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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既来自对当下的观察，也基于对未来的一种推测。
在任何一个社会体制和社会状态中都有一些活得很好的人，这里的“活得很好”除了物质状态以外，更大程度上指的是精神状态，题目中所谓的“死”指的也是这种状态。精神死亡了的人还能够算作知识分子吗？我觉得不应当算了，所以，我又认为这里谈论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话题，它实际上是关于人的话题，关于人的存在的话题。
既然这样，我们最好虚拟一个人物，通过他的所言所行来确证我们的观点。我们就将他称之为S。需要说明的是，我把他安放在文学领域，仅仅因为我对这个领域比较熟悉，便于述说，事实上，S应当代表读者身边任何企图在生活中占有位置并放弃知识分子责任的那种人，不管他是教授、学者、科学家、政府雇员还是任何领域任何运用知识生存的人，用哲学话语说，这里表现的是中国当代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的显现。尽管这里的“显现”具有文学的微观形式，我仍然希望它具有更为广泛的概括性，我只能求助于读者的想象。
好，开始我们的故事。
S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其实离现在也就是不到三十年时间——曾经以极具思想锋芒和艺术表现力的中篇小说蜚声文坛，进入“著名作家”之列。那时候我对于S取得的成就很钦佩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创作，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更接近我对于文学功能与目的的理解，所以我曾经断言，这位值得我骄傲的朋友还会在中国文坛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我们经常在一起交谈，我们对自己肩上担负的文学使命以及我们所能够达到的高度，似乎都颇为自信。
但是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如果我们接受进化论的观点，就会发现人与社会是一种有机的关系，构成“机体”——所谓“机体”的概念，就是既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形态，也注重每一个人由于存在而显示出来的个体功能；个体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给社会整体贡献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反过来说，社会又依赖于每一个人的存在而显示它的状态。
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形态的和作为个体的人的心灵形态共同制造了“人”和社会，人不过是社会的具象反映。美国早期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奠基人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Norton Cooley,1864-1929）说：“一个健康发展的个人只能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群体中产生和存在，反之亦然。”我想指的也是这个意思。
有了这样的见解，我们就可以认为时代的精神内容、某种社会事件必定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使之出现始料未及的改变。
那么，我这位作家朋友S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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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遇到了很多事情，首先，他（那时候他还是城市近郊一个农村小学教员）在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与《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编剧）等作品一道遭到了批判，接着，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又赶上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我仅仅在象征意义上使用这个事件——陈行之注），正是个社会事件使S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人们今天各自不同的状态，导致了我今天这个话题，所以我们应当说一说这场运动。
我引述来自官方的权威说法——
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特指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我国思想战线上某些人用不健康的思想、作品、表演污染人们灵魂的现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具体表现。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9页），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同上书第40页）“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同上书第44页）按照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曾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但由于某些领导人对此采取消极态度，斗争未能取得效果。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说：“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同上书第196页）
关于这场运动，王若水先生1999年1月曾经撰文《“清除精神污染”前后》，
全面介绍了这场最初是学术争论发展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过程。给我记忆较深的还有李锐先生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等许多过来人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介绍的都是高层情况，至于这场运动在社会层面的状态，基本上没有涉及。倒是巴金的《随想录·“文革”博物馆》能够让人从日常生活层面感受那场政治运动造成的心理震撼。
巴金先生写道：“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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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点落在我这位朋友S的头上。
当时，他已经调入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进入了体制，更为神奇的是他竟然把老婆孩子的户口全部迁移到了城里，成为了能够享受农村人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的城里人。有创作成就垫底，再加上天生性格活络，善于交往，S得到了上级A的赏识，上级A暗示，他将为S在作家协会争取一个重要职位，S感激涕零……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了。
在传统体制之内，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都难免会被人嫉妒，我们不难想象S在他的人生旅途上要涉过多少激流险滩，要进行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从来不敢松懈，就像猎豹看守自己的猎物一样看守着来之不易的利益，害怕给敌视他的人留下偷袭和盗取的空隙。运动来势凶猛，上级A嘱咐他少说话，于是他就不说话了，没想到同样主管意识形态的上级B与上级A素有矛盾，B也知道我这位朋友S跟上级A走动颇为频繁，因此，上级B就在一次会议上指摘S五年前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色调灰暗”，“没有反映出社会主义社会激昂向上的时代精神”，“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上级B的这番话在评论家那里具有风向标意义，所以一些人就像非洲鬣狗闻到腐尸味道一样，纠集在一起扑了过来，发表了很多批评文章。
我们前面说过，S是一个经过事的人，经过事的人通常也是能够顶住事的人。但是，什么事都有特定情形，处在不同情形之下的事的杀伤力是完全不同的，具体到S来说，小学教员受到的批判和正在争取作协职务的作家受到的批判，对其本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味和力度。
S紧张了，我清清楚楚记得他私下对我表达忧虑的方式：“真要命，陈行之，真他妈的要命！”幸运的是最终他没有被“要命”，他使出浑身解数走动和强化与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官员A的关系，上级A决定不顾一切保护他——当然，这里也有非S因素的政治斗争的原因。上级A很厉害，把上级B从自己身边赶走了。这件事在作家S身上产生的直接结果是，批评的声音马上停息了下来。这期间，上级A又嘱咐S多说一些话，S就在各种会议场合发言，激烈清算最近几年“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给党、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上级A也及时评价了S的表现。
有时候你不得不惊异人为了求得生存抗拒危险的智慧和能力，我这位朋友居然就躲过了一场严酷的政治清算，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仍旧神采奕奕，就像运动发生以前那样。但是人的精神伤口是看不见的，犹如一个被裹了橡胶的铁棒殴打过的人，表面上仅仅紫青了一块，皮肤下面的骨骼已经碎裂——我很快感觉到朋友的骨骼碎裂了。这个年轻我五岁的人心有余悸地说：“我可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了。”
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的人一般会变成两种人：一种是完全垮掉，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默默无闻，与世无争，过着没有精神内容的生物性生活；一种则被风雨锻造成了妖精，什么话也不信，什么话也不听，只信守自己从惨痛经历中得来的教训，只做灵魂和信念要求自己做的事情。事实上，大多数人成了前者，这些人很可爱，服服帖帖，有时甚至还会成为唯唯诺诺的追随者，很让人省心。妖精可不一样，倏的一下这里，倏的一下又那里，很让人闹心，极为讨厌，所以，我们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总是对这些人保持高度警觉。
让人欣慰的是识形态管理部门用不着警觉S了，这个聪明人没有变成妖精，他像一个打算开始好好过日子了的人那样对我说：“我不打算再写小说了。”一个人不打算写小说了不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但是我知道S不打算写小说意味着他将全力以赴做另外的事情：想方设法拿到上级A允诺过的职务。我当时即使作为他的亲密朋友也无法反对他的选择，只能点头称是——在此之前，这位朋友曾经跟我表述过他从生活中得来的见解：“做事情不一定为了当官，但你要是想做事情，就必须当官。”所以我理解他的这种意愿。
在一个人人都想当官的环境里真的当上官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具备基本素质，这些素质与作家的素质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我的朋友必须大面积、大幅度调整人生姿态，使自己成为一个符合标准型号的半成品，以得到被进一步加工的机会，最终成为闪闪发光的成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仍旧十分欣赏的他八十年代初写作的那些优秀作品，成为了使他感到羞耻的事物，每当议论到它们，他总是说：“少不更事，少不更事。”也只是在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人从他最初选择的路上折返了，折返到了他曾经激烈反对的方向上去。尽管他从来没说过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精神痛苦，但是我太了解他了，他毕竟曾经是一个作家，一个是试图用灵魂讲话的人，他必定有那种痛苦，有那种惶惑，他只是出于政治人物特有和必备的狡黠不说或者不方便说罢了。
好在有无数利益可以缓解和补偿这种转换带给他的痛苦与惶惑。没有多久就有一种口风传出来，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将要对S进行政治考察，这通常是提拔重用的标志。聪明的评论家后悔不迭当初对S的批判，赶紧写文章高度评价曾经被他们批评过的S的作品。又过了没多久，口风成为了事实：S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作家协会副主席。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有了梦寐以求的行政级别；意味着他的工资将按照新的行政级别进行调整；意味着在装饰一新的作家协会大楼里有了专门属于他的带空调的办公室；意味着尽管他不再写小说（他后来开始研究《易经》，并且出版了一本关于人生理想的专著），他却得到了比当初更高的文学位置，变得更加著名；意味着他得到了只有他那个级别才能够享有的三室两厅两卫精装修住房；意味着公家按照级别为他配置先是桑塔纳后来是丰田再后来是奔驰轿车；意味着有了行政秘书；意味着经常作为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意味着这个很少写作的作家作为中国作家代表性人物与国外作家建立广泛联系，成为国外作家了解中国当代作家和文学状况的窗口；意味着各地作家协会种种横向的纵向的联谊活动使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大好河山；意味着他经常被那些试图从他那里得到权力庇护的人和文学青年簇拥着在各种酒店推杯换盏；意味着他成为青年一代的偶像和楷模，目前他的文学报告会出场费已经达到5000-8000元……从一个人生存的角度来说，他舒适得不能再舒适了，人生事业成功得不能再成功了。
自然法则说：“狮子数量增加，就意味着羚羊减少。”当狮子在非洲马萨依马拉草原成群结队横冲直撞的时候，羚羊将会不断遭受屠戮，直至这个可怜的种群全部消失。这时候应当轮到社会法则感叹了：“是啊！当不正义大面积覆盖社会的时候，可怜的正义又将在哪里栖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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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从生活和理论的角度都认识到我一开始谈到的那种道理，但是在这位朋友如此巨大的变化面前我仍旧感到瞠目结舌，就好像眼前突然出现了让人极为惊讶的事物。我经常想，所有作家都经历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以至于比这场运动还要严酷的运动，为什么有的作家仍旧坚守在自己的文学高地上，我这位朋友S却成了这么个让人难为情的样子了呢？这里面有没有更加耐人寻味的东西呢？
我最近读到王思睿先生《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一文，深受启发。王思睿在这篇文章中引述了很多思想家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譬如：“赛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那种拥有超然于任何集团和利益之上的是非标准和真理标准，并以之作为言论和行为依据，处于与现存秩序相对立状态而不怕死的人。”柯林斯把知识分子定义为“知识分子是提出通适性思想观念的人”，“这些思想观念的真理性和意义不以任何地方性和任何具体使用它们的人而改变。”余英时说，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致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然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又“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
所有这些定义都很好，我甚至也赞同一个叫赛尼亚的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概括：20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大体上形成了四种格局：一种是以情爱、调侃、猎奇为内核的市民文学，一种是以武侠、娱乐、复仇为主调的通俗文学，一种是以爱国、统一、宣扬政治口号为宗旨的主流文学，一种是以历史、文化、人性、自由为精神的严肃文学。民族精神的传承，靠的是严肃文学的血脉不绝。当前，市民文学、通俗文学、主流文学大行其道，而“健康而高贵”的史诗性文学非常罕见……王思睿先生说，“在我看来，最令人扼腕的是‘反右运动’50年后，有很多中国知识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还没有明确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独特作用，有人甘做权力的奴婢，有人沦为金钱的俘虏，在所谓‘精英联盟’中洋洋自得；也有人重新膜拜阶级的真理、阶级的正义，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导致……（人）精神崩溃的历史悲剧。”
王思睿先生说得很对，这的确是历史悲剧。既然是历史悲剧，那么，“历史”必定是构成“悲剧”的主因，所以这句话又可以这样来表述：知识分子精神崩溃来源于社会历史的政治原因或者说社会原因，“人”作为社会机体中的细胞无法全部承担机体健康与否的责任，尽管我们有理由谴责那些细胞的病变。
我认为，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政治状况比关注知识分子作为更有意义。为什么S像所有知识分子那样强烈渴望进入体制并获得体制认同？这是因为只有在体制之内他才能够被认同为一个他所珍重的知识分子身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必须首先认同这个体制，然后才能够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同——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类似于“二十二条军规”这种状况更真切显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荒诞处境的呢？在“利出一孔”的独特历史文化环境之中，你怎么或者说你有什么理由要求一个人“不怕死”、“超然于个人私利之上”呢？你没有理由。即使在世界范围以内，为了某种信念宁愿牺牲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人也从来都是少数，现在很少再有为德雷弗斯挺身而出的左拉了，很少有为了反战而甘愿坐牢的罗素了，用萨义德的话说：“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想着怎样被社会收编。”
“收编”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字眼儿，我总觉得它让我联想到什么。想来想去，哦，“招安”——《水浒传》中无数英雄好汉被朝廷招安，此之谓也！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至今让我们唏嘘不已，热血沸腾，只因为有一个叫施耐庵的知识分子用文学的方式描述了他们，换一句话说，在黑漆漆的大地上，施耐庵站立着完成了他面向人民而不是面向权贵的巨著。写了“招安”未必就等于作家也被“招安”了，毛泽东同志在这一点上肯定是弄错了。正是因为在精神上没有被招安，施耐庵才能够具象地描写英雄好汉们悲剧性人生历程和悲剧性的被“招安”过程，没有施耐庵，我们根本无法知晓那个鬼魅世界的机理，无法领略那些曾经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英雄好汉痛苦的内心经历和叱诧风云的风采。倘若施耐庵也像他那个时代大多数“士人”那样消失在现实的功利选择之中，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我们什么也看不到，我们看到的将是无，是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对照王思睿先生上面说到的情形，在知识分子的精神原野上，我们现在究竟还有多少赏心悦目的绿色？还有几棵直立着抵御风霜雨雪的文学大树？还有多少即使普通却自由舒展着的灵魂？我们固然看到思想者挣扎着思想枝叶，但是，即使思想者站立成一片森林，在不断恶化的环境当中，他们还能够用绿叶装点起严重盐碱化了的土地吗？当大地全部被野草覆盖的时候，这个世界离彻底的荒漠化还能有多远的距离呢？
既然这样，你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关注那些有病的细胞是否能够健康了，你现在能做的充其量是祈望它的病情不要再继续恶化——如果进一步发生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与政治权力相勾结的情况，就像如今我的朋友S以及越来越多S这样的人也开始与牧人一道牧放我们的心灵那样，你又将说些什么呢？
你将什么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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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是新世纪可怕的预言者，阅读尼采，经常会产生一种灵魂被剥了皮的痛感，尽管他处在西方文化语境之中，尽管他不可能把目光投放到遥远的东方，但是我们作为有灵魂的生物，总是能够从他那里敏感地探知到关于人的信息。尼采一句“上帝死了”，一下子颠覆了人类经历过的一个漫长时代。耐人寻味的是，“上帝死了”不是说人把自己丢失了，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人真正进入到了人的世界，一切都需要以人作为尺度进行重估，一切都需要从人开始。
在上帝存在的时代，“宗教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始终封闭着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的坚固壳体，它把人一生经历的所有平常和非常的时刻都神圣化并消解在宗教仪式之中了。失去教会就是失去完整一套象征物、偶像、信条和礼拜仪式，这些东西具有直接体验的心理效果；失去宗教，人就失去了与存在的一个超验领域的具体联系，他就可以毫无约束地同这个世界的全部无理性的客观现实打交道。然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他必然感到无家可归，这个世界已不能再满足他的精神需要。家，是习惯上包含着我们生活而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组织。如果一个人失去精神的容器，就将无所适从，随波逐流，成为茫茫大地上的一个流浪者。因此，人们在寻求自身的人类完善时，就将不得不自己去做以前由教会通过宗教生活这种媒介替他做的事情。”（[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那么，如果反过来，我们向回走，我们失去的是自己，得到的是宗教，又会发生怎样的情景呢？我们同样会“感到无家可归”，同样会像那些失去精神容器的人那样“无所适从，随波逐流，成为茫茫大地上的一个流浪者。”
我这里说的“我们”并不完全特指知识分子，它很有可能是所有人——当社会财富增长到权力者可以填平社会群体间的物质鸿沟的时候，物质意义上的不正义所引发的正义观念将归于萎缩，人们的“不平”也就没有了，不平没有了就是活得很舒服了，活得很舒服的人离精神就会越来越远……于是——
我就这样死了，
把我捆绑，把我扭曲，
用永恒的折磨使我抽搐……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
在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甚至不是传统文化）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你无法指责任何人，你更没有办法让佝偻的个体站立，无法阻止人在舒适中死去，因为这里面非常有可能包括你自己。
我从来都认为人是一定的历史文化的产物；历史文化就是上帝，是上帝在参与对我们的塑造并决定着我们的生死；上帝是永恒，在他永恒的意旨下，我们的人也从来没有进入过人的世界；上帝不能被反抗，你无法反抗无所不在的东西，他太强大了，强大到即使他把刀子插入我们的灵魂，我们也只能徒然地看着灵魂在那里流血，我们甚至感觉不到疼痛，因为，我们在舒适中死去了。
怎么就会死去了呢？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有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戮、毁坏，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0)
也许我们都是羊，我们都要进那个门，那个羊的门。在那里，我们原有的生命将会蜕变为新的生命，我们出入有草吃，并且很丰盛。我们会忘记进入羊的门之前的样子，我们的样子，世界的样子，因为曾经鲜活的生命已经在舒适中远去，我们的灵魂也退去了光亮和色彩，变得苍白而晦暗，我们是羊，我们不过是一些羊罢了，如此而已。
（2008-5-8凌晨于北京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