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办不好，大家都冲着主管部门叫，主管部门头皮也硬，就死死顶住，你说不好，我就说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看来双方都认为，办大学，就是政府的事，套用一个吴思喜欢用的词，官家的事。
其实，大学如果仅仅由官家来办，十有八九是办不好的，过去，现在，中国，外国，都是如此。大学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国家不办不行，但仅仅由国家来办，也不行。只由国家办的大学，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官家在办，把大学办成了衙门，如果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还会加上国家垄断公司的名头。老百姓的孩子想上学，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所谓的选择，也只是在公立大学的圈子里选，筷子里面拔旗杆。
官家办的大学，命里注定，要变成衙门兼垄断公司。门虽然不怎么难进，但脸难看，事难办，多花钱是肯定的。大家都有跟衙门跟垄断大国企打交道的经验，不用我说，怎么回事都知道。
官家大学看起来很威风，不可一世，其实很脆弱。前一段，香港的几个大学开始在内地招生，真正给奖学金的名额少得可怜，但却引起我们几个顶尖大学的恐慌，说是把状元都拉走了。试想，如果去发达国家上大学的费用不是那么高，仅仅比国内大学高上两三倍的话，用脚投票的人，估计要多到不可计数。可以肯定，我们的大学校长马上就会出来大声疾呼，关上国门，别让孩子跑了。
前些年，我一直呼吁大学的自我改革，多少改点衙门化、官僚化、行政化的毛病，一时半会儿改不掉，改一点是一点，让大学里的人和外面的家长们有点盼头。可是，你越是呼吁，越是抨击，人家干得越欢。像本科评估这样的事情，举国上下除了教育部请的评估专家，一致反对，声讨之声遍于朝野，但人家却顶风上，照评不误。显然，让在衙门化、官僚化和行政化中得到好处的官员们自我改革，等于要求人家自断其臂，引刀自宫，而在呼吁者，等于是与虎谋皮。因此，目前大学的改革，只有在外部压力之下才有可能。而这个外部压力，来自于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巨大。但在很大程度上，改革的成绩，得益于开放，可以说，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就经济领域而言，如果不是实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开放民资，市场经济体系就无从建立，今天的经济成就也谈不上。开放，不仅意味着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资源的进入，而且意味着竞争机制的引入，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内部改革就缺乏动力。这一点，不仅近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是这样，更早的历史也是如此。举例说，中国现代城市的市政管理体系，不是靠某些先进人士从国外抄来条文建立的，而是一点点比照租界的做法，一点点照着学来的。当年上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观，这边租界干什么，很快华界就跟着做，连规章制度也比着来，你修马路，我也修马路，你建公厕，我也建公厕，你定交通规则，我也跟着，反正老外也不追究知识产权。
我们现在都承认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大学办得好，那时候大学实际上是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大家比着来，谁要是办不好，学生用脚投票，就得垮台。因此，国立的北大，半国立的清华（因有美国退还庚款的支持），私立的南开，以及教会办的燕京、辅仁、圣约翰，都相当有水准，得到世界认可。因此，现在的大学改革，最高当局如果要想推动的话，只需要开放这个领域即可，一边开放民资，不能再加限制，让民办大学仅仅是拾遗补阙，做高等教育的小商小贩，一边开放外资，让外资进来办大学。如果担心局面混乱，可以制定严格的法律，加以管理，我们的行政当局，不早就在提倡依法行政了吗？开放，就跟教育部提供了一个依法行政的机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直接管制一切，连小学生跳什么舞、唱什么歌都要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