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来自西方，但是它能够准确涵盖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种类型的人，所以，这个词汇也就进入到中国人的语境，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进入到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之中。
西方的“知识分子”概念是什么时候、从哪里产生的呢？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叶启政先生认为，欧洲“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来源，一个是“intelligentsia”， 另一个是“intellectual”，这两个词分别来自东欧和西欧，含有不同的历史意义。
先说“intelligentsia”。这个词汇来自俄国，作家波波里金1860年首次提出，专指19世纪30到40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一个小圈子里的人物。当时，沙皇俄国相当落后，留学生带回西欧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满俄国的状况，满怀乌托邦的理想高谈阔论，模仿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者着手实际的社会改革，他们当中后来产生出不同的思想群体，如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康德主义，等等。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intelligentsia”这个词源于波兰，1844年即由李贝尔特使用。当时，波兰有一个文化上同质性很高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值体系都独具特色。这个阶层就是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城市贵族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区别，为了维持他们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这些人设立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学生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与社会责任，从这个环境里出来的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学历并以此为荣。后来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为波兰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继承，他们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己任。当波兰被列强分割时，这批人成为救国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归纳，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intelligentsia”是指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
这个阶层及其传统特性在十月革命以后逐步被瓦解并且消失。苏联以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不再专门涵盖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特殊阶层。
“Intellectual”来源于法国， 1898年，发生了著名的德雷弗斯（Dreyfus）案件，左拉于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弗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来形容它。此后，“intellectuals”这个词汇就有了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的意义，这些人对时政和时局多所指陈訾议，是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经过历史发展的积累和沉淀，法文 “intellectuals”就专指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
其实，这种知识分子传统的渊源还要早一些。法国大革命以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反抗社会既有的标准及措施，谈论、鼓吹实证哲学，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这些人大都不在学术界，而是长年逗留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带有波西米亚圣徒的精神特征，以天下为己任。
“intellectual”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更为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在现代英语中通常泛指“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专指“知识阶层”。
那么，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又是指哪些人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些人经历了哪些流变，又有怎样的精神特征呢？
有学者认为，西方“知识分子”概念所涵盖的人群，在中国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都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著名学者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来自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大程度的不同。
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脱离中古宗教的“俗世”人物。他们尽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们批评社会则不必根据宗教信仰或神学理论。相反地，他们的凭藉往往只是个人的“理性”或“知识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这是上帝所启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会僧侣与神学家——和世俗政治权威并立的精神权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识分子不肯自承源于这个宗教传统，因为他们已不复遵守“凯撒之事归之凯撒，上帝之事归之上帝”的原则，他们要管的正是凯撒的事。“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统治阶级既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意”的“士”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贵族社会中的一个固定阶层，孔子以后，士的处境才开始变化。孔子首先对“士”重新加以界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同上“宪问”）这种新的“士”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原型。
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这个传统到了孔子手中却并没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转入了“人道”的领域。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为最后归宿。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受到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规定：就要管凯撒的事这一点来说，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就代表“道”而言，则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侣和神学家。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严复、梁启超、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今天我们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四大劳动者之一：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专业技术劳动者，教师、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在我们的语境中，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二、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
当代社会学大师帕森斯揭示了知识分子产生的文化根源。帕森斯认为，知识分子产生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哲学的突破”。所谓哲学的突破是指人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宇宙世界有了一个概念化的掌握，即意识到人之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人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他除了生物性的需求之外，还有心理性的需求，即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同宇宙世界接触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他有一种了解“为什么”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出现了文化事务专家即某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思索解答这些问题。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起源几乎都是教士、先知、哲学家的原因。因此，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们所从事的是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等文化性的活动，为社会建立一个文化性的意义系统。在社会发展的早期，文字是极少数人能够掌握的象征符号，因此具有“神圣的”性质。在一个文字被社会大众崇拜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才能成为一个阶层，一个身份集团。从这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应当是“文化事务专家”，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脑力劳动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中关心并从事创造、阐发、传播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人。
知识分子的功能既然在解释外在世界，自然总是倾向怀疑与批判，他的想法和看法与社会现状总有距离。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圆满的，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足，总是批判他身处其中的社会，总是企图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的良心。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以至最终灭亡的客观规律，号召无产阶级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敲响旧制度的丧钟。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尊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但是他们并非来自无产阶级，其真正的社会成分是知识分子。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又是社会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众的代言人。
由于知识分子总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因此，他与政治权威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知识分子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持他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另一方面政治权威也不喜欢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权威受到怀疑和批判。就这点说，知识分子又具有同政治权威疏离的倾向。
因为知识分子仅仅掌握知识而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并不占有独立的地位，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某些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甚至也不同任何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毛泽东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毛，认为他们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果只能附在无产阶级身上。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则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从这里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不与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而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自由飘游的集团。
大体说来，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由飘游”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
对于第三个特征，以色列学者康菲诺综合各家意见，归结为以下五点：一、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二、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三、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四、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五、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康菲诺综合出来的五点，大体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相符，特别在责任感和关心世事方面。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责任感。谈到关心世事，更有到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1550-1612）撰写的对联为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关心天下事的精神传统仍然跃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之中。邓拓在《燕山夜话》中写过一篇《事事关心》的杂文，在一首名为《歌唱太湖》的诗中，邓拓写道：“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以顾准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黑暗年代的思考和著述，更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延绵不绝的明证。
三、中外知识分子之别
代表“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无论在西方社会或中国社会都是存在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如前所说，这个传统在西方是一个近代现象。一般地说，其形成不早于十七、十八世纪。西欧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概可代表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俄国的intellegentsia的渊源也只能上溯到18世纪。
与西方相对照，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至少要从春秋战国时代算起，足足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中断过。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一群为数不多、基本上是处理文字的人，即通常所说的“读书人”或“士”，他们在儒学的熏陶下具有一套传统。根据钱穆的意见，早期的“士”由习礼而至批评当时贵族的一切非礼，孔子是典型的代表。诸子百家可说是第一次最明显地表现出“士”在思想上对社会对贵族的不满。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的“士”在制度化的晋升渠道引诱与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高压下，显得十分软弱无力。
大致上讲，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有两点基本差异：
第一，中国的“士”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追求知识，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注重伦理道德，追求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王者师”，以儒学教化天下。
第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以“市民社会”为其生存环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民间立足，从事自由职业，独立谋生，在这种环境中相对自由漂游，与现存占支配地位的体制及统治阶级没有多少内在的必然联系。中国古代的“士”则制度性地依附于、服务于现存体制，他们既是现存体制的产物又造就并维护了现存体制，并且只有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或者后备军才有存在的价值，“学而优则仕”正是这种依附性的典型表征。尽管中国的“士”也讲求“弘毅”，讲求“以天下为己任”，但只是当处于顺境时，才表现出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一旦处于逆境，则转向老庄，退隐田园，即所谓“儒道互补”。
四、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宿命
有了上面这些引述的资料，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话题核心了，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具有一种被撕裂的性质。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作威作福的专制君主面前，知识分子无法忘记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以道自任，以先王之命和圣人之道为依托，以真理见证人和神圣的发言人自居，试图以正义的信念批判以至于压制不正义……其心高巍，其志弥坚，其行可贵。如果把这些人放在西方，或许不失为一种令人赞佩的举动，因为在那里，正义、真理被强大的教会所依托，知识分子依托道统也就是依托教会，教会必然依仗雄厚的经济能力和严密的组织体系而成为知识分子能够依托的社会力量，获得支撑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就能够理直气壮地站立在世俗权威面前，说出他们的主张，呼唤出他们的抗议。整个人类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在所谓“知识分子”的探求、推动下，获得精神成果，推动社会前进的。
不幸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举步维艰。
儒学尽管有粗大的根系，在汉武帝时代甚至获得“独尊”的地位，但是，中国“利出一孔”的专制主义社会形态中，知识分子们除了想方设法依附和服务于现存体制，在作为统治阶级一员或者后备军的时候显示存在价值以外，他们又能够做什么呢？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给统治者贡献那么多的统治智慧与建议，中国的政治典籍汗牛充栋，宫廷文化如此发达，不正是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结果吗？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真正挺起腰杆来堂堂正正做一回人的人吗？有。被秦始皇活埋了的四百六十一个儒生是也，动辄“腰斩”、“一家三百余口尽数扑杀”者是也。也就是说，即使那些为了信念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也无力对现实有丝毫的改变，他们唯一依仗着的就只剩道义了。道义是什么？道义是铮铮铁骨，然而，骨头再硬，硬得过国家机器么？！千百年来，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有多少豪情壮志付之东流，有多少知识分子化为泥土！ 毛泽东有言：秦始皇算什么？他才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究竟坑了多少个儒。
如果认为仅仅中国的知识分子时运不济，也不客观。我们举苏联的一个例子。
别尔嘉耶夫于1874年诞生于俄国基辅的一个贵族家庭。1894年，他考入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学自然学系，一年之后，转入法律学系。1898年，他因参加学运而遭到逮捕，并被学校开除。在等待审讯期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一本书，1901年，他被判流放沃洛格达3年。1904年，别尔嘉耶夫来到俄罗斯的文化中心彼得堡，参加《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不久以后，他和布尔加科夫等人又一起创办了《生活问题》杂志。他在彼得堡接触到了聚集在那里的当时俄国的几乎所有的文化精英，与他们共同探讨和争论俄罗斯的出路问题，追寻生活的意义。1911年，别尔嘉耶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宗教哲学著作《自由的哲学》。
十月革命以后，别尔嘉耶夫创建了“自由精神文化学院”，在各种研讨班上讲授自己的理论，并一度担任过莫斯科大学历史和哲学系的教授。
别尔嘉耶夫针对俄罗斯革命进行了痛苦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独到的思想：
其一，别尔嘉耶夫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社会矛盾激化爆发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在革命中，某些形式的奴役被消灭。革命是在人类历史中周期性发生的反抗世界上的恶、反抗魔鬼统治的起义。“革命是人类社会注定的命运。”别尔嘉耶夫指出：革命的目的“通常是自由、公正、平等、团结等高尚的价值” ，而真正深刻意义上的革命是人格主义的革命，是个性的革命，是“对社会赖以建立在其上的原则的改变” 。
其二，别尔嘉耶夫深刻揭露了俄国革命中的恐怖和暴力，批评了某些人关于“革命是一首田园诗”的天真想法。他指出：革命是解决危急疾病的一种痛苦的手术 ，革命的发生虽然是历史的必然，但其中所具有的却是一种残酷的“非人性的正义”。别尔嘉耶夫指出：“革命总是显示出非理性和无道德”；革命总是掀起仇恨；革命总是与“阴谋、逮捕、刑讯、宗教裁判所、断头台、火刑柱、枪毙、暗杀”联系在一起。别尔嘉耶夫指出，恐怖与暴力是旧世界的法则。而恐怖与暴力在革命中的出现，显示了向旧世界的回归。“在革命中，疯狂的观念总能扭曲人性，把最善良的人变成兽类。”
其三，别尔嘉耶夫指出：革命中总会出现压制自由、仇视文化、仇视精神的状况，而这显然是与“使人摆脱压迫和奴役”的原本的伟大目的相违背的。 别尔嘉耶夫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后果，“咎其原因，在于革命者曲解了时间，即纯粹的把现在当作手段，而把将来当作目的” 。俄国革命者总是错误地对待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以为为了将来的自由、欢乐、幸福，现在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在将来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却在现在压制自由。“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怀疑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 于是，在革命中，手段成了目的，而那个“高尚的未来”却“永远不能到来”，革命所宣布的自由的目标永远也不会实现。
其四，别尔嘉耶夫认为：革命无法创造新人。任何大规模的革命都宣称要创造新人，但结果却是，政治革命虽然能创造一个新模式的社会，却永远也创造不出新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革命，并不能改变人的固有的本性，更无法普遍的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最终，“人的原来奴役没有被克服，只是改变了奴役的形式”。别尔嘉耶夫认为，在政治革命中，人的奴役不能从根本上被消除，新人也不可能出现，因为“新人不是制造出来的东西，他不能使社会组织的产品” 。别尔嘉耶夫认为，新人只能在精神革命中才能诞生，“新人的出现是新的精神的诞生”。
其五，别尔嘉耶夫说，他不是一个“反社会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但是别尔嘉耶夫的社会主义是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社会主义。别尔嘉耶夫的社会主义是“个人的，而不是专横的，是不容许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是从每一个人的精神价值出发的” ，他的社会主义“是自由的精神，是个性，是上帝的模式”。
一个有这样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强大的苏维埃政权面前的命运，与中国敢于对朝廷说“不”的知识分子一样，必将被强力所摧毁，得到应得的下场。果然，1921年，别尔嘉耶夫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而被捕，经审讯后，被释放。次年夏天，他再度被捕，并被驱逐出境，理由是：别尔嘉耶夫“已经不可能转向共产主义信仰”。
别尔嘉耶夫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出俄国之后，先在德国柏林居住，之后长期定居于法国，直至去世。在侨居国外期间，别尔嘉耶夫写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为他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跻身于当时欧洲的最重要的哲学家的行列，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预言家之一”。 1947年，别尔嘉耶夫被剑桥大学授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948年3月23日，别尔嘉耶夫在自己的书桌前溘然而逝，走完了整整74年的曲折坎坷的人生，与世长辞。
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办法详细介绍别尔嘉耶夫的境遇，但是，从这个简单介绍中，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所有知识分子的那种命定，这就是：毁灭。
别尔嘉耶夫曾经这样谈到他自己：“我内心仿佛存在两个人，两张面孔，两种因素，他们彼此对立，这种对立来源于同一个根源。我不仅是一个忧郁、孤独，与充满了值得同情的众生格格不入的人，灵魂分裂的人，我还是一个抗争的、易怒的，在思想深处昂扬着斗志的人。”
这是一个精神被撕裂的人，这样的人必将为现实所撕裂，就像所有试图对这个强固的世界说出看法的人那样。由此我们再来看历史，看我们身边的现实，我们就会知道很多事情何以会那样而不是这样发生，我们就会明白，有的人为什么是那样的命运而不是这样的命运。
鲁迅先生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厉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
是啊！这就是说，使命是神圣的，但是宿命将永远等待着给你毁灭性的一击。
（200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