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终于公布了周老虎事件的官方调查结果，就像那只等待了几个月的鞋子终于落了地。周老虎从各大媒体争相采访的风云人物，而且要抢着付费采访的牛人，这下沦为监下囚，虎威全无，成了人人唾弃的“死老虎”。

这个调查结果并没有很多出乎人意料的地方，让我思考倒是什么塑造了周正龙这样撒谎不脸红的人格。就在不久前，周正龙还信誓旦旦的表示：“只要国家同意我上山，特批给我一支枪、200发子弹，我一定打死一只老虎。”他说这话是非常聪明的，因为他说的是一句不需要验证，也无法验证的空话，国家不可能把给他一把枪，更不可能给让他去打死一条濒危的野生华南虎。我当时就想周正龙如果真有勇气，应该让林业局发给他一把麻醉枪，以他的本领必可躲在树上发射，然后活捉一只野生华南虎回来，那岂不是立下奇功。

但我最震惊的是，周老虎发下血淋淋的毒誓，当时国内一专家在网上公开拿人头担保“华南虎照片”有假后，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周正龙接受采访时非常激动，他声称“要是照片有假，当场把我头砍掉!”。周正龙要是有一点点耻辱感和敬畏的话，决不会要求别人来砍他的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日本式的反省》，讨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一个有耻感的国家，也许嘴上很难道歉，但背负的心灵压力并不轻，就像《阿幸》里面的龙三，战争失败后，还没有任何人责怪他，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就觉得无颜见人，自己切腹自杀了。

当然这种关于极端的做法是不值得宣扬的，但像周正龙这样明知别人不会这么做，还信誓旦旦的让别人来砍自己的头，这种泼皮牛儿的精神，则是无耻到了一个极端。

周老虎并非是这种无耻典型的孤例，应受贿被判刑的原福建省上杭县女副县长罗凤群，据说也多次曾在大会上发毒誓：“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这样的誓言和周正龙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也有幸面对面见过这样的人物，我在新闻调查时曾经采访过河南新乡的法官张其江索贿案。张其江此人军队退伍后，在“复转军人进法院”的年代，进了法院，先是从当领导司机开始，后来当书记员，再后来成了人民法官。一桩案子诉讼的一方，托张法官帮忙，张法官收了别人的一笔钱，还要求判赢了再给一笔，怕别人赖账，还让那人把剩下来的钱写个欠条。不想后来案子判输了，但他还是拿着欠条追着别人要钱， 那人自然不愿意给。胆大包天的张法官居然把这个人以欠款的名义给起诉了，还利滚利算出个天价连本代利126万，法院一审在他的操纵下还判了个强制执行。这个案子在网上可以查到更详细的叙述，我这里就不展开了，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期节目在最后时刻没有播出。

现在这个张其江正在监狱里服刑，当年我采访他的时候，外围证据链已经采访了一遍，可以说证据确凿到了他要是不是个集贪狠蠢于一身的无赖官员才怪。

可让人大开眼界的是，张其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你问他为什么要以一个法官的身份和当事人索贿，他居然能矢口否认：“我会受贿？我是一个几十年的老党员了，能干这种事情么？”。你问他那为什么和利益相关的当事人要借钱，还索要匪夷所思天价利息，人家一个商人问你法官借钱，于情理也不合呀。张其江还是脖子一梗：“你活这么大也不想想，要是不欠我钱，干嘛给我写欠条，你怎么不给我写欠条？我一个党培养多年的干部，说话是敢负责任的。”他也敢说“我要是撒谎就枪毙我一千遍都行。”我们的录音师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伙计，那天他在边上听的后来说是气得饭都吃不下，我们回去的路上在车里一路上他都骂：“王八蛋，尽给党丢脸，老子有枪，就毙了这个王八蛋！” 张其江那种理直气壮的嘴脸简直精彩之极，唯有他的目光始终不敢和我正面接触，还能体现他内心尚有一丝心虚。遗憾这期节目不能播出，否则也是和周老虎相映成趣的。

在这些人身上我很长时间都曾感到一种好奇，是什么文化土壤能培育出这么无耻的灵魂，而且发起毒誓来，都毫不脸红，他们一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无所畏惧，甚至可以说彻底没有灵魂。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样人，不是没有，应该比较难找，在一个文明的国家发誓至少说会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一个人发誓时心中多少会有所敬畏。

记得克灵顿当年贵为一国总统，毕竟也是血肉凡胎，一时经受不起诱惑，被一个绯闻搞得极为尴尬，但他这样以滑头著称的人也不敢说：“我以一个民主党老党员的名义发誓，我和那个女人没有任何关系。”只敢说："我再说一遍，我和那个女人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性交”。众目睽睽之下律师出身的克灵顿，虽然玩花招，但毕竟守住了撒谎的底线。他说的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性交，可以理解为是指没有“插入式性交”。克林顿更不敢于手按圣经或者宪法发誓，他要是和莱温斯基有暧昧关系，就天打五雷轰，“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 毕竟在英语里oath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词语，不能随便拿来开玩笑。

印象中我们“龙的传人”历史上也不是像周老虎们这样，我们古人有“暗室不欺”，“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传统，就算是受封建迷信的束缚，也不至于明明在撒谎还自己诅咒自己，乃至诅咒自己全家。

而我发现，周正龙，罗凤群，张其江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50岁来岁的年纪，是在中国文革的成长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我想这段经历，跟他们把发誓视同儿戏有很深的关系。

在那个无时无刻不需要人来表达忠诚和站队的年代，人们已经不需要也不敢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和良知的判断。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尤其能够在公开场合作热血沸腾状发誓，而那些誓言只是为了生存而表明姿态，和灵魂没有任何关系。人们在生存的恐惧中，不管你自己内心是什么立场，今天要和彭德怀划清立场界限，明天又要庆祝打倒刘少奇，后天又得批林批孔，如果不顺从，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人们随时都在揣测那个天威不可测的伟大领袖的意图，并发出一个个毒誓，动辄就是“誓死”如何如何,以表达自己的忠诚。

也许第一次出于恐惧而顺从，就像被强奸一样带有耻辱感，后来渐渐人们习惯了这种状态，再也感知不到灵魂和良知的存在，甚至能够把自己的被迫接受的东西，当作自己真正相信的。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状态，人们已经没有欲望去关注奢侈的灵魂问题，更不用去考虑什么末日审判，因果报应，能够活在当下就已经是最大的恩典。经过这样的驯化，所以这个国家这么多老百姓能够毫无心理负担的做到，刚刚血脉贲胀地批判完邓小平，过些日子又满面欢喜地欢呼粉碎四人帮。发誓成了生存本能，而和灵魂无关。

哎！有多少人的心灵在那十年中枯萎了。

在这个意义上讲，当我看到周正龙，罗凤群，张其江们，洒狗血，发毒誓而毫不脸红时，都使我感到悲悯，他们是那个实际并未远去的时代的心灵缩影，他们也是这个民族苦难历史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