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二○○七年六期)中反对许多论者“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对此我是赞同的。但我认为,甘阳为了反对上述论点而过分强调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连续性,夸大了“延安道路”和“苏联道路”的不同。

甘阳说:“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更成功?中国改革二十八年来,经济成就非凡,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取得这种成功?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这个说法有点武断了。据我所知,金雁、秦晖在《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吉林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及一系列论文中,对于这个问题有相当全面和深入的讨论,远非海外的“中国通”学者能够企及。至于“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也无须等待谢淑丽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告诉国人。中国学者早就阐述过这一点。譬如笔者就在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反思十年改革》中指出:“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头三十年,除了个别短暂的时期,都是处于无计划或半计划状态,占主导地位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战时经济。虽然战时经济也可勉强算作计划经济的一种极端类型,但它与典型的计划经济有着不容抹煞的区别。首先,计划经济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建设;而战时经济的最高法则是以满足某些军事的或政治的迫切需要为生产目标。”金雁、秦晖则把我所谓的“战时经济”称为“命令经济”,同样是用来表示一种不同于“计划经济”的经济形态。

“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并不需要引入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只需要常识意义上的“破坏”就足够了。一九五○年代前期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可以用对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所造成破坏的恢复性增长来解释,军人在战争中对于厂房机器的摧毁就是“破坏”而不是什么“创造性破坏”。邓小平时代在城市化方面的成就也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破坏”。在毛泽东掌权期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先升后降,二十年间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如果没有这一番折腾,一九七九年后城市化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成功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我在《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载《战略与管理》二○○一年第三期)中指出:“常有人提醒说,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往往见物不见人,忘记了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标准模型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从而为一九七八年以后的长期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当然,这是以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为代价的。

甘阳特别引用了弗朗茨· 舒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一书,称赞“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开始摆脱主要依靠少数技术专家的苏联道路,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道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也就是“马钢宪法”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的区别。事实上,上述所谓两条“道路”、两个“宪法”的对立,只不过是“茶杯中的风波”。依靠专家还是依靠群众,只涉及经济发展的方法问题,而不涉及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就像“大洋全”和“小土群”之争只涉及“大炼钢铁”的方法问题,而不涉及“以钢为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在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真正的路线分歧都是围绕经济发展战略而不是关于方法的。是不是只有通过以剥夺农民方式获得“原始积累”,才能搞工业化?这是布哈林与斯大林的主要分歧点。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军工第一”,这是梁漱溟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刘少奇路线)与毛泽东路线的根本区别。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畸形工业化道路是不可持续的,苏联和中国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从一九七○年代末到现在,事实上重新走了一遍先农业、后轻工业、再重化工业的典型工业化道路。苏联到一九八○年代中后期才被迫放弃“军工第一”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也是苏联经济改革反而落后于中国的原因。

毛泽东时代后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最差的时期。有许多非常明显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第一,根据麦迪森(Maddison,A.)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一八二○——一九九二》(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位,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被美国超过。中国失去第二把交椅,是在“文革”高潮的一九六八年。抗战爆发前夕的一九三六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2.8倍;中国内战刚刚结束的一九五○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逝世的一九七六年,关系颠倒了过来,日本的GDP达到了中国的1.14倍。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九八三年,由于农业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中国经济总量才重新超过了日本。第二,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不能和上海比,也不能和广州比,到了六七十年代,广东人才开始大规模地偷渡乃至闯关香港。在毛泽东时代,台湾与大陆的人均GDP差距扩大了四倍。第三,在一九五五—一九八○年间,日本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52%降至29%。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仅从一九五七年的58.4%降至一九七八年的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有升无减。进入邓小平时代,恩格尔系数开始稳步下降。一九七八年、一九九二年、二○○五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74.0%、62.8%、45.5%。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于一九九三年降至50%,二○○○年降至40%以下,二○○五年为36.7%。第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60年的城市化率是19.7%,一九七六年的城市化率是17.4%。毛泽东时代后期的中国城市化是开倒车的。而在邓小平时代,城市化率从一九七八年的18.4%升至二○○五年的43.0%。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统计模型对照着看,邓小平时代的主要经验是回归常识(“猫论”、“摸论”),邓小平时代的主要成就是回归常态(“与世界接轨”),而毛泽东的“破坏”或“创造性破坏”只是起了一个反面作用。

所谓“中国道路”,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中国过去的实践进程和现在的具体样态,其二,中国未来的理想图景和目标模式。对于甘阳的“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只能采用第二种解释。因为在迄今为止的一百二十年中,或者是“走西方人的路”,或者是“走俄国人的路”,还没有人走过“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之路。至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离儒家的“仁义道德”,离“社会主义”,离“共和国”,都相距甚远。而无论是把“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我都不赞成。

依据一种保守主义的态度,在眼前明明摆着成功经验和熟悉道路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提出革新目标和陌生路径。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资本主义”(或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和以瑞典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保障人权和增进福利方面,都有不俗的成绩。我们既可以选择美国模式,也可以选择瑞典模式,还可以在二者之间选择一种混合模式,但没有必要到二者之外去寻觅新的模式。“新资本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共同底线是宪政民主的制度平台。因此,“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应当是“民主共和国”而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资本主义多一点还是社会主义多一点,或者说自由多一点还是平等多一点,可以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渠道来解决。彼一时,此一时;左一下,右一下;这在宪政民主国家是一种正常现象。民主还是不民主,这是当今世界的大问题,关系到中国人的尊严和利益,关系到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国际站队。

依据一种理想主义的眼光,“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手笔还不够大。无论是外国的康德和马克思,还是中国的康有为和李大钊,都提出过“人类大同”的理想。李大钊说:“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二)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三)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四)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共和国”的主权,在现有的欧洲联盟中已经被削弱;在未来的世界图景中,它更没有资格作为最高层次的政治理想。根据“儒家”的前世今生,我们很难相信它会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信仰体系,也不赞成让它扮演一种国家宗教的角色。把儒家学说包装成正统的意识形态,只会扼杀它的质朴的生命力。理想目标不应当是所谓的“儒家共和国”,而是在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社会中,儒家(或儒教)与无神论、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和平竞赛、和睦共处。

毫无疑义,十几亿中国人未来将在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生态、世态、心态问题上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给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打下深刻的中华印记。但是,我们不能舍近求远,避实就虚,而是要一步一个脚印,首先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一百多年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然后再去争取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