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与实，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名为概念，实为事实。庄子曰：“名也实之宾也。”战国时期的名家强调“控名以责实”。他们都认为，实是主体，名是实的反映。成语中有“名符其实”、“名不副实”的说法，就是对名实关系的不同描述。尽管各派学者对名实关系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在名实应当相符这一点上，达成了普遍的共识。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按照循名责实的治学思路，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到底有没有一条所谓的“王明路线”，“王明路线”这个名称又是怎么来的？

一、“王明路线”命名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般把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路线错误，称为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就是对这一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这个《决议》使用了“陈绍禹（即王明――引者注）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即博古――引者注）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两种提法。在此之前，关于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提法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遵义会议决议着重批判了军事路线上的“左”倾错误，但认为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但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面对张闻天等人的反对，毛泽东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言论。12月25日，他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1941年，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使用了“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提法。

根据现已公开的史料，毛泽东第一次使用“王明路线”这一概念始于1949年3月13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他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讲完全一点是王明、博古路线，简单一点称王明路线也可以。”“王明路线在内战时期是‘左’，在抗战时期是右，但它的阵容起了一些变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P263－264）从此，“王明路线”的提法深入人心。在官方的宣传中，“王明路线”不仅有错，甚至有罪。1965年，由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创作的《长征组歌》中，就有“王明路线滔天罪”这样的歌词，相信这不仅仅是肖华个人的认识，应当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博古而非王明

路线一词，指的是思想上、政治上或工作上所遵循的根本途径或基本准则。在中共历史上，作为某一条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在党内处于支配全局的领导地位；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有推行其政治主张的具体措施。这三条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1、 从领导地位上看，王明次予博古。

1925年10月，王明在武昌商科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受党委派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一道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根据米夫的安排，王明作为翻译，参加了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并以大会秘书处翻译科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六大。1929年3月，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王明回到了上海。先后担任过沪东区委宣传干事、《红旗》报编辑、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劳动》三日刊编辑、中央宣传部秘书等职。1930年12月上旬，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18日，王明离沪赴苏，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直到1937年11月返回延安。

与王明相比，博古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高，实际权力也大。1931年9月，共产国际批准了远东局关于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决定由博古、陈云、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注）、康生、卢福坦等5人组成，由博古负总责，成为实际上的总书记。一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博古的总书记职务才由张闻天所取代。

2、在政治主张上，博古与王明没有重大区别。

王明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在1931年底写出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再版时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之中。根据周恩来1943年9月写出的《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的分析，王明在小册子中表现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在国际形势上，王明是急于证明中国能首先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王明是急于要实行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时局估计与任务上，王明是强调高潮，急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党的任务上，王明是急于实行进攻路线；对占领长沙的估计上，王明认为是一省数省能首先胜利的证明，怪李立三没有采取正确而有力的措施，所以不能坚持。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此处采用了“新立三路线”的提法，指出王明“左”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立三路线的继承和发挥。周恩来认为，王明对李立三的批评有三种情况：第一，李立三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而王明站在“左”倾观点来反对。第二，李立三的观点是“左”的、错误的，王明在小册子中把这些观点保留了下来。第三，李立三的观点确实错了，而王明的观点也错了，他同李立三只有程度之差。由此看来，王明的许多观点来源于李立三，说王明的小册子“实际上是统治中共4年之久的、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总纲领”（《王明传》），是难以成立的。同时，王明写作小册子时仅仅是中央宣传部的一般工作人员，只是个人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也没有就小册子作出相应的决议，因而不可能成为“总纲领”

关于博古的“左”，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张闻天。他在1943年12月16日写的《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的整风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他（指博古――引者注）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我总感觉到，他在无论什么问题上总要比我‘左’些。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个别问题上也反对过‘左’，……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一次见过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李德与中国革命》）由此可见，博古的“左”，不仅表现在反“围剿”斗争的军事方面，也表现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同时，博古的“左”倾政治主张，并非来自王明，而是来自他本人的政治判断和政治立场。

3、 博古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推行者，而王明则不具备推行的条件。

如果把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始时间定为六届四中全会，那么，王明在国内只工作了8个月时间。在此期间，王明的错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实行了“顺我者提，逆我者撤”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二是搞“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向各苏区派出中央代表，建立巡视员制度，以加强对各级党部的领导。当然，这些都不是王明个人的决定，而是中央政治局集体作出的决策。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继续担任中央总书记。1931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中央常委。此时的王明，还不具备独断的决策权。当然，王明作为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政治局委员，对中央的决策有重要影响，应负有一部分责任。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10月，王明前往苏联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此后，王明对临时中央的影响力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认为王明通过给临时中央写信、发指示，影响临时中央的决策。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从已知的档案资料看，王明写给临时中央的指示信，内容正确的占大多数。据《王明传》记载，这个时期，王明向中共中央发的指示和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主要有以下一些：1933年1月17日，他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开始有了向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转变的萌芽。1933年1月26日，王明起草了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发出的《中央给满州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州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对指导东北地区开展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写来一封长信，主要是说反日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还附了一个《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封信的基本思想，可以说比1月17日的宣言又进了一步，统一战线的对象已从愿意实行三条件的武装部队，扩大到了愿意抗日的除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团体等中间势力及其上层人物。1933年11月30日，王明写了《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一文，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批评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和斗争方法的不策略。1934年1月15日到18日，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把“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送到莫斯科后，王明和康生于1934年8月3日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对《决议案》提出了批评，给“左’倾错误泼了冷水，降了温。1934年9月16日，王明、康生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了“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部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的正确主张。以上事实说明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王明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临时中央并没有把王明的指示当回事，依然是我行我素，根本谈不上贯彻执行王明的指示。这同时也说明，那种认为王明在莫斯科遥控临时中央，推行他的“左”倾路线的说法，不能成立。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王明通过共产国际派出李德作为临时中央的军事顾问，推行“左”倾军事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种说法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1937年秋，王稼祥在苏联治伤时，曾当面质问王明：“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些什么？为什么博古完全依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王明断然否认，说他没有给过李德指示，连共产国际都没有参与此事，李德去中国，是由苏军总参谋部决定派出的。这一说法与师哲同志的回忆有重要的一致之处。据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师哲同志回忆，“他（指李德――作者）到中国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当什么军事顾问。我听说他开始是苏军总参谋部派他到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当时我国东北被日本占领着，他作为德国人来同日本人打交道会方便些，所以才来到中国东北。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们在共产国际的驻华办事处见到了，他同博古原来就认识，就被博古弄到苏区，成了军事顾问。其实这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硬是把他捧了出来，许多事本来不好怪他。”李德自己也间或透露了这一点，他说他是“应中共中央（实际即博古等人――作者）之邀做军事顾问工作的”，他的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洛甫提出的，李德本人则认为此事应征得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行。为此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几次发电报向莫斯科请示，直到得到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并限定其职权范围“没有指示权力”的指示后，李德才离沪潜入苏区，其时博古等早已先行进了苏区。

博古自1931年9月担任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到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推行者。对此，博古本人光明磊落，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于1945年5月30日在党的七大上发言说：“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三、“王明路线”是毛泽东为配合夺权斗争需要张冠李戴的产物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是总书记，中央常委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国焘。在毛泽东走向中共最高领导人地位的斗争过程中，最先被淘汰的是博古，遵义会议后他实际上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张国焘由于长征途中另立中央，野心暴露，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全党全军皆知，也难以与毛泽东抗衡。周恩来是一个对权力地位看得很淡的人，没有争夺最高领导地位的欲望。因此，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初期，毛泽东夺权的对象主要是张闻天。当时的中共高层，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是信服的，但对他个人专断的作风则多有反感。比较起来，张闻天作风民主，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作出决策。由于处在战争环境中，有关军事决策都是由毛泽东拍板，需要由张闻天拍板的事并不是很多。加之张闻天并不是一个喜欢独揽大权的人，所以这一时期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并不突出。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苏联返回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会议宣布改组中央书记处，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被免去书记职务。会议还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的总书记职务。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王明担任书记。这样，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从此，毛泽东与王明的矛盾开始突出起来。1938年8月，继王明之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毛泽东决定以此“口信”为武器，对王明等“国际派”发起全面反击，来巩固自己的中共领袖地位。9月26日，政治局再次开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另成立南方局以代之，由周恩来任书记，王明的长江局书记一职被无形终止。11月5日至6日，在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因去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而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情况下，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不指名抨击王明、周恩来的重要演说。六中全会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党的领袖，张闻天被正式剥去了党的总书记的头衔，转而负责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不久，王明也被毛泽东召回延安，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闲职并兼任了几个中央文宣方面的职务。

毛泽东在取得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初步胜利之后，为了巩固胜利成果，还需要在思想理论上打一场胜仗，延安整风即由此而来。中国人历来重视“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毛泽东为了做到名正言顺，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编印《六大以来》文献汇编，将毛泽东、刘少奇树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将王明、博古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另一方面，定做一顶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给为首者戴上示众；同时，准备若干顶中帽子、小帽子，根据需要分发出去。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的目标，就是重新解释1931年至1935年中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台。但在策略上，首先把矛头对准博古、张闻天，对王明几乎没有正面涉及。在此期间，毛泽东两次找王明交谈，试图说服王明承认“错误”。毛泽东此时尚没有明确提及王明在“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而是集中于对王明返国后右倾“错误”的批评。10月12日，王明宣称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自此以后，王明就再也没有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任何会议。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张闻天算犯第二等的错误，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此间，毛泽东写了两组系统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稿：一组是长达五万多字的“九篇文章”；另一组为近两万字的作为九月政治局会议结论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所谓“九篇文章”，是毛泽东针对原中共中央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发出的九个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这组文章以嘲讽怒骂的方式尖锐指责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当时党的领导人。初始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以后修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结论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确认定在中共历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的“三年零四个月”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改变了毛泽东自1940年12月以来以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起点的划分。毛泽东这个改动非同寻常，由此，可以将王明与“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挂上钩。由于这个改动，毛泽东在起草《结论草案》时，对原先只点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毛泽东写道：“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通过给王明戴上第三次“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进而搞臭王明，最终目的是为了打倒王明，巩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说：“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此处的张家和王家，并非泛指，而是暗指张闻天、王明，指责他们不服从毛泽东的统一领导，闹独立性。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

四、王明的态度和毛泽东的心病

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毛泽东的指责，王明于9月12日在会上发言，坚持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并说他早在苏联的时候就反对博古的错误，说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10月初，毛泽东曾和任弼时、王稼祥、陈云、康生等与王明谈话，批评他在历史上的错误。王明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坚持他的主张。在10月8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些主张。说他“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最后他表示：“在这个范围内给我任何处分我愿意接受，”“我的错误我自己负责。”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王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这就是说，对王明的“左”批不下去了，又改为批王明在抗战时期的“右倾错误”。总之是不批倒批臭不会罢休。10月12日以后，王明因生病长期没有参加中央的会议和整风运动。

1943年3月16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自此以后，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9月上旬到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出王明“左”的及右的错误以及传达、讨论、批判的步骤、方法、目的。早在11月29日，李富春与王明谈话，说很快就要召开党的七大，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12月1日，王明让妻子孟庆树代笔并经他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检讨自己的错误，但没有提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1944年2月26日，周恩来找王明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王明第二天便给周恩来写信，信的最后说，他深信在毛主席所坚持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及现在强调的全党团结精神领导下，党会弄清楚一切问题的真相的。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次草案都送给王明看了，并连续派人做他的工作，劝他反省自己的错误。4月20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王明写信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表示赞同这一决议，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这是王明一生中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次最全面、系统的检查。但是，王明后来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这次检讨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

尽管党的七大仍然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但对王明的批判似乎并没有到此为止。1949年1月底2月初，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会谈中，谈到了王明的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米高扬在回国后提交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书面报告中说：毛泽东说，这个王明起了很坏的作用，但我们把他留在中央内，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虽然实际上他不主持任何工作。毛泽东很详细地讲了王明的错误。看来，他想检验我们如何对待王明，我们是否想依靠王明或听取他的意见。我知道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有分歧，我没有支持关于王明的谈话。在莫斯科时就已商定，我不见王明。在毛泽东那里的会谈，他一次也未参加，也未想见我。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又一次对王明展开批评。3月10日，王明在会上又作了第二次发言，主要是在大家的批评下检讨自己的错误。针对有人指责他有“领袖欲”，“想当总书记”的问题，他说，“我心里也没有想过当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出不许我当总书记”。关于他为什么不检查自己的错误问题，他说，“过去我想：我的错误是在上海写小册子，至于苏区的损失，我还认为不是我直接负责，而是博古，但后来又同他们的意见有了分歧。”“讲到责任，觉得别人比我还负得更多，因为常想是别人搞的，或者我不在那里”。“多年心中有牢骚、不满。”最后他表示：“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至于王明是否有个人野心，这一点他是不承认的……实际上内战时期及抗战时期两次错误路线的总司令是他，虽然他并没有总书记、总司令的称号，名称只是什么委员等等，但那是没有关系的。实质是他企图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党。”“七大时，王明写过声明书，但两个月后他说那是被迫写的，想不承认。”“我同意要王明写个东西。博古、洛甫等过去都写过的。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定案，以后还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推翻或部分修改都可以，不是象过去那样强迫签字，定成铁案。是否要限制一点时间？我看要，象过去那样没有时间限制，恐怕不妥当。我看可限定一个月的时间。”

1949年10月23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同王明谈话，对他进行了批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决议事项第九项中作出了如下的决议：“由于王明同志尚未按照今年2月二中全会决定对所犯错误写声明书，刘少奇同志已在10月23日代表政治局和王明同志谈话，指出王明同志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中央政治局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后，认为刘少奇对王明同志谈话时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并按照二中全会上同志们对王明同志所作批评的方向及王明同志在会议上所愿意写声明书的口头表示，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11月1日，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了王明。11月6日、27日，王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1950年6月6日到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王明因病没有出席。这次全会讨论了对王明的处理问题。毛泽东说，王明同志的问题，现在是来不及处理了，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遗交下去，二是作一个决议，还是要他办。因为他在二中全会上口头上承认在2月以后写。他是总头子，他犯了错误不写，怀疑少数人有意整他。如果不把这个英雄整下来，别的英雄整不下去。根据讨论中的意见，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王明收到后，于8月17日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表示愿意检讨错误，只是手头缺少资料，“如中央存有，均请允准借我一用。”在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王明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10月25日动身赴苏联。1953年12月9日，王明全家从苏联回到北京。1956年1月30日，王明以治病为由再次起程前往苏联，其妻子孟庆树随行。从此直到1974年3月27日在苏联病逝，王明一直没有写出新的检讨。相反，他在1974年成书的《中共五十年》中，攻击毛泽东和延安整风运动，并为自己的错误翻案。

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在对王明的处理上，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一再要求王明写出书面声明，要他承认自己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头子，以便白纸黑字，办成铁案。而王明则只承认有错误，拒绝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没有把事情做绝，没有强迫王明写声明书，并同意王明去苏联治病。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做绝，一是此时的王明已经不构成对其领袖地位的威胁和挑战；二是考虑到王明的苏联背景。当时中共奉行的是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如果为王明的处理问题与苏联彻底闹翻，毛泽东在此时还没有这个胆量下赌注。可以设想，如果王明不是在1956年前往苏联，而是留在国内的话，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王明的下场不会比刘少奇更好；三是感到底气不足，有点心虚。不以事实为根据，硬要把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账算在王明头上，的确有些理不直气不壮。否则，以毛泽东的强悍个性，绝不会对王明高抬贵手，善罢甘休。这个事实也从侧面说明，所谓的“王明路线”，的确是毛泽东的指鹿为马，博冠王戴。

做了亏心事而又不肯认账的人，最忌讳的是知情人揭老底。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不光彩行为，既是夺权中共最高权力，巩固自己领袖地位的一件“杰作”，同时又是他的一块心病。对此，中共高层都心知肚明，尽管由于政治高压人们不便公开议论，但毛泽东本人心里十分清楚。他之所以再三再四逼着王明写出认错的书面声明，目的就是为了拿王明的认错书来堵住他人之口。王明对此也看得非常清楚，采取拖延周旋战术，就是不让毛泽东如愿。1967年2月16日，陈毅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上，曾经斥责说：“这些家伙上台，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当天夜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根据康生的指使，到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汇报中央碰头会情况。当张春桥汇报说，陈毅同志反对延安整风运动时，毛泽东立时恼怒起来，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陈毅同志仗义执言的讲话，正刺痛了毛泽东的痛处，于是将几位老帅的发言定为“二月逆流”，下令对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等老同志进行围攻批斗。在毛泽东看来，他是通过延安整风上台的，反对延安整风，甚至只是有不同意见，也是对他本人权威的挑战，因而绝对不能容忍。毛泽东多次强调过实事求是，如果不是因为心虚，而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这次的所谓“无产阶级震怒”，说穿了还是以势压人，坚持以个人的是非为是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对“王明路线”命名过程的考辨，我们可以发现，所谓延安整风实行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以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目的，等等，其实都只是一种宣传，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正是延安整风开了一个为某种政治需要而随便入人以罪的恶劣先例。此后的反胡风，反右派，直至十年“文革”，无一不是这一先例的继续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切实端正思想路线，扩大民主，增强团结，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奋斗。（2007年7月初稿，2008年2月1日改定）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省巢湖市政协）

本文参考书目

1、 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3、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

5、 周国全、郭德宏著：《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

6、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7、 施昌旺著：《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

8、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

9、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