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和汶川，两次特大震灾，几十万鲜活的生命消失于转瞬之间。大自然的破坏力如此巨大，人类的生命如此脆弱，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痛定思痛，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社会本身的缺陷。
三十二年的那次震灾，已被公认为一次遗憾的漏报。在震前的关键时刻，专业人员未能正常实现表达权，致使广大公众缺乏应有的知情权，最后平白无辜地失去了几十万人宝贵的生命权。关于这一点，纪实作品《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作了翔实的调查和记叙。该书作者、唐山作家张庆洲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走访了几十位专业或业余的地震工作者，他们的谈话笔录都经过本人的审阅和签字确认，其史料的确凿性连本书的压制者和反对者都无法否定。
唐山地震到来之前，许多地震台、站都已报告了异常情况，有的还正式提出了中期、短期或临震预报。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便是其中之一。这位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依据他研究创立的“旱震关系理论”，早两年就对京津唐地区的震情作过中期预报。以后他和同事们一直密切注视着震情的发展变化。1976年7月14日，根据他们检测到的“七大异常”和地震前兆，要求马上向国家地震局作临震汇报，可是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某副主任（正主任远在云南）却把时间约在一周之后的7月21日；到了这一天，还是这位副主任说要等分析组长汪成民从唐山回来后再说，把时间改在7月26日；到了这一天，这位副主任说自己有事，让分析组长汪成民去听汇报，还交代说：“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北京队检测到的地震前兆越来越强烈，地震队人们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可是他们十分无奈：“年轻的地震预报科学家耿庆国，像一头被困了十几天的狮子•••他周身的热血如岩浆般奔突。他急他恨，他想狂奔想咆哮。他无法逾越中国地震预报的权威机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第141页）
而分析预报室主管京津地区的组长汪成民，也是同样的处境、同样的心情。这位五十年代留学苏联、回国后一贯从事地震预报的年轻专家，早在1975年7月就指出京津唐地区“今明年还可能发生大于7级”的地震。1976年6月中旬起，分析预报室陆续收到一批异常现象的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报告越来越多。他多次向室副主任汇报，没有得到重视；他直接去找局领导，可是局里忙于“批右倾翻案风”，约了几次都没有谈成。7月17日他再次去唐山，准备在“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发言，可是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某副局长没有同意。7月22日他从唐山回北京，再次去找局领导，可是局领导不是有事就是有病，不得已之下，他在局长办公室门口贴了张大字报，书写了各地报来的震情预测。7月26日，他受分析室副主任（她自己说有事不能去）委托去北京地震队、听取有关七大异常的汇报，更加感到震情的紧迫。回来第二天清早就在局长办公室门口堵住了领导，陈述要求，局长们答应上午十点听他汇报。正局长要去医院看鼻炎，某副局长主持汇报会。汪成民郑重其事地宣读了书面报告，并力陈事态的严重性。在场的副主任不表态，副局长最后说：“目前事忙，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你们明天到廊坊看看。”实际上这时距地震爆发只有十多个小时了。汪成民苦等了一个月的汇报会竟如此草草结束，他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年轻的科学家睡不着，他有那么多地震前兆异常，那么多临震告急预报，他请领导决策，而领导却还让他明天去廊坊看看。他深深地感到，在权力面前，自己是多么软弱和无助。”（第173页）
这样的遭遇远不止耿庆国、汪成民两人。比如唐山市地震办负责人杨友宸吧，这位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转业军人，1968年受命组建唐山市地震办。他跑遍了全市各基层单位，费尽口舌，建立了40多个地震观测点，形成了纵横城乡的检测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地震检测工作。他本人不断钻研专业知识，和观测点的物理、化学教师或技术员一起，作出了重要的中短期预测。1976年5月在济南召开的华北地震会商会上，他详细分析了唐山近期的异常变化和发震前兆，郑重指出；近两三个月内唐山可能发生强烈地震。这一观点得到了山东、天津等省市代表的赞同。从济南回来后，市委书记听了他的汇报，当即召开全市地震工作紧急会议，由他报告当前地震形势。会后他更加全神贯注日夜监测。可就在这时，他所在的党支部代理书记竟通知他去干校学习（实即改造）。杨友宸争辩说，我还得监测震情哪。对方说，这事你就别管了。就这样在大震迫在眉睫之际，他不明不白地被迫离开了监测岗位。他在接受采访时泪水盈眶痛苦地说：“我没辙，真没辙啊！”（第79页）。唐山地区许多地震工作者，包括唐山中心监测台台长刘占武，都认为杨友宸被调走，损失重大。刘占武说，杨友宸责任心强，对地震研究得深，他也敢于找市长，如果他还在，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是完全能做到的。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他被彻底地剥夺了发言权！
如今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地震专家汪成民，在总结唐山地震漏报的教训时，除了谈及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和“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之外，还谈到地震局的“某些环节”。他认为，地震预报确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现在的预报主要是依据资料和经验，从这个要求看，海城能做到的唐山也可以做到。“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至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第175页）现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减灾项目科学顾问的耿庆国也持同样的意见，认为有关领导如能听取下情、及时召开一次有关京津唐渤张地区震情的紧急会商会，向当地人民及时打个招呼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第147页）
由上可见，表达权、知情权直接连接着广大公众的生命权。没有学术民主、管理民主、行政民主，也就是说没有政治民主，必然直接威胁广大公众的生命权。
这是唐山大震灾中包含的一个十分严重的教训。可是这一教训被总结了没有、被认识了没有呢？
答案完全是否定的。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唐山人民在“英明领导下”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只是唐山人民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建设新唐山的辉煌成就。我们所听到的依然是地震不可预测性的说教，依然是地震预报在全世界都无法做到这样的“科学观”。任何对唐山地震漏报的反思、探讨都面临重大阻力和压力，更不要说对有关机构和责任人的追究和问责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是延续了三十年的基本状况。
《唐山警世录》一书的遭遇本身就是个明显的例证。这本“历经七载，三易其稿，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进行了深入调查和梳理分析，真实地再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人民日报）的作品，这本“拂去历史的尘埃和政治的遮蔽，凭借确凿的事实对真相作了真实的报道”（文艺报）的作品，这部以史实为基础、努力反思和探讨灾难教训的作品，竟然历尽坎坷，一再遭到封杀。
该书写成于2000年8月，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文字编辑、封面设计都已完成，可是国家地震局却以“歪曲事实”“误导公众”为由，发文反对出版。四年以后，国家地震局更换了领导，新任局长宋瑞祥审读了书稿，对它作了充分肯定，并亲自为之作序。随后，2005年《报告文学》杂志刊登了作品全文。2006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加以正式出版。可是好景不长，一个月后竟又有“上级”通知，要求把它从书店里撤下。这样一波三折，凸显了中国出版事业多舛的命运。
这就再次回到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人们出于社会责任感，对这样的大灾大难，进行了调查、叙写，有没有表达的权利？人们对于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反思、探索，该不该有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竟然可以被某个部门、某些领导人随意剥夺，这还能说是政治民主吗？
我们非常痛心地看到，正是这些民主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证，正是政治民主没有真正实现，当新的灾难来临时，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不得不付出新的惨痛的代价。
这次汶川大地震前，有没有被忽视的、或者被压制的预测预报，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确知。网上已有种种传闻，我们期待着有关部门负责地给以回应和解答。但是，姑且撇开这点，如果有关部门认真总结了唐山地震的教训，认真总结了20世纪历次成功预报的经验，认真继承了几十年间一些行之有效的防震方针和措施，在事前有起码的防范部署，汶川地震的后果肯定是另一番景象。尤其匪夷所思的是，自己不去总结反思，还要掩盖真相、压制民间的反思和探索。《唐山警世录》就是民间的一种反思，它用记叙和报告的形式，努力去分析和揭示唐山震灾中的问题和教训，而且还提出了“如何尽最大可能防震减灾”、“实现开放型防灾备灾”等重大课题，收录了“震前宏观异常现象”、 “临震时如何有效逃生”等重要知识和实例。这些课题如果得到管理层的重视和研究、这些防震逃生的知识和事例如果得以在公众中广泛传播，也必定会大大减少汶川地震中的伤亡和损失。可惜这一切本应发挥的社会效用，都随着作品被封杀而化为乌有。
三十二年过去，历史和现实一再警示我们：没有对天灾人祸的认真而充分的反思，天灾人祸就会不断重演；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公民没有基本的表达权和知情权，他们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就会化为泡影。
为此，在汶川地震的救灾活动已逐步进入灾后重建阶段之际，笔者认为应该启动对震前工作的检讨和反思。地震部门都清楚，川西至甘南一带是地壳断层，是地震多发地带。那末，地震部门对这一地带的经常性监测情况如何？对这次大震有否预测预报？如果没有，为什么？如果有，是怎样对待的？这里的各级政府、各项工作是否有高度的防震意识？这里的各项建筑，包括学校、医院、桥梁、水坝、工厂等等是否有严格的防震要求？这里是否有经常性的防震教育、演练以及其他防范措施？我们期望这种检讨和反思能像救灾活动一样公开、透明，充分体现公民的表达权和知情权，并且以此为契机，切实推进并逐步建设国家的民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