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条铁路是英国怡和洋行在1876年在上海修建的，叫凇沪线，14.5公里。应该说这个时间比外国拥有商业化运行的火车也就是晚了大约50多年，要是追赶的话，不算太晚。可清政府担心火车“破坏了龙脉”，用重金赎回，拆掉了。又过了5年，即1881年唐胥铁路在开滦煤矿建成，是运煤的，由唐山至胥各庄，9.2公里。这是在李鸿章大力支持下修建的，但开始清政府不让用蒸汽机头，用骡马拉。这在当时也可以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火车了吧。火车毕竟是新生产力的表现。其实到了清将灭亡的最后十几年，慈禧太后它也拦不住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就把火车站建在了天坛。这就是新的生产力不可阻挡的例证。
我不知道中国的火车客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总不会晚于北洋时代吧。要是从那时算起，到今天也已过去了将近100年。远的我不知道，但我还记得，我从乡下到城里上学第一次坐火车时的情景。那个钢铁大家伙，震耳欲聋的吼声、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和戴大沿帽的铁路工作人员，至今还历历在目。从解放初到现在，火车已经更新了许多代，从蒸汽机车到最新最先进的子弹头动车组，不能不感叹当今世界科技进步之快。满清之后，中国人不再愚昧地拒绝外国的先进科学和技术了，知道这是好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国家要想富强，人民要想摆脱贫穷是不可能的。但认识到这一点是否就足够了呢？最近的又一次坐火车的经历使我思考了这个争论了几十年的问题，并且似乎领悟到了一点什么东西。
5月23日我乘73次动车组从北京返回济南。开车时间是中午2点10分。我到北京站是一点半，第二候车室里已经挤满了人，找一块儿放提包的空地都很困难。人声嘈杂，空气污浊，想上车的人已经都排起了队，大家都把行李或背或提，挂在了身上。按理说，首发站，人又多，应当提前个20——30 分钟剪票。可这次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剪票。任凭大家在那里纳闷，挤成一锅粥，也不放人。一直到快2点钟了，才开始剪票，等大批人拥挤到站台，列车就要按时启动了。情急之下，列车员就招呼乘客，不要找自己的车厢了，赶快上车。于是男女老幼，背包卧伞，跌跌撞撞，呼亲叫友，一齐拥进了靠近栈桥下的几节车厢。车开动了，带着一身臭汗，才找到自己的车厢和坐号。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没能够上得车的人，真为他们担心。
中国的火车检验票制度，从我第一次坐火车到今天，50 多年了没有改变过。照这个经验推算，这个制度应该是北洋军阀时代成型的吧？有一个候车大厅，上车的人先在候车大厅里排队，然后是第一次剪票，到得站台，再由列车员第二次验票，在旅途中，不时有乘警和列车员共同组成的“大部队”，再次验票。不管乘客休息不休息，一律唤醒你，从兜里拿出票来，让他们过目。那审视的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过，好像每个人都是逃票的贼。好不容易下了车，别急，还得排队，一步一蹭地才能走出去，因为大门口还得最后查一次票。那些带了许多东西的人可遭了罪：放下东西找票吧，就怕被别人挤出队列，拿着往前蹭，又拿不出票来，被验票员呵斥和后边急于出站的人吼叫，那人格尊严霎时全无。
原本我以为坐火车就应该有这样一套检验票制度，我也从未听说过国人对这样一套制度发表过什么怨言、建言——无论是官还是民，无论是“海龟”还是“陆龟”，都没有过。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到过苏联呆过一段时间，坐过许多次火车，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检验票制度。严格地说，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剪票”一说。乘客上火车，直接到站台去就可以了。火车只要停在那里，车门大开，列车员看过车票，就可以上车了。行车途中，也没有人来查票，直至下车，下车后出站，走就是了，也没有人再设关卡，强行验一次票。也有候车大厅，那是给来早了的人暂时停留用的，到上车时自己按照车票所示，找到站台和火车就行了。这时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坐火车的办法，简单、方便到让国人不可思义的地步。后来我问过到过西方国家并坐过火车旅行的人，他们告诉我的情况与俄罗斯相似。
于是我就想，这么方便、快捷的坐火车的方法，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学习学习呢？我们的政府大员、专家学者、考察团、交流团、学习团、参加国际会议的，整天价在外国转悠，难道就没有人坐过火车？如果坐过，难道就没有人建议我们也改一改？当然高官们出行，前呼后拥，有特殊的通道和特殊的接待，他们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坐火车的，情有可原；那么一般出国考察的人员呢？——或许他们是跨行隔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有人做声；或许有人作声，人微言轻，得不到重视；或许声音已经传到了铁道部，但铁道部以中国人多要安排就业，中国人素质差，偷逃票的多，还有什么安全等等理由拒绝改革。总之，我们如今坐在了时速200公里的子弹头列车上，使用的还仍然是北洋军阀时代的检验票制度。工具先进了，效率没有什么提高。
从前我特别信服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后来有些怀疑，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不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许多理论家在论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允许私有经济发展时所持的理由就是生产力水平太低，不应该一律搞公有制经济。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国家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搞公有经济的水平，以前搞公有制是错误的，现在要把生产关系调整到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水平，那么就得恢复私有制。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前为什么在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产生之前就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可见生产力决定不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以是人为设定的。因为是人为设定的，于是才有人提出什么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这样一来，搞一个“先进的生产关系”让它来促进（反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事了。
再如中国火车这个生产力，能力已经达到了“子弹头”水平。从北京到上海只需10个小时，而北洋时代则要走一个星期。这生产力水平提高得可不算小，可是我们的生产关系的内容之一——管理方式还停留在北洋时代。这更证明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其实是非常不密切的。落后的生产力，可以有很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之“匹配”——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先进的生产力，也可以有很落后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子弹头火车和北洋时代的检验票制度就是。“决定”之说从何谈起？
或许有人来反驳我，说不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不相适应，才阻碍了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来一个改革，改革及其实践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个规律的存在；子弹头火车和验票制度，这不是也被提出来了吗？要是有更多的人提出来或加以支持，也就是改革的开始——但愿如此。当然从长远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个解释或许能够成立。因为历史上所有的改革或变革都可以解释为对旧有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道德风俗、意识形态等的否定。这种否定不就是在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不就是让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我想指出的是：当我们的理论家似乎成功地解释了今天的改革时，他们还必须成功地解释，当初为什么选择了那样一个不符合我们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当时所持的理由不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理论吗？为什么它们没有“相适应”？再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是否有一个时间限定？如果没有一个时间限定，笼统地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样不行。火车从以木柴作燃料，到用煤、用油、用电，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动车组，这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谓不明显，可是我们的管理制度，特别是检验票制度一百年没有变，这叫什么适应？众所周知，在1949年以前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可还没有经过10年，到1958年就开始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了。这个制度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也持续了二十多年，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改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可以脱节一百年或者几十年。再说大一点的，中国经历了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从黄帝算起）。在这期间社会几乎是从石器、青铜器、铁器、蒸汽机、电器化，一路走来，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为什么就没有什么改变呢？三千年中生产力的改变没有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质的改变。尽管农民起义不断，或者直接导致王朝更替，但也绝对不能用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来解释：“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农民革命是有了，但新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
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决定社会发展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生产工具？从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就是以生产工具来划分的。但生产工具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人比工具更重要。那么就是人了。但是为什么同时都是人，有的国家的人就能发展出先进的生产力，有的国家的人就一直处于落后或还有处于原始状态者？没有别的解释，就是社会对人的思想的限制程度，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鲁迅先生曾以猴群为例，幽默地说出了这其中的道理：我们人是由猴子变来的，为什么现在的猴子变不成人了呢？人要直立行走，其实也有猴子想站起来走，但其他猴子说，我们的祖宗都是爬的，所以就不允许它站起来，把它咬死了，从此就没有敢于站起来的猴子了，所以也就没有了猴子进化成人。
我也举过中国人裹小脚和留辫子的例子，也是同一个道理。因为上层建筑不给思想多元化留有生存空间，所以没有比较，也就没有选择。错误的东西一旦被坚持，旷日持久，则贻害无穷。人们以为裹小脚、留辫子是最美的事，一下子搞了一千多年和三百多年，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不良后果尽人皆知。生产力也一样，思想不活跃，左限制，右限制，动辄就有文字狱之灾，谁还去思想，谁还去发明和创造？所以毁灭一个民族，莫过于窒息这个民族的思想。一个民族只有一个人在思想，全体人以他的思想为思想，或者以解释他的思想为己任，这个民族的精神注定要不断萎缩下去，想进步，十分困难。
所以全社会人的思想的解放程度永远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和有发展动力的晴雨表。
2008．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