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中有两个颇有影响而又同名同姓的安华Anwar Shaikh，一位是06年刚刚去世的传奇的批判者，他早年曾经是极端的穆斯林，并曾在和异教的冲突中杀死素不相识的两个锡克教徒和一个印度教徒。之后他到英国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而这段杀人经历一直像噩梦一样纠缠着他，在他的后半生他发表大量轰动性的著作和论文对伊斯兰教义中的极端理念进行批判。另一位就是我采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安华，经济学家安华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45年出生在卡拉奇，一个外交官家庭，2年以后印巴就分裂了，后来在美国接受教育。这让我想起奈保尔和已故的赛义德这样蜚声全球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而接受西方精英教育，并在英语世界的语境下来写作和思考，也许正是这种经历，给他们带来一种对西方主流文化的距离感和洞察力。

他孜孜不倦地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纽约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批判资本主义，他集二十年功力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结构性混乱——对成熟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受时代的局限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回答很多今天遇到的问题，他继承马克思的衣钵，要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加以批判，尚未出版，便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和讨论，我听到有人对他评价很高，他告诉我至少有7家大牌出版社都想要此书的出版权，但他还觉得不成熟，准备再花两年时间来完善。

和我见到的一些在西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信仰的人不同，安华的话语是理性，谨慎和充满怀疑的，比如我们曾经多次谈到理想社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对此多次追问，他都表示，自己非常惭愧，思考的还不够成熟。我想这种谨慎也许正是出于面对现代历史上那些宣称要打造一个新世界的一系列社会运动的教训的清晰认识，他并没有像我见到的不少学者那样因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的不满，而浪漫化那些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的运动和时代。也许这正是西方思想界如法兰克福学派一类对现实世界怀有强烈批判态度的左翼思想精英的共同遗憾，虽然精辟地洞察了现实的困境甚至荒谬，但却很难构建一个有说服力的思想体系，告诉大家一个比我们所在地球上看到的最让人尊敬的社会制度，还要更加美好而且也可行的社会构建究竟是什么？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我来看这恰恰是安华这样的知识分子宝贵的所在，他们保持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性与现实世界的张力，提醒人们我们现在所有的并不理所当然就是最合理的，人类对自身未来的可能选择，并不一定局限在我们已有经验的疆界内，而且不要满足一个简单的答案。

当然最初激起我好奇，并且对中国读者具有新闻价值的是，在一些大陆打着左派旗号的学者频频断章取义地引入西方理论时，听听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西方是如何思考和认识问题，如何在学术规则下生存，如何运用理性而不是诉诸激情来传播一种我们认为充满激情的观念，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面对同样的概念所指的问题和西方思想界的话语错位。安华早在1986年就曾应邀到我们的中央党校讲课，不过他坦言，那并不是一次成功的经历，他当时有些沮丧，自己和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共同语言并不很多。但还是忍不住和我打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新左派们现在在研究些什么，他对他们的看法和评价也许可以成为另一篇访谈。

以下内容，根据我和安华近期多次的对话和书信交流所整理，因为最终写作是用中文，所以没有经过他的审改。

幸运地当了教授

郭：听说你也是学工科出生的，后来怎么会搞经济学的，在我们中国很多人那时候学工科是因为社会科学都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太乏味了。

安：我最早学工科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那时候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工程，获得学位，然后我在科威特工作了四年，这段经历给我带来的很大的思想转变，开始思考社会问题。

过去我们都相信贫困的根源是因为资源匮乏，但科威特这样一个地方，到处流淌着石油，资源毫不匮乏的国家，有些人像住在天堂，有些人却生活的非常贫困，问题究竟在哪里，于是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读经济学研究生想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郭：你找到了么？

安：没有，很多问题现在也没有找到答案，但我认识到了那套学院里的理论解释不了，所以就更有研究经济学的兴趣了。比如说书本告诉我们，人是理性的，人是自私的，我认为是胡说，把人性作这么简单化的解释，我觉得简直是胡说，有多少例子可以证明，人的思维是多么复杂，人的潜意识是多么难于捉摸，强调人就是利己的，这是在贬低人的尊严。

郭：可认识到人性的自私心至少比我们过去宣扬人是大公无私的带来的一系列虚伪，对现实社会更有解释力啊。

安：当然我也不认为人是大公无私的，不过片面强调人的理性和自私，我觉得这种假设就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为资本主义殖民行为的合理性而辩护而存在的。这种理论的扩展就是发展一个由逐利动机来推动的人类社会，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郭：如果你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都不赞同，你在学校里是跟那些老师是怎么学习的呢？

安：我第一年的导师是willam Vickrey,第二年是gary Becker, 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是非常好的老师，很好的思想家，把思考的方法和你分享，而并不要求你接受他们的观点，虽然我的观点一直和他们不一样，经常在课上和他们抬杠，但他们还是很喜欢我，总给我的打高分，我一直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尽管我的不同意他们的学术观点，但我很感激他们。

郭：你这样很反叛的学生还能受到欣赏，说明美国教育体制的宽容啊。

安：也可以这么说，那时候我觉得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比现在要好。我的反叛还不止于学术上，1968年美国学潮涌现，我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运动主要组织者之一，我们把学校大楼都给占领了，这是美国左翼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郭：后来呢？

安：他们对我的处罚在很严厉了，扣除了我的奖学金。（我插嘴：听上去不是很严厉啊）在美国算是挺严厉了，于是接下来我只能边学习边打工来养活自己，我到哈雷姆区的给一些问题少年当辅导老师，教数学和社会学。

郭：你既然对那一套理论都不认同，那你是怎么得到博士学位的？

安：我的思路是新古典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我的博士论文题叫“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不仅得到了博士学位，而且我的论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郭：为什么？

安：那时候美国的经济学界不是铁板一块，学术色彩比较丰富，有保守自由主义，也有钟情马克思主义的，还有凯因斯主义者，学者之间可以开展热烈的讨论，相互辩驳，但现在是弗里德曼信徒的天下，他们都是市场的崇拜者（market worshiper）,他们把持了学术舞台，现在的美国各个大学基本上像我这样学者的都很难再获得教职了。

郭：那你自己能在主流体制内当经济学教授，是因为个别的运气么？

安：我得承认我是非常幸运的。毕业后我顺利地留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但那以后环境对于我们这些左倾色彩的学者越来越不利，那时我们签的约是4年，美国的特色是你得不到提升你就要走人，我记得当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有4个有左翼色彩的青年教师，其他三个人都在还没到第三年的时候被解聘了，我还有一年合同到期，我估计学校不会和我续约，就主动辞职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能在不那么好的社区学校做老师。直到我遇到了new school大学 的Robert Heilbroner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那本很著名的书《尘世的哲学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就是他写的，我得了一个兼职工作的机会，后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一个老师出车祸去世了，于是一个教职空缺，公开对外招聘，我在其中脱颖而出成了副教授，就这样我在在学术体系中顺利发展，7年以后我获得了终身教职，这意味着除非我犯了法或者作了不道德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解聘我，再以后我成为了终生教授。

郭：今天你在课堂上讲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么？

安：当然，我讲我自己相信的东西，包括很多学生都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只是把我的思考方法和他们分享，并不要求他们一定要赞同。

郭：学生喜欢听你的课么？

安：很多人还是很喜欢的，他们能听到不同的思考方法，但过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比较多，七八十年代西方的很多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着迷，现在越来越少了。

郭：为什么？

安：大概是时代潮流跟过去不一样了。

要永远保持怀疑态度

郭：现在像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美国状况怎么样，我指经济上，话语权上个方面？

安：我个人还不错，但我是个例，我是终身教授，待遇不会有问题。

今天大多数如果和我一样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恐怕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大容易获得教职了。确实，我们被边缘化的很严重，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美国意味着，你没有课题费，你的文章不会被主流学术刊物发表，媒体也不会来采访你听你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总的来说就是没人理你。

郭：那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怎么样发出自己的声音呢？

安：当然西方社会的言论自由还是有意义的，我们也有自己的组织，“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sts）,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会员，我们还有自己的期刊，自己的网站，当然要承认我们影响力非常有限。

郭：激进好像不是一个褒义词啊，你们怎么用它做自己组织的名字？

安：有些人总是批评我们激进，我们就索性用激进来当标签，免得费口舌。不过其实我们构不成什么激进力量，我们这些左翼经济学家内部也并不一致，有倾向列宁主义的，有倾向无政府主义的，还有崇拜托洛斯基的，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争论得不可开交。

郭：别人会不会觉得这是一帮头脑简单的糊涂虫啊？

安：至少在美国那些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不敢这样，他们就算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并不能否认我们的学术能力，我们大多是顶尖大学里毕业的最聪明的学生。当然不乏有人会这么看，但我反感这种不仔细了解就轻下断言的习惯，把和自己的认识不一样的观点说成头脑简单的，这样的人不算知识分子，我有什么好说的。

郭：从学术上来讲，你认为自己和目前主流的经济学家根本区别在哪里？

安：我认为目前主流的经济学家崇拜市场到了迷信的程度，对他们来说，市场就好像像天堂一样完美，他们也会承认，运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会存在问题，但他们会强调那时因为市场还不成熟，他们还有一些假设用来理想化资本主义，比如完全竞争，均衡市场，帕累托最优，在他们眼中只要市场发展成熟了，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解决了，但市场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成熟呢，他们不说。我认为这是可笑的，整个理论假设是错误的。

当然我也不同意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持有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垄断，我不同意，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特点是追逐利益的竞争，也许会有一些福利社会的措施，但总体的结果是弱肉强食，每个人都要在竞争中生存，把牟利作为整个制度的目标，甚至成为人的天职。

郭：我也不认为市场是该用来崇拜的，但对于吃过计划经济苦头的人来说，我用这个词欣赏市场，总没有错吧？

安：当然，人有利益追求这没有什么错，市场也有有益的一面，但同时人是有全面的需求的，当一种制度潜移默化的让人把追逐利益的竞争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时，人就成为了竞争的工具，这是对人的异化。

我还不喜欢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方式，你知道我们都是学工科出生的，我们数学功底很好，但我就是看不惯现在那些时髦的家伙像魔术师一样拿数学公式玩把戏，魔术的特点，就是魔术师的圈子内保守秘密，他们自己掌握了一套把戏，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就好像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来，但他们搞得很玄很学术，数学被他们使用的好像过去的教士用拉丁文一样，哄全社会，掌握对于经济问题的话语权。

郭：你有没有借助在那套学术规则，融入进去再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更好的影响社会呢？

安：作为一个学者忠于自己相信的东西是必须的，美国毕竟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没有人会逼你选择你不相信的东西，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你要装作相信你不相信的东西，是想蒙混别人么，没意义，你骗不了别人，你是在浪费时间，骗你自己。

郭：你对你坚持的学说的未来乐观么？

安：谁知道呢？那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大萧条，凯因斯不会有他的成功，在20年代他宣称市场需要被调节，包括他最好的朋友都觉得他脑子出毛病了，或者干脆说他疯了。结果经济危机来了，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不过是小流感，市场调节一下就过去了，因为他们都相信市场可以解决问题，但经济就是经济，市场就是市场，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经济持续的衰退，给那些迷信市场的人抽了一个大耳光，这时候凯因斯准备好了，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凯因斯的理论的价值，发现他对市场失灵的警惕是有道理的，于是整个40，50，60年代，凯因斯主义成为美国经济学思想的主流。那时候弗里德曼他们是非常边缘的，但他一直在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脉络下努力，直到80年代，里根，撒期尔夫人上台，自由主义重返舞台占据主流。

我想说的是一种学说的流行往往有其复杂的社会时代背景，但一个真正有思考力的学者不会为了迎合主流而去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那样的话他就丧失了作为一个学者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