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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接连写了《我为什么选择了文学》和《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勾起了很多关于青春的记忆。下面，我再来讲述一些有关的事情。
读过前面两篇文章的读者大概还记得，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在经历了一场人生风雨之后，反而比其他知青更幸运地离开了农村，到延安一家工厂当工人。当时我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设计，这就是想写小说。我们那一代人的正常教育被一场不正常的政治运动完全割断了，我这个初中学生，写小说谈何容易？尽管生活为我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但是要把它艺术性地再现出来，却需要很多方面的准备。好在我当时还比较清醒，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读书，大量地读书。所以，我总是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捧着书本，并不理会身边非常热闹的生活。
我们一同进厂一共五十个北京知青，这么多人突然聚在一处，各自的人生又都保持在初入社会时候的原生状态，所以就像很多孩子聚在一起一样，一天到晚吵闹个没完，想方设法制造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地恶作剧，比如几十个人高喊着“冲啊！”集体冲进延安中央大礼堂观看文工团的演出，比如成群结队到一家商店去看一个漂亮的女售货员，比如在门上放一个装了煤灰的土簸箕，然后人模狗样地坐在床上，怀着巨大的快感等着倒霉者进门，比如打扑克脸上贴满了纸条，以至于要用手分开纸条才能抓牌……之类。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一年时间，随后，人们就像突然意识到该过日子了一样，收敛了天真，收敛了热情，从群体的欢乐中退出，寻找专属于自己的欢乐，也就是说，开始寻找一个准备终生厮守的爱人了。
在我看来，这是青春结束的标记。我当然也可以把青春的范围延展到三十岁，但是在这篇文章里，我宁愿认为它起于中学生时代，结束于进入恋爱之前这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最具有青春时代的特征：意气风发而稚嫩虚弱，就像刚刚出土的秧苗，没有阳光雨露的呵护就不可能成长起来。这样的时段恰巧在插队或者插队以后一个短暂的时间。我把这个时段里发生的故事都称之为青春故事。
人的一生会呈现很多种不同的形态，这里面除了性格的原因之外，再就是环境的影响了。环境既可能对人产生是好的影响也可能产生坏的影响。所谓好的影响，指的是善对人的命运的呵护；所谓坏的影响，指的是恶对于善的欺凌或者说对善的侵入。这种影响在人的青春时代尤其明显，但是人这个时候很少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善对于青春幼苗的呵护，往往是人在走过很长很长路以后才逐渐被认识被理解并最终被人所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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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他妈伸手去抓呀！”一个北京知青对另外三个北京知青说，“你丫这样：用手指头摩挲鸡爪子，就这样，摩挲，摩挲，哎，丫一痒痒，肯定跳到你手指头上，这样，你就能把丫平端出来了，端出来以后，马上扭断脖子，装到麻袋里，再去摩挲另外一只……我跟你说嘿，一会儿，就能把整窝的鸡都给丫端出来……”
结果，不幸的小山村没出几个月，所有的鸡就都消失了。善良的老乡以为鸡被黄鼠狼收拾了，奇怪的是，鸡是让黄鼠狼偷吃了的，怎么每次丢鸡知青窑院就大门紧闭，并且有炖鸡的香味儿飘出来呀？！结果就注意上了。一个风高月黑之夜，大队党支部书记带一干人端开门板，闯了进去。窑洞就像威虎厅一样聚拢了四个正在吃鸡的土匪，全都吃得满嘴流油。问怎么回事？四个人都无辜地摇头说：“不知道。”鸡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收工回来，鸡就在锅里了，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四个人都说，这事确实很让人弄不明白，其中一个还严肃地指出：“就是福尔摩斯来了也是白搭。”老乡不知道福尔摩斯是什么人，但这并不意味审讯可以中止。审问整整进行了一个通宵，东方既白，知青也只是一句话：“我们反正是不知道，要问你问鸡去。”鸡早就变成了一堆散乱的骨头，当然更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当地老乡就认为北京知青都“能得太”——意思是：没有狗日的做不出来的事情。
这是我到工厂当工人以后在宿舍听到的故事。
偷鸡摸狗之类的事情在插队知青当中很普遍，年轻，生命力旺盛，寂寞，无聊，情绪灰暗，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所有这些东西糅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搞恶作剧进行宣泄的动力。换一句话说，青春时代的诗情画意多多少少是在扭曲的情况下被表现出来的，尽管这样，那种旺盛的生命激情仍旧让人感觉到一种无可替代的美。
让我十分惊异的是，能够欣赏这种美的人往往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权力拥有者。高位权力者高高在上，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自于权力的本能，即习惯于对人实行近乎于暴力方式的管制，而基层干部和广大民众本身就构成了普通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对人对事的看法往往与位高权重的人有很大的区别，这一点，在我的经历中曾经被反复证实。
在陕北插队期间，给知识青年很多呵护的，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基层干部和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他们总是通过对上级指示打折扣的方式让知识青年处身于安全境地，有时候甚至自己付出代价。在陕北，你很少听说因为知青搞了恶作剧而遭受农民的惩罚，他们总是像看待自己不懂事的儿女那样看待知青的错误，说：“啊，娃娃还解（方言：懂，发声:害）不下事情哩！”就过去了。
下面这个故事或许可以作为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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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哪一届毕业生到哪里插队完全由上级决定（我所在的初六八届刚好安排到了陕北），原则上是在本校范围以内，以自愿结合的形式组建知青小组。但是也有可以通融的时候，比如兄弟姐妹为了互相有个照应，也可以跨学校、跨年级，和其他人一道，共同组建知识青年小组，到一个地方去插队。从工读学校返回母校的学生，一般都由学校分散到了各个知青小组，但是知青小组在北京的时候并不知晓，就像我们男校学生并不知道我们去的村子还有女校学生一样，是到村上才知道的。我所在的知青小组就有一个工读学校的女生是被直接安插进来的，大队为我们分配窑洞的时候，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用这种方式组建的知青小组，保持了社会组织应当有的一种常态，不至于出什么漏子，即使有个别调皮捣蛋的人，也闹不出大圈去。
但是，在距离我们公社三十华里的另外一个公社，却出了岔子，确切一点儿说，是北京的知识青年安置部门出了岔子：或许因为疏忽，或许因为别的什么原因，竟然把八个品行不好的工读学校学生安排到了一个叫黑虎山的生产队。
这五男三女来到黑虎山的第一天晚上就住到一个窑洞去了，这使得民风淳朴的当地乡民惊骇不已，不知道事情咋就成了这！？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让人惊骇：先是，这几个从来不下地劳动的顽劣青年，就像当年的日本鬼子那样大呼小叫在街巷里扑杀老乡的鸡，然后炖着就吃了。老乡来讨说法，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靠在知青窑院门口，手里摇晃着一尺多长的刀子，笑着，轻声嘟囔：“你们丫试试，你们丫试试。”结果没有人敢试试，事情不了了之，老乡只好想方设法不让鸡出去，圈在窑里，跟人睡在一起。
苦日月什么时候是个头？老乡急了，就把事情告到了公社，公社书记说：“娃娃耍哩！甭理狗日的们。”问题是这帮狗日的坏得简直是没边没沿，不久就开始频繁地闯进老乡的窑里抓鸡，村子里的鸡就像当年的恐龙一样很快就灭绝了。
春节前夕，这帮家伙竟然从老乡家里捉了一头猪回来，一刀子给捅死了……这下事情闹大了，全村一百多口子人把知青院团团围住，往里边扔石块，要捆了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开他的膛。一开始窑院里静悄悄的，善良的庄稼人还以为狗日的们害怕了，就想推开门进去逮人。不想那八个歹徒猛地把院门拉开，发一声喊，挥舞着扁担、木棍冲了出来，逢人便打，老乡的队伍很快就溃散了，纷纷往村外逃去。不出一个时辰，这个小村落就像经历过一场战争一样，变得破碎不堪，所有村民都逃到外村投亲靠友去了。
公社书记接报，无名业火高三千丈，叫道：“把全公社民兵都给我集合起来！我看狗日的毬有多硬，还能把天日出个窟窿不成？！”公社书记原是县武装部部长，因为打猎意外伤人，才被贬黜到这里，他懂军事。
在原县武装部部长带领下，全公社八百多名基干民兵全副武装向黑虎山奔袭，把黑虎山围了个水泄不通。八名歹徒抵抗了一阵子，后来听见枪声密集，觉得不对，就在窑院上方扯出了白旗，宣布投降。民兵把八个人捆了个结结实实，押送到公社。
原县武装部部长、公社书记找他们分别谈话，谈了整整两天两夜。公社书记吃惊地发现，这八个人的家庭竟然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残缺不全，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人是因此才成为这个样子的，公社书记心里就有了几分同情。但是这些人显然太过分了，由于民愤极大，公社书记不敢懈怠，就安排召开万人批判大会，说是马上押送到县上，然后判刑。
在猎猎的红旗下，批判大会召开得十分热烈，被知青打跑了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会上激烈地批判知识青年“破坏社会秩序、残害贫下中农的滔天罪行”以后，重新坐回到公社书记身边，问是不是真的把狗日的们送县。公社书记厉声说：“送！”
“你看是这啊，”大队党支部书记灿烂地笑着说，“还都是些娃娃哩，这么小给放到这么个山圪崂里，凄惶哩！咋能就不犯个错误？送啥县送？我看算毬了。”
公社书记紧盯住大队党支部书记，说：“这是你说的？！”
“噢嘛。”
“社员答应？”
“啊！好我的书记哩！就是社员让我跟你这样说的哩！不然我哪有这号胆量？”
公社书记点着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脑门，笑了：“狗日的。”
所以，批判大会结束，公社书记就没有宣布说把犯罪了的知青押解送县，而是当即召开公社党委扩大会议，重新商量对知青的处置问题。大队党支部书记调动了一个农民的全部狡黠，信誓旦旦地说，要是把这八个知青带走，社员怕是要闹事哩！公社党委委员们面面相觑，都觉得社员闹事的事情比把知青送县的事情严重。
公社书记拍板：“既然这样，就不送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咧开嘴笑了。
公社书记警告：“狗日的们再把你们打跑，可别再来找我。”
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哪能哩？哪能哩？”
谁也不知道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啥意思：是说如果被知青重新打跑了不会再来找公社哩，还是说这些知青不可能再把社员打跑哩？谁也不知道。
公社书记指点着大队党支部书记：“你狗日的就滑吧。”
大队党支部书记摸着后脑勺笑，什么都不说。
八个被批斗的知青跟随大队党支部书记回到黑虎山的时候，村上的老乡都站在村口等着他们，这八个人的脚步就有些踟蹰。
“娃娃，”其中一个老汉打破沉寂说，“咋回窑里咯！外头冷哩！”
老乡就像他们插队第一天那样簇拥着他们往知青窑院里走，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谁也没想到，这几个人性残缺的家伙眼睛里竟然噙满了泪水。以后的日子就很平静了。
我后来听说，这八个人里面，一个男知青在陕北这块土地上扎了根，先是成为了县团委副书记，后来当了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另外一个男知青在父亲被平反以后当了兵，为国捐躯，牺牲在南国前线了；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则因为抢劫、强奸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发配到了新疆；还有一个男知青在香港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有一年专门带夫人孩子回来看望黑虎山的乡亲，捐了一大笔钱，县委书记在他们面前也唯唯诺诺；一个女知青上了大学，成了哲学教授；另外一个女知青和本村人结了婚，生了六个孩子；还有一个女知青在西安被一辆宝马汽车给轧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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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意义上，生活是按照它自己的剧本进行演出的，所有人都不过是它手里的道具——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道具都无法决定剧情，这或许就是人总是感觉宿命的原因吧？但是，生活中也的确有另外一种情形：命运本来要把你送到一个可怕的地方，突然出现一种善良的力量，托负住你，把你抬升到一个能够继续行走的路上……黑虎山的知青经历的不正是这样的事情吗？试想，如果这些人真的被送县，他们的人生还会是后来的样子吗？他们也许全部成为了“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
所以，你必须承认，人世间是有一种超越当时那个社会的所谓“原则”的大爱存在的，它就存在于普普通通的人心里。正是这种大爱，抵御着人类个体无法抵御的严寒，在强力压制下呵护着柔弱的人走过他的一生。那些拥有青春的知青就像在寒冷的春季出生的秧苗，没有这种大爱的呵护是无法成长起来的。我想，这也正是几十年以后很多成功了的知识青年总想为当年插队的地方做一些事情的情感原因。
黑虎山那八个知青，曾经淘气也曾经乖顺，曾经欢乐也曾经痛苦，曾经希望也曾经失望，曾经崇高也曾经卑下，曾经堕落也曾经新生，曾经行过善也曾经做过恶……仍然活着的，现在都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当他们突然意识到所有人都将去往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会回想起自己人性尚不健全的时日曾经呆过的那个叫黑虎山的小山村吗？会回想起那个已经长眠地下的公社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和那里的乡亲对于他们灵魂的再造吗？他们会回想起在艰苦的插队生活中遇到了那么多好人吗？
他们也许会感叹说：那里的老乡用善良温爱的心护理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他们才没有经受更多的风雨；离开那里就再也碰不到那样好的人了，他们会相信，即使现在走进那个偏僻的村落，那里纯朴的民风也一定还在，道德也一定还在，良心也一定还在，善也一定还在，美也一定还在。
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经常会感到那些呵护过人们的善正在从身边减少或者消失，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游离他而去，人是那样孤独……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当人成长为人以后，就不再是需要人护理的幼苗了，他们成长为必须独自面对风霜雨雪的大树了，这时候，不会有人来对他们说：“回窑里咯，外头冷哩！”没有人这样说了，永远不会有人这样说了。因此，人到了一定岁数，不管外表多么坚强，但是在灵魂深处，却总是怀念着遥远的青春岁月，怀念着还没有完全成长为人的年代，怀念着那些曾经呵护过他们的人。
生活的魅力在于，你失去某种东西的时候，往往会得到另外的补偿。是的，你告别了青春，失去了被善遮护的机缘，但是，你现在已经是一棵经历了沧桑的大树，你具有了为柔弱的小草遮挡风雨的能力，具有了创造的能力，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片宽广的世界，你从接受者成为了给予者——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来说，后者当然比前者更有价值，因为善和创造才是上帝让你降生到人间的目的。
（2006-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