同研究切入点的各类学者所创造的，所以不是一个单一的学派。这种分裂被夸大了，但当时进入的那些人——与我年纪差不多，每个人的理由都是不一样的，这增强了“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有趣的是，这个领域随后成为很多不同领域的核心，因为散播到心理学、政治学、生态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如此薄弱，以至于我们通过描述任何实践意义上的科学探索所提出的挑战都将产生广泛影响。
FM：您提到一些早期参与STS的人背后的政治动力。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科学，您自己是否关注这一问题？
BL：不，但我认识到很多其他领域中攻击科学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后者不是我的直接兴趣。现在这是我的兴趣，但当时不是。一直以来，我对哲学和人类学更感兴趣。我的研究进路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人类学的——科学正在做什么。这实际上是我与爱丁堡学派争论的原因。我和伊恩·哈金(Ian Hacking)曾获得霍尔贝格奖(Holberg Prize)，④我们都来自这个领域。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这个奖项涵盖了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每天我都会收到论文或其他材料，说科学元勘对于这个或那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非常重要。同时，和一个完全没有从事科学元勘、没有被科学元勘“感染”(infected)的社会科学家进行交流是徒劳的。他们用完全过时的术语来思考，提及的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你没办法和没有被科学元勘“感染”的人谈话，他们仍然生活在树上，不幸的是，法国有很多这样的人。
FM：您认为STS或被STS“感染”的研究进路和其他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社会科学有何区别？例如，人类学、社会学等。
BL：对我而言，STS也就是我们在法国所说的科学元勘一直都影响广泛，包括科学史、社会学、零星的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研究来得稍晚一点。当然，健康研究现在也已经与STS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但之前并非如此。所以，在任何“科学”不是主导性语言而是被研究的对象——科学不是资源，而是主题的地方，STS都在扩展，这就是我对STS的定义。因此，STS在神学、心理学或机器人学中同样重要——尽管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确实存在。只要有人将科学理解为主题本身，而不是一种作为资源使用的语言，那么情况就都是如此。这可以通过伍尔加意义上的“反身性”(reflexivity)，或者科学元勘的其他方式来实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STS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因为在很多地方科学的定义都至关重要。
FM：甚至人文领域中也有一个科学模型？
BL：人文领域中的科学模型刚刚起步，他们曾是最抗拒的，因为他们喜欢贬低科学。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科学实际上能成为一种非常好的资源。但在过去的四五年间，事情开始改变，现在人文领域有大量科学元勘的论文。科学元勘已经成为那些试图在任一领域突破科学模式的创新人士的座右铭(shibboleth)。这是我的扩展版本。在正统的爱丁堡SSK学派中，它的意义要有限得多，他们对SSK研究的认可也远不及我慷慨。对我而言，我们所有人都是研究科学实践的朋友。SSK学者——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仍然真的存在——对研究的认可不那么慷慨，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社会解释，而对此我从未相信过。但对我来说，他们完全和其他所有学派一样处于STS领域之中，因为他们有了一个重要的举动，就是将以大写的“S”开头的科学转化为一些必须进行经验研究的问题，正是这一点将整个领域联系在一起。
二、STS领域中爱丁堡学派的角色
FM：在您的思考以及更普遍的STS领域中，爱丁堡学派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BL：爱丁堡学派完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历史关系，我把爱丁堡学派称为科学元勘的“麦加”。我记得巴恩斯和夏平有一本关于自然与社会的书[6]，那本书非常重要，其作用是双向的：帮助我们理解科学的历史，也帮助科学史家通过那些进行当代科学实践研究的学者之眼重新解释他们自己的数据集，主要是档案。这是爱丁堡学派的第一个贡献。第二个贡献是他们有一本期刊，是由大卫·埃奇创办的《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SSS)。我们现在对于构成一个研究领域的要素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知道这有多么重要。对我个人而言，爱丁堡学派的第三个贡献是，在我的阅读中，他们的工作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人类学视角。作为一种另类的人类学训练，我翻译了他们早期的成果，如麦肯齐关于统计学的研究、夏平关于颅相学的研究等。这不仅仅是关于科学，而且是要找到理解大脑是什么、主观性是什么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相信他们对社会的解释。我认为他们已经迷失在这种训练社会学家的非常狭隘的英国方式之中。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问题，因为我跳过了他们论文的开头和结尾，而论文的内容非常精彩。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解释，对我来说这并不是非常有趣的。但他们对硬科学和数学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麦肯齐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者，他以惊人的毅力、绝对的谦虚和可贵的品质研究了我们所关注的所有不同主题，包括经济学。我认为有些不同的是，这是苏格兰的，这可以说是爱丁堡学派的第四点贡献。这不是英格兰的，这很重要。这在智识上具有挑战性，但并没有立即被英格兰哲学的实证主义所吓倒，而是完全独立于哲学。当你打开早期SSS中的论文时，你会立即获得一些具有智力刺激和经验基础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没有被实证主义所简化。
FM：大卫·布鲁尔关于强纲领的工作呢？
BL：布鲁尔很重要，我很早就把他的书翻译成了法语。1978年，在那本书⑤出版一年或两年之后，我曾邀请他来巴黎。当然，那本书完全没有获得成功，我们翻译的其他任何东西也没有获得成功。法国人花了二十年时间才接受他，由于法国的理性主义传统，法国人强烈地反对强纲领。我仍然在读布鲁尔的著作，我非常欣赏他那本关于飞机的新书[7]，那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这就是一个例子：这家伙和我同龄，他仍出版了这部很棒的——完全是经验性的——关于飞机为什么会飞的书。卡林·诺尔·塞蒂娜(Katin Knorr Cetina)、哈里·柯林斯、伍尔加仍在发表作品，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稍微年轻一些，夏平有点陷入了评酒专栏，但他已经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所以，布鲁尔非常重要。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他关于哲学所说的任何一个字，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小争论，这主要是由于我对这个领域职责的误解。像之前说过的，我对人类学更感兴趣，并将社会解释视为红鲱鱼(red herring)。⑥但随着生态危机和人类世的到来，我们之间所有的小差异都已被整个世界正在变成科学元勘这一事实所消解。最重要的是理解科学是如何产生以及为何产生的——这句话在四十年前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目标是理解社会，而我的目标一直是理解自然。现在每个人都说自然和社会最终是同一件事，对此我们仍然很难理解，而这就是人类世的情况。
FM：所以您觉得您与爱丁堡学派的区别在于这种对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两者之间不可分离性(inseparability)的强调，而非对科学的社会解释？
BL：这不是不可分离性，因为不可分离性其实意味着人们仍然相信这是两样东西。在人类学上，这是同一样东西，是一对相同的东西，就像男人和女人的性别一样“分离”(disentangleable)。我要再次强调，当前这种情况是由生态退化的巨大影响造成的。事实上，原子大屠杀(atomic holocaust)的威胁和后来越南战争中技术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这一领域。现在，由于第二次大屠杀的威胁，也就是生态危机，这一领域已大大地得以扩展。现在我回到大卫·埃奇作为这个领域的组织者的影响，并不是他自己写的或说的内容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因为除了几个人之外，他说话的方式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他组织了这个领域，他编辑了论文(据我从他妻子那里所了解到的，直到去世那天，他一直在编辑论文)。他甚至还做了我都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资助实体机构。没有他，我们就没有这个领域，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STS领域的演化
FM：我们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是STS是如何变化的。您已经谈到了STS的演进以及不同的人在这个领域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但是您如何看待这个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今天所发生的变化？您提到了从聚焦核能威胁到关注环境问题的转移，您认为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影响或者改变了这个领域吗？
BL：也许我会回到一个老人的观点，我认为这个领域已经因自身扩展到许多不同的主题而被削弱了。除了我在巴黎组织的这次会议之外，我甚至都不想再参加4S会议，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了那种只是对科学和技术的善意批判。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领域刚刚产生的时候，我们就试图摆脱这种情况。这种对科学和技术的批判是一种伪海德格尔式的对技术统治的批判，加上老一辈科学家在退休以后所表达的一种道德关怀。我们曾试图通过仔细研究硬科学以及在写作内容中灌注一种对科学尊严的鉴赏力而非钦佩来避免这种情况。我在阅读科学社会学时总会有这种体会。而在现在的4S会议上却很难找到这样的感觉，后者好像不那么强硬了。现在这个领域已经传播得很远，明显已经围绕本体论、代理等概念进入了人类学。然后它再次被扩展了，你在医学、心理学等关于身体的整个问题域中都能找到它。现在，它可能同样进入了人文学科，当然也进入了政治理论，现在是围绕生态学问题。所以，这个领域就在那里，是一个有众多参与者的伟大领域。但在我看来，它已经被削弱了，这是一个老人的观点。也可以说前沿在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大写的“S”)问题仍然是绝对的核心，我只是参与那场游戏的一员。
FM：您是说在科学元勘的中心失去的并非是批判性参与，而是对科学本身的重视？
BL：这就是说，与用于研究的关键仪器相比，你越详细地描述一门科学的内容，世界就会越有趣。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试图说，科学本身就是它自己的“社会解释”，不要用社会来解释科学；相反，要通过对科学的重新描述来解释社会——这仍是与爱丁堡学派的争论——这种社会解释的包袱(baggage)，他们还没有更新社会是由什么组成的。如果你推进这一事实的贡献，即科学不是资源而是主题，以及你的描述是对其他人定义他们世界的方式，这意味着你不是从外部研究他们——你是在为他们理解自己的方式提供一份“外交”(diplomatic)建议。因此，这种“外交”协议正是社会科学在实践中一直在做的事情，但直到现在他们才开始认识到这是他们的责任。
FM：如果您把它看作是一位“外交官”(diplomat)，几乎像一座桥梁或一个连接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专注的社会科学家的框架？
BL：是的，但这一直是社会科学的角色。这就是我为什么从不相信大卫·布鲁尔的科学家精神特质。吸引爱丁堡学派的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项目有些不太真实，但是爱丁堡学派的招聘质量和田野工作的质量挽救了他们。然而这是一个过渡期，是暂时的。对我而言，这种转变持续了六个月，但有些人似乎仍在转变中。在英国，社会科学家的哲学训练非常糟糕，一点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或其他东西就能困住他们。让他们承认存在进行科学元勘的法国方式之类的东西非常困难。仍然有像哈里·柯林斯这样的人认为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存在并不完全合法——这是一个英格兰或苏格兰的领域——这些愚蠢的法国人在那里用那些奇怪的想法、行动者网络理论之类的东西做什么？
FM：在法国进路中，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您能谈谈这个吗？
BL：它不是法国的，对我们来说，它是对爱丁堡学派的进一步解读。准确地说是科学学的矛盾，这不能持续下去。如果他们关于自然的说法是真实的，那么对社会也必须同样适用。看不到这一点是非常奇怪的。我与卡龙(Michel Callon)在1981年的一篇论文[8]中提出了这种观点，这篇论文是关于利维坦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起源。不是我喜欢行动者网络理论，我不认为它有那么好。但是我们的想法——从自然/文化这一不可分割的概念的两个方面找到一个共同点——从见到的第一天起就打动了我们。研究其中一个方面是非常重要和有趣的，但如果你看不到它是双向的，它就会不断地阻碍讨论。当然，这发生在人类学家加入这个领域之前，也是生态问题在公众面前变得如此明显之前。但这完全是我的偏见。我对STS领域的观点与接下来的两个转变是一致的，即人类学和生态学，对此我的准备更为充分，因为这就是我接受的训练所在。同时，在我看来，对维持问题的科学/社会科学[的区分](译者注，下同)的痴迷是有局限性的。现在科学和社会科学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我们有麦肯齐这样的大师和他关于经济学的著作。不幸的是，这不是我自己的著作，我还没有对经济人类学做出贡献，但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FM：在您自己关于生态和环境的研究工作中，您认为采用科学元勘的思维方式对于环境问题的理解有何重要贡献？
BL：现在的问题是，我认为科学元勘已深深地融入我的血液之中，以至于当我授课时甚至忘记谈论它。曾经直到一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理解了我所说的任何内容，所缺失的当然是学生应该首先阅读科学元勘的文献。因而我退回去，试图针对这一点办一个速成班。对我而言，很难想象那些没有科学元勘连接的人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但这些人确实存在!所以，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我一直在进行争议映射(controversy mapping)，⑦因为这是一种让人们没有痛苦地吸收我们所学到的全部技能的方式，这些技能部分来自科学元勘小组和其他地方。我们仍在做这件事，而且我们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这项工作已经变成了一种家庭手工业(cottage industry)。这是科学元勘的直接产物，其中包含了科学元勘的一些基本信息。它不是那么前沿，我们必须使之成为常识，而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式就是制作一个工具包，这样你就能够以尽可能常规和简单的方式学习技能，描述争议与仪器、专业与范式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还没有达到你教授生物学101⑧的那种程度，但这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经常被科学元勘的观点传播不够充分这一事实所阻碍。仍然有人将科学看作是某些来自外太空的东西，特别是在法国，好像我们仍然生活在19世纪中叶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FM：您提到您对人类学的研究非常深入，那是您的背景，而且您谈到了科学元勘如何扩展到各种不同的领域，您认为人类学是科学元勘新形式中出现的一个关键领域吗？
BL：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已经对“范式”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元勘工作，这个概念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就是人们并没有就它是什么达成共识。我不认为不同的人会有相同的定义，每个人都对“范式”有自己的定义，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我的意思是整个社会和自然科学都在被重新定义，我们必须找到生存的方式，为此，需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形成完全不同的联盟。我认为这是实践中科学元勘的方向，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到争议映射的原因所在。举个例子，我领导了一个叫作地球政治(Politics of the Earth)的项目，我担任协调员，所有其他人都是自然科学的工作人员，他们从不问我关于科学元勘的任何事情，从不提起布鲁尔的争论，也不谈论相对主义。但他们问我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比如，你能帮助我们解决二氧化碳的地缘政治问题吗？因为我们是生物化学家，不了解世界各地的人们使用二氧化碳的不同方式，是否有可能利用科学计量学对此进行研究？这就是现在科学元勘所处的位置，它存在于与科学家的合作之中。我正在从事生物化学方面的工作，我将去加利福尼亚与科学家一起进行关于“关键地带”(critical zones)的研究，而他们甚至从未想过阅读科学元勘中的任何东西。我们合作是因为他们面临让公众理解自己的问题。事情完全颠倒过来了：相比于以往对科学的攻击，这是一个重大转变。现在我们要捍卫科学，对抗气候怀疑论者和其他人。突然间，你看到科学家四处求助，他们喊道：你能帮助我们吗？你能帮助我们吗？我们正在受到攻击!我们正在受到攻击!
FM：您不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转移吗？
BL：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转移。这很有趣，因为人们说拉图尔已经改变了主意——过去他攻击科学，而现在他为之辩护。我说，不，我从未攻击科学，现在也没有为之辩护!是你们这些科学家曾经相信你们受到认识论的保护，并且在我们只是描述你们正在做什么的时候抵抗我们。现在你们发现，这并没有给你们提供任何抵御坏人的方法，比如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你们突然认识到需要让人们理解你们的所作所为。
四、后批判时代STS的研究模式
FM：我想后退一步；您提到您正在与科学家和学生一起工作，他们甚至不一定会考虑科学元勘，但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他们正在处理类似的议题并感到担忧。您认为科学元勘话语的缺失对于理解核心概念或认识论基础来说，是不是一个问题？您与那些不一定熟悉更广泛的历史和概念的人在一起工作时，如何将这些想法进行转译？
BL：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的想法一直是科学元勘必须成为常识，成为不言而喻的常识。因为科学元勘的核心就是对关于科学的愚蠢观点进行批判。我们当时还很年轻，非常乐意戳穿我们所读到的所有愚蠢之处，但从理智上来说，你不可能长时间地依赖这些。一旦你把所有愚蠢的想法都去掉了——那就足够了，不要做过头。你不必没完没了地批评旧的理解科学的方式。所以现在它必须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因为下一项任务是真正的智识挑战，即你如何处理科学制度？如何处理科学外交？当印第安人、林业部门和生物学家以完全不可通约的方式理解森林时，你要怎么做？不是因为你想批判科学，而是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这片森林中生存以及如何使之保持活力。我认为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有相同的答案。我的回答一直是：批判是有用的，但只是到目前为止。为了反抗以大写“S”开头的科学的观念，我们不应该抛弃所有重大的本体论问题，所有真正的核心问题。这是已经完成的。我刚刚收到一位记者的邀请邮件，希望我发言反对相对主义，我懒得回复，甚至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为什么你想在人类世时期谈论相对主义？这完全是愚蠢的。当然，仍然有人想要打那场旧的战役。这是我认为STS领域已经被削弱的另一个原因。仍然有很多年轻人进入这个领域，想要揭穿这个或那个现实主义的定义，这个或那个相对性的定义。对我而言，这些战役已经结束了，真正困难的是下一步，也就是，好吧，当你必须就二氧化碳问题与化学家合作时该怎么做，这正是我现在要做的。
FM：您写过关于走向后批判时代的文章，您认为对于这种工作有何种模式可用？
BL：我们没有任何模式。科学的重新建立，科学体制与自然体制的重新规划，我们现在称之为自然和客观性，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困难。实际上这恰好是因为之前的批判。但此时此刻，批判变得适得其反，分散了人们对这项任务的注意力。气候怀疑论者的争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试图回答气候怀疑论者是没用的，你不用回答他们，你需要做一些别的事情，一些需要建设世界的事情。可以说，我们在世界建设方面没有太多经验。我们最近进行了一次模拟环境谈判，有200位谈判代表，有些人代表法国，有些人代表森林，有些人代表土著居民，还有一些人代表加拿大，等等。对我来说，这是科学元勘的前沿——地缘政治。现在的科学元勘是关于地缘政治的。然而，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因为我们不能仅仅使用早期的模式——无论是无私利的“科学学”还是对科学的批判。
FM：对于超越科学学或对科学的批判的方式，您有什么建议吗？不是确定的替代方案，而是可能的替代方案？您提到“外交”，对于年轻学者或从事这些问题研究的人您有什么建议？
BL：有一件事仍然是正确的，那就是对科学的描述并不多，并没有很多人提供详细的替代描述。其中很多是评论性的，包括我自己的和其他人的，我认为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一个学生问我，你能找到一个关于软件制作的好的描述吗？有一些，只有非常少的关于软件制作的参考文献，而现在没有任何活动不是基于软件的。如果你问像夏平研究颅相学一样，那些对软件制作进行详细的人类学研究的人在哪里，你就会立即陷入困境。这是第一个引子。第二个引子就是我刚才说的关于不言而喻的常识与科学元勘实践之间的界限，比如争议映射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基于科学元勘对科学教育进行彻底改革，这样做可以使科学元勘变得不言而喻。而后，人们将开始重拾对科学的信心，外交接触也将不再那么罕见。我们在这里尝试做了一点事情，我们设立了一个生态学与社会科学的双学士学位。⑨每年都有一些人渴望理解这些，并就此开始撰写学位论文。如果我们能够达成一种对话，其中科学的观念不那么简化，这样林业工程师能够与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进行面对面交流，并能够与生物学家和非政府组织(NGO)的管理者交谈，他们不一定会分享前者对科学的观点，但他们对于科学也没有“不可分享”(unshareable)的观点，那么我称之为中间立场的谈判至少能够被刻画出来。这需要的技能与围绕社会科学——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空洞的领域——所打磨的认识论概念大相径庭。如果有年轻人想进入STS领域，能够研究的事情是无限的，这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前沿，但却没有获得同等的资助。在英格兰科学元勘的经费充足吗？
FM：这很复杂，有些小组有基金，但像我们爱丁堡大学STS中心这样的情况是不寻常的。
BL：你们甚至有一幢建筑。
FM：是的，我们是有一幢建筑，这是一个奇迹!关于资助的问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更普遍的情况而言，对当代的科学元勘或STS的批判之一，即是你们最终会被作为科学的一种附属机构、一种附属品而被资助，比如，作为一个大型科学项目的伦理部分。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模式，而从您所说的听起来，您并没有像有些人一样发现这个模式是有问题的——也就是科学元勘最终成了科学的侍女？
BL：不，它必须是元首(Führer)!
FM：在英国，另一件事是STS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必须具有“影响”——产生某种“积极的”差异。但您所说的听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具有线性影响的模式。
BL：不是。但是英国人在这方面确实存在困难，因为他们执迷于经验主义方法，这里所说的是经验主义的负面意义。这对任何思想都是有害的。但那是一个大趋势，思考似乎在任何地方都被禁止，而这是处理这种情况的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因为现实相当残酷，所以不思考是处理这种情况的一种完全合理的方式!但我们一直用行动反对在科学机构中处于附属位置，特别是当我在国立高等矿业学校科学元勘实验室时，这所学校以训练工程师著称。我们的实验室在所有方面都与其他实验室平等，而且我们向所有人教授必修课。在巴黎政治学院事情则有所不同，因为在那里全部都是社会科学，但我立即做了一件事，就是设立一个生态学与社会科学的双学士学位，其中社会科学并不是辅助性的。现在是双硕士学位，不是双博士学位，因为并不存在双博士学位。我们必须进行这样的设计，但这仅限于伦理或教育或公众理解科学等问题。一直以来，这种设计总是作为一种备用方案而存在。奇怪的是，法国从来没有为STS本身提供过任何可靠的资助，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从中脱离出来。但是法国有主流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传统，这总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从未有过你们英格兰的这种哲学——与任何真实的事物都没有任何模糊的关系——与历史之间完全对立。法国最重要的STS人物是科学史家多米尼克·帕斯特(Dominique Pestre)，他在作为STS重要基础的科学史领域创造了大概二三十个职位。而卡龙和我的很多学生去那里工作，但那是因为法国奇怪的学术生态系统。然而，资助当然一如既往是关键所在。
FM：在英国发生的一件事是，对科学的关注已经成为一些学科如历史学或人类学的主流，而在STS作为一个多学科领域发展的早期，其他领域实际上并不以那种方式关注科学。我想知道法国是否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BL：在法国，学科协会要松散得多，因为我们没有专业组织。对我而言，关键的口令(shibboleth)是，你们是STS吗？在法国，当人们说“我们是STS”，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被“接种”过了，并因此没有通常的疾病，所以它更像一张疫苗接种卡：我能够与你交流，你也不会和我说所有关于无私利的科学和非情境知识的愚蠢的事情。这些来自女性主义研究吗？来自科学史吗？就正式的STS而言，在法国科学史仍是唯一主要的领域。STS是科学哲学吗？在法国，由于帕斯特、我自己和其他人，科学哲学有时是STS。我想，自称为STS的大部分人来自法兰西学院的人类学系，在那里有三或四个实验室，以一种介于我和帕斯特的工作之间的非常原始的方式进行实验室的人类学研究。但谈到学科归属，法国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FM：进行比较是有趣的，因为我们也访谈了荷兰和美国的一些人，看看他们有什么不同。
BL：STS非常多样化。在法国，我们有很多人从事STS式研究，“STS式”作为一个形容词实际上是在使用的，指医学与社会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法国，这些人在主要的医学机构中，如在CNRS⑩中，这是法国人的特点。所以在法国更容易让STS或STS式学者与科学家直接合作，这并不罕见。
FM：那么，您认为这在法国STS产生的——源自一些人的工作，比如您自己和迈克尔·卡龙——想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BL：它发挥的作用在于我们在一所工程学校，我们在一个训练工程师的中心。是的，它确实起到了作用，因为它有助于对抗认为STS是科学的辅助的观点。医学在反抗伦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要小得多，但也因为，如你所知，在医学中对伦理有更大的需求，而且也有工作机会。在社会学中，它从未奏效，因为法国社会学家仍然对STS完全免疫。人类学由于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在法国再次成为一门非常有声望的学科，又由于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发展出了大量STS式类型的研究。心理学没有那么多。但是现在你看，当我与我的科学家们交谈时，他们甚至不知道科学元勘的存在，他们只是说，我们迷失了，我们迷失在我们所研究的内容之中；地球是不统一的，我们如何处理一个不统一的地球；我们受到了一些人的攻击，他们说我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说客，说我们是危险的。你能提供帮助吗？对我而言，这是相当明显的，但有意思的是，在同样的四十年中成为一个相对主义者，同时又变成绝望的科学家们的一个支持者和保姆，这非常有意思。
FM：所以您能提供帮助吗？
BL：是的，我认为我能帮助他们。我正在开始这项新工作，所以在一两年内我就会知道。至少，我能带来一个来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友好声音，他们从未听过，因为他们对不属于他们领域的任何东西都非常无知，但这些东西解决了他们的关键问题。在这种意义上，这就是社会科学的目的所在。它不是批判的，不是辅助的，也不是次要的——它是嵌入其中的。这与某些完全在STS之外的东西很像——生物哲学，这主要是一个美国现象。美国专门研究生物哲学的期刊通常非常有趣，你在STS中不会发现这么多。关键在于你对一个学科的内容理解多少，所有在爱丁堡大学STS的人，他们的科学知识与基础训练比我好得多，这就是他们领先一步的原因。
FM：如果您不得不深入到科学的核心，以您所说的方式与之接触，您是否需要成为一位科学家？
BL：不，但有好的科学训练会有所助益。我现在正在翻阅一本化学教科书，来了解碳循环中发生了什么。如果我是西蒙·谢弗(Steven Shapin)或类似的人，我就不必这样做了。当然，这么无知有点傻，但我做了其他贡献。
五、STS将走向何方
FM：我们感兴趣的一个主题是STS的未来，您认为STS将走向何方？我知道进行预言是危险的，但从您的视角来看，您觉得这个领域将走向何方，而您又认为它应该走向何方？或者您希望事情走向何方？
BL：在这种情况下，这很简单，因为这不是预测。我们在人类世，我们就是主要的学科!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让我们以一种更宏大的方式来说——我确定我在爱丁堡的朋友会说这是一种非常法国化的夸张方式——我们在STS领域的这些人一直在为此时此刻我们所处的位置而做准备。生活在人类世意味着，每当我们谈论地质学，我们也在谈论人类，这是我们之前就知道的；而每当我们谈论人类，我们也在谈论地质学。没有人为此做好了准备，尽管我们要比其他人准备得好一些，因为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四十年，所以当我们必须理解在夏威夷发现的沉积塑料岩石之类的东西时，我们看到了一直在研究的混合物。有足够的人手来完成这项事业吗？没有，因为我们仍是一个小领域，但如果你调查社会科学以及他们为之做准备的方式，没有那么多学科能够处理来自生物化学家的、要求我们提供二氧化碳的地缘政治地图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位试图对气候怀疑论者做出回应的气象学家或气候学家，谁能够为他做好准备并说：你也有自己的政治，不要试图隐藏它。他们是有他们的政治，因此要建立一个能够让这两种政治实际相遇的领域。有谁比从事STS的人为提供此类建议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呢？当然，有趣的是看到那些进行人类世研究的人，以及那些来自环境史的人，他们都是从事STS或STS式研究的人——那些出于偶然而“接种”了疫苗的人。就像天花，你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或者仅仅因为你遇到了某个人而感染。我一度认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让孩子们在科学元勘中做好准备非常重要。虽然在法国从没能有科学元勘“系所”，但我认为这是一种优势，就像女性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在女性主义部门中也陷入了停滞。在这方面科学元勘失败了，一个真正存在系所的例外是爱丁堡大学那一个。
FM：我认为在英国还有苏赛克斯大学(Sussex)。
BL：在英国，苏赛克斯大学从来不算科学元勘，它做的是科学政策研究。对我们来说它是算的，我们也曾经与卡龙进行政策研究，而且我们一直认为这是有用的，但爱丁堡学派从一开始就一直对苏赛克斯大学嗤之以鼻，因为他们是政策导向的，这是一个错误。我们从未去过英格兰任何试图在政策与STS之间建立连接的地方，但我们在CSI(11)一直是这样做的。卡龙最初的工作完全是政策研究方面的。STS的好处是，无论何时我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许多年轻的、刚刚转变的人，这是令人惊奇的。当我30岁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那些40岁的人都是老古董。现在我68岁了，我还一直收到人们的信件和邮件，他们说：“我发现了您的工作，而且为了找到它我不得不与各种争议做斗争，因为我的导师不想听到关于科学元勘的任何事情，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这很困难。”这非常棒。这个领域仍然属于蛮荒之地，可以这么说，在68岁的时候仍能看到年轻的、转化的人而不是那些喊着“走开，我们都知道了，滚开”的人是非常好的。
FM：您仍然认为那正在发生吗，那种年轻的兴奋？
BL：当然。因为科学被如此愚蠢地教授，人们不得不找到他们自己的路，而在此之后，他们是否可能混淆了布鲁尔和卡龙就不再重要了。我不会要求他们做出很好的区分。但是科学元勘仍是我们意识到自然和社会都没有合适资源的原因，这令人耳目一新。史蒂夫·伍尔加和我所得到的版税与三十年前完全一样，《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的销量也一样。你可能会想，在某些时候，这种情况将走到尽头。但人们仍在发现《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这是令人惊讶的，就像美元一样稳定。
FM：您的哪本书得到人们的反响最热烈？《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显然是一部关键著作，但就所收到的人们的邮件和问题而言呢？
BL：《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9]，这不是最具经验性的一本书。由于某种原因，它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甚至是法国人。我最喜欢的书是《阿拉米斯或对技术的爱》(Aramis，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10]，它不是被研究最多的一本书，但它是我认为最有趣的一本书。
FM：《阿拉米斯》写得很有趣，风格很新颖。
BL：这是我最爱的一本。
FM：您有什么担忧吗？您认为所看到的这个领域中发生的事情哪些是不那么积极的吗？
BL：失败的方式有很多种。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告诉STS学者：他们的时代已经到来，不是因为他们最终绘制了关于世界是怎样的地图，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一个特定的领域里接受了训练。我们拥有理解人类世所需的技能。我们说，相比于其他学科，我们准备得更好一些。但是，当然，这并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不知道——有STS领域的历史学家吗？
FM：我不清楚。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做这些访谈背后的想法。曼彻斯特大学的薇薇安·沃尔什(Vivian Walsh)正在做创新研究的历史研究。而且我相信阿利·里普(Arie Rip)正在尝试创建一个可能成为STS历史研究的项目，所以我认为人们正在开始考虑这件事。
BL：这非常好，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仍然没有死掉。我忘记了我在回答什么。
FM：我们在谈论对未来的准备，我问您我们不应该走哪些路。
BL：不，我们可以以很多方式失败。我们正处在大学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但这与科学元勘无关。
FM：但这是相关的。我们并没有真正谈论大学所面临的制度约束与挑战。
BL：这并不是STS所特有的。这是在消灭任何以系统和长期的方式进行思考的地方。当你想到我们在STS中研究的主题在四十年之后才开始被理解时，现在你在哪里能够等上四十年来让一个研究项目生效？关于争议映射，我们才开始有一种类似工具包的东西，而我在二十五年前就开始了这个项目。关于外交和本体论、比较本体论的长期研究工作，我在四十年前就开始做了。你在哪里能获得这种长远的视角？奇怪的是，CSI仍然被资助，但这只是法国一所非常特殊的工程学校里的一件小事。但这不是STS，这是一种在思考最有用的时候对不思考的普遍呼吁。这太可怕了!
访谈后记：人类世的“外交”接触
——法迪勒·马赞德兰尼
这是巴黎温暖宜人的六月的一天，我正在为访谈布鲁诺·拉图尔——可以说是受访最多的STS学者——这个艰巨的任务做准备。我很早就到达了地点，并因为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植被环绕、挂有法国国家园艺学会牌匾的庭院之中而感到有些无措。根据指示，我必须在东入口处左侧电梯内按第三个按钮。我迟钝地按照指示去做，只是发现如果没有密码，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按第三个按钮，但电梯哪儿也去不了。我试着打电话，但是无人接听。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拉图尔的助理我已经到了。我按了第一个和第二个按钮，也无济于事。站在电梯里，一动也不动，我生动地想起了拉图尔现在标志性的“一个关门器的社会学”[11]。这时，一个人从右边的电梯里走出来。我满怀希望，用蹩脚的法语和他搭讪，请求他帮助我去拉图尔的办公室。带着困惑的表情和高卢人的(请原谅文化上的刻板印象)耸肩，他走开了。什么？他不知道布鲁诺·拉图尔是谁？而且他是法国人!不可能的!
最终，我自己走进了拉图尔那堆满书的小办公室。你是谁？他问道。然后，经过一番思索，他似乎回忆起了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在这里。仅仅几分钟之后，他意识到，不，事实上我不是他认为的那个人——那天晚些时候有人预约了采访他。整个过程，找到办公室，想办法进入，被人耸肩，终于获得进入的机会，却又被误认为是别人，感觉非常拉图尔——一个关于委托代理、不可变的移动设备与社会技术组装(拆卸)的当代寓言。正是这一点——散文、意象的韧性以及隐喻、轶事与寓言——让拉图尔的作品很难被搁置，即使你不赞同其中的观点。因为，一旦你读过它们，它们就会留在你身边，让你重新并且总是有点倾斜地审视这个世界。
一、外交地构成STS
在我们的访谈中，拉图尔用“感染”这个隐喻来描述科学元勘的核心信息是如何传播到各个学科以及学术界之外的。拉图尔认为，在人类世时代，为了应对世界上最为紧迫的议题，比如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感染”科学元勘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要。但是，按照这个隐喻，“病毒”是什么？对拉图尔而言，什么构成了今天的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
他所描绘的图景既明确又模糊。一方面，STS被广泛地理解为科学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性语言而是被研究的对象的任何研究。在这里，科学实践是分析的首要焦点，而各种形式的科学主义都受到了质疑，科学、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既没有被具体化，也没有被消解，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从这个视角来看，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是STS，从文学和政治到艺术和工程。然而，在这一图景中，STS虽然可以自由地传播、感染与变异，它却也与任何学科的束缚割断了联系，STS学者则成为在不同的背景与关注之间进行斡旋的流浪者——用拉图尔的话说是“外交官”[12]。
我对这一特点感到有些不安，但是，正如拉图尔本人在各种场合所指出的，正是外交官的“狡猾”(slippery)形象引起了他所使用的消极涵义[13-14]。在拉图尔的构造中，外交官不赞成任何更高的理想或仲裁者，他/她非常务实，愿意进行谈判和妥协，以与曾被视为的敌人一道建设新世界而不是与之对抗。我对引入军事隐喻也感到不舒服，即使是那种调停的。然而，考虑到我们今天所称的STS从一开始就是冲突的场所——无论是以该领域内部激烈争论的形式，还是作为科学现实主义者激烈批判的对象——这里所隐含的好斗的暗流是可以理解的。此外，拉图尔将外交“接触”(encounter)作为未来STS研究模式的主张并非仅仅是一种可选择的学术努力的建议。用他的话说，这是对生态“大屠杀”(holocaust)的一种慷慨激昂的回应。正是这种紧迫感——相信他的工作和其他人的工作，无论是社会学家、艺术家还是计算机程序员，能够带来不同，不仅为研究世界的方式，还为构成世界的方式——让拉图尔的研究如此具有感染力。
事实上，拉图尔目前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传统的学术“批判”(critique)转向了“合成”(composition)，这种定位反映在他自己著作的创作或文学倾向之中。与不仅要关注“事实”，也要关注“关切”的训谕[15]相一致，外交项目在本质上是一种“合成”，无论在这个词的何种意义上，这都是一个建构主义的项目。
二、关于建构未来的过去
分析事物——无论是科学事实、自行车还是荷尔蒙——是如何(社会地)建构的始终是STS研究的一个关键焦点。虽然已有很多工作通过替代性的概念如“表现”“制定”或者“构成”修正了对(社会)“建构”的理解，建构主义一直是STS中占统治地位的本体论。然而，拉图尔本人毫不犹豫地复活了“建构主义”本体论的核心问题，并将之作为其在“外交”中所进行的更为广泛的冒险的一部分[16](P183-208)。在这里，他不是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为两种相互竞争的本体论，而是将两者视为同一种本体。用拉图尔的话说，“建构得越多，就越真实”[16](P33)。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突出问题不是现实是如何(或者甚至是是否)建构的，而是我们如何能够建构持久、安全等的新现实。在这里，拉图尔不仅瓦解了认识论与本体论，还瓦解了伦理学与美学。虽然在访谈中没有明确地进行讨论，但这种定位是其理论的基础。
当拉图尔说“我们”(等同于“STS学者”)是人类世的“主要学科”模式时，他所指的是这种特定的STS研究模式——STS学者与他们所研究的其他人在建设更好世界的过程中积极合作的模式，无论他们是科学家、律师、工程师、医生、建筑学家，还是其他人。在所有人中，偏偏拉图尔采取了这一立场，他并非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他幽默地指出，他从一个“极端相对主义者”(arch-relativist)(一种别人授予他的而不是自愿采取的立场)蜕变为绝望的科学家的“保姆”。但是，抛开讽刺意味，这种关于参与STS的角色与未来的观点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它在修辞上肯定比很多替代方案更具说服力——例如，采用一种狭义的、功能解释的“影响”议程，或将其限制在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然而，这一愿景，就像作为其核心的外交官一样，是圆滑的、两面讨好的。因为一旦你试图抓住它，确定问题的关键，一个人实际上应如何做这样的工作，参考框架就会改变。此外，正如拉图尔本人在访谈接近尾声时所暗示的那样，他的图景在当前削减资助、短期主义和对减少的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学术氛围中并非高枕无忧。然而，拉图尔所设想的未来STS的可能性是否能够实现，以及最终外交官是否会成为叛徒，将你困在陌生“敌人”的领地之中，对于这些问题我并未在此次访谈中得到答案。当我通过东人口的左侧电梯走出那幢建筑时，我意识到拉图尔的外交接触的图景是其更广泛的工作的象征：它的议程从来不仅仅是对可能性的阐述，而是通过扩展可能性本身的领域进行的更为危险的赌博。
收稿日期：2021-03-30
注释：
①各小节标题由译者添加，译者注；文章有删改，原文链接为：https://estsjournal.org/index.php/ests/article/view/237。
②4S会议是指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Conference，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的年会，译者注。
③SSK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缩写，译者注。
④霍尔贝格奖由挪威议会为纪念18世纪北欧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霍尔贝格而设立，从2004年起每年颁发一次，被称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译者注。
⑤指布鲁尔的《知识和社会意象》(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该书于1976年首次出版，译者注。
⑥即红鲱鱼谬误，是指通过插入一个不相干的话题来转移焦点和注意力，译者注。
⑦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0090045/
http://www.mappingcontroversies.net:80/，原文注。
⑧指一门生物学基础课程，译者注。
⑨http://www.sciencespo.fr/admissions/fr/college-universite-pierre-et-marie-curie，原文注。
⑩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文：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是法国最大的政府研究机构，也是欧洲最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译者注。
(11)指法国国立高等矿业学校的创新社会学研究中心(法文：Centre de Sociologie de l'Innovation)，拉图尔于1982年至2006年在该中心任教，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