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两周左右，在全民救灾的热潮中，《南方周末》曾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将开放透明进到底”。
评论从温总理在映秀镇废墟上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这次救灾采取了开放的方针”说起，认为大地震用成千上万个生命的代价，给我们上了惨烈的一课，那就是不开放、不透明“竟可以致人死命”，因此“将开放进行到底，将透明进行到底，这样的呼声正成为我们社会的新共识，正汇聚成我们社会的最强音”。
不仅如此，这篇文章根据当时那种万众一心的大好形势，还满怀激情地宣称，汶川震痛，“必将痛出一个新中国”，我们的政府正在“从传统形式的政府，向服务于国民的生命权利的现代政府转化”；它还乐观地宣称，“一种全新的社会机制，正在从大地震的废墟上崛起，从无数死难者尤其是孩子们的血泊中崛起”，“我们距公民社会并不遥远。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
应该说，这篇文章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和人们的心声。一场空前的震灾，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上下的积极因素，整个国家出现了空前开放和团结奋起的景象。随着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各家媒体纷纷跟进，及时、迅速、无保留地报道了震区发生的一切，极大地激励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心和爱国心。据悉，当时南方报业集团奔赴前线的记者就有100多人，《南方周末》一家就去了20多位精兵强将。地震发生后第三天、5月15日，该报就用四个版面刊发了前方记者赶往灾区的路途见闻，配发了多篇议论“大灾当前我们如何作为”的评论。5月22日，该报36个版面全部组合在“大地震现场报告”的大字标题之下，叙写了前方惨烈悲壮的灾情，报道了子弟兵和民间志愿者奋力救人的英勇壮举，叙写了八方支援慷慨解囊的捐助热潮，也综述了各路媒体人在前方的辛劳努力以及国外媒体的良好反应。5月29日，也就是发表“将开放透明进行到底”评论那天，报纸在“大地震现场再报告”的大字标题下，用16版的篇幅，继续抗震救灾的报道。除了图文并茂地报道了灾难以及救援本身之外，进一步加强了报道的深度，对震灾中反映出来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建筑质量、特别是学校建筑质量问题，报纸就此刊发了多篇调查性报道：有绵竹二小、聚源中学、东汽中学校舍建筑的深入调查，有建筑部专家对这些“问题建筑”的认定和剖析，有省教育厅官员林强的反思和批评，有专家们对被忽视的抗震设防问题的检讨和批评。除此而外，还就救援队伍的专业化问题、受灾青少年的心理疏导问题、堰塞湖等次生灾害的防范问题，刊发了几篇有份量的深度报道。可以说，直到这那时为止，这家报纸确实充分体现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开放透明”的办事风貌。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势头并没有延续很久。从六月初开始，情况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即使这张开风气之先的报纸，也逐步收起了深度报道的努力，只在表面现象的“开放透明”上做文章。6月5日，该报的“大地震报告”减为8版，报道了直升机失事、双流机场的争分夺秒、绵阳文物大转移等动态性信息。6月12日的“大地震报告”虽有12版，但重心已转为灾后重建的叙写，还有就是对“震中官员”事迹的赞扬。6月19日，该报刊发了最后一次“大地震报告”，除了回顾一个月灾情的长篇文章外，就是对民间志愿者的事迹叙写；再就是发了一篇专家采访，冠之以“3000年一遇的大地震”的题目，介绍了一些知识，其基调是大自然可畏、人类对地震的无奈。就这样结束了这场轰轰烈烈地延续了一个来月的报道。
众所周知，《南方周末》是国内一张一贯致力于“开放透明”地反映并探讨现实问题的报纸，颇得公众好评，也颇为管理层所不悦，多年来它一直在艰难险阻中前行。它在此次大地震报道中的前后变化，很显然是受到国内大环境制约的。就在五月份时它还不断在评论版刊发有关震灾的种种读者来论，而从六月起就明白通知投稿人不要再寄这方面的评论了。这种变化决非偶然。它在5月22日发了一系列有关学校建筑质量的调查性报道，还报道了绵竹市遇难学生家长的请愿行动、报道了该市市委书记向市民四次下跪并保证在一个月内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等等。可是凡此种种以后都没了下文，根本不见后续报道的踪影。这种变化也决非偶然。
而今，我们正在迎来汶川地震二周月祭。在这两个月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国特色救灾宣传的典型程式：大灾降临——奋力枪救——庆功表彰。不能说这个程式没有一点突破，比起当年唐山地震、比起当年“非典”疫情，在灾情报告上确实有了较多的“开放透明”，但是三段式的格局则依然如故。至于现代社会通行的公开的反思、当局的检讨、民众的问责之类环节，过去没有、今天依然没有进入中国的传播程式。看看今天的报纸和电视吧，除了表彰、嘉奖、英雄模范的宣传和道德教育以外，这场空前的国觞，似乎就该收场了，接下来就该欢欢喜喜迎奥运了。
按照以往的经验推测，在适当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些内部总结之类的活动，但是“内外有别”，这些事一般是不会“开放透明”的。为了“和谐、稳定”，通常总是在“惩前毖后”、“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方针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化”不下去了，就抛出一、二个直接责任人，就像“非典”时期那位倒霉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的副市长那样。但也只是宣布一下了事，这些人失职渎职的来龙去脉、尤其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制度性原因，也是不会“开放透明”地深入探究的。其实，“非典”时期还有一种倒霉的人：当时最先报道了疫情的可尊敬的南方某家媒体，出于人道考虑而向国外媒体透露了“非典”信息的那位可尊敬的老军医，前者遭到了一番“整顿”、后者受到了长期“保护”，而这些也是从不“开放透明”的。
现在回到这次大震灾的话题上来。
两个月来人们议论得最多的，一是防震设施和建筑质量。网上不断流传说，遇难学生家长的请愿示威接二连三，要求彻底查明豆腐渣工程的缘由和责任。有的去政府，有的上法院，废墟上陈列着孩子们的照片，有的还堆起了简陋的纪念碑。这些大概是真的，否则也不会劳动那位走红的学者出来“含泪奉劝家长们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了。那末，当地政府究竟怎样对待这些请愿示威的呢？他们有没有受理群众的诉求呢？究竟有没有采取措施、进行取证、进行调查呢？目前的事态发展又如何呢？这本是灾后应该处理的重要问题，也是全国公众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可是迄今为止这方面并无“开放透明”可言。
人们议论甚多的另一问题是，对这次地震究竟有没有预测、预报？如果没有，那是为什么？连文革时期的几次大地震都曾经预测到了的（有的发了预报、有的没发预报），为什么现在反而全无预测、全无设防了？如果有，那又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没有采取防备措施？
现在网上盛传，震前有几个地震专家作过预测报告，香港著名的《亚洲周刊》还对其中一位地震专家进行了专访、写出了报道，言之凿凿，说预测的时间是5月8日（+-10天），地点是阿坝州，报告是4月30日直接送交国家地震局的。这样的报道，究竟是谣传还是事实？国家地震局理总该有个明确的说法吧。可是如今未见任何回应，主流媒体也完全回避此事，大家竞相宣传地震的“不可预测性”；有些网站见到有关预报的信息（甚至包括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也一删了之。这还谈得上什么“开放透明”呢？
其实，抗震救灾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关注、需要解决。比如巨额善款的监督和审计、赈灾款的分配和使用、救灾物资的发放和安排，这是历次救灾活动中最为复杂、群众意见最多的问题之一。因此，这也是十分需要舆论监督、十分需要“开放和透明”的。而我们的媒体对此又介入了多少，报道了多少，有了多少作为呢？各级政府在这方面做到“开放透明”了吗？
“将开放透明进行到底”！《南方周末》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口号。可是，“底”在何处？是抗灾治灾的底，是国家政治建设的底，还是当前的“政策底”？看来，当今的媒体、包括《南方周末》在内，已经触及了“政策底”，再要向前怕是“此路不通”了。可是真要说抗灾治灾的底、国家政治建设的底，那就任重而道远，还应该继续推进、继续贯彻。还是那篇评论中说过的话：“不开放不透明，就必然藏垢纳污，放大天灾的人祸寄生于我们的体制之中，必然让我们民族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彻底扭转，那么不仅所谓开放救灾可能功亏一篑，所谓灾后重建也有可能蜕变成某些人的分肥游戏，从而蜕变成一场新的社会灾难。”
是的，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对于天灾缺乏全民族的公开的反思，放大了的灾难就会再次降临；对于人祸缺乏全民族的公开的反思，可怕的人祸就会一再重演。在这个问题上不“将开放透明进行到底”，中华民族就不能真正摆脱苦难，就不能真正走上新生之路。汶川救灾开始时，许多人曾热切期盼这场大震能凤凰涅盘般地“震出一个新中国”，现在看来，这种设想有点过于乐观，但愿不要成为一枕黄粱就好。
（20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