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而言,中国近三十年(1978—2007年)的变化,经济层面最为引人瞩目,而政治层面以追求稳定留给人变化不大的印象。其实,分析起来,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变化最为深刻的还不是经济领域,相反是留给人变化不大印象的政治领域。从政治变化既是中国经济领域变化的推手,又是经济发展的引力来看,中国的现代变迁总是由政治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缺乏了政治转轨,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因此,我们要想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就不能不透过中国政治变化的帷幕,方得以窥见转轨经济变化背后的转轨政治真相。否则,我们就会浮在经济现象的表面,肤浅地描述物质数量的巨大增长,单纯的经济体制的变迁,而省觉不到中国社会由政治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从总体上讲,中国政治的现代变迁,在外在形式上经历了一个从疏离政治到回归政治的过程,而在内在构成上则经历了从革命政治到发展政治的变化。这中间显现了三个重要的演变截面:中国政治从解放政治发展到了生活政治,从街头政治演变到了书斋政治,从权力政治进步到了权利政治。正是这些变化,使人们从疏离革命政治变化为回归发展政治。政治的疏离与回归的历史过程,就此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与政治变迁相伴随,中国人三十年来的政治观也相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两者交错作用的双线描述与分析上,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中国近三十年政治生活的时代画卷。
政治变迁与政治疏离
中国政治的变迁,直接开启了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性转变的大门。政治的变迁,不仅启动了政治自身的重大转变之门,也推动了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方式的变化。这是因为现代经济的存在形态始终只能是政治经济形态,而不是脱离了政治的、孑然独立的经济形态。因此,从近三十年中国政治转变的视角切入,我们就可以管中窥豹,通观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
中国政治的这一变迁,是从现代支流的政治运行模式转变为现代主流的政治运行模式。因此,这一变迁不是某种政治功能的调整,而是艰难的结构转变。结构性的中国政治变迁,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认识:其一,垄断性政治力量自我存在形态的政治转变,构成为近三十年中国变迁最引人瞩目的变化。从前二十年来讲,这一变化显现为垄断性政治力量对于市场空间的让渡。从近十年左右的时间看,则显现为垄断性政治力量对于社会空间的让渡。而在此之前,垄断性政治力量对于中国社会所有资源一概采取不容商议的、绝对垄断的姿态。虽然建国之初垄断性政治力量曾经尝试与其它政治组织分享国家权力,但那只是它羽翼未丰情形下的权宜之计。到了1950年代中期,当垄断性政治力量认为自己足以真正垄断中国社会一切资源的时候,便毫不客气地将原来处于合作状态的政治力量全数驱赶出政治权力领域。垄断性政治力量就此以领导一切的方式对国家、社会和市场权力悉数包干。这个时候,经济绝对是政治化的经济,文化绝对是政治化的文化。“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但在1978年之后,这种高度的政治垄断在垄断性政治力量的自我调整中终结了。原因很简单,面对偌大一个中国,一个垄断性政治力量几乎没有任何可能长期维持独断的政治控制局面。这种控制的成本几乎是一切现代组织,不管这一组织如何垄断资源,都无法长期支付得了的。并且,即使一时掌握有无比丰富的垄断资源,它也无法与不确定的自然状态与同样不确定的政治状态相抗衡。在这个意义上,1978年是垄断性政治力量自己自觉地终结垄断性控制的年份。这就给政治观的转变提供了最现实的条件。
其二,中国政治运转基本方式的变化,是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变化。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社会生活都放置到阶级斗争的天平进行衡量,是1949—1978年中国人的基本政治生活方式。在接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形成了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不断革命论将一个革命社会拖入了极其倦怠的状态。“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种革命,既是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因把握权力的紧张感带来的,也是执政党本身的政党伦理——斗争伦理所注定的。因此,阶级斗争既成为继续革命论的实践形态,也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狂热的阶级斗争偃旗息鼓,构成为中国政治生活显现活力的前提条件。执政党在1978年宣告“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结束,等于宣布了温和的政治运行模式的开始。邓小平强调,今后不是完全没有社会运动,但起码不是1978年前那种动辄调动千百万群众投入其中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而只是小规模的、波澜不惊的运动。从1978年以前动荡的阶级斗争岁月转变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追求宁静局面,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三,从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迁移。1978年前的中国,一切行动总是以政治的名义;1978年后的中国,一切行动大致是以经济的名义。这个时候,政治是经济化的政治、文化是经济化的文化。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系统都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来显示自己掌握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为此,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系统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唯GDP思维的成型,就是这种转变最为鲜明的标志。地方政府几乎完全以GDP作为政治动员的指挥棒,就是这一转变的实际体现。执政党和各级政府以求在GDP高速的增长中获得政治上更为雄厚的统治合法性资源。从绝对的政治中心转变为绝对的经济中心,也许还不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现代转变,但是,相对于既伤害社会肌体、又损害国家发展的政治中心观来讲,这种转变还是一种进步。
其四,执政党及其国家不再构成为社会整合的单一核心力量,国家、市场与社会开始各自按照自己的固有轨道运行。1978年以前,一元化的领导推动形成了一元化的局面。国家将现代社会结构的另外两元——社会和市场,吞噬掉了。国家与地方层面高度集权的刚性计划,使得社会与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急遽萎缩。在国家能够有效垄断资源,并有效地调拨到需求资源的地方与领域的情况下,国家就能垄断政治权力。一旦国家垄断资源的能力下降,并且无法有效地将资源配置给具有相关需求的地方与领域,国家的垄断就处于破产的状态。1976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就很好说明了这一点。1978年以后,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边际界限日益显露出来。全能政党、全能国家与全能政府的高度连接逐渐被打破。“党要管好党”的提法、建设有限政府的举措,显示了一个分别承担责任的政党、国家、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差异。
政治变迁对于人们的政治认知发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显示出的最为醒目的社会现象,就是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普遍、自觉的疏离。从直观的社会印象上描述,首先,1978年以前从全局与根本上影响甚至制约人们的政治观念开始丧失影响力。经过1979年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发布以后,支持中国政治三十年左右的极左意识形态不再成为整个国家无条件接受的政治观念。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宣告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宣布为错误的理论。以批判“四人帮”掀起的清算极“左”思潮的运动,使人们意识到脱离左倾思想影响的极端重要性。其次,1978年以前政治绝对挂帅的局面开始终结。人们意识到脱离经济谈政治的局面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正本清源、回首加强经济基础的思想开始弥漫。这为后来经济成为政治的绝对主导奠定了观念基础。“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任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就是硬道理”等等震撼人心的口号就此提了出来,并深入人心。这种推崇经济因素的社会功能的倾向,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选择,而是一个政治选择。再次,执政党与国家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意图的社会反应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以前,执政党与国家的政治动员一直下达到社会最底层,从而使政治动员在中国达到了空前充分的状态。那时,人们对于这种动员缺乏选择的权利,因此完全被动地被纳入到无法抗拒的国家政治机器之中。1978年以后,执政党与国家的政治动员能力似乎处于一个逐渐弱化的状态。并且渐渐形成了国家政治动员与社会政治动员两种动员模式。以至于国家政治动员的成本逐渐上升,而动员成效则逐渐下降。执政党与国家的政治信任因此受到不可小觑的影响。民众中流行的“自求多福”观念成为社会保障不足条件下明显的政治疏离的现实写照。
对于中国人近三十年左右的政治疏离,可以从两个视角加以分析。一方面,从政治疏离的实践蕴涵上分析。政治实践的转变与人们到底是政治亲合还是政治疏离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当政治实践将人们紧紧捆绑在政治世界而不能松动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只要有政治的些微松动,人们就会厌恶给他们带来太多紧张感的政治生活。1978年前的三十年,政治是集聚中国人的唯一力量。这种力量在中国人建立现代国家的革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革命后的社会中继续其紧张状态,恰恰成为人们厌倦政治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政治疏离的理论蕴涵上分析。政治观的转变以政治实践的转变为前提。但政治观也无疑具有影响政治生活的作用。现代社会的政治观本来应该是多元的,具有选择余地的。当人们对于政治价值的了解仅仅限于一种政治价值的时候,人们只能相信这种政治价值及其行动模式。当人们有了了解多元政治价值观念的契机的时候,政治观的突破与重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价值的冲突成就了今天中国人政治观的多元景象。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
人们心理上对于政治的厌恶和行为上对于政治的疏离,并不等于政治也就远离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人类生活本质上注定就是政治生活。因此,疏离政治仅仅显现出人们对于既有政治模式的疏远,他们必须致力于寻求新的政治生活模式。就此而言,政治疏离其实就是政治生活模式变化的标志。对中国人来讲,正是政治疏离导致了近三十年政治生活与政治观念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三个截面、四个视点进行解读。四个视点分别用以审视三个截面的当代中国政治观。三个截面是:政治形态从解放政治演变为生活政治,政治认知从街头政治变化为书斋政治,政治目标从权力政治推进到权利政治。四个视点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政治观变化的历史起点、演变状态、变化趋势与未来走向。
中国人政治观最为直接的变化,就是政治形态从火热的解放政治转变为冷静的生活政治。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乃是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分析现代政治变迁的一对概念。它以解放政治来概括启蒙运动以来居于主流的政治形态。这种政治形态的主要特点是,在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上,以对于科学和民主的追求,实现个人自由的目标。解放的具体目标因应于总体的追求,一方面呈现为科学精神所要求的将人类从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类能够建立起不依附于自然的人化自然,进而打破那些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习俗、惯例和宗教权威,以人的眼光来审视人类。另一方面表现为以民主精神冲决传统政治制度,将贵族统治、等级秩序和血缘政治等政治形式的合法性剥去,使人们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用民主的规范方法进行治理。解放政治体现出的精神气质,就是征服自然、解构传统、推翻专制、追求正义、崇尚自由。所谓生活政治,则是指在反思启蒙主义政治的基础上形成的替代型政治模式。生活政治以解放政治的发展为前提,解放政治到了晚近阶段,它的威力与危害逐渐呈现,使得人类的政治形态必须进行调整。生活政治就是选择的政治、决定的政治和认同的政治。它所达到的目标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性基础上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它能够通过深度生态伦理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生殖伦理和家庭价值解决好两性与家庭的关系,通过全球化处境解决好人类合作与协商的民主问题,通过个人认同与反思解决好人对自己、对别人和对动物的关系,通过告别非左即右的思维解决好政治道路的选择问题。换言之,生活政治的理念促使人们积极面对“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从而将解放政治致力的寻找生活机会,转变为生活政治注重的确定生活方式。
吉登斯的这一分析架构,对于解释近三十年中国人政治观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具有指引作用。解放政治是分析中国现代政治观的历史起点。从十九世纪末肇始的中国现代政治,乃是西方启蒙主义直接推动而形成的政治形态。晚清的革命与启蒙政治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国民党将启蒙政治观作为政党意识形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启蒙主义的直接产物。在政治的具体运行过程中,党完全以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为使命。即使从“解放前/后”的年代学辞藻也可以看出,1949年之后,由于是解放之“后”了,因此以高涨的政治热情将全民投入到打破传统、飞跃发展和理想目标的社会运动之中,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过程体现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状态——从政治理念层面上讲,就是要“破四旧”,就是要将“封资修”的一切陈旧政治文化加以扫荡,就是要树立全新的社会主义新政治文化观念。这种致力于建立全新政治文化观的尝试,构成解放政治的观念基础。从政治过程看,解放政治一直诉诸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开展政治活动。因此,解放政治对于群众运动有一种近乎迷信的精神状态。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就发动了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后来接着又发动了“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山呼海啸的群众运动。这就是吉登斯所讲的寻求生活机会、追求平等状态的解放政治理念支配之下的政治行动。在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中,一切旧的政治观念、政治动员方式、政治行为模式,统统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解放政治动人心弦的口号。绝对反传统的运动式政治成为政治活动的基本模式。对峙性的政治斗争成为贫民百姓的家常便饭。底层情结成为反对传统、反对秩序的心理基础。一哄而上的战争式经济成为建设人工自然的基本进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成为绝对单一的政治主题。大民主、高调民主或直接民主的期待成为单一的政治愿望。这当然是现代政治运行模式,但绝对是解放政治的运行模式。
1978年以后,随着执政党对于斗争哲学的放弃,以及执政党直接启发和推动的“拨乱反正”的政治反思运动,人们逐渐放弃了解放政治的理念,生活政治的理念出现并慢慢地壮大。在改革开放的口号支持下,人们对于解放政治的热切期望幻灭了。反思解放政治的得失,成为1978年以来的政治思考主调。虽然这种反思具有官方与民间两种声音。但前者对于毛泽东晚年热衷于解放政治所进行的批判,无疑鼓励了后者对于解放政治的摈弃。一方面,原来解放政治观的主题之一——战胜自然,获得人类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理念,还在继续支配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但另一方面,人们逐渐开始对于或者采取政治手段、或者采取经济手段的解放政治表示担忧。虽然这种政治观引导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曾经如此令人鼓舞。然而,它所支持的阶级斗争与经济发展,毕竟给中国人带来了双重的影响:既使中国人发现了政治斗争的火热(今天仍然让少数人士无比缅怀)、经济跃进的惊喜(今天也仍然让无数人为之津津乐道),也使中国人发现了解放政治的可怕。这种可怕,既体现为阶级斗争的红色恐怖,又体现为经济发展的惨重代价。于是,在经济领域的解放政治运行了二十余年之后,执政党领袖们提出了更接近生活政治的理念——我们要树立科学发展观,要建立节约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要开创环境友好型经济,要追求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和谐社会。这无疑是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政治力量对于制约中国人政治观的解放政治的正式放弃。它也就此全面开启了当代中国人生活政治的思维与行动。
首先是中国人对不同于政治领域解放政治的、经济领域的解放政治,进行了批判反思。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反思。首先从1988年何博传出版的《山坳上的中国》开始,到1998年出版的《现代化的陷阱》掀起高潮,解放政治化的运动型市场经济受到普遍的批评。同时,人们开始对于环境问题发生了深深的忧虑。环境保护成为了中国的政治问题。由松花江污染事件导致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辞职,引发了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绿色政治思考。一时间国内环保运动引起了人们高度的关注,而绿色政治的理论出版物充斥坊间。绿色GDP的提法也成为替代传统GDP的一个时髦辞令。从经济领域的生活政治理念扩展,女性主义开始启动中国人关于两性关系的重新建构思路。性别政治在中国长期以来不是一个政治话题。革命将性别问题完全悬搁起来,“革命同志”关系结构将性别问题放置到了解放政治的高度加以汰除。生活政治的理念启动了人们对于性别问题的思考。李银河关于女权、关于同性恋、关于换妻的言论,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而核心家庭的普遍出现、包二奶现象的频繁发生,使得家庭伦理问题就此成为大家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些生活政治的话题完全不是解放政治的宏大叙事所可以想象的。再次,网络事件对于人们的权利思维发生酵素作用。网上虐猫事件、网上虐狗视频,让中国人义愤填膺,从而启动了中国人关于动物权利和衍生的人道主义的政治思考。与这些变化相关,中国民主进程的困境,让人们重新寻求民主的进路。协商民主理念开始流行。第三条道路的吉登斯式生活政治理念引起对政治观念问题感兴趣的人们的高昂兴致。
多元的政治观念在生活政治形态中扎下根来。解放政治关于人的政治设定仍然还在发挥作用,但是,生活政治业已成为今天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调。这大概是所有后革命社会的政治宿命。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经历的从解放政治转变为生活政治的状态,今天中国人也逃不出这样的历史处境。这是中国政治观变化的趋势。而这就注定了未来中国回归政治的走向。
从街头政治到书斋政治
随着中国政治形态的转变,政治认知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最简单明了的概括就是,中国人的政治观正从街头政治演变为书斋政治。
中国现代政治是从街头政治现象获得重要认知资源的。街头政治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它指的是解放政治之诉诸武力的极端政治形式。极端的街头政治就是阵地战和街垒战。温和的街头政治则是群众游行示威和街头政治宣传。前者作为暴力革命的基本手段,构成为街头政治的非常态形式。后者作为暴力展示的方式,构成为街头政治的常态情形。中国现代历史上,除开战争年代以外,街头政治主要是以群众示威与政治宣传的形式为人们所认识的。反过来它又促成中国人的政治认知观——中国人长期以来以为的政治就是绝对行动导向的活动形式就是这么形成的。1949年以后,非常态的战争式街头政治在国内不必上演了。因此,国内街头政治就主要是以温和形式进行的。尤其是在政治运作的主要空间——城市,就更是如此。
街头政治与解放政治具有相互衔接的关系。人们之涌向街头,展示群众的政治力量,就是因为解放政治观需要的就是街头政治。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哲学,就是一种付诸政治行动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书斋雕琢的理论创制。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就具有街头政治的操作习性。执政党与国家每遇政治大事,便号召群众大规模集会游行,以显示人民群众的力量。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街头政治更是繁衍为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经常性政治行动。从《炮打司令部》引发的群众街头政治,甚至演变为解放政治的暴力对抗形式。红卫兵的大串联、街头的文攻武卫、群众的游行示威、街头的政治谣言,将街头政治推向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自由为街头政治提供了宪法支持。“斗、批、改”则鼓舞人们以街头显示力量的方式对付权势人物、错误思想,“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街头政治景象,只有在恩格斯亲自参与的1848年的街头政治中才能想象。1976年的“四五运动”成为“文革”时期街头政治的顶峰。此后,中国的街头政治让位给国家权力政治。人们走上街头进行政治运动的方式,既在宪法取消“四大自由”上受到限制,也从“有序参与”的政策制定中遭到抑制,更从街头政治的官方导演上遭遇改变。这已经显示,街头政治无法再继续下去,而必然选择另外的空间作为政治发泄的场所。街头政治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官方所厌恶的政治形式了。群众自己也对街头政治的演练不再具有热情。街头政治终于落定为书斋政治。人们开始在书斋里进行政治“较量”。“改变世界”的政治回流为“解释世界”的政治。
中国当代政治观之从街头政治演变为书斋政治,可以从以下一些变化迹象上得到印证——
从试图为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辩护的中国新“左”派的书斋化,我们也可以发现街头政治蜕化为书斋政治的理论轨迹。中国新“左”派的兴起,具有实践上和理论上的特定来源。从实践上讲,新“左”派起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政治变迁中某些特殊信息的敏锐把握。他们发现了中国改革的三重特殊性:执政党对于原来的解放政治理念与行动的否定,并没有全盘扫除的举措。中国对于市场经济的实践,并没有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路线,但却成了全球化浪潮的赢家。中国出现了针对社会分化、制度性腐败与生态危机的批判者,他们承担了刺激思想活力的责任。(文韬:《对话汪晖:创造独立思考的批判空间——〈读书杂志与中国思想十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7月9日)由此他们试图开创“反思性批判”的空间演变为重建“左”派社会政治理论的书斋活动。他们将西方新“左”派理论引进中国的社会政治话语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举措进行理论审判,对于启蒙主义话语进行毫不留情的否定性批判,对于各种政策的设计进行书斋的理论推演,对于国际上的同道加以有力的宣传引介,对于全球化的进程加以抵制性的审视,总之,新“左”派完全将左翼的“武器的批判”传统转变为“批判的武器”的决断。街头化的“左”派政治走向了书斋化的“左”派运思。
从1998年开始“浮出水面”的自由主义自我确定的“书斋里的革命”,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街头政治丧失理论支持、走向书斋政治的痕迹。长期以来,在革命政治和革命理论的映照下面,自由主义在中国可谓是声名狼藉。自由主义的书斋政治理念之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浮出水面,是因为中国的革命政治、街头政治走到今天,确实需要一种足以保障社会稳定的政治智慧。从现代政治史来看,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没有提供这种政治智慧。于是,既反对激进革命、又反对消极保守,既反对国家独大、又反对无政府主张,既反对政治特权、又反对暴民政治,既反对专制主义、又反对直接民主的自由主义政治智慧就此具有登上中国政治思想舞台的理由。在一个解放政治之后的生活政治氛围中,不是获得社会机会的革命具有号召力,而是保证生命、财产、自由的选择生活方式的政治具有影响力。新“左”派的批判性反思确实具有它的时代针对性,但是它却不具有建设一个生活政治的理论体系的向心力。自由主义就此表现了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的理论品格。执政党原来以为自由主义是一种煽动政治造反的理论,但现代政治史表明,自由主义是一种建立秩序生活的观念体系和制度建制。自由主义浮出水面,新“左”派本能地反感,两者之间展开了数年的理论争执。但是,自由主义一方面并不是像新“左”派指责的那样完全为现实辩护,也不是像此前的政治领袖那样认为的与革命背道而驰。它显现出一种审慎的政治建设态度,以一种“平静的坏心情”看待世事,以一种“有话好好说”的方式对待政治争端,以一种“书斋里的革命”看待当代中国政治的变迁,(参见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文选》,文集中所收相关题目的文章,形象地表现了自由主义者的书斋态度。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致力为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提供实在的理论支持。
从知识影响甚巨、观念反应颇为强烈的极右翼思潮的古典主义宣示,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中国书斋政治兴起所具有的特殊趣味。极右翼的政治理念在今天的中国明显区分为两个支流。一个是来自西方脉络的宣示哲学王式的统治理念的政治观,一个是来自于传统中国儒家的当代政治儒学建构。前者以刘小枫为代表。后者以蒋庆为象征。刘小枫近年大力张扬斯特劳斯的“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他对于施密特反对自由民主政治的政治理论的推崇,与其说是直接用来反对现代民主政治哲学,不如说是用来为斯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出场扫清战场。他真正推崇的是后者。一种对于大众民主的严重不信任态度,引发了刘小枫对于中国人崇尚的现代自由民主的担忧。这是有道理的。只是他对于一个尚未到来的政治运作模式的担忧的提前量太大了一些。刘小枫基于对自由民主既不能有效组织成功的政治行动(以施密特对于自由民主的批判为根据),也不能深入领悟政治生活的奥秘(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为资源),试图申述似乎能够完全遏止住自由民主政治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古典政治哲学理念。为此,他试图将古典中存在的绝对价值挖掘出来。这构成为他整理古典的动力。他编辑的西方古典注疏,他整理的古典政治哲学著作,致力开掘的都是书斋里潜藏的政治信念。“我以前学知识分子,躁动不安得很,如今学孔子整理古书,不学‘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内心反倒安顿下来。”(刘小枫:《天不丧斯文——“经典与解释”主编刘小枫访谈》,《南方周末》2007年5月24日)蒋庆对于“读经运动”的提倡、亲身参与、理论辩护,也显示出一个重建“儒教中国”的学者对于书斋工夫的政治效用的看重。
就现代政治理念的竞争历史来看,革命社会的解放政治理念之高下,基本上是在战壕里和街垒上见分晓的。但后革命社会的生活政治理念竞争,则多数是在书斋里分出优劣的。解放政治理念引导的是权力争夺,诉诸的是你死我活的战斗。而生活政治理念引导的是权利较量,诉诸的是知识竞争。在从街头政治演变为书斋政治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观正在受到多重价值和多元观念的影响。
从权力政治到权利政治
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存在形态与政治认知方式都在发生转变,这也就注定了中国人的政治行为模式必然相应地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显示为从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的变迁。
1949-1978年的中国政治行为模式,是一种显见的权力政治模式。中国的权力政治,不是如何驯服权力的政治,而是如何建构权力的政治。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国家权力体系的涣散状态具有密切关系。1840年以来,中国的国家权力体系一直处于难以聚集国家力量的状态。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尽管有形式上的中央权力机构,但内有军阀割据、国内战争,外有列强威胁与日本入侵,国民党的政权实际上是乏力的权力体系。1949年以后,一种国家权力的危机感支配下的政权建设一直影响着权力思维。建立现代国家的“共和国”机制实际上从来没有深入到政党首长与国家领袖的脑海。
但是,单纯着眼于国家权力政治的建构,并不能有效地巩固国家权力体系。相反,当执政党将国家权力体系放置到政党领袖手里的时候,国家权力恰恰处于日渐衰落的状态。1976年的“四五运动”就典型地表明脱离了权利基础的国家权力体系的不稳定。1978年开始,权力政治的惯性思维还没有完全终止,但是权力政治观念已经开始动摇。首先是邓小平表达了改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看法,启动了人们对于“文革”时期以孤立眼光看待党和国家权力问题的反思之门。接着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启发人们思考权力下放,也就是政治对于经济控制的松动具有的积极效果。再接下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促使人们看到权力政治的弊端,看到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互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于是,中国人的政治观围绕权力与权利两个维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即使是原来颇受重视的权力政治,这时候也有一个全新的审视和重新的建构。国家权力上的民主与集中关系问题,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个人权力不受控制的问题,家长制、终身制的问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党国家化问题,重人治轻法治问题,受到试图重建国家权力体系的人们的重视。另一方面,权利政治意识开始萌芽。党内民主启动了普通党员的权利思维,人民民主启动了人民如何当家做主的思考。但整体上说来,这个时候的政治模式还停留在具体构想权力改革,抽象对待权利安排的状况中。
权利政治的兴起与市场经济的发育发达有密切关系。权利政治的运行形态与权力政治的运行形态具有极大的不同。从观念政治的视角看,权利政治表现为公民个人自由辩护的观念。从政治行动角度来看,则表现为从个案出发争取制度改进的理性运动。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看,维权政治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表明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正在结合。具体说来,由于市场经济启发了人们对于切身权利的考虑,权利哲学开始深入人心。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权利思维特别活跃起来。政治思想家们开始为权利进行辩护。权利与权力的相对性特征受到重视。权力具有的暴力性、征服性、体系性和主动性,与权利具有的和平性、协商性、分散性与被动性对应存在。现代政治观念中建立于捍卫权利、控制权力的权利哲学基础上的观念受到阐扬。宪政民主的观念开始在民间传播。政治学的权利阐释开始受到政治学家的青睐。人们强调,对于公民个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应当成为国家的要务。哪怕公民个人的财产仅仅是一座破茅屋,那也必须受到官员的尊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权利观念逐渐成为中国人认识政治生活的轴心理念。而基于阐释权利观念的自由主义书籍、宪政民主译丛、法治理论著作,大量涌向市场需求量极大的中国社会,以便满足人们对于权利认识的迫切需要。
与此同时,从一些个案出发建立权利保障机制的社会政治事件开始出现,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孙志刚案件导致的国家部门法规的制定。由于蔑视公民权利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导致孙志刚被打致死,首先是媒体披露了整件事情的经过。接着是法学博士生对于收容遣送条例的质疑,再就是法学专家、人大代表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止收容遣送条例。经过这样的努力,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终于制定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并征求相关法学专家的意见予以颁布实施。而如果将限制国家权力看作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必要条件的话,通过个案来制约曾经是无法控制的国家权力,就更是最近数年权利发展的一个标志。松花江污染事件使得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引咎辞职,也是这类事件的一个典型代表。
权利政治兴起最具有意义的,还是近十年的公民维权活动的蓬勃发展。这中间引人注目的事件首先是城市改造过程中的房屋拆迁引发的公民维权活动。中国的城市居民曾经是最老实的居民群体。但是,在城市改造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有的老旧房屋被强行拆迁,为了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组织起来,或采取各种不同方式,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努力行动。一些刚刚购买房产的城市居民,受不良房地产商人不法经营之害,要么陷于房屋面积缩水之困、要么陷于随意安排物业管理公司之灾、要么陷于保安滥用暴力的不安。他们就此团结起来,诉诸法律手段,要么申请法院判决赔偿、要么依法转变物业管理机构、要么呼吁社会谴责组织暴力。权利观念在切身利益的召唤下,迅速发生、发展、壮大。
我们远远没有完成建构权利政治的任务。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处于同等重要的建设位置。如何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中国人建构起现代政治观必须处理好的三大主题。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已经从权利政治演变到了公益政治,此说缺乏现实支持理由。(参见俞可平:《从权利政治学到公益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社群主义》,载《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我们不得不申述的权利政治观,乃是绝对重要过公益政治观的现代政治理念。因为,离开了权利的公益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当然权利政治观与权利政治的成熟运作还不在一个层面。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申述权利的政治观是运行在政治观念层面的事情,这种观念还处于一个发蒙的状态。至于权利政治的操作,则更是处在一个发芽的阶段。只不过人们渐渐明白,权力问题的重要性绝对无法掩盖权利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从两个对应的视角同等对待权力与权利。权利政治观就此注定要在权利政治的逐渐成长过程中逐渐成熟。
政治的回归
生活政治、书斋政治与权利政治推动中国人回归政治,生活政治给人以政治无处不在的现实感受,书斋政治渲染着政治理念的当下作用,权利政治直接启动着人们的现代政治思维。
政治回归是以政治疏离为前提的政治过程。近三十年中国人都处在一个疏离革命政治的状态之中。但是,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强势作用于人的时候,人们对于革命政治的疏离仅仅是一个政治心理的运动而已。只有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自身明确表示要疏离自己的革命政治传统的时候,民众的政治疏离才成为一个显见的社会政治状态。当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的执政党领袖公开号召自己政党要从革命党演变为执政党的时候,人们受到这种政党现代定位号召的鼓舞,开始确信原来视之当然的政治形态的正当性还具有它的“另一边”。
政治疏离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心理与行为习性。这里有三个因素值得重视:一是造成人们政治疏离的直接原因就是人们对于他们熟知的政治生活形式的厌恶。不断革命带来的解放政治、街头政治与权力政治,使人们在国家权力体系建构起来以后还不停歇的运作,日益感到倦怠。这种厌恶而导致的疏离,不是人们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或政治强制就可以改变的。另一方面,政治疏离是因为人们认为政治已经没有改变他们生活状态的功用的明确显示。当一种政治形态无法让人信服它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原本激越人心的政治就逐渐丧失了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聚集力量的效用。人们对于这种政治的兴致就会逐渐淹没于对于这种政治的失望之中。再一方面,政治疏离是由于人们有了替代性的选择和出路。构成现代社会的多重因素在革命政治的年代一直处于被政治同化的状态。到了后革命情景中的时候,此前被政治遮蔽的经济、社会、文化、传统、习俗、教育等等社会因素纷纷独立显示自己的社会功能,于是,政治就不可能再力压“群芳”,独秀于林了。
政治疏离不是正常的政治生活状态。它只是象征着一定时间与空间条件下特定的政治形态没有政治认同感,让人们敬而远之而已。而且这种政治疏离发生之前,人们对于这一政治形态甚至处于一种热情高涨的状态。但是,这种政治形态需要的是连续高涨的政治热情。这是人们无法维持的政治心理状态。因为对和平社会的人们来讲,政治生活的起伏跌宕、高潮低潮是一种政治心理调节的必须。缺乏这种周期性特点的政治生活形式会很快耗费光人们的政治激情,将人们驱赶到一个政治冷漠的境地之中。但政治必定是要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中间。因为政治是人类生存的方式,而不是人类可以逃之夭夭的随意选项。将政治看作“众人之事”就意味着政治始终会纠缠着人类。
只是促使人们回归政治的动力、回归政治的状态、回归政治的目的,对于不同的疏离政治的状态,会有不同的显现情形。就中国近三十年的情形来看,回归政治,不是基于人们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政治冷漠之后,对于政治又有了热切期待的心理需求而回归的。中国人回归政治的动力是来自于切身的感受和现实的需求。在革命政治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开始生活政治航程的时候,人们曾经信誓旦旦地认为自己具有了完全脱离政治生活,而安心经济生活的能力,而且对于自己信心满满地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生活政治难题怀抱着一种丝毫没有疑虑的信念。但是,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人谈论自己走过的不长的生活政治道路的时候,发现他们并不是上帝独宠的对象。西方付出的生活政治代价,中国人也照样付出,而且偿付得似乎更多更沉重。这个时候,对于政治就有了一种变换形态的新需求。与此同时,人们告别了一个单纯的革命政治时代,进入了一个远较革命政治时代复杂多变的生活政治、权利政治时代,面对政治生活的茫然感,促使人们去思考一个转型社会的政治问题。书斋政治就是这样出台的。不是人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忽然具有了思考深刻的政治理论问题的闲情雅趣,而是因为人们必须解释他们政治处境中的诸种此前从未经历过、从未思考过的政治理论难题。政治解释的现实需要促使人们介入政治致思的空间,开始政治话语的竞争性阐释。与这一点相关联的变化就是,当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从完全依靠国家改变为几乎依靠自己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处境和生活状况的关注,就远远胜过对于国家权力安顿问题的关注。他们对于自己家里那几间破屋的处理、对于保安对待自己的态度、对于物业管理公司收受了管理费用之后的管理绩效,就无比挂怀。他们这个时候对于权力的高度警惕,不是来自反腐防变、反帝防修的政治意识形态驱使,而是来自斤斤计较的个人利益得失。这是一种极为真切的政治生活,极为现实的政治回归。
今天中国人回归政治,不是执政党意识形态从上至下政治动员的结果,也不是国家需要公民关心政治以便聚集国家力量的产物,更不是某个领袖人物个人魅力感召的社会回应。政治的回归,绝对是社会多元进程开始,人们各自寻找政治理念支撑自己的社会生活的需求的结果,绝对是人们发现了个人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力的结果。中国人回归政治的方式,也就显示出某种独特性。首先,回归政治不是回归革命政治时代的政治领袖登高而召、人们应声云集的群众政治。回归政治,回归的是基于个人处境和生活需求的实际政治。政治理想具有的号召力远远无法追赶政治利益的驱动力。从臣服魅力型政治领袖、到仿佛沉浸于政治传统、再到建构一个法律主治的现代政治社会,人们追求的是契约化、法治化的规范政治生活目标。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类型的选择,已经构成今天中国人观察政治问题的核心内容。其次,中国人对于政治的回归,不是回归到一个道德热情高涨的年代,并以这种道德热情来支撑整个政治大厦,而是回归一个国家中立地保护每个公民生命、财产与自由的现代制度化状态。这种回归,带有告别现代中国人顽固地守住支流政治、努力进入现代主流政治形态的意味。中国人之从人文精神的召唤、进而到道德理想主义的反思,最后落脚在制度建构的界面,就很好地显示出中国人对于现代政治制度化取向的一种把握能力。再次,中国人回归政治,不是回归长期以来建立在特殊主义、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中国的”现代政治,而是回归建立普遍主义、普适规则基础上的“现代的”政治。中国人近代以来对于政治的认知,大多建立在抵抗人类核心价值,张扬民族特殊价值的基础上;大多建立在拒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人治观念平台上;大多建立在拒绝个人理性而服从政治领袖号召的行动模式基础上。而回归现代政治,就势必要求中国人回归人类核心价值,将自己视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而不是人类必须俯首称臣的大同领袖;并且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些普适的政治价值与制度安排作为自己政治发展的目标;进而将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希望建立在公民行动的基础之上,拒绝所有脱离自由民主政治的政治诱惑。这样,达成一个中国人进入现代状态后一直没有成功达成的现代政治共识。
中国人回归政治,必须杜绝回归非理性的政治的可能。现代政治是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割的政治、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法治政治。因此,中国人回归政治,应当在政治实践中养成从事现代政治的德性。理性协商的政治而不是区分敌我的政治,构成为今天中国人建立现代政治生活模式的必然选择。对于那些长期感染人的煽动性政治理念、运动式政治模式、人治化政治行动、反社会的政治图谋,中国人应当有基于现代政治信念的排斥能力。而对于那些可信而不可爱的商议性政治理念、协调型政治模式、法治化政治程序、融入式政治活动,则有必要加以联系、加以巩固。这,也许就为中国人真正进入现代政治天地奠定了政治观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