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我的研究开始由政府管制转向非政府组织，又进而对社会经济的治理结构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中详细介绍过“治理结构”的含义）。我甚至选择了温州作为研究中国地区性产业组织协调发展的案例，这项研究目前还在进行中，采用的就是由Schmitter和Hollingsworth等发展起来的治理结构的理论框架。

这次有机会去美国，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拜会Hollingsworth教授，因为他主持或主要参与编写的三本治理理论文集《私益政府：超越市场和国家》（1985）、《治理资本主义经济：绩效和经济部门的控制》（1994）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嵌入》（1997）使我的研究工作受益至深。尽管钱锺书先生说“既然吃了鸡蛋觉得好，就没有必要去见那生了此鸡蛋的母鸡”，但人们对自己钦佩的人总有“耳闻不如一见”的心理，我也盖莫能外。

联络Hollingsworth先生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想到芝加哥后去他供职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拜访，但却被告知他正在加州圣迭哥休假。好在此行有前往加州洛杉矶的计划，于是便给他发了一封电邮，但直到洛杉矶最后一站访问结束，也不见他的回音。只好冒昧与他电话联系，终于约好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第二天我的随行翻译吴正康先生驾车三小时载我去他在加州圣迭哥分校的办公室，开始了原定一个半小时但实际是六小时的愉快会见。

Hollingsworth教授年纪70左右，中等而消瘦的身材，虽然着便装，但深邃的眼光、笔挺的腰杆和平易清晰而时带幽默的谈吐，让你立即能够感觉到他是一个标准的英国绅士（我原以为他是德国人）。他领我们到该大学基础生物医学研究所他安静而舒适的办公室，并不无自豪的告诉我们，与他合作的是曾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该所所长（可惜名字我没记住），而他已经进行了六年之久的研究课题“基础生物医学技术发展的制度背景比较”（即用治理结构的理论来检验投资规模大小并非技术发达的决定因素）的经费是诺贝尔基金会和其他基金提供的。相对国内捉襟见肘的科研经费和简陋的科研环境和大部分学者为稻粮谋而疲于奔命的现象，他的休闲性的研究生活的确让我钦羡不已。

在Hollingsworth教授及其同人（他告诉我他们有一个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20几位学者组成的学术沙龙，每年在风景秀丽的巴黎聚会一次）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治理结构，实际上指的是生产的社会体系，即某种生产方式被嵌入在一组制度安排之中，这些制度起着协调个人和组织之间的经济行为。但因制度因时因地而异，且经由长期的历史演变使然，因此无法相互拷贝，虽然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他花了近一个小时解释这个观点。显然，他认真思考过我传给他的访问提纲。

在我的问题中，最令他感兴趣的是有关中国制度变迁，尤其是温州模式的讨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把非线性方法引入线性自然科学领域”的制度经济学家，他似乎对中国的改革及前景抱有比苏联等国更乐观的态度。但他同时指出，由于中国各地区间存在经济文化的巨大差异，未来中国政治领袖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协调不同地区的生产制度，使它们之间能够优势互补，平衡发展，例如发达地区提供资本和经营人才，而落后地区提供政治家和军事家。因此中国宪政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解决不同程度发展地区间的冲突和矛盾，并由此形成一个稳定发展的统一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他希望我把温州研究的成果用英文传给他，以弥补他们对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治理结构研究的不足。

不觉间已经过了三个小时，其间我多次对超过预定时间表示歉意，但他却意犹未尽，突然问我这次访美的主要感受。我谈到美国民间力量巨大和消费文化发达的现象。他同意我的“洞见”。并解释说这都是美国自由主义盛行的结果。作为一种商业制度，自由主义把美国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推向极至。但它也同时带来了许多负外部性，如生态环境的破坏、能源的枯竭、文化的紧张和冲突等。他是反对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的。他指出国际间的政治文化冲突要求在全球层次建立一种治理结构。实际上在他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已经开始了这种尝试。

约6点，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我们驱车来到了他居住的La Jolla小村。说是村，其实是一个极为高尚的度假区。按Hollingsworth的说法，需要写好多本书才能在此买得起房子（的确，在他提供给我的一份长达20页的个人简介中，他已经出版了18本著作，发表了近70篇主要论文）。我们在风景极其优美的海边散步了一个小时。其间他说起1989年访华的经历，提到关于中国学者的记忆，只是当时和之后被他们“麻烦”（不是学术上的，而是让他帮着省钱）的故事。大部分时间他和翻译吴先生在聊天，我却继续考虑晚餐时请教他的问题。

7点钟，老头陪了时间又陪钱请我们在一家装潢考究的印度餐馆用晚餐。我虽然过意不去，但为了有更多的收获，也只好再叨扰他一次。好在他精力旺盛，谈锋不减，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又得到了一次愉快的精神享受。

漫谈式的讨论是从自由主义的话题开始的。我们一块回顾了自由主义从英国发源，却由奥地利学派薪火相传，直至198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复兴的历史过程。我说米塞斯、哈耶克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扩展逻辑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自由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消费文化背景下的个人欲望的极度扩张，尤其在当代跨国垄断企业利用其政府游说力量肆意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市场的危险性。他接受了我的判断，并立即指出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波兰尼兄弟早在1950-60年代就提出了控制消费文化扩张的主张。接着又再次强调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不过当我提出“美国是否当今世界安全的主要问题”时，他的回答比较吃力。他承认美国确实给世界带来了不少问题，但包括他在内的美国人民正在想办法解决它们。望着他那双灵动的兰色眼睛，我看到了一个英国移民的后代对美国这片自由热土的挚爱。是啊，勇于冒险创新而且如此辛勤工作的美国人，能够驾御得住资本主义这架“阿波罗”战车而不致最终车毁人亡吗？

时间不觉间过了8：30，整整6个小时的交流，让我感到意外和惊喜。尤其让我“受宠若惊”的是，他对我“广博的知识和灵活的思想”表示“印象深刻”，并追问我，在我的身边的学者，尤其是我的领导，是否都像我一样有“水平”。我理解他之所以有这种态度，是因为他太不了解中国的学者，在他所熟悉的领域太缺乏与国内学者的交流。我向他介绍了茅于轼、盛洪、秦晖和周其仁等我视为师长的优秀学者，并告诉他虽然国内的学者研究条件无法与他相比，但仍然有不少人把人生和学问融为一体来生活，因为他们相信中国文化是唯一可以调节西方价值观的文化，她必定对未来的世界和平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握手告别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一个分神的人，尽管我看上去象一个分神的人。”整整一个下午的交流，使我看到了一个繁忙而卓越的美国学者坦率而真诚的一面。

在我回国后，我得知Hollingsworth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嵌入》已经由重庆出版社新近出版。当我得到这本书的时候，我遗憾的发现书名中的“嵌入”（embeddedness）被误译为“移植”。但我相信，这并不妨碍Hollingsworth先生及其同人们的“治理”理论将对中国未来的制度研究和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