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常先生仆仆风尘回到重庆，政府正忙于返都南京，许多机关都找不到人，常先生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院长，傅先生给了常先生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决定维持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所，解决了经费、编制等问题，甚至还给了一部十轮大卡车，常先生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从四川招来一批新的人马如郭世清、刘缦云、凌春德、范文藻、霍熙亮，在兰州又加了段文杰，1946年秋天返回敦煌。虽然大卡车已经破烂不堪，勉强开到敦煌后已不能再用，终于还是完成了这趟旅程。1947和1948年，研究所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当我1963年调到敦煌时这批新人中仍留在研究所的还有孙儒间/李其琼夫妇、史苇湘/欧阳琳夫妇，还有李承仙。李承仙是学画的，当时也是志愿者之一，1947年秋，常书鸿和李承仙组成了新的家庭。这一批人，可以说是第三批投身敦煌的，而包括我在内在上世纪60年代初来到所里的十几个人可以算作是第四批。
研究所的工作逐渐恢复并走上正轨，除了继续保护工作以外，壁画的临摹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1948年夏秋，常先生带着各专题500多幅临本在南京和上海又举办了一次展览，蒋介石、于右任、孙科和许多党国要人都前来参观了。展览结束，常先生联系把这批临本以彩色出版，这时研究所又重归教育部，在旧政权即将覆亡的前夕，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下令将这批临品全部送到台湾展出，常先生察觉到其中的用意，没有执行，将所有临本妥善分藏于上海和杭州，自己带着子女，悄然飞回兰州，回到敦煌。1949年9月28日，也就是建国前3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研究所迎来了新的时期。
我有幸拥有一册1948年展览后出版的彩色画册，可以看出，常先生等开创者对壁画的临摹已分成了三种：现状临摹、整理临摹与复原临摹。现状临摹就是对壁画现状包括其变色、毁损、开裂等情况的忠实临摹，复原临摹允许画家凭自己的判断恢复壁画已变色部分的原初状况，整理临摹介乎二者之间。其中以现状临摹的难度最大，价值也最大，复原临摹虽然画面完整，但有一定的想象成分。我还珍藏着一册张大千出版的临品集，都是复原临摹。张氏临摹时从青海雇来了一批藏族喇嘛画工，由张氏起稿，画工上色，张氏再做最后整理，画面色彩过于鲜艳完整，带有藏画的作风，不如常先生等诸位先生后来发展的现状临摹那么含蓄隽永，那么可信。
我写了上面这些，并不是为常先生另外作传，只是试图通过常先生的奋斗经历，展现出先生的真实性格和精神。
据我与常先生的接触，可以说常先生是一位完全不懂得政治的人，只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艺术的艺术家，率性而真挚。常先生之所以没有去台湾，并不像有的作家描述的是先生已看透了旧政权的腐败和反人民的性质，也不是他对新政权宣称的共产主义美好远景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敦煌在大陆，常先生的事业在敦煌，永远不能离开敦煌事业罢了。凡是不利于他的事业的，他一定不会去做；凡是对他的事业做出过支持和理解的，先生都一概给以感激。比如，就在敦煌改换天地的前夕，旧政权已气息奄奄之际，常先生派人去酒泉，从当时已撤退到酒泉的旧政权的甘肃省政府全额领取研究所的最后一批经费，常先生就脱口而出地发出过感慨：“政府已经把最后一滴血都挤给我们了！”这种言论在“文革”中被“揭发”出来，自然就成了常先生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的铁证。可对于率性而从不对人设防的常先生来说，这只不过是他一种极自然的并不掺杂任何政治判断的表述而已。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政权内部，总是有好人，也总是有坏人，而这些个别的人，并不能改变政权的整体性质。酒泉给研究所支付了最后一批经费的人，无非是旧政权中一些比较有良心的人而已。
但我们有不少遵循着“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作的传记文学或报告文学作品，却有意无意地要把常先生与他并不熟悉甚至从来就没弄懂过的政治联系起来，给先生涂上一片光辉的色彩，就连徐迟先生的《祁连山下》也未能免俗。例如，徐迟就借着他杜撰的由延安共产党人派到玉门油矿的老工人傅吉祥的口对尚达（常书鸿）说：“还有你并不知道的一些人，也和你在一起的。或者说，不完全在一起，但却都近在你身旁。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来的，大家都会来的。”徐迟先生接着写道，果然，就在尚达最困难的时候，一批热血青年来到千佛洞，参加了他的队伍：“他们是自动组织，志愿前来的，然而他们背后却有着一个强有力量的领导。”强烈暗示尚达（常书鸿）在戈壁滩上的工作早就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关怀和暗中相助了。
甚至，还有一种先生的传记，把张民权直接就说成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党早就派到常先生身边帮助他的，以后在重庆主持了敦煌临本展览，扩大了先生工作的影响。这种说法，并没有事实根据，顶多也只是揣测之词甚至完全的虚构，目的也是为常先生抹上几分铅华。
几乎所有的传记或报告文学作品，都对建国以后的千佛洞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彩色，似乎只要一“解放”，这里马上就充满阳光，成为理想国。就连《祁连山下》也这么描写说：“敦煌艺术研究院早已成立。现在，研究生都有很好的画室，而且生活在光亮的现代设备的建筑物中。戈壁上筑了大水库，公社开了荒。研究院建立了自己的牧场，他们能吃到牛奶和奶油。”要知道，这篇作品的写作和发表都在1962年，那时的甘肃正发生着饿死了几百万人的惨剧，研究所的人普遍浮肿。为了保存好不容易才聚拢起来的力量，先生做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向全所人员宣布，如果自己有活路，可以请长假暂时离开研究所，工资、粮票按月照发，路费报销，只要能保住一条命，将来回来，就是胜利。在这种时候，哪里有什么“研究院”、“研究生”、“牧场”、“牛奶和奶油”的影子？在这里不得不插进一句，对于写出过还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等优秀作品令人尊敬的徐迟先生来说，这一段“光明的尾巴”无疑是一败笔。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徐先生即使不能做到秉笔直书，也大可予以回避，不必加上这些违心之言的。所以，比较而言，沈从文前辈倒是更令人尊敬了。
“文革”以前，记得最令我们发笑的事就是读到各种报章杂志的记者写的关于千佛洞的报道了，说这里的“研究员”们个个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享受完“特供”的丰盛晚餐后就在林荫道上漫步，讨论着高深的学问，或是拉起小提琴，从哪一家还传出钢琴声，千佛洞沉浸在一片如诗似梦般的氛围里。每当读到这些所谓“报道”，我们无不大笑，抢着朗诵上面的经典词句。
但事实上却远不是如此的一片祥和，常先生的事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在欢庆解放的激动过去以后，酒泉军分区竟将研究所定性为特务组织，没收了所里的全部财产，查抄了常先生的小土屋，命令他等待处理。虽然这只是一个插曲，很快就纠正了。经过这件事，一向并不防人的常先生也不能不警觉起来，果然，伴随着先生一生的背叛并没有消失，甚至在新形势下愈演愈烈了，军分区的怀疑正是研究所内部有人告发的结果。常先生也是通过纠正这个错误的过程，才逐步对新政权内持务实态度的干部产生了好感和信任的。
然而，背叛仍在继续，常书鸿在《九十春秋》中记道：“……受左倾思潮影响，一些同事坚持不再进行宣传封建迷信的壁画临摹，提议扩大生产。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下，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继续对壁画和彩塑进行分类临摹和研究的计划，而全部投入了蔬菜和粮食的生产。”常先生出于事业的责任心，内心十分焦虑，不得不向中央汇报情况，以至于中央要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到所里来“解决问题”。1981年我已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所长正是张明坦，他对我说，研究所的问题并不简单，常书鸿的处境很难，我们去的目的是解决团结问题，虽然开了团结会，毕竟还是解决不了的。这里，笔者忍不住要插进一句，黄永玉1992年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载的《大胖子张老闷儿列传》中的“张老闷儿”的原型就是张明坦，那位心地善良的可爱人物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果然，1951年的团结会刚刚开罢，常先生恰好接到中央指示，要他到北京进行全面汇报和配合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筹办新中国第一次敦煌艺术展，此时，研究所竟爆发一场“抢画风波”。一些受到某位幕后人士煽动的工作人员，竟赶到城里，当着赵望云和张明坦的面扭住常先生不放，说中央和郑振铎的决定都是错误的，绝不能让这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拿到人民的首都展览，还说常书鸿是要裹走全所画家的公有作品一逃了之，硬是把先生手持的一大卷1949年新临摹的作品夺走了。但敦煌艺术展靠着原来妥藏在上海和杭州的临本和这次幸而已放到汽车里带出来的一小部分新临品，终究还是在北京午门城楼上展出了，周恩来、郑振铎、郭沫若都莅临参观，并接见了先生，先生开创和领导的敦煌事业得到国家的重视，郭老还亲笔书写了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颁发给先生和全所人员的奖状。奖状上写道：“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同志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表扬的……”措词非常恰当。
梁思成先生也参观了展览，写下了他在建国后的第一篇论文的《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
几十年后，我与一位曾参加过“抢画风波”的老先生谈到了这件事，他深表悔恨地说：“我们都上当了。那个人不出头，总是藏在后面，要我们出头。他是有目的的，解放前他就是共产党，搞学潮很有经验。后来虽然脱党了，一解放，以为自己的机会到了，以后是共产党，也就应该是他的天下了，想着用极左的提法千方百计要把先生搞下去，自己来当所长。他是有野心的。”他还说，每次到北京，他总要去拜望先生。
但这件事却为以后预留了祸根。1957年，这位老先生和其他参与“抢画”的人都被打成右派，那位幕后人士因为这件事和其他生活作风上的事虽然也免不了被批判，却安然度过了此难。总之，研究所完全不是有些人描写的充满了温馨与和谐的人间天堂。
所谓“反右”，是一场知识分子的大灾难，此时，先生的夫人李承仙已经入党，是研究所第一位党员，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在那个错误的年代，采用了错误方式来打击异已，李承仙是有很大责任的。先生在“文革”后有一次与我谈起，也深感遗憾与歉疚。但“反右”的几个月他和李承仙正在日本访问，所里的运动由一位酒泉调来的张姓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先生说：“他说得好可怕，他说常所长你们就放心走吧，这边的几个就交给我好了，不老实，我就给他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说这话时，先生连连摇头。他对我说，他是从日本回来以后才知道所里定了3名“右派”的。
先生的经历，使他深知搜罗和留住人才之不易，所以十分爱惜人才，一旦有人表示愿意投身敦煌事业，都使他深为激动，只要他老看中，总要罗致来所，包括我在内。高尔泰也是这样，他在1962年解除劳动教养时，向常先生写信自荐，谈到自己对艺术史和敦煌艺术研究的看法，常先生十分重视，在调阅了高的文章、画作和档案后，不拘一格用人才，并不因高曾被打成右派和被劳教而有丝毫漠视，决定收纳。但此事因为高原是从文教系统开除的不能重回这个系统而遇到了困难，常先生并不放弃，一直坚持了半年多，还经过了文化部，才解决了人事手续问题。前面提到的在生存最困难的时期，先生做作出允许人员请长假的大胆决定，既破格又不符合人事制度，同样也是出于爱护人才的目的。所里的老人都把这个假称做“救命假”，还真的有好几位就是靠先生的这个政策活下来的。先生甚至还为我找女朋友的事操过心。
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艺术家，率直而天真，不拘小节，重感情，观察力细致精微，联想丰富。冬天，有一只失群的喜鹊到先生窗前乞食，先生按时准备了吃食放在窗台上，连续喂养了四五个冬季。后来窗户纸换成了玻璃，这只形单影只的喜鹊看见玻璃里自己的影子，以为是另一只同类，不断朝玻璃冲撞。先生看见了，常为所里的单身职工操心。
有一次记得大概是老家需要一笔钱，我在所里到处借钱，凑够寄走了。先生忽然派人来叫我，说：“听说你到处借钱？”我回答是的。先生说大家都是拿工资的，谁有那么多钱！我无言。他老又问所里谁的工资最高，我当然只能说是他，他火了：“那你为什么不找我！难道你有困难我会不伸手？你不来找我说明你信不过我。”叫我下次有事一定找他。
先生有时候也得罪人，但绝不是有心的，说话总是脱口而出，从不拐弯。有一次，我住的房间纸糊的顶棚坏了，我到处请教该怎么办，先生却在会上不指名地点了我，说有人顶棚坏了，还要到处找人来修，这点小事为什么自己不能解决？一听就知道先生不知是听了哪位传话人的话，而且理解错了，我没做任何解释。
所里有一位技术很高的裱画工李复，是张大千走时给先生留下的，裱画工作清闲时也参与临摹一些较简单的壁画。一次在临画工作中下到地面去上厕所，林荫道上见到先生。先生见到在那么忙的工作季节还有人在外面闲逛，就有点来气，上来就是一句质问：“你怎么不去挖画？”大个子李复叼着根烟卷，偏着头，没听明白。先生又重复了一遍，气更大了。
李复怀疑自己听错了：“挖画？挖什么画，我不敢挖。”
先生的气更不打一处来：“人家都在挖画你怎么不挖，人家都敢你怎么不敢。你也去挖，我叫你挖你就挖！”李复这才恍然悟出来了，知道先生所操的浓重的杭州口音，把“画画”说成“挖画”了。一解释，两个人全都笑了。
先生有时也开一些笨拙的玩笑。一次有人画油画，把所有的头都画小了，先生看了，劈头就是一句：“你把头怎么都画得这么小，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的头长得小别人的头也跟你一样，你得重画。”恰好这青年人的头确实有点小，不过大家平时谁都不说：先生却不管不顾，公然说了出来，大家全忍住不笑，这时我刚好也在旁边。先生见到大家的样子，才意识到自己的话说过头了，自己先嘿嘿笑了，说；“我这是随便说说的，你不要在意，开个玩笑嘛！整体来说，画得还是不错的，稍微改改就行了。”
司机王杰三又胖又矮，长得却五大三粗，从旧社会过来，有些流气，好胡吹冒料，给我说先生做菜从来不放味精，怕把菜的原味埋没了。我问先生可是这样，他说：“谁说我不放味精？王杰三满脸横肉，不是善类。”我笑着又对老王说，所长说你满脸横肉，王说，我长什么样是爹娘给的，他不吃味精是他自己的穷讲究。
其实，所里多数人对先生都是谅解的，知道他不懂政治，也不会做思想工作，是个透亮的人，没有整人之心，存心原本善良，但对于李承仙，大家就普遍不予谅解了。我同意所里多数人的看法，我甚至认为，尽管李承仙在“文革”期间对先生的生活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总的来说，她对先生的事业所起的不良作用远远大于帮助，而先生却事事离不开她，所以给某些人宣称的什么“常家天下李家党”留下了口实。现在的干部制度规定，有领导关系的直系亲属不要在同一个单位，尤其对同在领导岗位者。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先生能有一位得力的助手，帮助他处理日常工作，使先生可以专心考虑业务工作，先生本是可以团结更多的人的。
四
“山雨欲来风满楼”。1964年以后，社会态势越来越左，我想先生一定也感觉到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不知道先生提出来的要开一个新洞窟的主张是不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难道他真的认为在佛教石窟群里放进一个表现革命题材的所谓新洞窟，塑上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的像，画上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和志愿军，以及如土地革命、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共产主义的远景，这些，都是合适的吗？是他的真正想法吗？也许凭着先生对“政治”和对“旧瓶装新酒”天真的认识，真的觉得这是可行的，但也许实际上先生心里面十分明白，只不过是不得以而为之，以图响应“突出政治”的号召，免遭即将到来的劫难罢了。郭沫若可以轻松地说一句把他以前写的书全部烧掉，但先生不能，这不是否定他个人的问题，而牵涉到对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保护与发扬的祖国文化艺术的评价，良心告诉他不可以也没有权力这么做。先生没人可以商量，只得把一切寄托于全所同人对他的良苦用心的理解，当这一点在新老极左派的挑战下不能达到时，就只得寄望于上级的支持了。这一点他暂时做到了，省里和地区的领导都支持他，但现在可以肯定，这些支持者也是言不由衷，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逃过这一难。于是，悲剧发生了，运动一来，几天前还口口声声支持他的地委书记窦明海突然变卦，声言支持以贺世哲为首的革命造反派，要砸开研究所阶级斗争的铁盖子，先生的唯一支柱也没有了，被加上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名，被无情地打倒了。
但我转而一想，即使先生不打着这杆红旗，即使他做了别的什么事或什么也不做，即使没有贺先生，也没有他面临的所有历史恩怨，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造反有理”的口号下，作为研究所的“当权派”，他也一定会被打倒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
正如高尔泰在《寻找家园》中所说的，打先生最凶的，不是那些在反右中挨过整的人或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因为他们在运动中也自身难保，前途未卜，好多也已被揪了出来，而是那些先生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有人一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大家都惊呆了，一时鸦雀无声。”
我就亲眼看见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一个才五六岁，一个不过两三岁，是一位女雕塑家的女儿，平时喊先生为常爷爷的，在斗争会上也会狠拧“常爷爷”的大腿了。
先生被“处理”过两次，一次是工作组在1966年10月宣布的，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只领取生活费；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6级。1969年又经革委会“处理”了一次，维持原结论。先生原是行政6级还是7级，在甘肃，是唯一一位与省委书记同级的，现在是什么级都没了，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
1968年夏，由我押解先生到酒泉和兰州治伤，这一段经历，在我的另一篇文章已经写过了。以后，先生一直在厨房劳动，再以后腰伤养得好一些了，也在地里给厨房择菜。1972年夏，我把刚会说话的女儿也带到所里来了，某天时已中午，大家都午休了，先生还在地里摘菜，我从旁边走过，距先生大概20多米，先生看到没人，悄悄向我女儿招手。我叫女儿过去喊一声常爷爷，女儿蹒跚地过去喊了一声，先生笑得咧开了嘴，摸着她的头，向我点头。过了几天，先生悄悄对我说，你女儿的额头长得好看，你不要给她留刘海，让她把额头露出来。
五
不久，没有任何先兆，事出突然，先生和李承仙却忽然被省革委会派人来所宣布“解放”了，撤销一切罪名，恢复工资待遇和党籍，补发工资，但暂时没给先生安排工作，以后才宣布任命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李承仙安排在美术组，但没有恢复她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他们又搬回了原来在中寺后院的住房。
宣布后没几天，搬家前，先生的两个儿子从兰州赶来了，就在先生作为“牛棚”的两间狭窄的小土屋里，先生邀请全所人员，包括那些迫害过他的人全都到他“家”聚会，屋里屋外挤满了人。先生围着围裙亲自下厨，嘴笑得合不拢了，做出几大盆法式春卷，外带加了糖块的红茶。早就听说先生的西餐厨艺不凡，这次大家算是见识了。
我也去了，先生特地对他的小儿子嘉皋说，给你萧叔叔照几张相。那时候我们这些人，穷得连个普通相机都没有。嘉皋给我在9层楼南侧窟前照了几张，说还要照，我说不照了吧，听说你带了彩色片子，我画过第53窟宋代窟檐复原图，哪天你帮我拍下来，也许将来用得着。后来我出版《敦煌建筑研究》，那张彩照就是嘉皋拍的。
先生的请客，充分显示了他老的宽阔胸怀，明显地是要把全所重新团结起来，继续他开创的事业。
很快我们得知，英国著名记者、一向替中国说好话的韩素音和她的丈夫要来了，先生“解放”后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接待韩素音。当时我们还没有把这两件事连起来，很快我们就意识到了，要是韩素音不来，先生的案子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呢！我们对于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政策”，感到十分有趣。
据外交部张颖《周恩来的心中装着多少人》（《光明日报》2006年9月18日）的记述，1972年春夏之交，韩素音来中国访问，提出想到四川她老家和敦煌等地参观采访，希望能见到几位著名作家、学者。周恩来答应尽可能满足她的要求。总理决定要把先生请出来接受采访，要张颖了解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老先生怎么样了？经张颖了解，得知先生仍被监管，而且腰部受伤。“当我们向周总理汇报这些情况时，他眉头紧锁，思索了好一阵子，对我们说，你们按计划去敦煌吧，常书鸿的事我来处理。” 经过总理的安排，省委立即把先生接到兰州治病，经过多次专家会诊和各种治疗，腰伤是大好了，但医生说那件钢背心是要穿一辈子的。张颖继续回忆说：“韩素音等外宾离京不久，周恩来让我汇报到敦煌看到的情况，特别关心常书鸿的健康和处境。周恩来回忆说：我和他曾有一面之缘。常书鸿从国外一回来就专心致志地钻研敦煌艺术，并有所成，这是很难得的。当年国民党名义上是建立艺术研究所，但哪有经费和条件？当年他们是牵着牲口步行去敦煌的。现在那些年轻人把常书鸿说成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那是缺少知识啊。”
韩素音要来，我们可忙坏了，那时离“文革”全面结束和对外开放还早，在边地敦煌接待外宾，那可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要全面清理洞窟和窟前环境，雇了好多民工，我们也参加了。孙修身本来又瘦又小，长得也老气，留着一个小平头，几根小黄胡子被细沙一盖，全成了白的了。一位民工问他：“老大爷，您都这一大把年纪了还来扫洞子啊？您今年高寿呵？”孙修身说：“还不老，也就70吧！”“不像不像，我看最多也就60多。”我们听了哈哈大笑。其实，老孙与我同年，当年只有34岁。
粉饰太平，掩盖真相，是某些国人的拿手好戏。为了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先生从来没有受到过虐待，研究所也从来都是平安无事，除安排先生进行“紧急治疗”和整理环境外，县委还派出专车到邻县肃北拉来了一套当时还算“高档”的沙发，把先生自砌的有些年头的土沙发打掉，换上这套沙发，土房子粉刷一新，里外通白，还铺上了地毯。李承仙积极配合，没想到常先生一回来却大发了一通脾气，坚持要把沙发扔出去，还他原来的土沙发，但木已成舟，没有法子了，只把地毯取消了。
这里，我要把所谓“土沙发”给读者介绍一下：那是完全用土坯砌出来的，外观与真正的沙发并无二致，可长可短，单人、三人均可。砌好后用草泥抹面，再抹上一层石灰膏，压得光光溜溜的，就成了。表面不刷白灰，以免坐时被擦下，再放上坐垫和靠垫。讲究些的在坐垫下砌成凹坑，填上棉絮等物。敦煌老乡家也有土砌的坐具，但“沙发”却只在研究所盛行，我房间里也砌了一个。
所革委会召集全所青年团员，人数不够，把我们这些超龄团员也算上，发动我们完成一项光荣的外事任务——到戈壁滩上捉沙鸡。
沙鸡是戈壁上常见的一种野味，有鸽子那么大，但我来所多年，也还从来没有尝过。夏秋之交沙鸡最多，但白天看不到，晚上才出现。我们浩浩荡荡连夜乘车开到戈壁滩上，但大家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捉到，一位当地内行人说，太容易了，只要到电线杆子下拣就行了，要多少有多少。原来沙鸡晚上视力不好，飞起来一撞到电线杆准得昏死，我们沿着电线杆一路拣去，短短两三个小时竟拣满了两大麻袋，估计够了，班师还朝。后来沙鸡都用在宴会上了，除了客人和陪同人员还有所里如副主任何山、苏木匠那些有资格上台盘的人之外，听说还有人带回去了不少，而我们这些出了力的年轻人，却连一个鸡爪子也没见上，还通知我们这几天没事就在办公室待着。但先生没忘了大家，在韩素音走前坚持要全所人员都参加合影。
敦煌县更来劲，他们要搞西餐，从准备餐具到学习用刀用叉以及了解西餐的特点，经过理论结合实践的刻苦练习和演习，搞了几个来回。听说从酒泉到敦煌这300多公里的公路搞得更邪乎，全铺上细沙，车队到来以前还要泼水，比帝王出行还隆重。据说韩素音对这种做法很有看法，给接待人员提了意见。
“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做老实人”，是党的教导，可我们怎么也不能把这种现象与这一贯的教导联系起来。当然有朋自远方来，打扫一下也是应该的，但事物自有其度，本色自有其美，尊严比什么都重要。而这种公然做假事，说假话，做假人的事，极大败坏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有损于自己的尊严，久而久之，养成了国人一种里外心口不一的心态，以至于习以为常，我认为是“文革”甚至“文革”以前就开始了的对人性的最严重的破坏之一。
韩素音在敦煌待了五天，走了，先生正式上任，开始了他继1943年、1946年以后的第三次创业。至于他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状”，没人再提了，而那些迫害、诬陷、背叛、殴打、辱骂过他的人，一个个也都平安无事，没有人起诉他们，没人追究他们，甚至连一声道歉都不必说，而这些人当中的某些人，或者仍然心有不甘，时时想着或仍在继续对先生进行背叛和迫害，或者及时改变策略，向先生奉上笑脸，企图以另一种方式获得好处。
人和社会，就是这样的有趣和丰富多彩。
先生“解放”后第一次正式现身，用不着别人提醒他要“大胆工作”，就严肃地指出，敦煌文物研究所不是农场，是国家设立的研究机构，要立即扭转天天只讲种菜种粮的方向，重新回到正路上来。保护工作仍然是第一位的，保护当中也有研究。我们要重新讨论研究所的方向和课题，第一步是把1964～1966年初大家已经基本完成的文章写完（那原是为召开建窟1600周年纪念会准备的），尽快出版。大家还要自己找课题，“自己找个窝，自己下蛋”。这时，我听到那位女雕塑家小声咕哝说：“这不是自留地吗？”鼓吹“自留地”！这可又是一个罪名，但她没公开说出来。
先生从兰州请来了季成家先生，住在招待所，人们把稿子纷纷送去，请他进行文字上的加工和把关。施娉婷女士的《奴婢买卖文书》很快就发表了，我在1965年写的《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的建筑》和《莫高窟第53窟窟前宋代建筑复原》两文也是在此时定稿的，后来也发表了。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1973年8月，梁思成设计的扬州鉴真纪念堂即将竣工，须要绘制四幅反映鉴真东渡内容的唐风壁画，扬州市政府多次致函研究所求援。来人住下以后，就有所里两位自称为中央工艺美院壁画系毕业的画家走进招待所，向他们自荐愿到扬州去。来人提到常书鸿，这两位画家却说常书鸿是牛鬼蛇神，早已斗倒批臭了，现在也不在敦煌，永不会回来了。还提醒来人：“明天与研究所领导商谈壁画问题时，不要再提常书鸿的名字，否则你们将不受欢迎。”但来人还算慎重，对这两个人的情况一无所知，没有轻易答应。忽然，他们在林荫道上见到一位老者，与印象中在《敦煌》画册中见过的常先生照片对照，很像常先生，一问，果然就是。
先生明确地说：“只有一个人能对你们完成壁画任务起作用，那就是段文杰。但是由于段文杰还没有‘解放’，他们能否放行，还很难说。”后来，他们通过钟头儿，找到已经被开除正在敦煌东湾公社当农民的段文杰。段先生很快平反了，承担了这个任务（参见韦人《常书鸿与扬州》，《今日扬州》，2006年7月21日）。段先生在扬州工作结束以后返所，担任美术部主任。
我可以肯定，这是又一次可耻的背叛。明明先生已经平反了，担任了所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那个可耻的以整人为乐的另一位副主任何山为了自己要去，还要搞阴谋，编造谣言。另外，从此事也足可见出常先生的胸怀，并没有因与段文杰过去的一段恩怨而置之不管，只要有机会，先生总是想到为事业多保留一个人才，促成了段先生的平反。
但先生大概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便主要住到兰州了，一方面治病，一方面也是省里的要求，以方便接待外国学者。先生这次学了乖，提出要求，凡与外国人见面，一定要有省上有关部门人员在场并做详细记录，完了由先生签字认可，否则不见。大概1976年底先生才又回到敦煌。我也恰好在这一段时间被省文化局借调在嘉峪关、麦积山石窟和庆阳北石窟，参与或主持各文物单位的加固工程，1977年以后才回到所里。这一段时间，我可以经常回到兰州，时常与先生见面。1976年打倒“四人帮”，我们一得知，就赶到先生家里欢聚，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打倒“四人帮”的电视，我们全家就是在先生家里一起观看的。
1978年以后先生更多住在北京，1981年定居北京，直到1994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但在先生常居北京以后的许多年，正如本文开头时提到的，先生的心情是相当压抑的。关于这些，可以肯定又是那些一辈子都在与先生作对的、真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新老左派造成的，我以后再另作补叙。
我的电脑又传出了歌声，苍凉而悲怆，是崔健的《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为何你总是笑个没够，为何我总要追求
难道在你的面前，我真的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先生走了，“一无所有”了，可是，难道那获得了一切的人们，就真的拥有了一切？
萧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4月号，总第21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