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说“文以载道”的话了，如果有一个人大不识趣地说什么文学的责任，不但会被一般读者嘲笑，也会受到文学评论家的揶揄，就像这个人说了很不得体的话一样。在这样一种文化气氛之中，找到承载人的精神意义的作品，找到反映最底层人民生活和心理状况的文学作品，也就变得艰难起来。充斥在文坛并且在文坛热闹着的往往是时尚作品。所谓时尚作品就是仅供消费的作品，不能也不必进入人的心灵的作品，这就是远离现实的小说、戏剧，毫无社会内容的浅薄的爱情连续剧，是各种形式所谓“恶搞”式的所谓文学作品。八十年代文学的那种崇高的责任，不但没有被延续下来，就是曾经亲身建设了那一段辉煌的作家，也正在从自己的灵魂高地上撤离，撤离到对自己最为安全有利的地方，把现实主义退化为“伪现实主义”，自己对自己进行了阉割——你能指望一个阉人像男子汉那样呐喊吗？你不能做这样的指望，他的声带坏了，决定他最基本生理特征的东西没有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把此种状况视为整个中国文学的悲哀？

从社会的角度分析一种文学或者说文化现象的发生，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一个社会纵容什么鼓励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抑制什么首先是由社会的政治现实需要产生的，社会并不顾及所谓文学规律，更不会顾及什么“文学风骨”，不会顾及几个因为信守文学信念而给社会“添乱”的人，这也正是我国两千多年以来发生很多惨烈的文字狱的最根本原因，是对于发表思想作品进行严密管制的原因之一。目前消费文化大行其道，正是这种管制的直接后果。当一部作品不是因为平庸而是因为不平庸而不能被发表和出版之时，当一部作品因为思想而使得评论家不敢评论之时，你只能认为这不是好作品诞生的最好时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选择妥协选择退却选择卑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责怪的。

问题是，中国的传统文人精神到哪里去了？文人的风骨到哪里去了？鲁迅到哪里去了？

这就不能不说到文学自身了。我们看到的文学之宵小和苍白，除了社会的原因之外，一定还有文学自身的原因。而文学自身的原因就是作家的原因，作家心灵的原因。所有这些原因归纳到一点，就是两个字：虚弱。

我在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后记”中曾经引述“创作札记”中的一句话：“在强固的历史面前，人的全部命运展现反映的都是：虚弱。”这是针对作品中的人物说的，其实，它可以囊括我们每一个人。是的，是虚弱。虚弱，既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状态，也是人类本性的一种典型特征，否则，你就无法理解历史悲剧（诸如纳粹的兴起，大屠杀的发生，苏联式的大清洗以及红色高棉的种族灭绝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就人类意志的普遍性来说，我们固然不能责备人类软弱，但是，对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作家——来说，虚弱则是不能被原谅的罪责。这是因为，一个丑恶平庸的灵魂不能发现伟大和崇高，一个虚弱和充满了个人利益算计的人也不可能成为公众意志和利益的代言者。我们不能敬重这样的所谓作家，无论他的头上有多少神圣的光环。

“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会发现谁没有穿衣服。”当历史大潮退回到本应当有的状态的时候，你将会看到究竟谁没有穿衣服。我们不希望在退潮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的作家竟然都没有穿衣服，那时候，我们感到尴尬，作家也一定会感到尴尬。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假如你选择了当作家的话——都不能不为自己留一块遮羞的东西，因为，既然你选择了文学，你就肩负了一种永远也不能卸载的责任，那是你必须终生坚守的东西。一个人可以什么都不怕，但是人不能放弃对于羞耻的恐惧，放弃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羞耻之心，这样，你就会像真正的人那样思考和创造，世界也会因为你的创造而自豪，否则的话，你就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虚弱的人，而不是什么承担着道义责任的作家。

所以，应当格外敬重鲁迅，要知道，一个人要像鲁迅那样做一个作家有多么难——那的确是极难极难的。

（2006-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