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国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20世纪早期，在陈独秀等知识分子那里本来早就有十分明确的答案。祇是后来我们长期被意识形态的迷雾笼罩，已经分不清这些概念。重温当年的陈独秀在法庭上为是否“叛国”所作的辩护，以及章士钊、程沧波之间的笔战，有助于我们重新厘清这些问题。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1933年4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人“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
4月14日上午，在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开审，55岁的陈独秀踏上法庭时，记者发现他“两鬓已斑，须长寸许”，但“面色红润，已无病容”，而且“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祇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祇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人满为患，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各地赶来的，法庭无地可容，门外挤满了人。等检察官控告完毕已是下午1点45分，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祇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的书面辩诉状说得很清楚，国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所谓亡国是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和主权，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能说是“亡国”，所以“危害民国”不成立。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所谓“叛国”，刑法上有具体说明，即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机密罪。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屏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 说。“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 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
他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武力征服’ 政策对待吾国，同时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他表示自己力争的祇是体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的是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的是民主制扩大到历史的最高阶段。现在和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说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个人，就是有罪，那么两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那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20世纪的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怪现象。如果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就是“危害民国”，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接着，仗义而来的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雄辩滔滔，长达53分钟。他指出，本案首先当区分言论与行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使是应付紧急状态的特别法规，也未见这样的规定，所以起诉书的指控，“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反对或攻击政府，进一步推翻或颠覆之，这是行为。即便指控陈独秀主张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的“行为”含义迥然不同，以行为而论，断无科罪之理。何况国家与主持国家的机关（即政府）或人物，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祇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
当章士钊辩护时说，陈独秀早已被共产党所开除，“现政府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余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为？”他这样说的用意无非是为了给老友开脱，当然是一种有利当事人的辩护方式。想不到，早已被自己创建的共产党开除的陈独秀当庭声明： “章律师辩护词，祇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为准”。陈独秀光明磊落的态度，当时即赢得了旁听席上的赞誉声。
陈独秀的自辩词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申报》、《大公报》和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陈独秀和章士钊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借助大江南北各新闻媒体广为流传，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章士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的辩词，文采斐然，受到读者的瞩目。各地报纸论坛上出现了与他唱和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留学归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不久的程沧波站了出来，在4月26日的《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从“现行法律”出发反驳陈、章，俨然“法家”姿态。文章指出，“律师不能离现行法律条文而谈法理”，认为章不知“今日法律上国民党与国家之关系”，身为律师，“应知今日中国现行之根本大法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该约法第三十条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家的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统治权就是主权的“动的状态”， “今日中国之国民党，在法律上既为行使中央统治权之团体，则按之'国家为行使统治权之团体’之原则，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存制度下，即为国家。国民党此种资格，由法律所赋予，由事实所造成。训政时期约法未经合法废止以前，反对并图谋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谋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
他接着指出，今日为统一共和国，与苏维埃的国体根本不同，“陈独秀自认推翻国民党及其政府后将建立苏维埃制度。则与郑孝胥等迎立溥仪，同为变更国体，同称叛国。而决非更易政府一语所可轻轻文饰。”“中国人民皆可用合法之方法推翻今日之政府——行政院。而不许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何谓“合法之方法”？他的答案：“即院长副院长之产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条）中国现政府之推翻，必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选任。除此方法以外，希图推翻政府者，即为违法。”
程沧波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陈独秀以所谓“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刑13年（经上诉，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改判为8年）。
5月4日，章士钊在上海影响最大的老报纸《申报》上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反驳程沧波。他发现程所引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与原文不同，原文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会议，行使中央统治权。”“代表国民会议”是本条的眉目，贸然将“国民会议”割去，“不知是何用意？”而且主权与统治权不能混为一谈，在英语中对应的也是不同的词。即便是“训政时期约法”第一章也标举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由国民会议行使，岂能在国民会议之外谈国家主权？既然承认国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又怎么可能得出“党即国家”的结论，岂非矛盾？更令他吃惊的是，程明明说民主国家主权寄予全民，“则以主权论，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过全民中一小小分子，乌得谬居其名”。说白了，不过是国民党专政。国民党专政，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当事人陈独秀倡言推翻国民党，并非危害民国，充其量祇是布达未来的政治理想，无背于近世立宪国的通则。
章士钊游学英国，曾受教于著名宪法学家戴雪，程更是英国教育背景。两人在笔战时都搬出西方法理，列举英、美等国的例证。祇是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5月7日，程沧波又在《中央日报》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对章的反驳一一进行辩驳，没有说出多少新意，无非一再重申国民党就是国家，还声称这是“民意”所赋予的。章士钊没有再作回应。国民党当局因此大为得意，程沧波也因此在国民党内文名大盛，陈布雷在杭州连夜写信给他，说自己“为之喜而不寐”。连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也专门自南昌给他发来贺电。年仅30的程沧波因这场笔战而大受蒋阵营的欣赏，成了国民党内的大才子。
当年5月1日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发表了一篇详尽的《陈独秀案开审记》。陈独秀本人的辩诉状当时也有一种14页的单行本流传，后面还有“独秀”的签名。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当年就公开出版了《陈案书状汇录》，共102页，收入了起诉书、判决书、陈独秀的自辩词、章士钊的辩护词以及程沧波对他们辩词的反驳、章士钊回应程沧波的文章等。此书汪原放经手付排、付印，他记得印了一千册，迅速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专业教材。
陈独秀在“五四”后走了一段弯路，与李大钊等人一切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自以为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结果在 1927年后被这个党的太上皇共产国际抛出来，做了替罪的羔羊。经过多年的曲折、痛苦的思考，他逐渐回到了“五四”的轨道，回到“德先生”。实际上，对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他早在创办《新青年》之前就有过深入的思考，写过很有见地的文章。1914年11月他在《甲寅》杂志上，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清晰地指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他说不仅要有爱国心，还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没有权利、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此文一出，舆论一片喧哗，当时有不少人指责他不够爱国。
这个观点，以后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有进一步的论说：“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因为陈独秀早年有过这样的认知，所以，即使中间误入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歧途，他最终还能走出来，重新回到过去，并超越过去。以他法庭上的自我辩护为起点，到他晚年出狱后在四川江津的思考，他对国家、政府、民主、自由这些近代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对民主的最后见解主要集中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和给西流的信里。他说：“民主是自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如果说民主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祇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祇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胡适在《陈独秀最后见解》一书的序文中特别指出：“在这十三个字——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这些闪耀着人类政治智慧的观点成为1949年以后雷震在孤岛台湾倡导民主的精神源头，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文中说： “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
程沧波从1932年5月到1940年10月，他一直当了8年零5个月的《中央日报》社长，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最后竟因风流事件黯然下台。储安平一度在《中央日报》做过文学副刊的主笔，其妻子端木露茜是当年小有名气的女作家，也在《中央日报》工作，她不仅相貌美丽，文章也写得出色，让才子上司程沧波不禁动了心，于是乘储安平前往英国学习进修的机会，穷追猛打，终于把有夫之妇端木露茜追到了手。等到储回国，得知此事，就到同乡前辈、党国元老吴稚辉面前狠狠告了他一状。吴将此事转告蒋介石，蒋把他叫去当面教训了一通，他觉得这个《中央日报》社长很难继续做下去了，就主动提出辞职。于右任爱惜此人的才气，而且觉得“风流无罪”，竟然马上就安排他到监察院去当秘书长。储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茜曾经为这段感情纠葛，写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题目为《蔚蓝中的一点黯淡》，发表在当年的重庆《大公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