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别把大学当国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97 次 更新时间:2008-05-08 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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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大学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有关大学功能,大学制度,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在学界产生了很多争论。今年是北大建校110周年,大学问题再次被人们提起,5月4日,本报推出了16个版的北大110周年特刊,全面梳理北大历史,希望以此来审视当下的大学状况。特刊推出后,在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就相关问题,我们再次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耐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丁学良。

与国际潮流接轨

中国大学没准备好

新京报:北京大学110周年刚刚过去,我们也推出了特刊,对北大的历史做了梳理。如果把北大的110周年放在世界高等教育史的背景下,你怎么看它的历程?

丁学良:北大这110年来,有很辉煌的时候,也有很不走运的时候。不走运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不能完全怪北大自己,主要不是它自己的责任。它最辉煌的时候,是蔡元培当校长的时候,胡适当校长的时候,马寅初当校长的时候。我这样说并非把北大当作人治的一个典范,但是,什么样的人能当中国最重要的大学的校长本身就是一个温度计,它能说明很多问题,并不是我们鼓吹人治的体制。在这三任校长之后,没有任何一任北大校长敢讲,北大在我的管理之下,做到了像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当年做过的。当然,这不能怪他们,可能有人内心里也想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没办法做到。

新京报: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你认为北大在与本科教育的国际潮流接轨方面准备好了吗?

丁学良:我觉得远远没有准备好。我都不知道在北大有多少教师,在中国有多少大学的管理者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作为个人,也有人做过一些努力和尝试,但是,作为大学来讲,把它作为一种系统的方式、一种自动化的方式,对当代文明的潮流作出全面的、积极的、富有前瞻性的拥抱这个潮流,响应这个潮流。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还是学校的管理,还是与全球社会的互动,我看不到国内有任何一所大学做到这一点。

新京报:那么,一所优秀的大学,应当具有怎样的气质和面貌?

丁学良:最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不能不讲就业和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但是,这只是其教育理念中非常有限的部分。它是必要的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必须有非常高尚的理想主义,同时又能在他那个年龄,在他的生活经验中能够找到比较切合实际的,能起一点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为他生活的这个社会的进步做一点事。而且,他对人类社会的公正、正义有一种关切,也能够找到一些途径去参与,行动。最好的大学,必须要有这样的功能。它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是没有技能的,在职业上,他不能是个失败者,不能长期没有饭碗。这是必要的。这三点是一个三脚架。

大学功能的变化:

从培养绅士淑女到不仅仅培养绅士淑女  

新京报:让我们厘清一下概念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大学?

丁学良:大学的观念不断在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观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60年,这个概念比以前变化得更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引导全球大学观念的变化方面,最重要的观念创新来源于美国。二战之后,大学观念发生的最大变化体现在本科教育。它从原来的精英教育,变成了普通公民的教育。在大学理念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新京报:大学的功能应该是什么?

丁学良:和刚纔说到的变化相对应的,就是大学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二战结束以后,大学逐渐多功能化。以前的大学本科,在作为精英教育的时候,主要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为这个社会培养所谓有教养的绅士,少数女子院校就要培养淑女。以前的很多专业,靠着经验的积累就可以做得很不错。二战以后,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大学就不能仅仅培养有教养的绅士和淑女,必须多功能化。但是,它并没有把培养有教养的人这个功能拋弃掉。但是,仅此还不够,它越来越强调培养出来的人成为这个社会里非常负责任的公民。二战结束后,民主化的浪潮虽有反复,但是广度和深度的总趋势越来越朝纵深化方向发展。普通公民对这个社会的公共事务和政治过程的参与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越来越深。所以,大学培养的人除了有文化修养之外,还得对这个社会的公共生活、政治生活有充分的理解和参与。

新京报:你在美国留学多年,谈谈美国的教育?

丁学良:这十多年来,美国最好的大学有一点非常好,在他们四年制的教育里,至少有一到两个学期不是在本国,要到另外一个或者两三个国家。这种教学理念是什么呢?它所强调的是,我教育出来的人不但要对本国的社会生活,本国的政治过程有理解,有亲身参与的责任感和能力的训练,还要使我培养的人对全球社会有认同,有理解,有一种关怀,有参与的训练。

大学的创新问题

大学不能用官僚管理

新京报:这几年来,各种大学排行榜相继出炉,看得人眼花缭乱,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不绝于耳,你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里面提出了自己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和看法,那么,世界一流大学到底应该怎么认定?有哪些基本要求是必须达到的?

丁学良:首先,各种大学排行榜现在越来越成为一种商业操作了。一个媒体一旦做这件事情以后,会大大增加自己的销量,大学排行榜因此也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事情,很多媒体因此一拥而上。各种媒体操作这件事情的水平,也是千差万别的。

我觉得,要从硬的方面来讲,就是最具有竞争性的部分。对任何一所大学,你把它现有的教员的总数做一个基本的参数,然后找其它几个国际上最富有竞争性的参数,哪几个参数呢?就是你这个学校里面的教员,在过去5年或者10年、20年里面一个大的专业里面的教员、研究员等从业者,在这个专业里面,最重要的成就、创新、创造的认可即学术奖。这个是硬指针。根据硬指针来比较一下,比那些商业的排行榜要科学得多。

如果说,像我刚纔所说,在一个大的专业里面找一些硬的,国际上同行公认的指针来评太费事,还有一个比较容易的办法,你说你这个大学非常棒,你有多少教员能够到另外一个国家最好的大学任教?这种互相承认也是一个非常硬的指针。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政府投入的总量无法和现在相比,但是,那时候中国最好的大学教师到西方最好的大学任教是没问题的。我们可以找出一大堆人来,像陈寅恪、季羡林、钱钟书等等。那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到西方去没有接轨的困难。你现在看看?这种比较,要比同专业,你不能拿萝卜和青菜比,鱼跟鸡比。

新京报:1952年以前,国内最好的大学和西方最好的大学水平是接近的,后来学苏联,导致了教学、研究水平的下降。现在中国的大学,在制度许可的情况下,要进行重建或者恢复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

丁学良: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只是觉得,第一步能做到的事情,也是应该做到的事情,就是我一再强调的,不要把现在的公立大学,当作二三十年前的国营企业进行管理。如果你认为,二三十年前,那种对国营企业的管理方式有毛病,是死路一条的话,那么你现在更应该体会到,以这种方式来管理现在的公立大学,问题更严重。因为大学是一个创新的机制,你用管理老国有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它,绝对不可能发挥大学的创新作用。这个问题太明显了,我有一些数据,中国政府、企业对大学里面投入的财政很多,但是,不管哪个领域的创新,产出的比例是很差的。

新京报:这里也有一个大学的自主权问题。比如,经费的使用,大学不能自己作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丁学良:这是以前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用这种方法来管理大学,只能是死路一条。创新的起点是自主,只有自主你才能创新。如果一切东西都要等着上级的批准,就不可能创新。因为创新本来就是没有先例的东西。一个国家,没有自主就没有创新,一所大学,没有自主也不可能创新。自主是创新的条件,自主是创新的基础,自主是创新的环境,自主是创新的保障。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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