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30年为一个世代，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史家惯例。司马迁说过“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笔者在《120年和两个60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一文中，把过去的120年划分为4个30年，并采用两套命名方法——
一是把第一个60年划分为“前19”（1888～1919）和“后19”（1919～1949）两个30年，把第二个60年划分为“前79”（1949～1978）和“后79”（1979～2007）两个30年；
二是用代表性人物来标记。把4个30年分别命名为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正如把毛泽东时代和“文革”画等号是不合适的——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前17年和“文革”10年（再附加“凡是派”掌权的一段时间），把邓小平时代和“改革”画等号也是不合适的——按照不同人的看法，改革在1989年或者1992年就已经寿终正寝。
当我们谈论“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正统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笼罩之下。因此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所谓“改革开放”30年，仅仅意味着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执政党的基本路线以及民意舆情对其反馈的角度——来反思过去的30年。
如果换一个视角，也可以回顾公民社会30年，民主运动30年，非公企业30年，流行文化30年，两岸关系30年，等等。历史本身是一个多棱镜，在不同史家眼中，呈现不同面貌和色彩。既然以“改革开放”30年作为标题，就说明本文的历史考察范围必然受到局限。
本文全文分为四节：首先对“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这些关键词进行简略的历史考察；然后将最近3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1992～2002，2002～2007，逐一进行分析和评估。
一、“改革开放”话语简析
为理解“改革”和“开放”的语义，必须把它们放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复杂话语背景中。
“改革”与“革命”的轮回
1888年，康有为写了《上清帝第一书》。在此后10年中，他又6次上书光绪帝。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只是偶一提及“改革”，但是大量采用了具有类似语义的“变法”、“变政”、“维新”、“新政”等语词。到1899年，梁启超把《戊戌政变记》的正文第一篇命名为“改革实情”，附录一为“改革起源”，这预示着“改革”将成为新世纪(20世纪)的核心话语。
梁启超在《释革》中写道——
“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
……
Ref主渐，Revo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
虽然梁启超认为“‘革命’二字非确译也”，后来多数国人还是随着日本人将“革命”作为Revolution之对译。
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对中国的改革事业充满信心。他认为，只要朝野上下同心协力，“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法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士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戊戌政变后，国人才深刻理解到，改革的成败，不仅取决于道理的对错，更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只要改革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就会利用权势来破坏改革。改革不成，革命自然而然地就会提上议事日程。
改革话语与革命话语的此起彼伏、彼升此降，是权力意志与民心所向的距离的一个函数，是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度的一个标尺。20世纪初是这样，20世纪末也是这样。在北京大学学生高举“小平你好”横幅游行的时候，改革自然是主流话语；当北京学生在天安门摔瓶子被镇压的时候，革命最强音《国际歌》的旋律就回荡在广场上空。在邓小平南巡以后，改革的赞歌再度响起；邓小平去世之后，革命的幽灵又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徘徊。左翼的毛派人士重新缅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称邓小平的“改革”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右翼的青年自由派人士则鼓吹“拿出自由主义鼻祖洛克他们的抵抗和公民不服从等维权精神”，大声疾呼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列宁指出，革命是否会发生，不是凭主观愿望，而是要依据客观情势。民众通常都是渴望改革的；但是民众亦有权革命。改革和革命的开关键钮，始终掌控在执政者手中。
被动开放与主动开放
一说到“开放”，人们首先就会想起“门户开放”，这是长期以来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核心。但是美国人说得多做得少，真正用实力打开中国门户的，是英国人的鸦片战争，英法两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有日本人的甲午战争。国人抵挡不了“夷人”的“船坚炮利”，最终导致国门洞开。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背景下，清政府颁布议和诏书的上谕中，竟然出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可耻言辞，极大地削弱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
开而放者，开放之权操诸己；不开而放者，开放之权让诸人。从魏源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胡适的“充分世界化”，标志着国人“开放”意识的逐步深化。在“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要避免被动开放，就必须主动改革。要争取自主关税，就必须废除厘金和种种陋规；要取消领事裁判权，就必须实行独立审判和保障人权。
与其说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如说“开放改革”来的贴切。因为在1970年代，开放政策是先于改革政策的，而且，对外的初步开放是国内改革思潮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邓小平的“改革”，是承接了毛泽东的“开放”。对外开放有两个层次的目标，一是避害，二是趋利。毛泽东向尼克松开放中南海，是为了与魔鬼结盟，集中力量打击最危险的敌人“北极熊”。华国锋、李先念搞“洋跃进”，押宝是押在向外国政府和银行借上千亿美元的软硬贷款，一举拿下“10个大庆”。
由一方面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一方面输出革命，同时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到为了“联美反苏”而向西方世界打开一点“铁幕”，这个路线转变虽然是肇端于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晤，但是要到中美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才大功告成。
李慎之在《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中写道——
当时邓小平已是七十好几的老人了，但是他仍然说，访问美国他一定要自己去，去了美国我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这是我的同学，当年给邓小平访美打前站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告诉我的）。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这是当时负责访美代表团组团工作的外交部主管美洲事务的副部长章文晋告诉我的）。应该说在这方面邓小平眼光很准，魄力也很大。邓小平回国以后不久，就发动了为时两个星期的惩罚越南对中国忘恩负义的自卫反击战。这也是以打击苏联的盟国来表示同美国利益一致的一个重要步骤。
以不惜打一仗“教训”昔日自家小兄弟的方式来向新情人示爱，这种“开放”的姿态不可谓不主动，不可不谓“魄力很大”。
从“思想解放”到“党八股”
自中国现代政党形成以来，可以把政党分为两类：改革党（宪政党）和革命党（专政党）。前者的代表是以梁启超为党魁的进步党和宋教仁领导时期的国民党，后者的代表是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领导时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共产党既然以革命党自居，自然多谈“革命”而少谈“改革”。查“文革”以后中共历次代表大会文献，九大政治报告中仅有一处提到“改革”：“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十大政治报告也只有一处提到“改革”：“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这两个报告中，“革命”则无处不见。
在“文革”结束后召开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竟然没有一处提到“改革”。人们把“改革”归功于邓小平，而华国锋没有分享到一点功劳，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到了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现了两处“改革”：“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仍然没有出现“开放”一词，虽然这时已经采取了许多开放的实际举措，也提到“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到了1982年，在胡耀邦所作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有13处涉及“改革”，但“改革开放”这种固定的搭配还没有出现。再过5年，1987年，在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出现了 “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新提法。在赵紫阳报告中，“改革开放”这个词组一共出现29次，“政治体制改革”出现12次。显然，“改革开放”此时已经成为一种压倒性的话语。
1989年“6·4”之后，邓小平曾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从1989～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处于停顿状态，“政治体制改革”则被反攻倒算。已经被撤销的中央政法委恢复了，公安部党组升格为党委，公检法司更加紧密地处于政法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部合并，冠冕堂皇地“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了（十三大报告确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宪法》规定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但是，政府各部门的党组不仅没有按照十三大报告的要求“逐步撤销”，反而再度凌驾于行政首长之上。地方党委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各系统的党工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经济工作委员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工业工作委员会、外经贸工作委员会、商贸工作委员会、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等纷纷重建，在政府机构的委办局之上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导层次。将党群系统的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系列，完全颠覆了十三大“分类管理”的原则，也使得“公务员制度”变得有名无实，成为过去“党政干部制度”的翻版。重新确认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规定由中共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违背了十三大确定的“事业单位中党组织，也要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推行”，“转变为起保证监督作用”的原则……
如果说“胡耀邦—赵紫阳”体制时期提出“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眼下的官方文献和报章社论连篇累牍地老调重弹，就变成十足的“党八股”。
在过去30年中，曾出现过3次关于改革路线的大辩论。第一次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时体制内的理论界新锐在理论务虚会上，体制外的民间思想者在民主墙和民刊上，都是改革的热情倡议者和积极鼓吹者。第二次是在邓小平南巡以后，万马齐喑了3年的知识界人士纷纷表态，支持“反左”，赞成深化改革，使“改革开放”获得新的生机。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大辩论则是第三次，人们注意到这一次与前两次的一个重大区别——除了官方喉舌及一些功成名就的退休官员、学界权威为“改革”唱赞歌，40岁以下的青年理论家以及新兴网络媒体上的民间思想活跃人士，几乎没有人愿意站在坚持“改革”的一方。显然，在“改革开放”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国人对于它的态度，已经从亢奋转为疲顿。
二、全面改革还是片面改革
从1977年中共十一大只字不提“改革”，到1987年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宣布“坚决推进全面改革”，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表示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而弃“政治体制改革”如敝屐，这是分析“改革开放”前15年的一个基本线索。
“不改革不行”：历史合力
邓小平在1980年代曾说：“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20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10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于这个说法是有同感的，但是现在的青年人已经没有“不改革不行”的切身感受。
“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经济发展也有过起伏，收入分配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然而平均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此前的40年，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据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1976年中国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是不如1956年的，而1956年城里人的生活水准还没有恢复到抗战前1936年的程度。毛泽东说：“抓革命，促生产。”革了几千万乃至上亿人的命（包括政治生命），如果最终推动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或许还能够忍受。但是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也远远落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后面。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20多年后，这一百分比下降了大约一半。邓小平出国访问时对随员不禁感慨地说：“跟着美国的国家地区都富强了。”王震访英时则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对英国的评论当时在中国大使馆引起震动。社会各阶层人士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是比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和意识形态都更强劲的改革动力。戈尔巴乔夫下面的话同样适用于中国——
改革的需求具有客观的性质。我们当时发现，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输掉了……通过布尔什维克模式我们实质上将苏联和俄国排除在普遍文明过程之外……我想再次强调，没有人将改革的想法“悄悄塞给”我们，它诞生于那个体制、那个党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
毛泽东去世前，已经明白站在自己一边的人少得可怜。有可能继承和捍卫毛泽东路线的只有“文革受益者”，而这部分人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毛泽东的嫡系——身边人和代言人，如江青、毛远新、张玉凤、张春桥、姚文元等；第二类是被纳入体制的前造反派，如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第三类是在“文革”初期受冲击较少、后来又受到毛泽东重用的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如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毛泽东临终前，曾酝酿过一个7人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张玉凤。毛泽东闭眼后，曾在他的遗体前照过一张“八人帮”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如果他们能够团结一致，毛泽东路线或许能够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经过“四五”运动的强烈冲击，再加上政治经验丰富的老干部的拉拢，第三类“文革受益者”决定与前两类人彻底切割，由自己来独自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事实上，抛弃第一类人，逮捕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就不可能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抛弃第二类人，在全国范围开展“揭批查”运动，清算几百万前造反派，就必然伤及“凡是派”的社会基础。30年后，铁杆的毛派分子已经把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头面人物定性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投降派”。毛泽东错把“投降派”当成“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也是致命的悲剧。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势单力薄的“凡是派”完全被“改革派”所压倒，虽然华国锋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政治主导权已经转移到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陈云和新设立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手中。因此，通常把三中全会视为“改革开放”的起点。这个时候的党内“改革派”阵营，其实包括了三个分支：全面改革派、以政策调整为主的局部改革派和态度不甚明确、具有相当可塑性的中间改革派。这三个分支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型分布，摸着石头过河、模棱两可的干部属于大多数。
笔者过去一直把陈云、薄一波、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称为“还原派”。“还原派”强烈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路线，主张回归1957年以前的体制和政策。如果与全面改革派胡耀邦、经济改革派邓小平相比较而言，说他们是力主从毛泽东的“战时经济”、“命令经济”向“和平经济”、“计划经济”转变的“还原派”，也不算辱没了他们的贡献。但是严格地说，陈云等人也没有打算向1957年以前的模式全面复归，他们也认可某些局部性的经济体制改革。1957年以前，毛泽东主持了所谓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陈云并不完全赞成。他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对手工业的所有制改造颇有微词：“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他主张保留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他的意见当时并没有被毛泽东采纳，毛视之为党内“老右”。但是到下乡知识青年大规模回城的时候，陈云的主张就成为“个体户”的通行证和护身符。1957年以前所推行的“全盘苏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目标的，但是陈云在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两次主持经济调整时，均违背这一教条，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中心位置。此外，与半拉子“凡是派”李先念不同，陈云也没有给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泼过冷水。所以，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陈云，纳入相对“凡是派”而言的广义“改革派”阵营，也是可以的。
胡耀邦是党内全面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在他周围，集结了万里、习仲勋、方毅、胡启立、乔石、任仲夷、项南、朱厚泽、胡绩伟、杜润生、李昌、李锐等一批改革派的干将，还有于光远、周扬、王若水、童大林、吴江、林涧清、阮铭、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等一批理论务虚会派的笔杆子。田纪云最近撰文指出，赵紫阳的改革方针是“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因此赵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慎重的经济改革派。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之后，特别是在发表1987年“5·13讲话”之后，愈来愈表现出自己的真实面貌。他团结万里、田纪云、胡启立、乔石等人，接过了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旗帜。
在1980年代末，党内全面改革派公开发表出来的最高理论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按照于光远的阐释，建国后理想的发展应该是“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毛泽东从1952年起，违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批判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提出在10～15年内“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则应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予以否定。事实上，当时还有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党内理论工作者，已经在认真考虑采纳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政治纲领。
叶剑英在1978年12月说过一段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当时，确实存在着体制内改革派和体制外改革派的一个短暂的政治结盟。在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文件下发之前，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既有自下而上的推动，也有自上而下的顺应。现在，官方媒体依然承认底层农民自发推动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历史作用，却闭口不谈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对于确立改革开放路线所发挥的历史首创性。在全国各地的民主墙和民刊运动以及高等院校人民代表竞选运动中，体制外的青年思想家不仅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也提出自由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为体制内的全面改革派提供了启示，也为其提供了侧翼的掩护和屏障。
邓小平和杨尚昆，是介于党内全面改革派和局部改革派（或者说还原派）之间的面目模糊的党内领导干部的代表人物。当邓小平鼓吹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似乎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后台老板；当邓小平发动“反自由化”运动的时候，他又俨然是胡/赵的政治终结者。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一直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与陈云打太极拳。他从来也不喜欢忠于陈云经济思想的姚依林和李鹏，却没有力推万里或田纪云接任赵紫阳的总理职务。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立场是不稳定的。杨尚昆则是邓小平最信任的人，受邓的委托主持军队常务工作，还是胡耀邦下台后违背党章的最高领导机构“五人小组”成员，后来又接替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
上述几类人各自的左摇右摆以及相互之间的纵横捭阖，造成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复杂和曲折的轨迹。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孰同孰异
在“文革”前的十几年，中共领导体制分为“一线”与“二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一线”主持工作，毛泽东自己在“二线”当后台老板。“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又把他与刘邓的关系称为“两个司令部”，刘邓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改革开放”的头10年，中共的领导体制比“文革”前更为错综复杂。
1987年1月16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借着批评胡耀邦的由头说：“我跟薄一波讲过，常委不常开会。……以后要立个规矩，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后来胡耀邦在和李锐的谈话中说，常委会不常开，是因为两个老人说不到一起，“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赵紫阳在软禁中也对宗凤鸣说过：“邓甚至是不主张开常委会的。有时陈云提出要开常委会，我将此意见转告了，邓却说，两个聋子都听不见，开什么会。”“陈要开会是想有个说话的地方。有一次他责怪我为什么还不开会。我回答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和邓商量好了就开。陈听后说：啊!大秘书长一个。两个老人意见不一致，总书记很难当。李先念还说：赵只听邓的，不听他们的。两个人难办了，三个人更难办了。”“在最高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
中共第十二届政治局常委，共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6人，分为“前台的人”和“老人”，这与毛泽东时代的“一线”、“二线”基本同构，用赵紫阳的话说——“这是东方政治，更是中国政治的特点，历来不容改变。”“前台的人”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在一些大的方面能够相互配合，但还没有达到密切合作的程度。“老人”一共有4位，其中叶剑英已经年老多病，不大介入决策；李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小平和陈云。据赵紫阳透露：“邓曾叫薄一波给陈云捎话：这个党只能有一个婆婆。”但是，由于陈云在党内的资历比邓小平老（陈是中共第六届和第七届领导成员，邓到了第八届才成为领导成员，排名还在陈的后面，所谓“毛刘周朱陈林邓”）；由于陈云在党内的高层有一批铁杆拥护者和吹鼓手（如邓力群）；也由于陈云在某些方面更有人情味（例如过问北京居民的冬储大白菜，关心中年知识分子的待遇，反对判政治对手江青死刑，“6·4”以后，中顾委批判李锐、杜润生、李昌、于光远4位委员，有人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陈云却保他们过关）；在1992年以前，即使邓小平有效仿慈禧大权独揽之心，却不得不接受“两宫皇太后”共同“垂帘听政”的现实。如果邓小平确有毛泽东的权威，就没有必要回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中共十三大曾把“党的基本路线”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党内各派只是在“一个中心”上有共识，在“两个基本点”上则各说各话。
秦晖最近指出：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这样的过程历史上很罕见，而“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1975～1978年间，除“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尽管邓小平和陈云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上长期“谈不拢”，但他们对“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的放弃，都能导致“帕累托改进”的效果。1983年以后，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邓小平和陈云的矛盾也随之加深。邓力群说：“1983年之前，邓、陈之间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1983年，……邓、陈分歧，开始显露出来。”
邓小平根据胡乔木起草的文稿，在1979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胡耀邦手下的笔杆子李洪林根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撰写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等4篇文章，3篇发表在《人民日报》，1篇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用李后来的话说——“就是想把四项基本原则怎么能够说圆”，即把“四项基本原则”的阐释权掌握在改革派手中。《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写道：“胡乔木很敏锐，看得透彻，他说，你说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原则，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实际上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否定四项原则，把四项原则作为一个争论的问题，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在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塞进了一句话：“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1986年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围绕是否删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在党内高层中发生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1986年9月9日，邓小平在邓力群等人送的稿子上批了一句话：“在十一页，我删去一处。”就是上面那句话。邓小平找邓力群谈话时，当面说邓力群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邓力群后来说：在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胡、赵的一致，很明显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这是邓、胡/赵最后的一次并肩作战。胡乔木、邓力群在1980年代被改革派知识分子称为“左王”、“左帅”，胡耀邦在接受香港记者陆铿专访时，还捎带点了王震——说自己与王震这位同乡，“也可能是南辕北辙”。但对于陈云，当时党内改革派阵营还没有人敢公开叫板。
1979年，邓小平和陈云不约而同地首次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邓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陈说：“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后来，陈云从“市场经济”的提法后退到“市场调节”，并强调它是“从属的次要的”，而邓小平则逐渐放弃“为主、为辅”的提法。1987年，邓小平更明确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赵紫阳后来说：“经我和邓小平打了8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邓小平对所有制看得比较轻，对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并不在意。” “邓的指导方针是，经济上无论怎么改革都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无所谓，但党的领导权力决不能放。就是说，只能单纯地进行经济改革，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绝对地不能动摇，这是邓的绝对定律。”
由于邓小平和陈云轮番“发功”，隔空较量“内力”；由于邓小平自己在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基本原则”上模棱两可，时而采用胡乔木、邓力群的文稿，时而接受胡耀邦、赵紫阳的意见，因此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出现一种奇特现象，也就是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所说的“周期性和无序性 ”。“对这种政治斗争的周期性，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说法粗略地接近实际。”
这种周期性的震荡，表明了党内各派系都在积极探索“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路径，而每一派系都还没有最终确定自己的理想模式。这样就呈现出一种理论上、政治上的活力和可塑性，使人们对1980年代留下了“激情澎湃的10年”的深刻印象。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1980年代，邓小平两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次“黯然收兵”，第二次“损兵折将”，到1992年南巡讲话时，邓小平再也不谈政治体制改革了。这正可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从中美建交到里根上台的一段时间，是中美两国的政治蜜月。在抵制1980年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所表现出的亲美联美的坚定立场，甚至超越了美国的传统盟国英国和法国，成为与日本、西德一样的美国“铁哥儿们”。这个蜜月在1981 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即开始冷却，中国高层曾有人建议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随后又有人提出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就修正了亲美联美的“一条线”战略，确定“全方位外交”新战略。
1980年5月24日，党内元老李维汉与邓小平进行了一次长谈。第二天，他对温济泽说：“昨天，我同小平同志谈了4个钟头，整整一个下午。我谈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问题，小平都同意了，并且说，他将在中央会议上认真谈谈这个问题。”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
前些日子，李维汉同志来找我，从“兴无灭资”谈起，谈了两个多小时。我看这个口号有缺点，不完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
后来，胡乔木、邓力群把这次讲话的其他内容分为两篇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惟独把上述的谈话内容删除了。
所谓“兴无灭资”，本来是邓小平在1956年提出的口号，一些人在24年后重新炒作这一口号，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1980年4月1日，胡乔木在中宣部的会议上说，现在的问题是要向自由主义的思想方针发动进攻。他说，中宣部要当警察，发现进攻的目标。比如电影、外国文学介绍、出版、音乐等等，中宣部要去发现，发现了要发动进攻。
1980年4月28～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沿着胡乔木“发动进攻”的思路，在会上重提“思想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口号，并要求全军开展“兴无灭资”的教育。
胡乔木的讲话是一个内部讲话，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则是公开发表的，一时间影响很大。李维汉对左倾回潮感到担忧，特意去找邓小平谈自己的看法。
1980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改革国家制度问题。胡耀邦在会上说——
要从两个根本问题上考虑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思想舆论问题。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同这个制度关联的是社会意识形态问题。我们革命胜利后无形中发展了很多封建的东西。现在的宣传再不能搞封建这一套了，再搞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
1980年8月18～23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会议第一天，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他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曾经达到的最高峰，后来他再也没有超越过这个高度。邓当时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法制，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典范。邓在讲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笔者认为，邓在1980年提出的这“三个有利于”标准，比其1992年南巡讲话中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全面，更高明。而邓小平在1980年“8·18讲话”中提出的某些具体建议，譬如“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以改革”，至今尚未兑现。
1980年8月31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并向全党全国公布。这样一来，政治体制改革就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体制内外的改革派对邓小平的“8·18讲话”表示热烈欢迎并加以进一步的阐释。党内理论界的代表作是1980年10月25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做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传到海外后，被称为“中共‘庚申改革’方案”。党外民主人士的代表作是1980年10～11月北大学生王军涛等人在北京各高校竞选区级人民代表期间发布的系列宣传材料。
廖盖隆的“庚申改革”方案提出——
1.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缩为1000人，分设两院。区域院300人，由各地区选派代表组成，社会院700人，由社会各阶层的代表组成。两院共同立法，互相制约。人大要一年两次召开会议。50～70人的常委会，应是精干的，整年工作的。
2.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各级政府独立议决和处理。改变工会、青年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团体由党包办代替的状态，群众团体要代表群众利益，工会领导要由工人选出，建立独立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
3.司法独立。法院作出判决无须送党委审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新闻独立。除军事机密外人民有权知道一切事情。允许和鼓励新闻工作者独立负责地报道新闻、刊登群众来信和发表评论。
5.企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经济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党委只管政治领导，而不担任管理和日常行政工作。企事业单位要普遍建立独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并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不称职的领导人及选举基层领导人。
6.党的领导机构实行分权制衡制。全国党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党中央设三个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原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委员会互相监督和制约。在中执委下面设常委会处理日常工作，取消政治局。
王军涛的竞选宣传材料提出——
1.建立和改善党内民主制党的权力机构只能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各级地方代表和党员大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民主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关应当实行分权的原则，坚决废除个人集权制，应成立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顾问委员会3个独立的机构，各自向全国代表大会负责。监察委员会不同于目前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它不向中央委员会负责，单独行使监察权。必须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届任期5年，最多任职两届。在遵守代表大会决议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党内外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允许持少数意见的同志宣传自己的观点，并且为他们提供专门的宣传手段。
2.实行党政分家，逐步由人治、党治走向法治、民治。首先，应当在经济组织中取消党委领导制，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者下面将要阐明的董事会作为权力机关，党委则起一种监督和保证作用。其次，应当取消党委对同级政权机关的直接干预和领导，改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党团来体现执政党的作用。应当实行基层党务工作非专职化，高级党务机关的工作经费要由党员交纳的党费来开支。
3.在政府内部实行分权制。首先，应当加紧建设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应当切实保证司法的独立性，无论是党还是立法、行政部门都无权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应当明确规定，非经人民代表大会弹劾，不得罢免法官，法官一经选举或任命，就可连续任职至退休，这和废除行政首脑终身制，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行政机关的改革也是一个重要课题。政企必须分开，行政机关要精简和高效能。
4.发挥各个社会细胞组织和个人的能动性，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和“反馈”。一切企业、事业、团体都应成为独立法人，在国家法律范围内自己进行经营和管理。舆论必须独立于政府。党的报刊编辑部应按照列宁的做法，直接对党代会负责，而不是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以取得较大的独立性。同时，应当允许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办报刊。群众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科学文艺社团等）应完全独立于国家。《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政府绝对不得侵犯。当务之急是在我国实现言论和出版自由。
由笔者起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和《说明》，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方向，即从苏维埃制向“三权分立”的议会制转变：代表人数减至500人以下；取消常委会这个层次，每年举行至少8个月例会；人大代表专职化，配备秘书助手；军人不得干政，军队不再作为选举人大代表的一个单位；人大会议公开举行，允许旁听，会议记录公开发表；国有新闻媒体不隶属于立法、行政、司法任何一个部门，国家新闻、广播、出版管理委员会主席由人大选举，但人大无权罢免，以保障新闻自由；等等。
然而，恰如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扭转了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和中国的改革进程，新的波兰事件使胡乔木等人找到阻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1980年7月，波兰政府决定将肉类食品销售价提高40～60%。早已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统治十分不满的市民和工人，在听到这一决定后，华沙、罗兹、奥斯特洛夫、卢布林等大城市的工人，当天就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以补偿因肉价上涨给工人带来的经济损失。罢工很快扩展为全国性的大罢工浪潮，波兰1000多万工人加入抗议行列，迫使政府坐到谈判桌前，不得不同意工人代表提出的21项条件，签订“格但斯克条约”。1980年8月31日，由格但斯克市列宁造船厂的电工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成立，它是由各个独立自由的工会自发组成的全国性组织。“团结工会”除经济诉求外，还有政治目标。它的成立意味着共产党专政的极权社会的根基开始被撬动。
1980年9月24日，胡乔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就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引申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波兰事件对我们有重大意义。建议书记处或联合国务院召集一次会议进行专门讨论。”“波兰事件没有结束，它还要发展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前途（如在波继续演变扩大和影响到邻国或引起苏联干涉时）。”他认为波兰事件说明：持不同意见的人利用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可能达到激烈的程度和爆发的形式。
胡乔木在信中说：我国也有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一旦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就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希望中央引为殷鉴，研究对策。他主张，对所谓自发组织决不能以驱入地下为了结，当务之急是要“对这些组织的成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争取分化工作并辅以必要的打击措施”；同时，防止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这在我们也是一大问题”。“我希望中联、中调、外研、社研、计委及有关各财经部门、工会、青年团、中宣、《人民日报》、新华社、教育、文化、出版、公安、法制、中纪委、统战各部委都能从各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然后“由书记处和国务院分别做出一些具体决定或指示”。
胡耀邦看了胡乔木的信后未予置理,他对波兰事件的看法与胡乔木有很大的分歧。胡乔木就通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把自己的信印发给中央各机关、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胡乔木最终说动了邓小平和陈云，也获得了公安、宣传等要害部门的支持。在邓力群参与下中宣部搞了一个《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邓力群说：“陈云看了中宣部的文件，结合波兰的局势，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经济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他要我们根据波兰的教训和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对中宣部的文件进行修改，修改的地方还不少。”
1980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一次会上说，根据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波兰事件不只是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政治问题，内部思想混乱。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极为罕见地言必称“陈云同志”。他的讲话的头一句话就是：“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接着邓小平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直到现在，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这次调整，就是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
不仅经济工作方针要听陈云的——“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思想政治工作方针也要听陈云的——“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他所以同时提出宣传工作的问题，一方面是要我们对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做出清醒的估计，另一方面是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能够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
邓力群对于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十分满意，他后来总结说：这是“邓陈合作”最明显、最确定的一个标志。
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实行“总动员”，坚决“使用国家的镇压力量”，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央书记处曾予以抵制和拖延。据邓力群透露：“根据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胡乔木起草了一个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经济调整暂行条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可是书记处讨论时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结社法》、《出版法》。乔木不同意书记处的意见，于1981年1月24日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写信说，如果采取制定《结社法》、《出版法》一类的办法来对付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要求他们登记，很可能被这些反党分子钻了空子我们还不知道。陈云见了这封信之后，把我和乔木找去，对我们讲：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组织和刊物登记，要让它们处于非法状态，禁止它们活动。后来，才有了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该指示（又称“9号文件”）所确定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
由邓小平始作俑者的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运动的夭折，尚未伤及胡耀邦等改革派大将，但牺牲了一大批体制内外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分子。“9号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办民刊的活跃分子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判刑。大多数高校竞选运动的参与者，则上了“新三种人”的内控名单，有的人长期不予分配工作，有的人在毕业分配时被“穿小鞋”。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一些人被撤职清算；一些人受到审查；还有更多的人受到批判。
1986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时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套用邓小平自己的话，他此时重提政治体制改革，既有国际大气候，也有国内小气候。
国际气候是中苏竞争。当时，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选为封面人物，戈尔巴乔夫后来居上，鼓吹“新思维”和“公开性”，获得世界舆论的好评，邓小平有心要把他比下去，夺取世界“改革先生”的第一把交椅。
国内气候是想用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改革进入“非帕累托改进”阶段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中间梗阻”的情况。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但是，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没有了“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气魄，他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是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全盘改革，而是“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体制内外的政改积极分子实际上都突破了邓小平所划定的界限。举例来说，1986年7月27日，由笔者发起的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举行了“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改革”专题讨论会。会议从党政关系、行政改革、公民权利、法制建设4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与会者提出：必须实行职位分类制度，明确划分政务干部与行政干部，前者由执政党推荐，经由选举和组阁决定任用；后者由政府人事机构根据“治事与用人相统一”的原则自行管理，经由考试决定任用。按照“党政分开”的设想，就要求在推进社会民主的过程中，逐步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设成一个由政治家组成的常设机构，真正发挥最高政治决策功能。目前的领导干部结构面临一场新的转变，即由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的“硬专家”向通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通才”的知识结构和较强组织管理能力的“软专家”的转变。尽快研究制定《出版法》、《新闻法》等，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切实得到保障，使学术、文化界的宽松和谐环境得以长期保持和发展。除了要抓紧制定民法典和一系列经济法规外，尤其应当抓紧制定各项《公民权利法》、《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各部门的《组织法》和《程序法》等。
在1986年底全国各地发生一系列大学生要求民主的示威游行活动后，邓小平最终决定牺牲胡耀邦。但是在代理总书记赵紫阳的主持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设计仍然在继续进行。赵紫阳、鲍彤及其部下的工作成果，可参见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
中共十三大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公民社会的萌芽开始成长起来。1988年底，民办的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与《经济学周报》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有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等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1989年初，民办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举办了“首届民间修宪理论研讨会”。笔者所在的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下辖社会学部、政治学部、经济学部、心理学部以及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等十余个分支机构，还以“带资办报”的方式接管了《经济学周报》，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间综合性思想库。
在第二次政治体制改革运动的高潮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各个特区的改革试点。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在周为民等人的协助下，进行了由全体员工民主选举工业区董事会的试点，通过选举产生了董事会的7名董事。经天津开发区临时党委书记张炜的倡导，由开发区全体干部、职工选举产生民主评议会，在全区21个选区中选出21名代表，作为评议会委员。从中选出7名常务委员，任期一年，除工会主席兼任评议会秘书长以外，其余6人每人担任2个月的执行主席。根据《评议会章程》，民主评议会具有质询权、弹劾权等6项权力，并针对工业区主要负责人进行了5次质询活动和每年一次的定期弹劾程序，有一名干部被弹劾下台。
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潮之后，邓小平拿下了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党内高层的全面改革派代表人物，并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政治清算，从而宣判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死刑。为在危机关头寻求陈云派系的政治支持，邓小平再次启用“坚持计划经济”的提法，并说要“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把经济工作的领导权拱手交给陈云派系。
到1992年，由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所掌控的军权“保驾护航”，邓小平又一次走上前台，把政治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讲到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讲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讲到了“主要是防止‘左’”，但是只字未提“政治体制改革”。在由他钦定的中共十四大领导机构中，已经没有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富于理想主义的改革派，也没有胡乔木、邓力群那样的原教旨主义者，主体成分变成了能够领会和贯彻“总设计师”意图的“工程师”（具有工程师职称的人在政治局委员中占了一半，在政治局常委中占多数）。政治家让位于行政官僚，“改革”由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国民运动变成单纯的政府事务与官员的“政绩工程”——邓小平给“改革”定了调，同时也使“改革”变了调。
如果说1980年代很多人都有一种主动参与改革的精神状态，那么进入1990年代，他们越来越成为被动受到“改革”影响的人，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是“改革”的弃儿和牺牲品。除了少数经济学家，大部分人文知识分子与1992年以后“市场化改革”的隔膜日益加深，他们对于“权力垄断加市场垄断”的“权贵资本主义”愈来愈反感。
在1992年的时候，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标杆是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模式，但是，由于几十年延续下来的“党专政”工具基本上保持完整，实际上运作的是一种介于“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后极权主义”架构。朱学勤在《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中把邓小平定调后的“改革”叫做“市场列宁主义”，笔者认为可以做一点修正——实际上，邓小平要的是“市场斯大林主义”，陈云则是“计划列宁主义”。列宁与斯大林都主张“一党专政”，但列宁比斯大林还是多一点“党内民主”的。我们看胡耀邦的讲话，看赵紫阳的讲话，都讲得很清楚，邓小平是要在党内搞权威主义的，陈云则用“党内民主”来与之抗衡。邓小平要市场不要“党内民主”，可以叫做“市场斯大林主义”。（未完待续）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4月号，总第21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