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回答如何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时，论者们普遍认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文化产业，当然包括流行文化。但在约瑟夫·奈和亨廷顿等人的论述中，流行文化是否为“软实力”的资源，是一个需要论证的复杂问题。在充分认识到流行文化可能发挥“软实力”的作用，也可能瓦解一国文化根基的多重性质后，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应当在五个方面提供新论：必须在民族精神传统与当代普遍价值之间寻求平衡；必须发展有内容、有意义的流行文化；必须从国内做起；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和公民行动；不能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以至于形成文化决定论。
关键词：软实力流行文化 中国话语
Abstract: In answer to how to build China cultural soft power, the researcher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vigorously develop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cluding popular culture. But in Joseph Nye and Huntington and others in the discourse, popular culture is the "soft power" of the resources, is a complex problem to prove. In the full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properties of the popular culture，it may play the role of "soft power", and may also be collapse of a country's culture foundation.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theory should provide new theory in five aspects: must seek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national spirit of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universal value; must develop the content, significance of popular culture; we must start from the domestic; must mobiliz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civic action; not exaggerate the role of culture that formed the cultural determinism.
Keywords: soft power，popular culture，Chinese discourse
随着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惊人的扩张和渗透，文化理论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经济/社会/政治理论。以阐释后现代著称的美国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将此一现象称之为“文化主导”：“文化的威力，在整个社会范畴里以惊人的幅度扩张起来。而文化的威力，可使社会生活里的一切活动都充满了文化意义（从经济价值和国家权力，从社会实践到心理结构）。”[1]在整个社会领域日益“文化化”的背景下，我们不能仅仅在价值体验、形式创造、美感表现等传统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代文化，因为文化同时也是经济（文化产业）、社会（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软实力等）。就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资源之一而言，其中有一个小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充分注意，这就是：流行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检讨，我们可以对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获得更为清醒的认知。
1、约瑟夫·奈：流行文化也是“软实力”资源
“软实力”（soft power，一译软权力、软力量）是1990年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率先提出的新概念。说新也不新，有关“软实力”的观念，至少可以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有关“领导权”的论述中发现其端倪；其实践则可追溯到更远。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领导人早就知道，不动用实在的威胁或利诱也能达到目的，“胡萝卜”和“大棒”并不是达到目的的首先选项。比如现代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就更多依靠诱惑和吸引两种方式，软实力实际上是国际政治中的经常使用的手段。不过，约瑟夫·奈提出并论证的“软实力”概念及理论，主要不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而是对变化着的权力实践的一种阐释。
从广义上说，“软实力”是全球化时代的现象：直接使用武力已经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受到质疑和唾弃，但竞争的压力并未减弱，它更多地落实在文化、制度、政策等方面。根据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温特（Alexander Wendt）的看法，国际关系中历史地存在着三种政治文化模式。第一种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文化，这是一种无政府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在其中，各行为体不承认相互存在的权利，趋于无限制的使用暴力，直至消灭对方或被对方消灭。这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然状态。第二种是洛克（John Locke）文化，这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其核心内容是竞争（rivalry）。竞争和敌意有着本质的不同：竞争的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的权利，这种承认由主权制度表现出来。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第三种是康德（Immanuel Kant）文化，这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其核心内容是友谊。在其中，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并为之遵守两条基本规则，即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这不是说朋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而是朋友之间不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问题。[2]冷战结束以来，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权力和利益的激烈竞争，和谐世界还只是人类追求的理想，所以目前的国际政治文化模式是介于霍布斯文化与康德文化间的洛克文化，即大量的国际竞争同时具有冲突性的和包容性两种性质，它主要不是以武力入侵和领土占领，而以经济扩张和文化渗透的方式进行。只是在这个时代，“软实力”概念才被广泛运用到国际竞争之中，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战略之一。
从狭义上说，“软实力”概念及理论意在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评估冷战后美国的实力与地位？1980年代末，美国舆论界围绕“美国是否走向衰落”的问题展开论战。历史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在1986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中认为，历史上的诸多大国都因“过度扩张”（over-expansion）而最终走向衰落，美国也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这一悲观的论点因得到许多经验支持而颇受欢迎。1990年，约瑟夫·奈在《注定的领导》（Bound to Lead）一书中，提出相反的观点：即使承认美国的相对实力确实不如二战刚刚结束之时那么强大，但美国却不会像苏联那样走向衰落，因为美国还有一些特殊的力量，如世界上最强大的教育和科技体系，最具有吸引力的多元文化、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同年秋天，约瑟夫·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软实力》一文，对“软实力”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第二，如何解释当代世界的新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跨国公司在新的通信/交通技术的支持下的快速扩张，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提高，政府过多干预可能会带来巨大损失；大量跨国行为体不仅限制着各国追求其利益的途径，也影响着定义这些利益的方式，使得世界政治的联盟更趋复杂化；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和交往的发展导致权力从政府扩散到私有行为体；民族意识的觉醒，国家能力因现代技术的普及而得到加强，使得军事干预的代价更为高昂；生态恶化、艾滋病、非法毒品交易和恐怖主义等具有跨国性质的新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如此等等，传统的权力工具不足以应付世界政治的新挑战，新趋势预示着传统途径之外的第二种、更具吸引力的权力运用方式：“第二种权力（当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以其预期的目标为目标时，这种权力就出现了）可以称为同化权力（co—optive power）或软权力，它与命令他者按照其意志行动的硬权力形成了对照。……软性的同化权力与硬性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其权力被他国视为合法，则它将遭受更少对其所期望的目标的抵制。如果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将愿意追随其后。如果该国能够建立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则它无需被迫改变。如果该国支持使得他国按照主导国家的预期采取行动或限制自身行为的制度，它可能无需以高昂的代价运用强制性权力或硬权力。概言之，权力正在变得更少转化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化，政治问题的现代趋势和变迁对权力及造就权力的资源的性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3]在约瑟夫·奈看来，这种新型的“软权力”是美国在未来世界政治中制胜的法宝。
从这两个方面看，“软实力”概念与理论是对新的全球政治格局和国际竞争方式所作的一种回应和解释，并特别与继续谋求霸权地位的美国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软实力”不是硬实力，但毕竟是国际政治关系中可供使用的资源与手段。当我们说“文化软实力”时，这里的“文化力”主要是指当代文化中所蕴含的一些可以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进行竞争并具有吸引力的价值、品质和能力，或者说，是当代文化中的价值、品质和能力，可以、实际上也已被用来当作一种竞争方式和手段。如此，就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等同于“文化软实力”：如果说文化的主体可以是国家、民族、区域、社群甚至个体，那么“文化软实力”的主体则是参与竞争并企图影响对方的国家、民族等集体性实体；如果说文化的对象可以全球范围内的任一集体、群体和个人，那么“文化软实力”的对象则主要是外部的集体、群体和个人。如果说文化的功能是满足公民多方面的需求，特别是非功利性需求，那么“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则主要是吸引、同化竞争对手。总之，文化是创造/传播/消费意义的行为，而“文化软实力”则是国家、民族或任何一种文化单元之间的竞争性行为。
在《软实力》一文、《软实力》、《巧实力》、《权力大未来》等书中，约瑟夫·奈对“软权力”作了大量的说明和例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吸引力”与“同化力”。“吸引力”是“软实力”的内涵和资源，指一个国家以吸引的方式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
与影响力不同，软实力实际上只是影响力的一个方面。威逼利诱的硬实力也是影响力的来源。软实力也不同于说服力，它不单纯是通过辩论来影响他人，尽管说服力确实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更涉及如何吸引和诱导。吸引往往会造成人们的默许。从行为角度说，软实力就是吸引力；从资源角度说，软实力资源就是产生这种吸引力的有形和无形资产。[4]
“吸引”其他国家的目的，是不战而胜地同化对方。所谓“同化力”，是指一个国家所具有的一种塑造其他国家喜好、取向和价值观的能力：
一个国家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的结果，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希望追随它，羡慕其价值观，以其为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实现世界政治目标的方式，确定议程，吸引其他国家，与通过威胁、运用军事或经济武器迫使他们改变一样重要。软权力（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标）吸引民众，而不是迫使他们改变。确立预期的能力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如果我们能够让你期望去做我所期望的事情，由我不需要迫使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代表着其他国家所期望信奉的价值观念，由其领导潮流的成本就会降低。[5]
“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对，前者是“同化力”，后者是“控制力”。约瑟夫·奈这样说明两者的关系：“软实力与硬实力密切相关，都是通过影响他人行为，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其行为的性质，以及资源的有形程度。控制力，即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以强迫或利诱作为手段，同化力指的是影响并塑造他人意愿的能力，依赖的是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或者通过操纵议程令人知难而退的能力。控制力与同化力之间涵盖了多种行为：从强迫到经济诱惑，从议程设置到纯粹吸引。”简言之，“硬权力”是基于威胁（大棒）或引诱（胡萝卜）的命令权力，其效果是强迫；“软权力”是非指令性的吸引力，其效果是同化。图解如下：[6]
“软实力”不同于“硬实力”，但它与“硬实力”一线相联，同样是一种指向对方并企图改变对方的工具和手段。以“文化”为“软实力”之一，突出的是文化在塑造、重构对方需求以实现自己目的功能。“软”中有“硬”，文化只有同时具有吸引力与同化力时，才能真正发挥“软实力”作用。在此意义上，以“软实力”论文化，是对文化的性质和功能的一种界定，是国家或其他竞争主体对文化一种期待、要求和使用方式。显然，并不是所有形式、形态的文化都能成为“软实力”。
那么，可以作为“软实力”的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呢？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一书中，约瑟夫·S.奈明确指出：“国家软实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文化（在其能发挥魅力的地方）、政治价值观（无论在国内外都能付诸实践）、外交政策（当其被视为合法，并具有道德权威时）。”[7]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只是“软实力”的潜在资源，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有吸引力的行为并影响他人以实现有利的结果，需要精巧的策略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约瑟夫·奈反复强调的是，上述括号中的限定条件很重要。“文化软实力”更多是实践性概念，有优秀的文化而没有发挥魅力，这种文化就不能说是软实力。
这里只讨论软实力构成中的“文化”。1990年在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时，约瑟夫·奈所说的文化基本上就是指“大众文化”：“美国文化是另一种无需投入过多却极其有用的软权力资源。显然，美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对其他人民并无吸引力，而在评估文化权力资源时往往存在偏见的危险。但是，体现在产品和交流之中的美国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从未到过美国的日本年轻人身穿印着美国大学名字的运动服。即使在尼加拉瓜政府与受到美国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之时，其电视台依旧播放美国影片。同样，苏联的青少年身穿牛仔裤，四处搜寻美国唱片。……当然，大众文化不乏浅薄和追求时髦的因素，但一个支配着大众交往渠道的国家有更多机会传递自己的信息、影响其他国家的倾向却是不争的事实。”[8]在约瑟夫·奈看来，“不乏浅薄和追求时髦的因素”的大众文化，因其传递国家的信息、影响其他国家的倾向等，而成为“软实力”的来源之一。这也就是说，美国大众文化之成为“软实力”，不在其娱乐、时髦，而在于它传播了美国的有关信息并达到了效果。这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大众文化因其满足了全球广大的消费市场，而成为文化经济，它同时是“硬实力”的资源。
当然，约瑟夫·奈在此要说明的是大众文化作为“软实力”资源的理由而不是相反。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市场上的破除一切界限、所向披靡的超强能力，早已被认为是美国的“软实力”之一。问题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宣传了“美国精神”、加强了美国文化霸权，却也是有疑问的。同样是事实的是，对于美国的“大众文化”，一直就有批判的声音。这种批判，不但来自激进的左翼如法兰克福学派，也来自对传统价值趋于瓦解而忧心忡忡保守的右翼，如丹尼斯·贝尔（Daniel Bell）等。因此，当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一书中详细讨论文化“软实力”时，就不能不对大众文化何以也是“软实力”的资源这一问题，做具体解释了。
首先，什么是文化？约瑟夫·奈的定义也是一般文化理论所认定的：“文化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整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文化有多种表现形式，通常分为迎合精英品位的高雅文化，如文学、艺术、教育，以及侧重大众娱乐的流行文化。”[9]高雅文化作为“软实力”的资源是没有疑问的，美国的大学使成千上万来留学的外国人对美国怀有善意，学术和科学交流产生重要的政治效果，但对于流行文化，正如约瑟夫·奈所说：“许多知识界人士和批评家对流行文化嗤之以鼻，因为它带有赤裸裸的商业主义，他们认为流行文化提供的是大众娱乐而非信息。因此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政治影响。在他们眼里，大众文化对大众而言是麻醉剂、政治鸦片。”[10]约瑟夫·奈认为，这些批评并不说明，流行文化不是“软实力”的来源。因为，美国大众文化包含着两种因素、品质和效能：
因为流行文化中往往包含着潜在的图像和信息，这些信息关乎个人主义、消费选择，甚至包含能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价值观。本·瓦腾伯格认为，美国文化中虽然掺杂着浮华、性、暴力、无聊和物质主义，但它们并不能代表美国文化的全貌。与此同时，还有开放的、灵活的、个人主义的、反正统的、多元的、唯意志的、平民的、自由的美国式价值观。“正是这些内容，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将人们引向影院等地方的售票处，这些与文化有关的内容，比政治或经济更具威力，它们能驱动政治和经济。”1966年，诗人卡尔·桑德堡写道：“什么？好莱坞比哈佛重要？没错，好莱坞虽然比不上哈佛纯净，但它的触角伸得更长。”[11]
约瑟夫·奈对此提出了更多例证。流行的体育运动在沟通价值观方面发挥作用；信息和娱乐之间也没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运动队和明星们的行为、图像也能传递政治信息；1944年的商业广告纳入并扩展了罗斯福的“四项自由”主张；二战后的流行文化有助于欧洲的民主化，柏林墙在倒塌之前就已经被美国影视“穿墙而入”；苏联曾经严格限制西方电影，但那些想方设法过关的作品却使苏联人了解了西方社会的真相；苏联也阻挠摇滚乐的发展，但摇滚乐依然在冷战期间发挥了政治作用；作为流行文化一部分的抗议活动，也让外国人感受到美国的开放性。约瑟夫·奈引用了一位历史学家的总结：“军事力量和政治许诺为美国在欧洲获得冷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真正赢得人心的是美国经济和文化的魅力，它们引领年轻人追求西方式的民主……当真正的消费兴起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很可能要被淘汰出局了。”[12]
如此说来，对美国流行文化的批评就毫无道理了吗？约瑟夫·奈认为，此论所表明的只是，实力资源的效用取决于环境，就好比坦克开进沼泽或丛林里就不再是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样。美国流行文化是美国软实力的资源，但它并不是在所有环境中都能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因此，第一，流行文化在不同的环境、一个国家的不同群体中，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伊朗青年津津乐道的电影可能冒犯毛拉们。所以它不是一种作用单一的“软实力”资源。第二，流行文化的影响力是在变化的，其影响力的增强或减弱，一定程度取决于美国不得人心的政策的外溢效果，人们可能对之产生厌恶之情；也取决于独立市场的变化，如美国电影持续占据全球市场的80%，而电视行业在全球的份额却出现下滑；进而，流行文化的影响力也可能因外国观众新鲜感的丧失而下降。如此等等，流行文化确实是“软实力”的资源之一，但它的真实效果，却又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
应当说，较之高雅文化，好莱坞等大众文化在传播、推广美国信息与价值观方面，受众更广，效果更佳，它和高雅文化一起，双管齐下，在不同的社会层次上全面传播、推广美国信息和价值观，共同构成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但更重要的是，说流行文化也是软实力派的资源，这只是一个基本判断。约瑟夫·奈强调的是，流行文化能否作为“软实力”资源，要取决于情境、时间等因素。就此而言，约瑟夫·奈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流行文化作为“软实力”资源的论证，是以一种辩护的方式进行的，语气虽然肯定但也有许多限制。这反映了流行文化在传播效果方面的复杂性。我们可以通过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进行深化。
2、亨廷顿：流行文化不能成为“软实力”
约瑟夫·奈并没有说，流行文化都是“软实力”的资源。他也注意到：“当然，可口可乐和巨无霸无法在伊斯兰世界吸引人们热爱美国。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钟爱比萨饼和美国影视，可这些不会影响他实施核计划；上等的葡萄酒和奶酪不能确保法国的吸引力；日本的口袋妖怪小游戏人气十足，但这不等于其政策也能处处如鱼得水。”[13]非常巧合的是，这类事例也被亨廷顿用来说明，美国的流行文化的传播并不能缓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软实力”理论意在探索冷战结束后美国如何继续发挥其在全球的主导作用的问题。约瑟夫·奈当然看到了美国的危机，但仍较自信。当亨廷顿用“文明冲突”的框架来分析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时，这种乐观态度已明显减少。从1993年在《外交》季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到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解释冷战后全球政治的新范式：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文明间的冲突来理解。其主要观点是，冷战之后的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重新划分，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因此，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分界线；国际政治的核心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既然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
“文明冲突论”所表征的现实，是西方的衰落与非西方文化的复兴。作为20世纪历史的主题，西方的衰落表现在其领土与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等诸多方面。因此，“文明冲突论”的实质内涵，并不是讨论文明或文化，则是国际政治、全球秩序。亨廷顿提问：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回答是硬权力：“如果它们被看作是植根于物质上的胜利和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14]文化总是追随权力，权力的扩张总是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和自信。随着非西方社会的崛起，其本土的、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与体制也在自我伸张，西方文化受到侵蚀。在国际政治的意义上，文化并不具有独立性。
必须指出，亨廷顿并非提倡文明的冲突，而是认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解决的办法是以普世文明为基础重建世界秩序。亨廷顿区分了两种“普世文明”：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中的概念，它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中的概念，它将普世文明理解为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和制度。亨廷顿正确地认为，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元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他还具体提出三个原则：避免原则——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共同调解原则——核心国家相互谈判以遏制文明和国家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无论这些原则是否有效或是否有多少新意，在理论上却是合理的、在实践中也是必需的。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文明冲突论”的矛盾在于，它强调了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却没有关注文明内的差异和冲突；它正视了文明可能导致国际冲突的一面，却没有或较少看到文明在缓和克服国际冲突方面的积极价值；它分析了文明作为主观认同的意义，却没有处理这一意义与“人民、领土、财富、资源”等物质内容的关系，等等。最重要的是，亨廷顿以“文明”的单位代替了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单位，文明只不过是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另一种说法。在此论说中，文化的主体——人完全被淹没在政治化、国家化的“文明”之中。这就是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指出的文化研究的一种谬误：“把文化想象成具有自己的力量和目的的自足‘超有机体’现实，即把它物体化。”[15]作为一种事实判断，“文明冲突论”对非西方文化缺少必要的认知和体验。亨廷顿认为目前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的观点。至少从中国文化的立场说，我们不能同意这种判断，因为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好斗的，向外扩张不是中国文化的追求。实际上，亨廷顿此论是一种政治论说，而不是文化理论。这或许是他作为政治学家过多地从政治来讨论文化的缘故。
“文明冲突论”最核心的议题是，“文明”保以会冲突？亨廷顿有两个层次的解释。第一个层次，是现代的分析。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16]现代化不是西化，因此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就有三个选项，一是同时拒绝现代化与西化，二是同时接受现代化与西化，三是区分现代化与西化，要前者而不要后者。但无论哪一种回应方式，现代化都不等于西方化。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是一根曲线：“原先，西方化与现代化密切相联，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发，本土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因此，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答案的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17]现代化导致的是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而不是非西方的西方化，现代化了非西方文化减弱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更加现代化与更少西方化可以是同一个过程。
第二个层次是人性的分析。非西方的世俗现代化可能带来宗教复兴，这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人性的真实表现。人不能只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与那种世俗现代化只会导致宗教衰亡、传统解体的预言相反，20世纪下半叶，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与之相应的确实有一个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过程。“遍及世界的宗教复兴是针对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的反应，也是对秩序、纪律、工作、互相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的重新肯定。宗教团体满足了被国家官僚所忽视的需要，……因秩序和市民社会的破坏而造成的空白，被宗教团体、常常是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所填补。”[18]宗教复兴运动是反世俗、反普世的，而且除了基督教外，通常也是反西方的，但这些宗教复兴运动并未摒弃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科学技术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组织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反现代化。只不过，它们也没有放弃古老的宗教信仰、没有放弃以信仰来区分“我们”和“他们”的积习。不同文明本来就是有差异的，现代化没有取消、反而使这一差距明显化了。不同的文明导致不同的认同，而文化认同上的分歧，是不可能解决的：“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外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19]
西方引领的现代化后果之一是非西方的复兴，所以发生冲突；人类的认同需要宗教，不同宗教会发生冲突，此即“文明冲突”。严格地说，所谓“文明冲突”就是宗教冲突的当代版。这里有一个文明—国家—宗教的逻辑。
确如上述，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其实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其“文明”首先是指一个文化实体，文明与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是根据一些同共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它们’。”[20]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都是指一些确定的区域政治、地缘政治范围，如“西方文明”大体上可以理解为“西方世界”，“伊斯兰文明”指的是阿拉伯国家加上西亚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大致就是苏联解体以前的东欧共产党国家，“儒家文明”当然主要指中国。既然亨廷顿把文化想象成是一种独立自足的、有着自身力量和目的的区域/政治实体，那么他为什么不说国家或国家集团，却说“文明”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所代表的不同文明根原于不同的宗教，所以他才说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这个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就是主要宗教的发源地。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就是源于宗教而又关系到人类生活的根本性信仰、信念、价值观，它流行文化、消费文化毫不相干。他也指出约瑟夫·奈注意过的现象：
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Magna Mac‘巨无霸’）。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它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个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可可乐，听着摇滚，但他们却可以在向麦加朝拜的间歇，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美国飞机。[21]
美国的通俗文化和消费模式在全球传播并吸引了大量青年，但这一过程没有增进这些年轻人对美国的了解和善意。亨廷顿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美国流行文化确实具有世界市场，但它并没有发挥“软实力”的作用。第一，年轻人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趣和热情，与人类对爱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义和财富的普遍兴趣有关，因此它并不只属于美国，接受美国大众文化并不意味着接受美国。第二，美国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的成功，与受利益驱动的美国公司利用这些兴趣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关，这些产品与服务的基本上是商业手段或营销策略。总之，没有或完全没有证据表明普遍的文化商品、全球通讯的出现导致观点和信仰的趋同，美国文化的全球流通并不表明美国软实力的增强。顺着亨廷顿的思路，我们可以用文化与政治的区分来补充解释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这些年轻人在喜爱美国的文化同时却又拒绝美国的权力，更拒绝美国对其国家的文化/政治支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美国大众文化也并不全然受到欢迎。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潮水般涌入的美国大众文化，它们感到压力和恐慌，担心其民族传统与意识形态受到侵蚀，因而把“抵制美国文化霸权”作为其国家文化政策的基调。这可以用消费个体与政府的区分来解释：消费者重在文化自身，政府却关注其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看到的都是美国大众文化的多种效果。
约瑟夫·奈和亨廷顿都不是单纯的教书先生，而是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的“智囊”型人物。按照我们的理解，双方的观点判然有别却并不对立。约瑟夫·奈强调流行文化所蕴含或负载的政治信息，亨廷顿批评的是流行文化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他们所指称和分析的是流行文化的不同特性和效果。对于现流行文化的这种双重性，曾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也提出了另一种似乎是综合约瑟夫·奈和亨廷顿的论述。在美国之于全球的“文化统治”方面，布热津斯基比约瑟夫·奈更为肯定：“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的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鼓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最后，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级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22]“在这种吸引力的推动下，美国变成了一种无计划、无政治导向的传播文化魅力的媒介。这种文化魅力逐渐渗入、充斥、同化并重新塑造着人类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人的外部行为，最终改变着他们的内心世界。毫不夸张说，这种生活方式到处传播，潜力移默化地起着重新定义的作用。它的穿透力势不可挡。没有任何一个大陆，也许甚至没任何一个国家的（朝鲜可能是个例外）能够抵御它的影响。”[23]应当说，至少在目前阶段的全球文化中，美国文化还没有形成“统治”地位，但在美国流行文化、传播文化确实在全球扩张并有效地复制、传播了美国精神，并被普遍认为是美国“软实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在一些激进的反全球化言论中，全球化被等同于美国化，而美国化被等同于美国流行文化，它对非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压力，甚至成为非西方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动力之一。
但同时，布热斯基也像亨廷顿一样，对流行文化之于美国的社会效果表示担忧：“美国和西欧一直都感到难以应付社会享乐主义的文化影响，以及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的社会中心地位急剧衰落所造成的文化影响。由此产生的文化危机又与毒品蔓延，特别是在美国还与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最后，经济增长已不再能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种欲望又受到一种鼓励消费的文化的刺激。”[24]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布热津斯基还对美国大众文化提出了严厉指控：电视在缔造美国文化及其基本信念中占主导地位，但它起的却是特别消极的作用：刺激消费、鼓励物欲甚至非道德的个人欲望、颂扬自我满足、视强暴和野蛮为正常、鼓励性乱行为、迎合最低级的本能。“总的看来，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在这方面，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25]布热津斯基没有忘记，享乐主义是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能力可以解决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较低的问题的话，那么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却是更重要的难题。布热津斯基同时指出，当美国文化向全球渗透时，非西方人也会提问：
但它的政治意义何在？它会不会助长美国行使霸权？……实际上世界对美国很熟悉，这与美国的全球文化输出和它在全球无所不在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正如美国文化会对外国社会产生吸引力一样，美国的政策对外国政府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世界跟美国打交道的实际经历，以及打完交道后的反应怎样，取决于美国的文化渗透和全球霸权的动态混合结果。
全球范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美国的实际熟悉程度能使人们对美国人的许多生活方式产生亲近感，尽管也会加深人们对美国政策的怨恨。……
因此，对美国的实际熟悉的产生的文化影响就与其政治影响产生了碰撞。美国文化魅力所产生的主要政治后果是，人们对美国的期望值要比对别国的高。……
因此，美国在受人仰慕的同时也遭人嫉恨。妒忌是导致嫉恨的原因，但不是惟一的原因。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觉得美国在全球到处伸手，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尤其是影响到那些通过实际经历已经间接成了美国的延伸那部分的人。他们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迷恋者，甚至常常更愿意亲自参与其中。……
全球性的美国化还招致了对之对立的现象的存在，但多数情况下是在精英们中间，……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会有意识地否定并摒弃美国方式，他们强烈反对文化向单一发展，谴责文化贬值现象，认为这都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所带来的结果。……
美国文化在全球的魅力，在引起政治动荡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全球怨恨的焦点。[26]
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分析。一种被怨恨的文化当然不会是软实力。这就是大众文化的悖论：美国文化传播了美国精神，也招致了对美国的不满。美国文化在全球的推广并不必然导致全球的美国化，文化传播的真实后果“取决于美国的文化渗透和全球霸权的动态混合结果”，这固然反映了文化产品在被接受的过程中被抵制、被改写的现实，同时也说明美国的大众文化并不直接就是“软实力”的资源。约瑟夫·奈、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之间肯定是相知的，而且布热津斯基的《大抉择》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又在同一年问世，因此，他们在流行文化上的不同观点，其实是一场没有公开的论战。
流行文化形式众多，范围广阔，一些产品与服务有效地宣传了美国形象，它们当然是美国的“软实力”；也有一些产品和服务，因其过于强烈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而受到国内外的批评和抵制。约瑟夫·奈、亨廷顿与布热津斯基所论各有其理。核心的问题是，流行文化因其市场取向、逐利本性、时髦风格很难影响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价值观，或者改变一个国家的意志。流行文化确实有吸引力，可以潜移默化地改造不同文化中的受众；它理应受到批评，因为其内涵可能在瓦解着美国立国的精神基础，可能给全球文明带来破坏性影响。综合诸家所论，一个合理的结论是，第一，不能抽象地说“文化软实力”，而应充分认识文化的复杂性，对流行文化的社会/政治效果不应估计太高。第二，流行文化本身也是复杂多样的，它之成为“软实力”资源，不但要有约瑟夫·奈所说的情境、时间等多方面的“外因”，而且其本身也要有必要的规范和标准。仅仅是“流行”，那是不够的。
3、中国选择：建设有民族内容的流行文化
“软权力”论说与“华盛顿共识”及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论”一起，表达了冷战后美国的自信。但“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约瑟夫·奈又用这个概念来提醒美国，在国际行动中，不能仅仅凭借军事实力为所欲为，这样做的后果反而会大大削弱美国软实力的基础。可见，软实力固然要以硬功夫实力做基础，但硬实力的过度行使也会妨碍软实力的运作。
当然，以“软实力”作为美国的国际战略是一回事，“软权力”的客观存在是另一回事。比如，中国政府历来反对美国“和平演变”的战略，对来自西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也一直持批判性立场。但是，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硬实力明显增强之后，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也成为国家议题之一。自2006年11月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目标之后，“推进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题之一，而相关的理论研究，也风行一时至今不息。当然，中美“软实力”的意涵是不是一样的：约瑟夫·奈所做的是一种崛起后大国的战略思考，而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则是崛起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中美之间“构建和实施的路径不同，难度也更大，对此我们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从另一方面来讲，及时意识到‘软实力’的效用，并通过实践来边开辟，边创新，边运用，形势可能对中国更加有利。这种实践可能推动我们更加自觉地利用来自国际社会的期待和正反两面的压力，利用发展带来的机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灵活的战略，实行制度改革，创造出真正具有政治实质意义和有长期影响力的中国崛起模式。换言之，在崛起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具有真实普世意义的模式，而不是先入为主在预设一种僵化的either-or模式。”[27]困难是现实存在的，愿景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实现的。从上述有关流行文化与“软实力”的关系不同观点来看，中国的“软实力”话语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和申论。
第一，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在民族精神传统与当代普遍价值之间寻求平衡。当约瑟夫·奈反复论证流行文化也可以是“软实力”资源时，客观上也说明流行文化不是代表、传播一国价值观的最显著的方式。亨廷顿把文明与宗教、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固然略显狭隘，但其论确实表明，文化之所以是国家“软实力”的资源，主要在于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基础的、核心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又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无论如何，消费性、时尚性的流行文化主要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文化“软实力”主要体现在那些深植于国家/民族的历史、能够塑造国民文化身份和价值理想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民族根基、国家意识、价值规范是其作为“软实力”的主要来源。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一种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历史内涵的文化，何以能对其他文化产生吸引力？约瑟夫·奈强调：“当一国的文化中包含了普世价值观，其政策中推行的也是被他国认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双方就会建立起一种兼具吸引力和责任感的关系，该国得偿所愿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大大增加。狭隘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可能产生软实力。”[28]“普遍性”是文化吸引力的基础，没有普遍只有特殊，这种与他者无关的文化，当然就不可能吸引他国。我们反对不顾民族传统和国家特色、以西方价值观为普遍价值并向全球推广的政治作业，但对不同文化传统中共同蕴含的、可以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的价值观，却应充分肯定并积极挖掘。“普遍”意味着共有和共享，它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发明出来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经验和追求，因而既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赐予、强加，也不是任何一方可以拒绝、反对的。当代学者庞朴批评过两种极端观点：一是把现代化、全球化理解为西方化，相信西方文明是适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西方文化理应成为全球文化霸主。另一个是抓住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认为全球化证明了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尽头，下一轮必将由东方文化来领头。在他看来，“文化一元论的思想，对西方没有批判，它的批判精神，重新估价一切的做法，是不包括西方的，只是对中国的一切重新估价。而国情特殊论则是对中国缺乏批判。文化一元论是没有特殊性的普遍性，认为西方的做法可以无条件地放之四海；而国情特殊论则是没有普遍性的特殊性，国情特殊到可以脱离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29]在文化一元论与国情特殊论之间，我们所应采取的是一种经过合理阐释的文化多样性立场。[30]
第二，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发展有内容、有意义的流行文化。基于美国流行文化的政治效果，约瑟夫·奈认为流行文化也是“软实力”的资源，这是因为美国的流行文化再现了美国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状态，并对他国产生吸引力。反之，如果没有这些内涵和功能，流行文化就不可能是“软实力”的资源。也有中国学者在比较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并对后者的“软实力”表示怀疑：“传统文化往往具有较强的认同，会成为一个团体无须明言的行为规范。这种认同不是靠内部人的定义，而是因外部环境才得到显现。传统文化正因为拥有这种特征，一般会与条文制度形成互补性体系。它被他者所模仿的难度越大，其价值就越高。与此相反，流行文化不具备传统文化的这种行为规范特征，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比较容易被模仿，甚至可以通过契约性交换获得。美国向世界输出的文化，一般来说是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是19世纪末以来伴随美国的大量生产模式和‘品牌商品’的开发。寡头垄断企业利用新兴媒体使人类社会‘普遍消费者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跨国企业的推动下，‘大众消费社会’式的美国生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然而，在该过程中得到传播的仅仅是美国当代（或某一时期）的生活模式，并非其传统文化。显然，流行文化不具备长期效果，只会影响一些特定阶层的特定消费者，更不会成为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的行为规范。因此，对约瑟夫·奈所谓的软实力文化源泉，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概念，美国当代的流行文化并不是美国软实力和源泉。”[31]这种论点与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相似，虽然过于斩钉截铁，但有助我们认识流行文化在作为“软实力”资源方面的局限性。在回答中国如何建设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时，众多论者都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当然没有错，但还应当对文化产业中进行更细致的规定。只要我们还认可“文化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整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的定义，流行文化就不能满足于娱乐、消遣游戏，而必须有内容、有意义、有品位，有自觉的家国情怀和规范意义。当然，参与“软实力”建设，是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使命，却不是唯一使命。也就是说，一些流行文化产品虽然不能作为软实力的资源，但它们能够满足文化市场的需要、丰富公民文化生活，所以仍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但如果要讲文化软实力，则必须对流行文化有若干内容和风格的更高要求，或赓续中国传统，或再现中国现实，或表达当代价值观念，或体现中国道德规范，总之要有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国家具有示范性。
第三，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从扩大国内文化的开放性。从根本上说，“软实力”概念是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概念，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全球化时代国家竞争的内在要求。文化的吸引力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形象、话语和宣言，约瑟夫·奈在分析软实力的三个来源时，指出其中的“政治价值观”应“无论在国内外都能付诸实践”。推而论之，在展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时，我们也应当在国内文化建设中的增加这种吸引力。文化吸引力的重要内涵除了上述普遍性外，另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开放性。竞争有文化间竞争与文化内竞争。没有一种文化是固化的实体，每一种文化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变化发展的动力源自内部竞争。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不同地域、种族、阶级、性别、代际以及各种亚文化之间，实际上都充满竞争。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全球认知和认同，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和谐世界的构建，取决于我们的竞争能力的高低优劣。文化内的压力、挑战是锻炼与培养文化竞争力的前提，只有在内部竞争中表现良好的文化，才能有对外竞争性。仅仅靠政府保护、领导提倡、组织支持的文化，不可能有对外竞争力。当然，如内部竞争太过激烈，又妨碍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对外竞争。所以我们所鼓励和支持文化内竞争，又要将之控制在一定限度，使之成为一种包容性竞争而非冲突性竞争。文化“软实力”的内部效果是“增强竞争力与凝聚力”，外部效果是“增强吸引力与同化力”，内外效果是一致的，这就是通过国内竞争来提高对外竞争力，以国内文化建设的强大实力为基础，通过“参与全球文化行动”来实现中国在全球文化转型和文化规范重建，尤其是有关全球性文化问题解决的机制、规范、规则的重建中发挥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说中国文化已经具备了这些能力，而要增强这些能力，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从根本上改革现行文化体制，形成文化企业、文化产品的充分竞争，释放、激活全体公民的创造活力，从国内做起，眼光盯着国外，功夫做在国内。总之，“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但是中国文化的对外方针，也应成为国内文化方针。
第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和公民行动。流行文化基本上是市场取向的文化，即使在中国，政府对它的管理也主要是市场管理而较少意识形态约束。没有社会力量的充分介入、没有广大公民的自觉参与，流行文化是流行不起来的。因此，流行文化最典型地体现了社会/公民文化的性质。“软实力”话语流行之后，有人反对在国际政治中使用这一概念，原因是政府无法完全掌握吸引力。就美国而言，其政府与文化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大部分软实力是由好莱坞、哈佛大微软公司和迈克尔·乔丹制造的。软实力来自于公民社会，但不能因此就否认软实力的存在。在自由社会里，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控制文化。实际上，这种文化管制的缺失本身就能产生吸引力。捷克著名导演米洛斯·福曼提到，政府曾引进美国电影《十二怒汉》，因为该片是对美国社会的严酷写照。但捷克知识分子看完电影后心里想的却是，‘如果这个国家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来挖苦自己，哦，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肯定心存自豪并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这个国家一定是足够强大，而且很自由。’”[32]尽管文化并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正如费孝通所说：“一个国家不能自命为某一文明的代表或化身，说成是某一文明的卫士；各种政治集团也不该盗用文明、文化的名义，制造民粹运动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33]但就当代阶段的全球竞争而言，主权国家仍是一个基本单位，是文化竞争的最大支撑力量。国家作为文化竞争的基本单位之一，并不意味着文化竞争只是政府或官方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团体、公共机构、民间组织等的广泛参与，不但可能比单纯的政府行为更为有效，而且它本身就是良好的国家形象的一种表现。“就中国而言，虽然它有着灿烂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其政治系统却经常被以民主和自由自居的西方人怀疑。对于一个有着负面刻板形象和习惯于刻画并管理形象的政府，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的形象建设活动，让国内13亿民众共同挑起这重担势在必行，也十分具有挑战性。”[34]
第五，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充分正视硬实力作为背景和支撑的决定性作用。流行文化之所以是流行文化，在于它在一定时空中的普遍生产和接受，但也正因为它是流行文化，不可能持续地、深刻地对内外受众产生影响。“软实力”相对于硬实力而言，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相应或连带关系。“软实力”可以单独发挥作用，就像斯大林曾经设问的：教皇手下有多少个师？硬实力有时会败坏软实力，比如前苏联的软实力就曾因为占领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丧失殆尽。但一般而言，软硬之间是可以相互支持的。我们固然不能完全同意亨廷顿所说的文化总是追随权力、软实力赖硬实力而实现的观点，但硬实力的必要性必须坚持。康有为曾经指出：“吾闻美之破吕宋也，美国人告我曰，吕宋之自立军阿坤雅度，强悍不畏死甚矣，终以无炮而败亡。墨西哥昔极文明，制作多有过于欧人者，西班牙以炮十三攻之，墨人仅挟刀矛弓矢，无以为御，遂以三万精兵为班五百炮队所败而亡。班人尽戳其文学之士，悉焚其书，而墨数千年之文明遂尽。今墨人至举国为班之文字，无复识其文明之旧者。劫灰已尽，念之哀痛，岂料子孙无炮之惨祸及数千年文明之国人如此耶！”[35]吕宋有壮烈抵抗，墨西哥有古老文明，都因没有大炮而亡国，得胜西班牙还彻底毁灭了墨西哥文明。那么非西方世界是失败于文化还是失败于军备？答案不言自明。从理论上说，软、硬实力之间存在三种关系类型：一是一国文化因国家硬实力的强大而得以伸张，这种类型的文化竞争是次要的、附带的，往往被视为硬实力的溢出效应。如战后日本的“刺刀下的民主”。二是一国文化参与、支持了国家硬实力的竞争，这种类型的文化竞争是工具、是手段，如近代以来西方的软实力。三是一国文化具有硬实力之外的、属于文化自身的竞争力，这种类型的文化竞争力有其自主性，并能够矫正硬实力竞争的不良后果。三种类型产生三种效果：在第一种类型中，强大的硬实力竞争可能会遮蔽文化竞争，而且随硬实力而来的文化可能是良莠参半；在第二种类型中，文化竞争容易被扭曲为硬实力的包装和修饰，难以获得文化本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只有在第三种类型中，才是比较确定的、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文化竞争。当代全球文化的复杂形势是，一方面依然是强力至上。对某些国家和民族的某些人来说，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可以被随便打扮和使用，成了实现利益目标的一种实用工具。另一方面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对于另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另一些人来说，为了虔诚的信仰而抛头颅洒热血是十分正常的，宗教之争、信仰之争，未必需要以物质利益方面的动力为基础。应该看到，对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态度，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差别，本身就构成文化上的反差，也构成政治争端的一个重要来源。[36]这就是说，仅恃一种强大国力而不采取一种理性的对外政策，国家竞争就可能演变成横行霸道、弱肉强食，而不是文化竞争。我国所提倡的文化竞争力，主要是第三种类型，当然也需要考虑第二种类型。
本文一开始就指出，文化成为“软实力”是文化扩张后形成的“文化主导”的后果之一。除了作为“软实力”资源外，当代文化也还是文化、还是经济，因此不能用“软实力”代替文化的全面功能。流行文化的主要功能可能不是“软实力”，而是文化经济。正如可以较好地体现“软实力”性质的高雅文化，不是文化经济的主要资源一样。文化的世界是广阔的，各种形态、各种风格、各种性质的文化都各有其用途。当我们努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时，有必要在文化间作必要的区分。
（2014年4月10日，原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1]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84），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9、504页。
[2]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1999），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335、350—370、370—383页。
[3]约瑟夫·S.奈：《软权力》（1990），载约瑟夫·奈、门洪华编：《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07页。
[4]约瑟夫·奈：《巧实力——权力、个人、企业和国家》（2008），李达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版，第39—40页。
[5]约瑟夫·S.奈：《软权力》（1990），载约瑟夫·奈、门洪华编：《硬权力与软权力》，第6—7页。
[6]约瑟夫·奈：《软实力》（2004），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2页。
[7]约瑟夫·奈：《软实力》（2004），第15—16页。
[8]约瑟夫·S.奈：《软权力》，载约瑟夫·奈、门洪华编：《硬权力与软权力》，第108页。
[9]约瑟夫·奈：《软实力》，第16页。
[10]约瑟夫·奈：《软实力》，第64页。
[11]约瑟夫·奈：《软实力》，第64页。
[12]约瑟夫·奈：《软实力》，第69页。
[13]约瑟夫·奈：《软实力》，第17页。
[1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页。
[15]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1973），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6]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0页。
[1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7—68页。
[1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97页。
[19]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34—135页。
[20]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6—27页。
[2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45—46页。
[22]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1997），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23]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2004），王振西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0页。
[24]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172页。
[25]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1993），中译《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0页。
[26]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第206—209页。
[27]王希：《软实力的硬内容：国家制度和核心价值观》，载李希光主编：《软实力与中国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28]约瑟夫·奈：《软实力》，第16页。
[29]庞朴：《继续发扬“五四”的批判精神》（1989年4月21日），《庞朴文集》第3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30]详参刘菲菲、单世联：《论文化多样性的中国话语》，载天津：《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31]王京滨：《中日软实力比较》，门洪华主编：《中国：软实力方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32]约瑟夫·奈：《软实力》，第23页。
[33]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2003年4月8日），《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440页。
[34]李雪：《内圣外王：软实力需从国内建设》，载李希光主编：《软实力与中国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4页。
[35]康有为：《德国游记》（1904），《康有为全集》第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2页。
[36]参见程光良：《全球化与价值冲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6—1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