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柏拉图以来，“叙拉古”的诱惑就一直存在，哲人总是希望有机会借助政治权力来实现其政治理想，柏拉图曾几次前往西西里岛的叙拉古试图实现他的理想国。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同样多有此种理想，孔子、孟子都曾周游列国，希望影响现实政治。文人学者毕竟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上，伟大的思想家必定会思考社会、政治等十分现实的问题，并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代表该文明的自我理解。
然而，20世纪的“知识分子”与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家和传统中国的士人多少是有所区别的。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在1898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开始使用的，它用来指以作家左拉为代表的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还那位被判为德国间谍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以清白的一批文人。显然，知识分子并非简单地指有知识的人，它是现代社会中特有的称谓，该称谓预先设定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个独立性较强的知识阶层。在一个分化程度甚低、分工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纵然存在少数专事思辨或从事研究的贵族，但作为一个群体的具有独立性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与传统致力于跻身社会上层的文人不同，知识分子专指一群以批判现实社会为己任的文人。
知识分子往往自视甚高，自认为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捍卫的是正义和真理。面对现实的不公和黑暗，他们会大声呐喊，“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他们自信对民族和社会负有使命，并试图发挥现实作用。知识分子为什么有如此的热情去涉足另一个领域？当实际参与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时，他们的表现如何？其间问题何在？从这样的历史经验反思中我们又能获得哪些启迪？思考这些问题，考察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旋涡中苦斗的经历大概最具意义。当代法国历史学教授米歇尔•维诺克所著的鸿篇巨制《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为我们认识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的那些人所做的那些事，提供了一个语言生动、颇为精彩的读本。
《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既是一部关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活动历史的著作，也是一种把思想放到具体事件背景中进行语境式考察的思想史著作。全书按时间顺序展开叙述，共分三卷，以当时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名字来划分时段：巴雷斯时代、纪德时代、萨特时代。作为一名史学家，维诺克只是试图较为清晰地展示一幅特定题材的历史画卷，他的政治哲学是否隐藏于其字里行间，有待读者去悉心体会，但全书集中关注的问题仍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者不过是以历史叙述的方式去反思现代知识分子的功能及命运，是故在该书序言中他不无伤感地写道：“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一段历史，但他们可能没有未来。”该书的最后结束语部分更是意味深长地以问句为题：“知识分子的末日？”
在跟随维诺克的笔触去领略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风景线之前，我们不妨对这个世纪法国的重大事件和知识状况作一总体把握。法国20世纪的社会政治历史大体与整个欧洲同步。德雷福斯事件，涉及反犹主义等议题，正如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言，好比这个世纪重大事件的彩排。按照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态度，法国舆论明显分为两个阵营：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前者从自由主义立场捍卫个人权利，后者则从极端民族主义的保守立场捍卫民族利益。两大阵营动用各种力量展开较量。巴雷斯正是反德雷福斯派的中坚，他是法国极端保守乃至反动的天主教阵营的代表。紧接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一战”四年的痛苦和杀戮动摇了战前西方人自身的信仰，西方的没落似乎已经不可避免，俄国人的道路引起很多人的向往。俄国革命犹如一颗启明星，照亮了战后的废墟。法国知识分子也开始了与共产主义交往的历史。纪德在强烈的感情驱使上向极左的立场靠拢，尽管他对苏联的认识主要是基于自己的浪漫幻想。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出于对红色革命的恐惧无法抵御法西斯主义的诱惑。随后，“二战”爆发，法国被德国打败，法国贝当元帅主持的维希政权采取妥协、合作路线，配合纳粹政权在欧洲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围绕对维系政权、德国纳粹的态度，法国知识界再次分裂为多个阵营。二战结束后的“冷战”、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青年运动，凡此种种事件，背后都少不了法国知识分子的身影。“二战”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法国知识界的代表为萨特，晚近则有福柯接过了这面旗帜。
总体而论，20世纪法国知识界的特点是情绪化、极端化，鲜有温和、持平、冷静的知识分子，法国激进的左派和极端的保守派，共产主义阵营、天主教阵营，还有那些对整个社会充满蔑视、自我放逐的另类知识分子，无一不采取极端的立场，以情感代替理性思考，追求浪漫，蔑视现实。如此，他们涉足政治的记录不佳便不难理解了。《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为我们展现的是法国知识分子的“英雄谱”还是“群丑图”，读者不妨自行判断。且看若干具有典型性的法国知识分子的言行片断。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一边是左拉的激情“控诉”：我恳求你，法兰西，希望你再成为伟大的法兰西，恢复你的本来面目，恢复你的伟大高尚！左拉的豪言壮语自然引起轰动效应。另一边，巴雷斯的民族主义言论同样具有煽动力：必须重建法兰西的精神团结！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拯救我们！整体的利益高于部分的利益！重要的不是实现正义，而是集体的存亡！左拉批评对方无视真理、正义，巴雷斯则批评对方是“无政府主义者”，通敌卖国。
平心而论，这场争论是难分高下的，因为它涉及到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的矛盾，涉及到自由派与保守派在政治哲学内在逻辑上的不可调和。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许诺个人的自由、平等，但按单一民族原则立国，则埋下对其他民族排斥的种子。极端自由派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原则与极端保守派的集体主义、特殊主义原则在本质上相对立。然而，就德雷福斯事件而言，问题却不在于学理上的辩论，而在于德雷福斯是个犹太人，反犹主义自此登上历史前台。两派知识分子参与的不是学术论争，而是一场政治事件，最后胜负也只有通过权力斗争来决断。其实，知识分子在政治风云中易感情用事，其不顾后果，在极端自恋中打发虚无，发出奇谈怪论，往往令人惊讶。
“一战”以后倡导超现实主义革命的青年诗人安德烈•布勒东，可谓率性而生，极富想象力与反叛精神。超现实主义试图以梦幻、神奇代替冷酷的逻辑，试图与理性化的工业社会决裂，不仅在经济制度上，而且在思想上。所以他们赞同共产主义革命。布勒东写道：“对我们来说，创造并不重要。我们热切地希望革命、战争和殖民地的反抗能摧毁这种西方文明。” 布勒东的叛逆或许是源于他的年少无知，堪称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
萨特或许是法国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代表了。他主张知识分子要积极介入社会事务，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认为作家必须铁肩担道义。他认为作家写的每一篇散文都是一种政治表态，语言就是“上膛的子弹”，不能像孩子似地乱射，要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萨特自己直接参与的政治行动却很不成功。萨特不是共产党员，却自称最为忠诚于“党”。他在1945年后是法国革命乐观主义的象征。1968年，萨特完全支持激进的学生运动，他一辈子都充满幻想，并不断走向极端，他无视现实，甚至不惜摧毁现实以实现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萨特在其作品《脏手》中以主人公的话说：“不打碎蛋壳，就不能做摊鸡蛋。”这句话堪为一切暴力革命提供辩护。名义上追求人间道义，其实际结果却是走上了为恐怖杀戮辩护的道路。
晚近法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只想制造一种颠覆性的思潮，福柯把整个既有社会描绘成一所大监狱，他说：“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中学里的学生和监狱里的犯人，目前都在进行反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进行的是同样的反抗。” 这种违背常识的貌似颇具哲理性的话背后，不过是知识分子丧失现实感的表现。知识分子更多地是想在政治中实现自我，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常常无视世界上其他人的感受。
知识分子除自我陶醉、不负责任的黑记录外，政治上不分敌我、不辨忠奸乃至认贼作父，也是一大通病。德国的海德格尔之投靠纳粹自不必说，法国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法西斯主义的随随者。德里厄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具有个人魅力，他被法西斯主义的魔力迷惑，他欣赏那种“到处回荡的雄浑有力的阳刚之气”，批评“一战”以后法国资产阶级世界的虚弱、堕落、无耻，鼓吹战争的伟大，至于战争的目的则无所谓，其后果更无须考虑。德里厄写道：“我们为什么战斗？为了战斗而战斗。我们没有目的；我们只有自己的青春。”他始终未改变其种族主义立场，并不以为耻。二战结束后，德里厄自觉活着没有意义，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他吞了三瓶安眠药，又把煤气管拔下，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位知识分子的立场也颇具典型性，他就是夏尔•莫拉斯。莫拉斯继承的是巴雷斯的事业，他鼓吹以“劳动、家庭、祖国”代替“自由、平等、博爱”，他猛烈攻击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理想。莫拉斯最初是法国民族主义的理论家，后来则成了拥护维希政府、攻击民族抵抗运动的干将。1944年他被捕并接受审讯，此时，七十三岁的他依然为自己辩解，他认定贝当元帅才是所有法国人中抵抗最坚决的人。莫拉斯被判处终身监禁，他却把这一判决看作是德雷福斯分子的报复。不过，莫拉斯并非随风倒的人，他倒是一个具有政治意识的坚定的天主教保守派人士，只是他的立场在自由派眼中是“逆流而动”。
在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中，多少也有几位保持自我批判意识、头脑清醒的人。朱利安•班达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强烈谴责当时法国保守派知识分子已成为尘世的“神职人员”。班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那些不为眼前具体目的迷惑的文人、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崇拜纯粹的艺术和思想，以精神生活为乐，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我的幸福不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追求的是永恒与普遍的真理。然而，现在知识分子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开始为政治激情服务，成了煽动家或御用文人，他们煽动起来的激情是种族主义的激情，是反犹主义，盲目排外情绪，狭隘民族主义，是阶级激情，民族激情，军国主义，这些人的名字是巴雷斯、莫拉斯、索列尔，等等。
班达以捍卫普遍理性和启蒙精神的名义批评保守派人士听从于情感、知觉的背叛做法，然而，班达自己实际上也难以做到前后一致。在“一战”爆发后，他的民族主义情感也表现得极其明显，虽然名义仍然是捍卫理性。他甚至写道：“我认为，现代德国，由于它的道德伦理而成为世界的瘟疫之一。如果我能一按电钮就可以把它消灭的话，那么，我肯定会立刻就按，哪怕要为几个因此而丧生的正直人哭泣。”不过，大体而论，班达的见解尚有深刻之处，他的观点属于一种新保守主义，似于当代美国之列奥•施特劳斯对古典理性的回归，他意识到取消对政治的正当性评估，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批判责任，势必产生暴政。他的民族主义情怀略显激烈，但尚属于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能够保持一贯清醒的似乎是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阿隆是萨特的老同学，他与左翼知识分子关系密切，他批评左翼知识分子号曰革命，实际上则背弃了道德底线。他指出，高尚的目的在革命者那里成为最可怕的手段的托词和借口，革命的迷信在道德的不妥协与恐怖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捍卫改革，反对革命。他认为知识分子既不能受盲目的情感驱使，又不能丧失批判精神。他号召知识分子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阿隆尖锐地批评萨特，说萨特一边宣扬所谓的人道主义，同时却蔑视活在世上的人，试图摆脱虚无主义，结果只是倒向革命神话。萨特的一生体现了“在政治丛林里迷失方向的伦理学家的悲剧”。阿隆所著《知识分子的鸦片》今日读来仍不无启迪。
不过，如果知识分子真正象阿隆所倡导的那样克制、理性，知识分子还成其为知识分子吗？人们常说，社会需要有一批人，承担抨击时弊的功能，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但另一方面，这些书斋中的知识分子是否能处理他们并不熟悉的社会政治问题呢？他们或许能写出美丽动人的诗篇，或许有热切的悲天悯人之心，但在实际社会政治问题面前到底有怎样的判断力？抛开他们的愤慨、激情和修辞，他们到底能给人们提供多少指导？至于知识分子直接参与政治行动，似乎更不合宜。知识分子倾向于追求普遍正义，追求绝对的理念，而政治家只追求现实的可能，特定情境下的妥协。知识分子涉足政治，用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就好比孩童把手指伸进车轮里觉得好玩一样，只是他们的手伸进的是历史的车轮。
从米歇尔•维诺克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一书，我们能获得许多基于历史反思之上的借鉴。苛求前人不是我们合宜的做法，但以史为鉴则是至理。维诺克在该书的最后所言不无道理：“比抨击文章作者的叫喊和请愿者的宣言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的，是那些无名知识分子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作为教育者的工作——我认为，这才应当被视为民主社会中既有批评作用，又有组织作用的真正的平衡的权力。”或许，知识分子也有一个政治成熟的过程，政治成熟意味着既不是盲目献身政治，也不是成为御用文人，而是说能够理性、公允地去思考问题，有所批判又有所保守，有所为又有所不为。
（法）米歇尔•维诺克：《法国政治分子的世纪》（三卷本），孙桂荣、逸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此文曾发表于《解放日报》，2007年1月26日，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