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教授关于“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的论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软实力”这一重要概念，而且更有助于我们理顺在强国复兴之路上，如何正确积累和合理运用“软实力”的方针策略。从眼前的形势看，贴有“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正因为一连串的“质量问题”而经历着一场整体形象危机；从中期看，明年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不仅为我国在新世纪积累“软实力”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更是对我们“软实力”运用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从长远看，无论是国家统一、民族富强，还是和谐世界、文明复兴，无不要求我们熟稔和掌握软硬实力的内涵外延，以便运筹帷幄，厚积薄发。

“软实力”不是“操作能力”

阎学通教授把软实力划分为“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两个构成要素，并进而强调“政治实力是国家运用其全部资源的操作能力，而文化实力是指可以被国家运用的文化资源”。这种“政治”、“文化”的简单二分法，虽然和约瑟夫•奈原本关于“软实力”的概念界定，不尽相符；但为了探讨的方便计，倒也无伤大体。但是，此处关于“政治实力”是“操作能力”而“文化实力”是“文化资源”的概括，却混淆了“软实力”的构成基础和实施效果之间的区别，导致了阎文在后面逻辑论证上的循环和矛盾。

简而言之，国家“软实力”就如同一个人的名望声誉，是一个国家文化吸引力，道德感召力，和政策公信力在全世界国家、民众范围内的长期和纵合性的反映。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积累的“软实力”，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碑”“声望”一样。在这里，“软实力”不是指某个国家政治制订执行者主观的操纵意愿和操作能力，而是指在世界舆论的公共空间内，一个国家所享有的被追随、被爱戴、以致被谅解的道义和民意基础。这是一种“民望”、“公论”，是一种虚拟存在的如镜中花、水中月一般的影像。正因其不可捉摸而又似乎无处不在，所以称其为“软”实力。因此，即便是有所谓的“政治实力”一说，它也是和其他诸如文化、传统、宗教、价值观等“软实力”构成要件一样，平等存在，都是要放在世界民意的天平上接受检验的。因此，绝不存在什么“政治实力是运用文化、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操作性实力，没有了政治实力，任何资源性的实力都不能发挥作用”这种情况的。在很多时候，“软实力”甚至可以超越任何政治政策和意识形态而单独存在。比如，国际红十字会和“绿色和平组织”等等非政府机构都是非政治化的组织，但它们却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的“软实力”和道德感召力。梵帝冈教廷可以公开反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而即便如此，也不见得会因此丧失其在美国信徒中的“软实力”权威。由此可见，“软实力”的根基不是什么“政治操作能力”，而是一个国家和组织所代表的文化，所坚守的理念和所执行的政策本身具有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公信力。

将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分为“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两部分，看似简单明了， 实际上这种划分本身，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且不说政治和文化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清晰划定界限；就算是理清楚了，在具体的政策实施和战略谋划上，如果过分厚此薄彼，反而是画地为牢，自缚手脚。更何况，严格地说，“操作能力”和“文化资源”本来就属于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根本不能并列成为“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用好“软实力”需要“软能力”

其实，阎教授所一再强调的“政治实力”，可以更准确地概括为一种操作和运用软硬实力的“软能力”。“软能力”不同于“软实力”；“软实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资源，而“软能力”则是一种主观能动的操作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铸就；而其“软能力”，则更多体现在一定阶段时期内政策制订执行者的能力、素质和个人魅力上。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强，不等于其执政者的“软能力”也强；反之亦然，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弱，不等于其“软能力”也弱。即便有再强的“软实力”积累，如果具体政策制订和执行者的操作能力不行，也可能会前功尽弃，甚至毁于一旦。布什政府目前深陷在伊拉克泥潭中的窘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国国内同仇敌忾，世界民意同声反恐，天时地利人和俱全，美国所拥有的“软实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在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布什政府滥用了人民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支持，一意孤行，编造借口入侵伊拉克。虽然其强大的军事优势保证了初期的胜利，但其“软能力”的不足，在随后的一连串举措中表露无遗：从解散伊拉克国民军，到禁止其他国家参与重建；从阿布加比虐囚丑闻，到以暴易暴滥杀无辜。短短四年时间，布什政府低劣的“软能力”，使美国前几届甚至几十届政府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软实力”大打折扣。

同理，虽然自身的“软实力”积累不够，如果执政者的决策和应对得体，则可以将勤补拙，化险为夷。象我们民间故事中所熟悉的，诸葛亮的舌战群儒，空城计，草船借箭等等，其实都是这种“软能力”的体现。在我国现代外交史上，象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展现出的大国风范，70年代为消融中美关系坚冰而巧设的“乒乓外交”，也都是借助“软能力”，创造性地化解危机、谋求战略利益的经典案例。9/11以后，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将军审时度势，采取有限度亲美的政策调整，及时化解了危机。而且，在2006年访美时，他不仅安排接受了很多主流媒体的采访，还主动到美国收视率很高的直播搞笑新闻节目“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上，与主持人侃侃而谈，边开玩笑边促销自己的传记。所有这些，虽不可能马上提高巴基斯坦在美国或是西方世界中的“软实力”储备，但其游刃有余的应变能力，无疑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国家现有的资源和实力。

“软实力”的提升，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很多时候更是不以操作者单方面意志为转移的；如同声望名誉一样，它有着其滞后性、长期性、和惯性的内在特征。比较而言，“软能力”则是可以在短期内补充、培训和提高的；如果应用得当，可以迅速弥补“软实力”的不足。其实，根据我国目前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在理解分析“软实力”这个概念时，更重要的倒是要掌握如何积累和运用“软实力”的“软能力”。

我国的“软能力”面临重大考验

了解了“软实力”和“软能力”的不同，有助于我们在具体的政策制订和执行上，既要作好长期积累“软实力”的战略打算，也必须明确“软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此来研判，一方面，我们绝不能高估中国“软实力”的储备基础；另一方面，我们更不能低估因为自身“软能力”的不足而可能造成的长期损失。

从“软实力”储备的层面来衡量，我国其实也属于发展中国家。虽然过去几十年提升得很快，但总体的底子还很薄，基础并不牢靠；更何况很多时候，辛辛苦苦积累的“软实力”，往往因为“软能力”方面的不足而前功尽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全球信息市场一体化、“地球村”民意逐渐成形的大背景下，“跨国公众外交”和“政府形象公关”已经是每个国家政策制订和执行者的必修课。如何更好的利用现代媒介，应用传播学原理，推进国家政府形象，展现危机公关技巧，以便在世界范围内把控和引导舆论，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半年来，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因为各种质量问题，在世界市场上遭受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形象危机”。追究事件的起源，除去某些国家故意刁难中国的因素不谈，这些负面新闻既反映出我们在产品质量监管方面的漏洞，更是我们危机管理“软能力”不足的一次集中恶性反应。比如说，危机公关中有一条屡试不爽的定律：突发负面事件本身很少成为真正的危机，而对突发事件的错误应对往往成为最终的危机。另外，危机出现后最初的24小时，被称为是危机公关的“道德窗口”。公众对于危机处理者道德诚意的判断，都集中在这短短的时间段内。机会一旦失去，不仅很难挽回，而且以后的任何弥补措施，哪怕再用心严厉，都会显得欲盖弥彰、毫无诚意。以所谓的“毒牙膏”事件为例，在接到国外媒体的报导后，我们最初的官方反应，恰恰忽视了谁是整个事件的核心受众和第一“利益相关者”:那不是美国政府或监管机构，不是美国媒体，更不是少数反华势力团体，而是普通的美国消费者。我们义正辞严的外交解释，通过国外媒体的放大处理，在一般消费者看来，既显得苍白刻板，又显得不近人情；这种反应从方式到内容，都破坏了公众进行善意推断的良好氛围，为某些媒体的推波助澜准备了民意基础。虽然我们有关部门随后明令禁止二甘醇的使用，但与初期的第一反应相比，显得前倨后恭，出尔反尔；不仅授人以柄，而且进退失据。这种通过多种媒体与不同国家受众直接交流并传达善意信息的能力，是“软能力”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低估美国“软实力”的储备基础和恢复能力。一段时间以来，因为美国身陷伊拉克战争泥潭，关于美国“软实力”今不如昔的看法大行其道；各国新鲜出炉的民意调查也无不验证了这一看法。比较而言，说美国现在的“软实力”每况愈下，这点确实不假；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种“软实力”的失血，很多是源于布什政府在“软能力”操作层面上不足而造成的短期现象。只要一个国家的文化基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感召力未变，即使短期的政策失败或是失道，可能会造成“软实力”的消耗，但这并不等于“软实力”的永久折损。历史证明，一旦错误的政策被更正，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会迅速恢复。在越战后期，不仅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日趋白热化，而且“反美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也达到空前的高点；随之而来的“水门事件”更是使美国政府声名扫地。但在福特、卡特、里根等几任总统的努力下，美国政治、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都迅速恢复。可以想见，虽然现在布什政府因为伊拉克战争而内外交困，天怒人怨，但是，如果下一任政府改弦易辙，美国的“软实力”很可能会迅速反弹。

这一次波及全球的对于“中国制造”产品的围攻，既发端自美国，又基本为美国政客、媒体所主导。几番交锋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保有的“软实力”和媒介调动力仍强大到足够引领主流舆论；不说能颠倒黑白，也足可指鹿为马。在这种话语权和解释权本来就不平衡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闪光灯面前的“软能力”不尽如人意，又闭门造车、患得患失，不主动与国外媒介沟通解释，那么等于把世界民意这块重要阵地完全拱手相让了。美国政治学教授萨谬尔•亨廷顿把后冷战时期占有主导地位的强权对抗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其实，不管是文明的冲突，还是宗教的冲突，或是利益的冲突，在现今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冲突更多的表现形式恰恰是“印象的冲突”“媒体的冲突”和“话语权的冲突”。传统的中国处世之道，推崇“酒香不怕巷子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等等的超脱和清高。而放在如今“信息战”“形象战”的大框架下来衡量，这种笑骂随人的态度其实是迂腐而不可取的。同理，一味地态度强硬，指责别人的动机，虽然政治上显得正确，实际上最容易与人口实，在公众舆论的道德天平上失分。凡此种种，其实都反映了我们的“软能力”，特别是在政治传播和公众外交上的“软能力”还有待提高。

我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一是“软实力”的积累，一是“软实力”的运用；其实都是涉及“软能力”的问题。如何塑造良好值得信赖的国家形象，如何成功高效处理国际事件，如何应对各种国际危机，考验的正是我们各个部门政策制订者和具体操作人员的“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