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暴虐的极权统治下，普通民众所经历的是怎样一种日常生活呢？对于所有没有直接经验体会的人们来说，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依靠三种叙述途径，那就是历史学家的客观还原、小说家的想象描述和亲身经历者的实录见证。在这三种对灾难过去的叙述中，亲身经历者，尤其是辛存者的实录见证具有特别重要得意义。见证者给公众提供的是一种只有当事人才能提供的史实知识。这种知识是非常个人的，是在很小经验范围内的局部事件。如果当事人自己不说,无论多少历史研究或文学想象都可能永远发现不了这个微观史实。
写历史或者写小说是替别人记述,作见证却是替自己说话。正如罗马尼亚裔犹太人、幸存者诗人塞南(Paul Celan)所言,“没有人能代替见证人作见证。”[注1]见证是一种在幸存者个人身上联系着过去和现在的知识。当事人凭借这一知识，弄明白他以前的经历和他现在的存在。一旦幸存者将这种非常个人的体验和知识与他人共有, 他的见证也就获得了可贵的公众性，成为公共记忆的一个部分。
受难者作见证是一种为自己的生命作主的生存方式。正如哲学家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说的，人们在苦难发生时苟活。大多数人苟活，确实只是为了苟活,“只有少数人活下来是为了作见证。”但这些少数人却为所有活下来的人创造了一种“活下来”的意义和理由。那就是，“在最严峻的逆境中,努力象为自己生命作主那样对待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作主，这是一种使命,“一种讲述自己的故事,带着见证意识活下来”的使命。[注2]哪怕是那些曾经真的只是一味苟且偷生的人们,在可以讲述苦难的时候,只要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也一样可以找回自己生命的意义。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是在苦难发生的时候就立志作见证的人。他在德国纳粹时期的日记《我会作见证》给读者所留下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即刻见证。[注3]《我会作见证》让我们有机会通过一个在场证人的眼睛,看到纳粹极权统治是如何逐渐升温,愈演愈烈,终于成为人间炼狱。克莱普勒没有逃离纳粹德国,但也没有让自己成为极权统治下的“自然死亡者”。他用日记记下了一个犹太人知识分子在德国纳粹时期的生活经历,为后世读者保留了一份极权统治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纪录。
一、“我要作见证到最后一刻”
克莱普勒日记所记录的纳粹极权日常生活与许多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见证作品不同。后一类作品包括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女孩日记》、埃利.威瑟尔(Elie Wiesel)的《夜》、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的《如果这是一个人》、保罗.塞南(Paul Celan)的诗歌、伊达.芬克（Ida Fink）和阿亥龙·阿培菲德(Aharon Appelfeld,以色列作家)的小说,华沙犹太人起义领袖亚当·捷尼亚科夫（Adam Czerniakow）、历史学家伊曼纽.林格本（Emanuel Ringelblum）和查姆.卡普兰(Chaim Kaplan)等人在华沙写的日记，等等。
许多关于大屠杀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事后的回忆或反思,而克莱普勒所提供的则是与时事同步进展的事实记录和感受。大屠杀见证作品的作者在二战期间有的被迫躲藏,有的居住在犹太人的圈禁区,有的被关在集中营。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特殊世界里。与他们不同的是,克莱普勒一直生活在德国的心脏城市德莱斯顿。他当时已经是德莱斯顿大学的知名教授,他所观察和记录的德国日常生活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由于克莱普勒的语言学专长,他对纳粹宣传对普通德国人的影响，对纳粹语言如何左右德国人日常生活想法、情绪和行为的现象，都有特别细致和深入的观察。
克莱普勒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家乡是德国勃兰登堡(Brandenburg)州东部的一个的小镇。他父亲是犹太教的拉比。维克托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9岁时,父亲转向伯林任职,全家随父移迁。维克托的三个哥哥都非常优秀(他的一位哥哥曾经是列宁病重时,由苏联政府特别请去的医生),这使他常常自相形惭。他在几经挫折后,选择了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和启蒙运动为他的学术专业。他1906年毕业并结婚,在伯林担任记者工作。1914年他得到博士学位,在大学里获得教职。一年后,他当兵服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克莱普勒一家在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放弃犹太教,并皈依基督教。维克托本人曾在前线为德国作战,他的妻子艾娃（Eva Schlemmer）是亚里安人。然而,这一切都改变不了维克托的犹太人“血统”身份。要不是因为妻子是亚里安人,克莱普勒早就和他所熟悉的其他犹太人一样被杀害了。纳粹统治时期,很多“混种婚姻”(mixed marriage)的亚里安人一方最后都与他们的犹太配偶离了婚(就象文革中成分好的一方与成分坏的一方划清界线一样)。如果不离婚,则受到各种歧视对待,这是一种对“立场不稳”和“不能划清界线”者的惩罚。
尽管克莱普勒没有孩子,但克莱普勒的妻子一直都和他在一起生活。克莱普勒总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认同德国文化和德国语言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一般的德国人。他一战时为德国在前线作战,自认为是一个不容怀疑的“爱国者”。再加上妻子是亚里安人,他一直觉得自己不至于成为纳粹排犹浪潮的牺牲者。克莱普勒对德国的热爱使得他在还有可能离开德国的时候,选择了留在德国。他不愿去法国,不愿去巴勒斯坦,也不愿去美国。然而,现实的发展让克莱普勒逐渐明白,他与“德国”的所有联系都改变不了他的“犹太血统”原罪。这就象在毛时代阶级斗争的中国,无论一个人有多么爱国,多么进步,甚至有过什么贡献,都不能改变坏阶级成分血统的原罪。1940年5月,克莱普勒夫妇被强迫搬出了自己的家,住进了德莱斯顿的一处“犹太房”中。1941年9月19日起,犹太人一律必须佩戴标志身份的黄星胸章。克莱普勒这时候才完全清醒,明白他的犹太血统原罪注定他不可能成为他所热爱的德国的一分子。
1933年, 《我要作见证》开始的时候, 克莱普勒是德莱斯顿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的讲座教授,他和妻子刚在德莱斯顿郊外的多尔兹肯（Dolzschen）买了一块地,准备在那里盖一处小房子。这个时候的日记充满了各种日常生活的家庭琐事和朋友往来。克莱普勒家里有两辆汽车,夫妻都患有忧郁症,都喜欢看电影,艾娃喜欢园艺,不是一个能干的主妇。维克托常为钱的事情烦恼,等等。这显然不是一部政治日记,但是政治的黑暗阴影已经从远处渐渐逼近。
纳粹上台,希特勒成为首相,恐怖和暴力进入了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尽管德莱斯顿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太大的动静,但纳粹的狂热已经在迅速升温。在1933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克莱普勒记录了教授朋友布鲁门费德（Blumenfeld）家女仆辞去工作的事情。这位女仆说要找一个更有长久保障的工作。她觉得“这位教授肯定很快就会请不起女仆了。”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先是纳粹市长老来盘问,后来克莱普勒被解除了教授职位。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移居国外,他们夫妇两个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孤独。
1935年以后,政治的阴霾笼罩在克莱普勒夫妇的头上,克莱普勒的日记也越来越关注政治时局的发展。政治终于入侵到他们生活的全部领域,令他们随时感觉到死亡的威胁,生活陷入持续的饥饿和无尽的恐惧之中。克莱普勒的日记具有真正私人记事的魅力。它不同于那些专谈政治、人生和艺术的“日记”。那些“思想日记”本来就是写给外人看的,因此往往把作者最隐私、细微、暧昧、真实的个人成分刻意隐去。克莱普勒的日记非常隐私,以至马各利特认为,那根本是自己写给自己的写作(当然也有许多论者不同意这一看法)。马各利特写道，“克莱普勒的日常生活记录有一个道德目的，那可以说是……‘在不再有人的地方，做一个人’。 克莱普勒的日记是写给他未来的自己读的，那个自己也许是唯一还存活着的正派之人。”[注4]
象真正的好日记一样,克莱普勒的日记让我们看到一对平常夫妇的生活如何在极权统治的浪潮中被摆布,起伏动荡,身不由己。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恐怖地感觉到,勒在脖子上的绳索在一点一点收紧。克莱普勒日记的震撼力正在于让读者在一天一天的自然叙述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个可怕的过程。这种感受与阅读历史著作完全不同。
纳粹时期一件一件针对犹太人的迫害政策也被记录下来。1933年4月7日的“公务员法”,解雇一切“非亚里安”人公立学校教师和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职务。1935年9月15日的“纽伦堡法”,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不承认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1936年4月,禁止公务员与犹太人结伴或婚配。1937年10月,规定各种各样只为亚里安人服务的商店。1938年8月,规定犹太人必须在一切生意或正式通讯中使用有犹太标记的名字。1938年12月,完全禁止犹太人使用图书馆。1939年6月,清查犹太人家产。1939年9月,禁止犹太人收听外国电台。同年9月,限制犹太人银行帐户,强迫犹太人交出所有现金。1940年初,禁止犹太人进入公园。1941年9月,犹太人开始佩戴黄色袖章。
日益加剧的恐惧成为克莱普勒日记的基调,“恐惧,那种在法国雅各宾党统治下的恐惧,”(1933年3月22日)“我们象生活在中世纪一样,无助无力,”(1936年9月27日)随时随地都有被逮捕和枪杀的危险,“我睡下的时候在想,他们今天晚上会来抓我吗?会枪毙我吗?会把我抓到集中营去吗?”(1939年9月3日) 1942年6月23日至7月1日, 克莱普勒因违反灯火管制而受8天单独监禁的惩罚。没有书,也没有眼镜,处在极度的恐惧和虚无,他努力调动自己的记忆,好不容易“从地狱……重新爬向人间。”(1941年7月6日)克莱普勒随时随地都感觉到被押送集中营的恐怖,“更令人惊讶的消息,犹太人被押往波兰,几乎全身赤裸,身无分文,好几千人被从伯林押往（波兰）洛兹（Lodz）。”(1941年10月25日)
《我要作见证》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1942年到1945年,不到第一卷8年的一半。这是纳粹最残暴、最疯狂的最后几年,犹太人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绝望。克莱普勒的日记也更频繁,更详实。日记中不断有德军在东线失利的消息,也越加清楚地表明作者要作见证到底的决心。1942年5月27日他写道，“我要继续写下去，这就是我的英雄主义。我要作见证，一个准确的见证！”
克莱普勒记录一日复一日的恐惧和末日临头感觉, 也记录下生存的欲望和希望。“今天,在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人的承受和习惯事物的出色能力。我们生存在极端丑恶之中,为生命而恐惧,饥饿(真正的饥饿),不断翻新的禁令,越来越残忍的奴役,每天都在逼近的致命的危险,身边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彻底的无助。然而仍然有快乐的时刻,出声阅读,劳动,吃那不够吃的食物,我们就这么苟延残喘,延续地抱着希望。”(1942年5月30日) 克莱普勒盼望能活着看到希特勒完蛋的那一天。他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但又总觉得怕是活不到那一天了。1942年10月24日他写道，“当我想象希特勒主义末日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希特勒完蛋以后,我有什么事情要做呢?我要从哪里开始呢?我很肯定我不会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我已经许久没有关注18世纪(文学),得更新一下知识。……是不是在第三帝国(或第三帝国语言)研究中再加一章,不,也许是一卷?第三帝国语言,这个题目是不是太狭窄?是不是该把它扩充为第三帝国思想史?还是回到以前计划的(希特勒主义)哲学词典?我是不是该专心地重操旧业,更新自己的学问?我现在是不是该移居美国,学习英文呢?我的健康、精力、体力还能不能胜任这些事情呢?……想起做这些事情,我真的很害怕。无论如何,我常常觉得,我是活不到那一天了。”
克莱普勒这部分日记吸引读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涉及了一个敏感的问题,那就是普通德国人,还有犹太人自己,是否知道纳粹已经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者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从克莱普勒1942年1月1日至1945年6月10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德国民众确实通过传闻或者通过事情迹象,对发生在波兰和苏联的屠犹罪行有一定的了解。日记中有很多相关的记载。
“保罗.克赖德（Paul Kreid，一位朋友）告诉我们--据说,但非常可靠,且有多个来源--撤离的犹太人在一队一队离开火车时,就在里加（Riga）被枪杀了。”(1942年1月13日)
“1942年3月,听说奥兹维兹,4月,告诉妻子在巴比雅（意译娘子谷，Babi Yar）和基辅发生的屠杀。1942年10月,称奥兹维兹为一个“快速的屠宰场”。1943年1月,“从奥兹维兹不断传来的可怕消息。” ……大家一直在说许多(犹太)撤离者[押解出德国]甚至不能活着到达波兰。在运牲口的扩车厢里就被毒杀了,车厢然后停在一排早已挖好的群埋坑旁边。”(1943年2月20日)
“两则关于犹太人的传闻:在撤离去波兰的途中有大规模杀害。另一方面,在匈亚利和美国的协定后,犹太人被允许离开匈亚利。我们觉得第一条很有可能。只有当匈亚利脱离德国时,第二条才有可能。判断是否正确?茫然。”(1942年8月19日)
“我听说,不久前许多犹太老人(三百?三千?)被从特瑞新集中营（Theresienstadt）押解出去。后来英国广播报道说,这些人已经全部被用毒气杀死。是真的吗?” (1944年８月10日)
克莱普勒日记吸引读者的另一个原因是记录了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真实态度。在克莱普勒对与他人交往的记录中,绝大部分德国人在犹太人处于极度困境时袖手旁观。他们不仅是被纳粹的仇犹思想洗脑,而且自己也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与犹太人有所牵连,灾祸便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分清敌我”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是一切现代极权相同的统治法术。在1942年4月19日的日记中,克莱普勒记道,“这位教授因为对犹太人太友善被处以高额罚款,……亚里安人确实有害怕与犹太人交往的理由!盖世太保痛恨一切人与人的关系。”1943年3月2日,他记道,“又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任何人如果给将要押解的犹太人送东西,警察都可以将他枪毙。”
但是还是有亚里安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了他们的犹太朋友和熟人。克莱普勒在日记中有十几处提到一个叫里契特(Richter)的德国人。里契特受斯莱帕尔（Schrapel）房产公司委托,管理克莱普勒那一带的房屋。克莱普勒第一次见到他是1942年4月19日,他这样记下自己对里契特的印象,“我想自己要见到的肯定是一条(纳粹的)猎犬,因为他就是为了看管我们而被派来的。但我却碰到了一个秘密盟友--党所挑选的人居然这样地可靠!真叫人高兴,哪怕最后我不一定能得到好处。里契特30出头,和我握手,小心地关上房门,不让隔壁的秘书看到。他告诉我说汉斯(Heise,前任)不得不辞职了,因为他对犹太人太客气。如果他,里契特,不装装样子,过几个月就会有新的管理员来了,对你不会是件好事。里契特说他会帮我,他知道我们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1942年4月２６日)里契特后来偷偷给克莱普勒送土豆。1943年2月14日克莱普勒记道,里契特告诉他,“这里很快要发生屠杀了,”劝他到乡下去躲一躲。1943年2月14日克莱普勒记道,“我告诉他我不被允许离开德莱斯顿。(他说)我必须就在这里躲一躲。他可以给我提供一个空房间,一个应急的地方。”后来里契特自己被警察抓走了。战后克莱普勒才知道,“里契特被送到了布痕瓦德（Buchenwald）集中营。”(1944年5月20日)
到底应当如何解读普通德国人在纳粹时期的行为,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很多分歧。自从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自愿帮凶》1996年出版以来,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自觉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同意或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们似乎都可以在克莱普勒日记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实际例证。这正是克莱普勒日记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希特勒的自愿帮凶》先是受到普遍赞扬,后来又受到普遍批评。关于此书的争议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屠杀犹太人是不是全体德国人的罪过?这也是一个从4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引起史学界和其他人士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是,对希特勒大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和行为,普通德国人到底知不知情?曾经产生极大公众效应的电影《纽伦堡审判》(1961)中,这个问题便已经被明确提出,从纳粹的司法部长、纳粹将军太太到普通的德国人,对这个问题几乎是众口一辞的回答,不知情。克莱普勒的日记让读者察觉到,普通德国人即使不完全知情,也决不是完全不知情。
然而,克莱普勒日记中的普通德国人,并不都是象戈尔德哈根所分析的那样，对犹太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戈尔德哈根认为,必须为大屠杀负责的是根深蒂固的德国仇犹文化。克莱普勒则表明，仇恨犹太人并不是德国的本土意识形态。希特勒主义利用和延续19世纪的奥地利反犹主义,这才使仇恨犹太人成为纳粹时期德国的“正确政治思想“。但不少德国人处在又“想做好人”，又想“政治正确”的矛盾之中。1944年8月,有一次空袭演习,带队的是一个德国人。他是一个“好人”。他先是说,要是犹太人的地窖塌了,不会就这么眼看他们烧死的。但又说,“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是你们也知道,我是不能这么做的。”(1944年8月5日)克莱普勒日记的这则记载为人们了解和思考纳粹极权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集体罪过问题提供了难得的一手材料。
克莱普勒最后4个月的日记占了第二卷514页中的173页,详细记载作者在纳粹灭亡前最后时期的生活状况。这则1945年2月13日至14的日记是2月22到24日补记的。克莱普勒去送通知,被通知的许多都是病人或有小小孩的母亲,他们都是下一批押送集中营的对象。克莱普勒知道下一批就轮到他自己了。盟军1945年2月13日至14日轰炸德莱斯顿。当时火光冲天,克莱普勒找不到妻子,脸上受了轻伤。他抓住装日记的袋子,冲过大火,逃到易北河边,看着那个象“洛可可珠宝盒”一般美丽的德莱斯顿在大火中燃烧。2月14日天亮的时候,他的妻子找到了他,一把撕去了钉在他胸前的黄星标记。他知道,自己已经自由了。
二、日记和真实的存在
克莱普勒日记一出版,就很自然地令人联想起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但就历史价值来说,克莱普勒的日记要高得多。克莱普勒是一个学者,他记录的不仅有丰富详实的日常生活细节,而且更具备敏锐的社会、政治观察和对人性人情的体会。克莱普勒更是一个语言学家,他的日记记录了许多与纳粹意识形态有关的日常语言现象和由那种特殊语言所塑造的国民思想和心态。他的日记提供的是当时德国日常生活的环境氛围,令人想起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的日记记录的17世纪德国, 圣西蒙公爵(Duc de Saint Simon, 1675-1755)日记中的18世纪法国和詹姆士·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日记中的19世纪英国。
但是,与这些著名日记不同的是,克莱普勒的日记是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写作和保存下来的。他的日记每隔一段时间,都得由他妻子秘密带到德莱斯顿郊外一个叫作庇那（Pina）的小镇,藏到一位友人的住处。这使人想起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中,温斯顿把日记偷藏在墙洞里的情形。在纳粹德国,克莱普勒记的是随时可以令人丢失性命的“反动日记”,他写日记是为了“作见证到作后一刻”。他的日记见证的是那个残暴的纳粹极权统治。冒着危险和不冒危险的日记需要不同的道德勇气,而道德勇气正是历史见证最重要的价值基础。任何“罪人日记”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道德见证价值,都是因为有一个考验记录者的残暴环境。克莱普勒1945年以后的日记虽然由同一人记载,在“作见证”这一点上,已经完全不能与他从1933年到1945年的日记相比。
以今天人们对纳粹时期德国的了解来看,克莱普勒日记的客观、真诚和对社会、政治的理解都超过许多同时代人。把克莱普勒的日记和他的两位同时代人的日记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厄恩斯特. 容格(Ernst Junger, 1895-1998)是一位勤于日记的作家。他是德国一战时的英雄,文学名人。容格坚决反对魏玛帝国,一度接近纳粹,甚至为纳粹党报撰搞,把自己的著作寄赠希特勒。但是,纳粹当政时期,他看透了纳粹的残暴,甚至在小说《在大理石山崖上》(Auf den Marmorklippen, 1939)中讽刺纳粹。二战期间他旅居巴黎,但驻守在那里的德国国防军当局仍然还是允许他出版了日记第一卷。1945年,这一卷日记与后来的九卷一起再版的时候,容格刻意删去了其中因他与纳粹的关系而有损形象的部分。这种经过修饰的日记,其历史价值当然不能与克莱普勒的原始日记相比。不仅如此,容格日记把仇犹仅仅当作一种德国恶俗来记载,对犹太人的命运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冷淡,使得他的日记远不能成为苦难时代道德见证。
小说家、诗人和记者约克恩.克勒帕(Jochen Klepper)的日记则是另一种情况。克勒帕自己是亚里安人,妻子汉妮（Hanni）是犹太人,处境与克莱普勒相仿。克勒帕深爱自己的妻子。尽管他因为犹太妻子失去了工作,但坚持不与她离婚。他通过与纳粹熟人的关系,保住妻子不被押送,但终因保不住他妻子的女儿,一家三口于1942年11月开煤气自杀。克勒帕以极大的道德勇气,守护与妻子的誓言,但他远远低估了一般德国人接受纳粹极权的暴力和仇恨意识形态的程度。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之后,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希特勒的反犹会引发德国人民对纳粹的反感。一直到死,他都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自己的祖国可能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行。就帮助当代读者了解纳粹统治现实和实质而论,克莱普勒的日记要比克勒帕的日记有更高的价值。
克莱普勒日记中对纳粹德国现实、实质和统治机制的观察和分析中,最重要的是他对日常语言的文化分析。这种分析也体现了一个人文学者在逆境下如何把“学问”当作一种人的真实存在方式继续下去。从1935年,克莱普勒失去教职以后,写作成为克莱普勒最重要的事情。1935年10月５日,他写道,“我的书将我耗尽,也让我继续活着,给我平衡。”在克莱普勒那里，他战时的写作就好比是走钢丝者手里的那根平衡木杆,是写作帮助他在面临危险和绝望的情况下,把身子站直,向前行走。
在《我要作见证》中,克莱普勒记下了自己在极端环境下写作的亢奋和亢奋过后的沮丧。这也成为一种存在焦虑的写照。这种写照让我们看到了极真实的情绪起落和欲念交错:一会儿是学者的抱负,一会儿是对虚无的恐惧;既明了人生的短暂荒诞,又不甘心就此消失在存在的空虚之中。正由于他体会到人生的脆弱无常,他才更为思想的收获感到兴奋。在这种心境下的写作,已经不再是为名为利,不是文人间的互比高低。写作完全摆脱了学术体制的陋规。写作就是写作。写作让人觉得自己还有自由的心灵,还有思想的存在。这是思想压迫下的写作,也是政治压迫下的写作,写作因此成为人以存在的名义而进行的抵抗。
三、第三帝国的语言
克莱普勒在日记中所作的关于德国日常生活语言的笔记,成为他于1945年到1946年写作的《第三帝国语言》(1947年出版)的主要材料。[注6]克莱普勒非常关注纳粹语言的特征。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语言渗透在普通人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成为不折不扣的大众语言和大众文化。克莱普勒在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只能从报纸、传单和偶然能得到的书籍中获得研究素材。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不能去任何图书馆,不可以拥有任何“亚里安”作家的著作。所幸的是他的亚里安人妻子偶尔还能从图书馆给他偷偷借来一些书籍。在战时(1939-1945),犹太人不准收听广播,不准看电影,不准读报纸,甚至不能当众交谈。这些使得克莱普勒的语言研究只能呈现为片断的思考。
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帝国语言象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例如,纳粹语言在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没有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犹太人”、“德国人”、“敌人”(“人民群众”、“阶级敌人”、“当一颗螺丝钉”)。这种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犹太害虫”(“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牛鬼蛇神”)。这种语言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巨大成就”，“伟大胜利”，“就是好！就是好！”。)。
克莱普勒对这种语言有他自己的透视解读法。当报纸不用极热烈的语言谈论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一定已经相当糟糕。他用这种办法解读德国在北非和苏联的不利战况,后来都证明果然正确。(就象文革中,报纸如果不用“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一定出了麻烦。)纳粹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在纳粹灭亡以后,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克莱普勒就此写道,“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天真烂漫的年青人,非常希望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不了纳粹的思想方式。他们自己察觉不到这一点。来自过去的语言用法在迷障和诱导他们。”[注7]
克莱普勒清楚地看到,普通人的自觉意识很容易被麻痹,一旦麻痹了,那套笼罩他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便会成为他们思想的自动表述。[注8]他感到纳闷不解的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就不能比一般的老百性更清醒地意识到极权语言的毒害,“在那些年月里,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同一个问题,而如今仍然找不到答案,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怎么就能这么背叛自己的全部教育和人性。”[注9]克莱普勒说的那些知识人,都是从魏玛时代过来的人,并不是从小接受纳粹极权教育。要是他们从小受的就是极权教育,克莱普勒的问题反倒有了答案。在克莱普勒为之纳闷的“知识者”当中,有著名导演兰妮．雷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她是生产这种语言的帮凶)；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的1933年校长就职典礼演说,至今仍使人感到惊讶；还有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他使用这种语言的纯熟已经因为让.格朗丹（Jean Grondin）的传记而为世人所熟知。[注10]
纳粹语言对德国人思想的毒害不只是存在于一些官方文章、口号、演说和海报的词语之中,而更是渗透并潜伏在所有接触过这种语言的人们,包括那些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人们。克莱普勒意识到,就是他自己也不能幸免。他写道,“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国人’、‘法国人’(这种有群无人的概念)来思想的吗?我也忽视过这些人群中的内在差别。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学院里面,避免涉及政治,享受着一种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学问)吗?” [注11]
“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这从来就是极权统治为垄断公共权力而营造的一个语言神话,但这样的鬼话却被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拿来用作“学术准则”,并自觉自愿地奉行遵守。克莱普勒指出,甚至连“文化批评”(kulturkunde)这种学术行为也会就此沦为一个“学术门类”,一个“学科”,把自己与现实政治分割开来。[注12]这种有名无实、装模作样的“批评”简直是思想的耻辱。
克莱普勒不是小说家,不然的话他也许会写出象奥维尔的《1984》那样的作品。他也不是一个“学院派”的语言学家,不然的话,他也许只会写出一些“纯学术”的语言学文章。克莱普勒是一个语文学家,一个对法国启蒙运动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他正是用语文学的观察和分析来揭示那个他称作为LTI的“第三帝国语言”的。他称这部研究为“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A Philologist's Notebook),不是出于谦虚,而是出于实情。“笔记”成为一种有别于学院“论文”的、更贴近现实的真实写作方式。
在纳粹时期,其他德国学者也用非学院式的“笔记”,在逆境中继续他们的思想。著名的例子包括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 (写作于1944-1947年,1951年出版)和奥巴赫(Erich Auerbach)的《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再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写作于1942-1945年)。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对“破损人生”警句式的思考正适合它那片断、破碎的内容。奥巴赫的《模仿》则是在西方人文传统黯然失色的时代,力图保存这一传统。这部著作在战后成为比较文学经典的著作。奥巴赫自己说,他书中作的文本细读,不是提倡什么隔世的阅读,而是因为在土耳其能接触的西方著作实在有限。
克莱普勒与这些德国学者不同的是，他一直留在德国,而没有象阿多诺和奥巴赫那样成为流落在美国或土耳其的“外乡人”。产生于“罪人日记”中的对极权语言的观察和分析,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批评”方式。它的贡献恐怕不是在于什么“理论”,而是那种脚踏实地,与日常生存处境息息相关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反抗。
阅读克莱普勒的日记，并不给人带来一种灾难过去后的舒畅。相反,它倒是给读者留下沉重的忧虑。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专制的权力还在奴役人的自由,洗脑的语言还在控制人的思想,习惯性的不思考和无判断还在把人们领向自我愚昧和自我欺骗。
但是，克莱普勒毕竟让我们了看到一种在这样的世界里作见证的生存方式。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完全不能公开出声,也似乎永远不再能公开出声的情况下,克莱普勒仍然拒绝沉默。哪怕是面对存在的虚无,他的写作仍然在证明,他并没有放弃存在的意义。在似乎最不可能的境遇下,他观察、倾听、辨析和记录。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语言的热爱和信心,不只是作为文学的语言,而且是人与人用来彼此沟通的语言。他相信, 人们应该用语言来揭示而不是障蔽真实,用语言来帮助而不是控制对方,用语言来沟通而不是阻隔群体。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下，只要人坚持住这个信念，人的话语言辞就仍然可以是有生命的，思想的语言。
后记：
读克莱普勒的日记《我要作见证》,令人想起《顾准日记》。克莱普勒和顾准都曾经是“罪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右派分子”。他们都留下了罪人日记,一个是为了要“作见证”,另一个则就是“记日记”。然而,一切幸存的“罪人日记”都有见证的意义,顾准日记也是一样。
克莱普勒的全部日记分成三部分:时间分别是1933年纳粹上台前，1933-1945年，1945年纳粹灭亡以后。只有从1933年到1945年的那一部分才是罪人日记。这是因为在纳粹极权统治的黑暗时期，克莱普勒已经成为罪人,真实地记日记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克莱普勒二战后入藉东德，成为东德的共产党员。这以后的日记与1945年前的日记相比,虽然为同一人所记,但就见证勇气和见证价值而言,已经属于完全不同性质的日记。
顾准记日记,应当是一件更危险的事情,从他用字的极端小心谨慎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日记只记一些有别人可以旁证的日常事件,鲜有议论,其它要么是寥廖数语或几个字的流水帐,要么是“正确思想汇报”,如《新生日记》中的“人民的罪人与敌人”、“蜡山芬郎论七十年代的国际斗争与日本问题”、“棉花会议”、“西哈努克、人造卫星和计划会议”、“毛主席发表庄严声明”、“经济跃进态势”、“国际形势”、“清查‘五一六’运动”,等等。顾准没有能够活到摆脱罪人身分的那一天。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顾准日记也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的“商城日记”,第二部分是从1969年10月到1971年9月的“息县日记”,第三部分是从1972年10月到1974年10月的“北京日记”。这些部分之所以是罪人日记,同样是因为日记的环境、日记者的身份和所冒的危险。顾准日记的时代跨度连头带尾是16年,比克莱普勒的13年要长。但实际记录的分别是4个月、1年11个月和2年,加起来不过4年3个月,比克莱普勒的少了9年。我们不知道,顾准日记为什么记记停停?在那些空白的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克莱普勒和顾准都有一个不是罪人的妻子,她们具有比“罪人”优越的政治身份。克莱普勒的妻子艾娃是亚里安人。夫妇俩没有孩子。艾娃一直没有离开克莱普勒,常常冒着危险帮助克莱普勒藏匿日记。顾准的妻子汪壁是中共干部,解放初在华东财政部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任副处长。1965年10月,顾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文革开始后,汪壁就与顾准离了婚。但是汪壁终究还是承受不了因罪人连累的煎熬,在文革期间的1968年自杀了。
如果顾准和汪壁生在希特勒的德国，那会怎样？如果克莱普勒和艾娃生在毛的中国，又会如何？为什么可以说克莱普勒是德国的顾准，而顾准却不是中国的克莱普勒？这些令我们今天感叹寻思的，也许正是日后人们解读“罪人日记”的课题。
注释：
[注1] Quoted by Shoshana Felman, “Education and Crisi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Teaching.” In Shoshana Felman and Dori Laub, eds.,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3.
[注2] 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71.
[注3] 克莱普勒日记于1995年秋在他去世35年之后,由德国Aufbau Verlag出版社出版,日记长达1600页,时间跨度是从1933年到1945年。第一卷是从1933年到1941年,第二卷则是从1942年到1945年。1933年和1945年分别是纳粹上台和纳粹灭亡年代。日记德文本的原题为《我要作见证到最后一刻》(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可以说是相当确切的。克莱普勒日记的这两卷分别于1998和1999年译成英文,经删节后,仍有将近1000页,由蓝登出版公司出版,题目改为《我要作见证》。本文的克莱普勒日记引文出自英文版Victor Klemperer, I Will Bear Witness: A Diary of the Nazi Years: 1933-1941. Trans. Martin Chalm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Victor Klemperer, I Will Bear Witness: A Diary of the Nazi Years: 1942-1945. Trans. Martin Chalm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注4] 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p. 157.
[注5] Daniel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Knopf, 1996.
[注6] 英译本为，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LTI, Lingua Tertii Imperii: A Philologist’s Notebook. Trans. Martin Brady. London: Continuum, 2000.
[注7] Victor Klemperer, 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p. 2.
[注8] Victor Klemperer, 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p. 27.
[注9] Victor Klemperer, 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p. 268.
[注10] Jean Grondin, Hans-Georg Gadamer: Eine Biographie. Tubingen: Siebeck, 1999.
[注11] Victor Klemperer, 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p. 129.
[注12] Victor Klemperer, 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p. 129.
原刊《二十一世纪》2008年2月号，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