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的主题之一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提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尽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在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热潮。在今天讲解放思想，既要解决思想要不要解放的问题，更要解决思想如何解放、需要在哪些问题上解放的问题。人们常说，一具体就深入。我以为，解放思想只有从研究具体问题入手，才能避免空泛议论，使人们的思想认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仍然很多。如何解决这些新问题，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思路。有人主张退回去，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更多的人则认为倒退没有出路，唯有深化改革。要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遇到的就是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因此，要深化改革，首先要解放思想。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项总的要求。具体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既面临共同性的问题，又有各自特殊性的问题。客观科学地研究这些问题，首先要破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不带主观的框框。这是解放思想的起码要求。其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以偏概全。这是解放思想的着力之点。90年前，胡适先生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见解，对我们今天继续解放思想，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918年7月20日，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节录于下：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尽管时间过去了90年，但是，胡适先生这些话在今天仍然很有针对性。当年，胡适先生把空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思想上的“懒”，并不十分确切。在今天，思想上的“懒”固然是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思想上的“左”。鲁迅先生在谈到对《红楼梦》的评价时，说过这样的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同样一个问题，戴上“左”的眼镜，问题即刻变形。时下，仍有人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指责以人为本缺乏阶级性。有人赞扬南街村模式，否定农村改革的必要性。有人对苏联模式情有独钟，否定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这些人的功课，不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是手拿姓社姓资的标签，遇事先贴牌。要么好得很，捧之上天；要么糟得很，按之入地。其中一部分人，表面上看起来忧国忧民，骨子里却是拼命维护既得利益，只是拉起社会主义大旗作为护身符而已。
当然，研究问题需要有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邓小平在1992年春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也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标准。他在1986年9月的谈话中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近年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等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根本标准。我们的改革，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自立，思想上自由，行动上自主，使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解放”得到更高程度的实现。以这样的总原则为指导，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放思想的总要求就一定能够落到实处。
（2008年4月18日）
（作者单位：安徽省巢湖市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