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欲静而风不止
近几年公众对于文化名人的指责渐渐多了起来，指责既有思想的学术的也有道德的，这种指责源于期望之后的失望，我认为其主流是健康的，有利于知识分子反思思想、道德和良心。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这些指责中有痞子式的谩骂和攻击，我认为这与社会文化长期浸淫在政治化的污水中而出现局部腐烂有关，所以，我对于那些情绪化的指责从来不予赞同，因为我怀疑那些指责者的动机，我甚至暗暗为那些被指责者祈祷：千万别再授人以柄了，好自为之吧！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所同情的那些人总是授人以柄，招致新的指责，比如余秋雨先生。
余秋雨先生最近因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而大面积触发公众愤怒，最初给我的直觉是又有人借文化名人做文章了，所以就没看——没看余秋雨先生那篇文章，也没看公众的指责。事情渐渐汹涌了起来，连忙找来看，这一看，就连一向敬佩和同情余秋雨的我也不免慨叹起来：唉！秋雨先生，一个被称之为“大师”的人，您怎么竟然会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点做这样一件不聪明的事呢？看来您必须要有所准备了，更严重后果或许还没有出现。
最近又跳出来一位省作协副主席，写了一首昏三章诗词，更是引起了公众的愤怒。说实在的，我很同情这位副主席，难为他了：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至少从那首诗词来看是如此）的人却要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关头用文化的方式胡言乱语，难免被人所不齿，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光着身子来趟这个浑水，坐在家里看看电视，衣冠楚楚出席几次作品讨论会，以你这个头衔，还是能够获得一些文学青年敬重的，会很舒服，何必？你看弄的多尴尬，多难受？
我不是针对余秋雨或者省作协副主席个人发出开头那种感慨的。也许余秋雨先生和省作协副主席自己都未曾意识到，当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任何事情都具有某种社会文化意义，折射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因此它们不是关于余秋雨和省作协副主席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的个人事件，它们是社会事件，是具有相同质地和形态的社会事件。这个事件简单说来就是：某个以余秋雨和省作协副主席作为其形象标志的群体有意无意违拂了民众意愿和感情，触发了公怒，所有指责、批评甚至于嘲讽、谩骂都源于公众对于那个群体的失望、绝望以至于愤怒。
这个群体就是文化利益集团。
“文化利益集团”概念是我的杜撰，它对应于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而存在，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个结构部分。如果让我做进一步解释，我愿意给它定义为：“文化利益集团”是依附于国家权力之上、以垄断性文化行为向社会攫取精神和物质财富的社会阶层。尽管这个概念在某些方面可以外延为知识分子，但是它不代表所有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具有“依附于国家权力之上”的形态特征和“向社会攫取精神和物质财富”的行为特征，所以这个概念的内涵又具有严格的规定性，这就是“依附”和“垄断”。这两种规定性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内在政治属性要大于文化属性，因为前者构成它的合法性本质，后者才是它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形式或者说显现。
正因为这样，我们总是能够从文化利益集团的文化行为中找到隐含其中的政治因子，而这些政治因子的内在本性又是对国家权力的无条件奉承与维护，于是，当一个社会进步到民意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表达的时候，文化利益集团的某些文化行为必定要与公众意识（也可以称之为“公民意识”，即一个社会人主张权利的意识）产生冲突，有时候甚至是很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只能用作为社会事件的“社会文化现象”来概括。
如果我们认可这种归纳，那么，我前面那种“暗暗为那些被指责者祈祷：千万别再授人以柄了，好自为之吧”的行为就显得十分幼稚可笑了，因为你的善良愿望违背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什么客观规律？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在这里延伸一下:文化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因为“表现”既是为其合法性存在提供支持的动力，又是向社会攫精神和物质利益的手段，因此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简单回溯一下历史。我们只回溯1949年以后的历史，并不是说只有在此之后才存在我们所说到的那种现象或者说规律，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士”或多或少都带有我上面归纳的“文化利益集团”的特征，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与王朝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所有的历史戏剧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成为舞台上至关重要的角色，“顽强地表现着他们自己”。如果我们把考察放到如此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内容显然将过于繁杂，不是这样一篇文章能够照应过来的，所以我不说1949年以前，我甚至也不说1949年10月1日以前，只说这个日子以后发生的事情。
二、回顾一件事
1949年10月1日，一个叫李慎之的人在北京天安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日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洪亮语声中，在海浪一样热情欢呼的人群面前，在五彩缤纷的礼花衬映下，这个坚定追随中国共产党，把自由、民主信念视同为共产主义理想的26岁的年轻人无比激动、无比感慨，非常想把当时的感受用诗句表达出来。50年以后，76岁的李慎之回首“风雨苍黄五十年”，说：“但是，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在脑子里不断重复‘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一句话。”
让才华横溢的李慎之想不到的是，他以为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情竟然被另一个人用“时间开始了”五个大字完美地表达了出来——写出这经典诗句的就是胡风，一个因为坎坷经历和悲剧性命运结局而为人所熟知的著名诗人。我相信胡风一定怀有李慎之那种激动和感慨，并且用一个诗人的敏感心灵强化了它们，所以才能够凝结出如此完美的诗句。
这首名为《时间开始了》的诗篇长达4600行，写作于1949年11月到12月间，含《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胜利颂》等五个部分。它是一个纯真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吟唱，是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谱写的真诚赞歌，它对共产党的崇拜与热爱，对新政权、新时代的由衷赞美发自肺腑，对毛泽东的歌颂和赞美毫无矫饰——
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神话里的巨人/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你微微俯着身躯/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你沉着的声音像一声惊雷……
《时间开始了》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深深的共鸣。我们固然认为胡风抒发的是他的真情实感，但是，既然《时间开始了》是对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做出的政治反应，它也必将接受政治的检验，而政治是很挑剔的，政治有政治的价值和标准，那么，政治怎样看待这首用一个诗人纯真的心和全部灵魂吟唱的诗作呢？
让胡风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欢乐颂》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时间开始了》后面几个乐章的发表却突然遇到了困难——我们引述胡风日记：先是12月4日，胡风接到马凡陀的电话，“《赞美歌》他们嫌长，不想用了。但亚群在电话中说，还想争取。” 第二天，“徐放来。把《赞美歌》改名为《光荣赞》，并改正几小点，他们还想争取能发表。”12月8日，“得亚平信，报告《光荣赞》的发表问题。” 12月15日，胡风和胡乔木通电话，才知道胡乔木“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胡乔木的态度还不是胡风遇到的所有麻烦，我们再举胡风的同道诗人何其芳一个例子：1949年11月8日，何其芳在其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序言中严厉批评胡风所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俨然成为了一位居高临下审判诗人的诗人。胡风无法理解，于是在《为了明天·校后附记》中愤然反驳了何其芳，为自己的观点做了辩解。然而这个过于纯粹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注意到何其芳文章最为致命的一句话传递的可怕信息，这句话是：“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
有人说，胡风招致的灾祸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这个罪名的严重性缺乏估计，他在为自己辩解时没有加以反驳，轻易地忽略了。那么胡风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胡风不谙世事，傻到了如此地步？不是，这里有一个心结：胡风自认为自己追随革命大半生，对毛泽东无限忠诚，始终认为党和毛主席都是信任他的。
胡风错了吗？没有错，有他自身经历为证：胡风于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对进步文化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文艺派别。在国民党专制独裁时代，这样的声音足以让胡风和他的同道朋友热血沸腾：“主张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他坚定追随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把他作为进步作家和朋友，邀他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后来还担任了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编辑委员等职务，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有理由认为党和毛主席是信任他的。
我们随后就会看到他的这种没有错的“认为”有多么天真。
1952年文艺界整风，这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有“编者按语”，第一次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这就是说，事情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单纯。随后，周扬召集在京部分文艺界人士与胡风举行座谈，所谓座谈，就是依照国家权力在某种场合预制好了的调子对胡风进行批评乃至于批判。胡风南北莫辨，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情还在继续发生：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做了转载。《人民日报》的转载本身就是一种宣示，说明事情已经极为严重，但是书生气十足的胡风竟然不服，于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那些对他的批评和指摘进行了反驳。“报告”非但没有改变事态，反而使事态朝胡风更为不利的方向发展：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报告”，提出对胡风的“报告”开展批判，请求对胡风的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读者请注意，这里出现的语汇已经基本上与文学无关，与文化无关，进入了政治范畴。凡事进入政治范畴，其内在驱力也就只能来自于政治。
“政治”是怎样回答的呢？6天以后的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宣部的报告，进一步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这就是说，胡风的事已经与诗无关，与文学无关，甚至于与知识分子话题无关，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还有比这个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吗？结果，从1956年2月开始，我们后来极为熟悉的那种群众性政治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部署展开了，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对所谓的“胡风思想”进行严厉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体现国家意志的重要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引导和规划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方向与步骤。作为国家机器最重要意识形态零部件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思想。我要特别指出，在这些批判活动中最活跃的人都是作家、艺术家，有很多是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这些人通过批判胡风获得被权力确认的合法身份，是保命的作为，所以动力十足，其严厉程度不低于国家机器的意志要求。
1956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著名作家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解放前写给他的信（呜呼！舒芜做人已经如此无形！！！）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
完了，事情已经不可逆转，胡风等人终于按照国家意志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随即进一步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1956年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诗人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斗争仍在继续，《人民日报》又将胡风与一些他的同道朋友解放后的来往信件（又是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的形式予以公布。随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作序，发行全国。自此之后凡50余载，毛主席的序言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按语所体现的国家政治意志就成为高悬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剑，规定和约束着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稍有不从或者疏忽者，必遭屠戮。
我们简要交代一下“胡风反革命事件”后面发生的事情。先说后果：这次事件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再说胡风的个人命运：1965年11月26日，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才给了一个迟到的判决，判处胡风14年有期徒刑，此时胡风已经在铁窗中度过了整整10年时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又被当时四川省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加判为无期徒刑，并且不准上诉，这个倒霉的人再次被戴上手铐，押解到大竹县第三监狱，执行重新获得的刑期。
好在历史这个时候突然转身了——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桩错案，胡风获得了自由。不到5年以后的1985年6月8日，命运多舛的诗人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澄清了胡风事件是一桩历史冤案。我们中国人总是把裁判权交给历史，让人庆幸的是历史没有失责，及时（而不是拖延一百年、一千年）呵护了胡风这位从骨子里永远都是诗人的人。
那么，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讲述胡风的故事，难道仅仅为了证明历史是公正的吗？或者说我们还要感谢历史吗？不是。
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的仍旧是：在胡风事件的全部过程中，始终穿行着一些知识分子的忙碌身影（不仅仅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回旋着他们阴沉的低语和丧失良知的鼓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些人（有相当一些人是胡风的多年挚友）卑鄙地出卖了他们的同类，把胡风置放到了祭坛上，是他们用同伴的生命和鲜血铺就了合法性身份，“在血与火的斗争考验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蜕变。无数个人蜕变造成了一个全新社会集团的诞生，这就使中国从此有了一个既得文化利益集团。熟悉中国当代文化史的读者应当知道，1957年以后，这个集团基本上具备了切实的形式和内容，形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只活跃的、随时可以供权力驱使的力量。
耐人寻味的是，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往往都是从文化领域开端的，站在前端的文化利益集团也就更容易成为比其他团体更为激进的力量，它的代表人物也往往成为重大政治事件中的标志性人物。尽管这些人物也有自己的命运沉浮（今天座上客，明天阶下囚），其姿态也并不是一以贯之，但是，如果着眼于“类”而不是个体状态，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在这个不让人敬重的集团中，不乏灵魂卑劣之徒，更不乏每逢政治运动就穷凶极恶杀戮同伴的刽子手，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摧残了文化，阻碍了文化。
这就奇怪了：他们不是文化人吗？他们当中有的不还是赫赫有名的文化人吗？他们何至于要去摧残文化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把话题扯远一些，说一说与漫长的中国历史几乎同步的门客现象。
三、门客现象
我专门查阅了这方面的资料，结果是大开眼界。
门客作为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最早出现于中国春秋时期，那时的养客之风盛行，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说：“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致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这里说的是门客的主人，门客又如何？《战国策》名篇《冯谖客孟尝君》中记载冯谖击长铗而歌：“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冯谖畅想成为门客以后“食有鱼、出有车、居有家”，生动地勾勒出了门客追名逐利的嘴脸。
这里透露两点：一、门客是被“豢养”的，往低了说是为衣食计，往高了说是想依托主人高位做一些事情；二、门客以出卖思想为生，主人往往通过使用门客的思想而收获他所需要的东西。
有研究者认为，先秦门客的流品芜杂，既有破落的贵族子弟，也有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像孔夫子一样“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愿以极端行为惊世骇俗而名垂青史；他们有些人则毫无原则，如苏秦、张仪、商鞅，哪一套能获得人主的青睐便使出哪一套，谁重视我，我就为谁卖命；有些人更是毫无人性，如为求将位而杀死齐籍妻子以取信鲁国的吴起、出于妒忌害死同学韩非子的李斯；有些人则比变色龙还要狡诈，如为刘邦制定朝仪，使他“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如为诈骗钱财引诱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引来“焚书坑儒”之祸的方士徐市、卢生，等等。
“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依附”某个主子，手段是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的本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讥为“丧家之犬”。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鹄之志”，揭竿而起时鼓舞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两个枭雄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他们熟谙社会隐规则，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客位置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在专制社会，人们往往既是囚徒又是狱吏，在参与和协助的同时也有反叛之心，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太监赵高，都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范例。
做门客也有技巧，要善于见风使舵，不善于变化就不能立于不败之地，古今一样。孟尝君被废时，门客纷纷离去，这就是门客们的审时度势。门客也有不太好的名声，尤其遇到主人倒台时，往往是树倒猢狲散。“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后招而复之，冯谖迎之，未到。孟尝君叹息曰：‘文（孟尝君自称）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莫顾文者。近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的见文乎！如见文者，必唾其面大辱之。’”（《史记•孟尝君列传》）
门客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此言不虚。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罢黜”并非用暴力强行禁止，而是用高官、厚禄、名望等政治资源诱导，恰如唐太宗以科举功名诱使天下英雄入其彀中)以降，“门客”的社会地位与求取富贵尊荣的门径基本上就定型了。
在先秦群雄争霸时代，有些门客不仅要求主子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关系。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这才肯为之效忠卖命。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为客，不为他们的灭亡报仇，却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而为智伯谋杀赵襄子，并道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名言。曹沫、荆轲也是这样的门客。他们的主子都有一副礼贤下士重视人才的面孔。燕王为招贤而筑黄金台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引得千载之后的陈子昂怆然而涕下；刘邦是一个无赖出身的主子，与项羽争天下的时候却也知道筑坛拜将，向韩信这样的客将是多么表达恭敬。
但中央集权制建立，四海归一之后，门客们便别无选择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没有选择自由的门客，同时也就失去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对皇权的绝对认同与服从，由争宠而引发的只是“门客”之间日益激烈的倾轧。
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说到底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这种眼睛向“上”攀附权势的文化，从大的层面讲，只讲“善”(礼义道德纲常秩序)，鄙视真(追求宇宙真知，发展科学技术)，忽略美(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从小一些层面讲，人们追求出将入相的权势，不择手段地邀宠固位互相倾轧，为入帝王彀中而极大地虚耗了聪明才智，败坏了道德情操。
门客在今天就是文化利益集团。
李慎之先生说“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根系特别粗大”可能是政治语汇，但是我认为同样可以做文化意义上的理解——在皇权专制主义的粗大根系中，文化利益集团是极为鲜活的一支须脉，在向社会土壤攫取精神和物质营养和维护主根系生命的过程中，不比任何其他社会集团来得逊色。
这就很值得说道说道了。
四、毛之附
尽管儒学有粗大的根系，在汉武帝时代甚至获得“独尊”的地位，但是，中国“利出一孔”的专制主义社会形态中，知识分子们除了想方设法依附和服务于现存体制，在作为统治阶级一员或者后备军的时候显示存在价值以外，他们又能够做什么呢？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只能做被豢养者能够做的事情，他们做的很不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给统治者贡献那么多的统治智慧和建议，中国的政治典籍汗牛充栋，宫廷文化如此发达，不正是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结果吗？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难道从来没有真正挺起腰杆堂堂正正做一回人吗？豁出命做一回人又怎样？！好，我们看历史：被秦始皇活埋了的四百六十一个儒生是想堂堂正正做一回人的，那些被“腰斩”、“一家三百余口尽数扑杀”的著书立说非议朝廷者也是想堂堂正正做一回人的，被诛杀于北京菜市口的“戊戌六君子”也是想为国家社稷堂堂正正做一回人的，被人用一把普通的刀子隔断喉管的张志新和因为思想而罹难的林昭也是想堂堂正正做一回人的……滴滴鲜血，无数陨落的生命，无不凄惨地警示着人们“堂堂正正做一回人”的巨大代价。
我认为，“胡风事件”以及随后展开的“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不仅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更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以这些社会事件为标志，原本追随中国共产党，反专制、反独裁、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最大规模和最深刻的分化，从此以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放弃理想，变得噤若寒蝉，变得很聪明，自觉向体制依附，成为所谓的“门客”，成为时代的喜剧角色；另一部分仍旧信守信念的知识分子则命运多舛，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成为时代的悲剧角色。
人和所有动物一样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当一个人看到身边有人被活埋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必定是不要被活埋，而不被活埋的唯一办法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想方设法获得活下去的条件，于是，他们阿谀皇上，归附权力，矫正自己的道德信念，泯灭无用的良知……这已经成为归顺者的不二法门。我们再以“胡风事件”和“反右派斗争”为例：假设一个被坑的儒可以使100个没有被坑的儒识了时务，那么，被坑了的胡风和55万随之被坑了的右派将会使多少人选择“阿谀皇上，归附权力，矫正自己的道德信念，泯灭无用的良知”呢？那一定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
1957年4月，也就是“胡风事件”基本上画了句号、那个叫胡风的知识分子被抓进监狱以后，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进行座谈时谈笑风生，形象生动地把知识分子比喻为贴附在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族资本所有制和小生产所有制这五张“皮”上的“毛”。毛泽东同志神采奕奕，就像刚刚打下江山的唐太宗李世民慨叹如今“天下士子尽入吾彀矣”那样不无兴奋地说：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现在这五张皮都不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道你们要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吗？
没有人想做梁上君子，在座和不在座的知识分子们早已经从胡风身上恐惧地看到做梁上君子的严重后果，他们就像猴子在距离很近的地方看到鸡脑袋被剁掉以后鲜血喷涌而出那样，吓得瑟瑟发抖，浑身冷汗直流，他们必须迅速选择，他们只能选择做毛，做一根乖顺的“毛”，乖乖地依附到伟大的“皮”上去，因为只有“皮”才能够给他们精神和物质利益，所谓“利出一孔”者也。这就是说，在党国一体、国家和社会合一的社会体制中，人“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不管你个性曾经如何张扬，甚至曾经是让国民党独裁政府头疼的斗士，在今天这种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你也只有一条道可走了，这就是依附于国家权力，成为国家权力“容许”你做的那种人。
这就是“门客”，从数量意义上说，这就是“文化利益集团”。
如果有人问，事情怎么就会成为这个样子了呢？回答将是：事情怎么就不会成为这个样子呢？如果把你摆放到对生存还是毁灭的情境选择中去，你能够选择不做毛吗？不做毛怎么样？难道你还想做皮？你能够不依附？你不会，因为你毕竟不是张志新，毕竟不是林昭，你只是一个人，对于你来说生存的意义要远远大于信念与道义的意义……当我们义愤填膺谴责知识分子没有坚守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必要扪心自问：我们如何？我们不是也经常违心地降低精神的刻度吗？我们不是也害怕从主流生活中被放逐吗？在我们灵魂的大地上，不是也经常雷电交加、晦暗未明吗？谁敢说我在有必要成为张志新的时候我就是张志新？谁敢说我在有必要成为林昭的时候我就是林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在本文开头首先表达了一种心情：当文化既得利益者遭受指责的时候，我心底里总是隐隐的有一种同情，因为我知道并非他们自己要成为那个样子，他们也知道什么叫崇高，知道什么叫坚守，他们只是由于怯懦而无力达到而已，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处境——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人都变得如一些人那样卑鄙和堕落。
五、科学！科学！
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由飘游”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
以色列学者康菲诺综合各家意见，进一步归结为以下五点：一、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二、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三、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四、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五、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如果我们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怀有足够的敬重而不对他们的学说做道德评价，我们就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实际上都是在“知识分子”的探求、推动下发展过来的。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具有一种被撕裂的性质，这种撕裂并不全部表现为讽刺剧特点，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这其实是一出悲剧——你不能说那些灵魂沉沦者认为沉沦是一种幸福的状态，你更不能说高贵的灵魂永远高贵，你不能。
我举一个就近的例子。
1958年，中国突然疯掉了:这一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增长：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为了紧跟形势，各级农村干部只得说假话空话，墙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
我们的知识分子此时在干什么呢？写诗，写小说，写散文，以与那个时代的疯狂相匹配的疯狂歌颂总路线、大跃进（恕不一一列举作家和作品名称），《人民日报》更是从1958年9月份开始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制造“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的假新闻，欢呼“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尽管《人民日报》从来都是一份政治报纸，但是办报纸的人至少是一些掌握知识的人吧？掌握知识的人至少总该有一些科学知识，总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吧？这些人何至于要像被强奸以后那样慵慵然呢？
国家主席刘少奇后来就曾经指责《人民日报》的同志：“这几年大跃进我们犯了错误，中央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人民日报》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言外之意是，如果没有《人民日报》等媒体不负责任地瞎吹一气，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或许就会轻一些，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和人民都需要说真话的时候坚持说真话，就不至于让这个已经“疯”了的国家进一步疯下去。他们没有。
党报，职责所在，而且你最好不要把《人民日报》作为知识分子来谈论，那么，我就说一说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在人们都疯了的时候是怎样一种姿态吧！说实在的，这是我很不愿意举的例子，因为它涉及一个我非常景仰的人，一个中华民族应当永远记忆的人——钱学森。
1958年，身为学部委员的钱学森作为科学家在报纸上发布文章说，粮食“亩产万斤”不是没有可能。当时河南有的地方先后“创造”了亩产两千多斤和3530斤粮食的纪录，钱学森说：“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中的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年以后，钱学森经过科学计算，又把粮食亩产潜力精确到了5.85万斤！
钱学森先生是经过长期争取才辗转从美国回到祖国，在1957年当选为中国第二批学部委员，并在195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钱学森先生乃科学泰斗，高风亮节，令人高山仰止，没有任何人怀疑他回到祖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也的确用他的一生为祖国做出了无人能够替代的贡献，那么，他为什么会在疯狂的1958年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有的人就曾经质疑：即使是五谷不分的公子哥也应该知道把粮食平均亩产从数百斤提高到数万斤是不可能的，钱学森先生这是怎么了？
钱学森先生没怎么，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国家意志对社会和个人无所不在的控制和影响。当这种控制和影响在正义轨道上运行的时候，达到的就是辉煌的终点（“两弹一星”上天），当这种控制和影响在非正义轨道上运行并且到达灾难的终点的时候（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列车上的所有乘员——尤其是利用某种形式为列车提供动力的人——都无法逃脱历史的责问，包括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更包括我们正在谈论的文化利益集团。
六、精神沉沦者能否被救赎？
我们回到毛泽东的“皮毛之说”，同时也给我们这个话题一个了结。
世界是在因果链上运行的，在皮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依附在皮上的毛被传导的全部基因只能是皮的基因，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假若有一根毛突然觉得这种依附没意思，想脱落开去自己做一点儿什么，好，脱落吧！你将灰飞烟灭，消失于无。这不是虚无主义，这是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一种警醒，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那么多人消失了，我们眼前也就只剩了余秋雨先生和省作协副主席之类的人，如前所述，他们构成了文化利益集团。这些人熙熙攘攘地拥挤在一起，一个个毛色发亮，风光无限，皮也很喜爱他们，时不时摩挲一下，抖动一下，于是他们感觉很温暖，很舒服，他们甚至有理由嘲笑那些脱落的毛“太不聪明”，“不是真俊杰”……你能说他们错了吗？你不能说，你不能说那个庞大群体中的所有人都错了，即使错了，他们也有错了的理由，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问题是，世间万物都处在流变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包括皮。
我们把下面这段话作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时代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如果历史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兑现诺言的条件，如果皮进入到一种健康调节的过程之中，那些曾经快意而贪婪地从社会肌体上汲取精神和物质营养、极大拖累皮的健康的毛们，会怎样面对历史的严厉责问呢？他们能够为造成社会肌体严重病变的过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吗？这些可怜的精神沉沦者还能够被救赎吗？真正消失于历史时空中的是张志新和林昭这样的英魂，还是余秋雨、省作协副主席这样的毛呢？究竟谁的灵魂像光轮一样升华在精神大地之上辉映世界，谁被欲望驱使无可遏止地沉沦于无聊卑劣的泥潭不能自拔？
答案不在未来，就在过往的历史之中，就在我们当下。
（2008-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