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社会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换一句话说，很多种不同的力向同一个方向运动，那么，在这个汇集点上，就会出现一个社会事件。“虎照”“羚羊照”都是这样的事件。

“虎照”“羚羊照”事件发生以后，群情涌动，众说纷纭，有的谴责造假者沽名钓誉职业道德低下，有的声讨当权者好大喜功行为草率，也有的批评有关部门草率发布“发现野生华南虎”信息违反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质疑“羚羊照”获奖“影响2006·CCTV年度新闻图片”的程序有严重疏漏……我认为这些谴责、声讨、批评和质疑都极为重要，正是公众对社会事件的持续反应，推动着社会一步一步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耐人寻味的是，类似于“虎照”“羚羊照”事件在伟大的共和国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著名油画《开国大典》（印刷品）中的人物根据当时对政治历史人物评价而出现和消失的事情；而根据政治需要对历史照片进行画面处理（也是增添或者消失某些政治历史人物）更是司空见惯（这方面，《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心里当比我更加清楚）；我记得林彪被确立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副统帅之后曾经出现一幅油画，表现的竟然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朱德同志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敬爱的林副统帅鸠占鹊巢取代了朱德的位置；至于用文字和照片方式对于历史与现实的遮掩和篡改，更是司空见惯，无以复加——那个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成了早年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工贼、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可恶的家伙似乎早在青年时代就曾经立下宏远要搞垮中国共产党；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全世界人民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全世界人民都在像我们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我们的确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非洲丛林中的黑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幅照片，听到到新华社编发的外国人谈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的文章；就在台湾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的时候，我们却被教导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幼无知如我者，整天想着怎样越过海峡去解放台湾人民，而那时候我却穷困到去陕北插队连一双棉鞋都买不起的程度；而我们前面提到的曾经被全国人民祝福“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人林彪同志则因为与毛泽东反目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马上从所有历史教科书、学术期刊乃至于任何表述其原有历史位置的地方消失了，究竟谁指挥了平型关战役成了语焉不详的事情，再也没有人谈论这个人曾经指挥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甚至有文人考证说林彪从小就是一个地痞流氓；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于曾经以显赫身份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俨然全国人民领袖的江青同志几乎被描述为上海滩上的风云际会的妓女，即使在延安与毛主席结婚仿佛也有了一种政治的以至于色情的意味……可见，“虎照”“羚羊照”之类的事情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但是我今天要说的主要不是这个。

我要说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性地决定了四十年以后仍旧会再次发生四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而且就其恶劣性质和普遍性来说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是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吗？按照道理，应当有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文化抵挡此类事件的发生，为什么就没有抵挡得住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是得到极大弘扬了吗？人们的道德水准为什么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低下得如此令人瞠目？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不是有了很大改善吗？为什么仍旧有人为一己之利甘冒身败名裂的危险铤而走险，欺辱公众的良知和智力？这里面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弄清这些问题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2

回到事件本身。

人们对“虎照”事件本身已经耳熟能详，此不赘述。在这里我想提请读者注意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对周正龙的采访，需要说明的是，我很想直接引用周正龙的话，但是从我看到的文本来看，文字显然未经过整理，周正龙的谈话有很多口头赘语，读起来非常困难，有的地方简直不知所云，为了不给读者制造困难，所以在这里用概述的方式引用。

曾子墨问：“有人说照片是假的，你气愤吗？”

周正龙回答：我不气愤，说就让他说去，到最后他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个话我从国家林业局出来的时候就讲过。不管你任何人说这个照片是假的，你可以从中央到地方给我办一个手续，给我写到纸上，批我一只枪，我打一只老虎，包一辆车拉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给你看我的照片究竟是不是假的？我不证实别的，我就证实这个。

子墨问：“今天你还敢拍着胸脯说这些话？”

周：百分之百。我打死一只老虎，我看你怎么朝世界上去宣布。

子墨问：“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怀疑你的照片的真实性呢？”

周正龙：那是他的怀疑，反正我是一个农民，我不会作假。在这个问题上，我只相信国家，这是一句话，总之，我只相信国家。

“国家”如何？

“国家”似乎很为难。

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距离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称“华南虎照二次鉴定取得突破性进展”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天；离国家林业局和陕西省政府指令陕西省林业厅委托国家专业鉴定机构“二次鉴定华南虎照”更有七十六天。如果从“镇坪华南虎照”受质疑之日起计算，已是一般三十天。这一百三十天里，民意汹涌，造假证据迭现，但周正龙始终未承认造假。

用中央电视台二零零七年春节联欢晚会一句台词发问：“为什么呢？”

据《南方都市报》援引国家林业局某官员的话称，之所以没有权威鉴定机构愿意接受委托，最直接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舆论压力，另一方面陕西省林业厅提出了不合理的鉴定要求——如果鉴定机构认为虎照造假的话，需要还原造假现场和具体环节。媒体指出：本应避嫌的陕西省林业厅在提起二次鉴定时，利用“发动权”之便为鉴定机构设置了种种障碍。

联想到“虎照”事件过程中某些官员信誓旦旦用官职担保“虎照”为真以及知道目前为止的事态，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国家”是站在周正龙一边的，“国家”更不希望“虎照”是一桩丑闻，它维护“虎照”虚假性的动力甚至于要大过周正龙。

再来说“羚羊照”。

我仍旧引用当事人的说法。

以下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李小萌在“羚羊照”获得“影响2006·CCTV年度新闻图片”铜奖以后与造假者刘为强在颁奖现场的对话（全部为原话）——

李小萌：你看你这张照片，在海拔四五千米的无人区，你和火车、藏羚羊同时出现在一个时间和一个空间的几率有多大？

刘为强：这个用摄影的语言说是一个瞬间，很短很短，因为藏羚羊这种生灵，它本身就是生性特别胆小，人离得很远的情况下，它已经跑掉了。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在前面挖一个掩体，半米多深的一个掩体，我在掩体当中，上面盖上东西，所以藏羚羊才能有幸从我的对面冲到我的镜头跟前，实际藏羚羊经过的时候大约也就是几秒钟，但是我在掩体当中等了八天时间。

李小萌：八天，八天的意义是八个日夜吗？八个二十四小时吗？

刘为强：几乎是八个二十四小时吧。

李小萌：藏羚羊是你拍摄这组照片的主题，你选的这个地方，火车和铁轨是很重要的一个主体，你在这儿拍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什么？

刘为强：我想在二零零六年七月一号的时候，能把藏羚羊、火车、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用我的一张图片表达出来，因为地球是大家的，人和动物的这种和谐也是大家所期盼的。

引述到此为止。

农民周正龙强调的是“相信国家”，知识分子刘为强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当事者有意无意都在用社会主流政治语汇描述他们的行为，以图最大程度地获得保护和褒扬，掩饰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个人动机。

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这种行为看成是谋事的技艺的话，那么，一个农民一个知识分子何以如此一致地都采用了这同一种技艺呢？这里面包含着怎样的心理机制呢？

3

霍布斯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努力，都渊源于一种原始的渴望，即对被认可的渴望，就是说，人总是想通过某种行为获得社会（国家、团体、朋友、家人）的赞赏，从而实现他们被承认的渴望，增强他们的价值，霍布斯甚至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在动力。

我认为霍布斯很好，这是一个站得住的观点。

现在我们用这个观点观照“虎照”和“羚羊照”。

没想到如此一观照我竟然深深同情起周正龙和刘为强两位同志了——由于很正当地拥有一种被认可的渴望，任何人都有会想方设法做一些被社会赞赏的事情，“虎照”和“羚羊照”的出现当不属意外，倘若它们是真的，那么，当事者就是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

现在的问题是，“虎照”有可能为假，“羚羊照”已经证实为假，那又怎么说呢？

谈论任何社会事件都不能脱离开事件产生的具体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形态是：为了历史的发展，国家无止境地需要符合国家意志的事实材料，这种需要在社会层面直接体现意识形态赞赏，当事者所期许的被认可也是意识形态所赋予的认可，个人渴望和国家意志在这里形成一种冲力，它所向披靡。

事实深处的事实是，证实华南虎存在蕴含着当地政府大量的意识形态期许，有了它，可以被表现为当权者有所作为的政绩，有了它，更可以作为谋求政治经济利润的平台，前景无限好，而更大的权力者也不反对发生令人赏心悦目的事情，从而证明整个社会在和谐发展，于是，认可“虎照”的冲动就大大压过了科学质疑的力量。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陕西省政府办公厅通报批评陕西省林业厅的正是这种埋藏于事件深处的意识形态冲力。

周正龙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农民，他本能地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呵护他，他甚至知道，即使最后证明照片为假，那种呵护他的力量也不会对他弃之不顾，至少，他在镇平县乃至于陕西省的日子不会太难过，利益算计的结果将是盈大于亏，我们前面引述的最新消息——陕西省林业厅提出了不合理的鉴定要求：如果鉴定机构认为虎照造假的话，需要还原造假现场和具体环节。本应避嫌的陕西省林业厅在提起二次鉴定时，利用“发动权”之便为鉴定机构设置了种种障碍——证实了这一点。

“羚羊照”比“虎照”更具有利用意识形态承认的色彩，这或许与当事者为知识分子有关——文化程度高一些的人更加知晓这个社会的政治密码，他知道不仅他需要一张藏羚羊与青藏铁路出现在同一个画面的照片，所有吃公家饭的人：评委，官员，学者，甚至于整个国家都需要这样一张照片，所以他就PS了这样一张照片。由于巨大的意识形态期许的力量存在，所以这幅照片过五关斩六将顺利拿到奖项。

在这件事中，刘为强同志纯熟驾驭主流意识形态力量的技巧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正如我已经表述过的，我们也完全不必为此大惊小怪——任何一个在强固的历史文化中生存的人都会本能地寻找到最适合的生存策略，智力如刘为强者不计其数，这些人也同样在做与作伪“羚羊照”类似的事情，仅仅是手法、内容不同，没有成为新闻事件而已。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这个角度审视一下自己，我们或许就不至于完全把周正龙和刘为强视为异己，在社会道德层面我们未必比周正龙和刘为强高尚，我们倒是应当为自己感到汗颜。

4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想提一下春秋战国伟大的政治改革家管仲同志。管仲同志因为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儿被称之为“春秋第一相”，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第一可敬可爱的好总理。

这位总理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以至于得到了这样高的评价？

管仲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意思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人民任何谋求精神价值和物质利益的渠道，你这个国家将天下无敌；倘若有了两个渠道，你的国家权威就会减半，战斗力大打折扣，这时候你就必须小心了；倘若很不幸地有了三条渠道，那么，你就无论如何不能兴兵打仗了，没有人会为你卖命，你肯定会输掉战争；倘若更不幸有了第四条渠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管仲同志直言：你死定了。

如此可怕的结果又隐藏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之中的呢？

管仲进一步解释说：“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图，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意思是，这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要是一个有很高政治智慧的君主，就要严格控制或堵塞人民获利的渠道，形成给与不给，贫困与富足都取决于君主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矣形成，民众自然会把拥戴你为日月，亲近你如父母。

于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记取了管仲同志的嘱托，把所谓的“利出一孔”奉为维持统治的金科玉律，管仲的光辉思想绵延两千多年而不失其价值，直至今天——一个人的最高存在价值只能体现为国家力量的认可和褒奖，其他没有任何实现个人价值的通道。

这样，我们就很顺利地进入到了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归纳出来的“历史主义”的通道：一切个人和社会的行为都服从和服务于某种历史目标，所有的起点都服务于这个终点。波普尔首先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发现了历史主义的脉流，经过一番梳理，这股脉流竟然延续到了现代社会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

波普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类文明中的某种毒素始终没有从社会肌体中消失，它们流淌在人类生活的血液之中，引起时断时续的高烧或者低烧，在某些部位造成溃疡甚至瘫痪。

“虎照”和“羚羊照”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种历史主义的溃疡。

让我惊讶的是，所谓的“历史主义”内涵竟然如此准确地契合了我们的老祖宗管仲“利出一孔”的伟大思想，从而在智慧的东方和理性的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形而上桥梁，我们藉着它看到了很多以前未曾在意的风景。

5

我们把话题再扩展广泛一些。

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对中华帝国历史的考察中，反复说明了人民对于君主和国家政权超常的“利出一孔”的依附状态：即使是占有土地的地主，也“是官僚机构，而不是土地本身提供了最大的物质奖励。”为了防止家道中落，人们竞相“把有知识有才干的子弟送到官僚机构中，他们会通过接受虽遭命令禁止但为社会所默认的贿赂来使自己的家业兴旺。”所谓兴旺家业，其实就是成为官僚的子弟利用权力向人民巧取豪夺。“帝国官僚组织不啻一部榨油机器，为统治者向人民榨取利润，同时，这个机构又小心地驾驭着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以防止对他们的特权构成威胁。”摩尔感叹说：“社会系统中缺少有效率的机构来制止官员的压榨行为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中最基本的结构性弱点之一。”

摩尔甚至从分析地产的角度把“利出一孔”利益依附特征视为中国最终没有走上民主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的地产不能轻易地从政治机构中分离出来，充当一种基本的政治力量，因为地产是凭借政治机构获益的……种种因素都排除了贵族作为自由反对派出现的可能性。”（上述引文全部来自巴林顿·摩尔1966年出版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

美国人类学家马文·赫里斯在《文化的起源》一书中作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也曾经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得出了与巴林顿·摩尔几乎相同的结论。赫里斯首先对我们的古老帝国体制如此“静止”感到吃惊：“古老帝国到处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终日辛劳，仅仅能够赚取一口粗茶淡饭，生活只比牛马稍好一些，却像牛马一样被有文化、掌握武器并有权力使用的人所役使。”这种状况“持续了数千年之久，比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都要长。”

赫里斯描述道：“中国农民有时候可能会拥有少量土地，但是官僚机构把这些地产视为国家的恩赐，国家的税收政策和和徭役制度决定性地影响着生产活动，‘国家比社会强大’，它征税敛物，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征用劳动力，只要皇帝一声令下，就可以在任何地方配置蚂蚁一般的劳动大军，承担修筑陵墓、防御工程和皇宫的任务，这些建筑的规模即使以现代工业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了不起的。”赫里斯举例说：“修筑长城的劳工人数曾经高达百万，隋炀帝统治时期修建大运河，也征用了百万劳工。”

赫里斯注意到，“尽管中国盛行鼓吹公正仁慈的哲学和宗教，但是庞大帝国的统治者更喜欢使用恐吓、强力和赤裸裸的恐怖手段维持社会的秩序。”赫里斯还注意到，“尽管所有权力都集中在最高统治者及其家族之手意味着政治权力只能单向行使，但是国家机器本身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使大大小小的官僚都能够通过鱼肉百姓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尽管贤君明主尝到仁义、中庸和公正，却难以阻挡官僚们不断膨胀的贪欲……一个王朝统治的年头越久，腐败现象也就愈加严重，它们是一种绝对的正比关系。”

摩尔和赫里斯考察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们是在说我们今天，甚至就是在论说“虎照”和“羚羊照”产生的社会学机理。

这是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正是在这种感觉中，周正龙和刘为强变得值得同情了。

6

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文·赫里斯有一句名言：“为了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好，人们首先必须认识到社会生活为什么常常变得更坏。”

听一听他们的话是有好处的。当这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思想家说出我们未曾意识到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应当对他们心存感激，因为，恰恰是他们从古代中国发现了现代中国社会生活深处的魅影，历史主义魅影，意识形态魅影。

我们同样要感激管仲同志，没有他老人家，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决定了我们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又蕴含着多少形而上信息的呢？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历史在前进，尽管极为艰难，但是历史在前进。设想，诸如此类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三十年、四十年以前，公众的意见能得到如此充分的表达吗，还会有人能够发表诸如对“虎照”和“羚羊照”那样尖锐的评论吗？那时候，民众的声音都消失在皇权专制主义的恐怖氛围之中了，面对荒诞，人们能够做的，也仅仅是在内心作一番嘲笑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应当看到历史没有停下脚步。

但我们也不可过于乐观，噩梦并没有结束——历史在不具备历史条件的时候是不会随便发言的，我们只不过处在历史不便言说的短暂过程之中。既然邓小平同志认为现在评价十七世纪法国大革命都“为时尚早”，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评述我们所遭遇的现实是“是”还是“非”呢？

一切都刚刚开始。

在这样的时候，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2008-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