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

许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一切均在念中。我们在澳洲的生活，虽说不如上海时丰富多彩，波澜迭起，但是却也过得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更难得的是拥有老年人特别需要的那份宁静和悠闲。

你也许会同意我的观点，到了这份年龄，早就该避开名利的诱惑与世事的侵扰，将生活安排得轻松一些，潇洒一些。告诉你，昨天见到美国来的“不速之客”，更加坚定了我追求“悠哉，游哉”的生活信念。

说来也真有趣，这位来自纽约的朋友，当初还是你介绍我们认识的。以后几次见面，也都有你在场，你能猜到是谁吗？

她就是June Wang，你的老朋友沈阳音乐学院G教授的夫人。真个是俗话所说，两座山不会碰头，两个人总能见面。

地球太小了，人生何处不相逢？

那是上星期的假日，正逢文艺界的朋友在离我住处较远的班克斯镇(Bankstown)一家华人餐厅欢送一位从湖北武汉来的作家回国。那里离June的儿子家很近，我们选择在那里见面，彼此方便。她和儿子John按时来到约会的地点，店堂里正敬酒碰杯，热闹异常。可是就在一片喧哗闹嚷中，我分明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抬眼一望，June正站在吧台前，含笑跟我打招呼。

你肯定会感到奇怪，我们怎么会在悉尼相会呢？说来也真有趣有缘。

June从纽约来悉尼已经三个多月了。上星期六，她应邀到儿子的朋友家做客。这是临近海边的新盖的豪宅，好客的主人留她住下了。她在客厅里随意翻阅中英文报纸，正巧在一份本地华文周报上看到我写的一篇纪实散文《海峡雁南飞》。对着我的笔名，她端详了好久，心中不免有些迟疑：中国十几亿人，两个字的同名人很多，是否我认识的“那一个”呢？

因为自从那次在上海分别，已经过了十六年，她并不知道我们一家都已移民澳洲。踌躇了片刻，她还是给报社打了电话，询问我的情况及地址。虽然我常给报纸写点诗文，但和报社并无来往，接电话的女编辑听说她是纽约来澳洲探亲的老人，便要了她儿子家的电话，通知我主动和她联系。

于是我们便欣然在悉尼相见，而且我也结识了她的儿子John。

十六年的时光不算短，她似乎变化不大，也就是说我没有看出无情的岁月在她脸上刻下苍老的痕迹。她眼睛明亮依旧，神采依旧，头发梳理适时，那谦和的微笑仍然带有生命的活力。说不太清楚，我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典雅与柔丽融和的气质。既淳朴，又端庄，没有那种老妇人刻意的化妆，也没有媚俗趋时的服饰。而这，恰恰是使我想起第一次见她时，那种在恶劣窘迫的环境中给我留下的一个坚强女性所持有的内蕴含蓄的魅力。

也可以说，我从她身上似乎看到了两个时代，两种环境下，同一女性的精神风貌迥异的画像。

生活中一些偶发小事，往往会激发起一连串亲切的回忆。如同将一枚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立即会泛起一圈又一圈美丽的涟漪。

你该记得，文革后期我们去沈阳音乐学院，那是个初夏的黄昏，天虽然晴朗，可是风吹在身上，仍然有一丝凉意。乘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我们放下行装，直奔你老同学的家。你和G教授夫妇是中央音乐学院最早的学生，你比他们高一班，是他们的老大哥。而你和G教授的友谊甚至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后期在香港澳门的音乐生涯。

G教授和June在沈阳音乐学院算是老教授了。那时他们已有三个孩子（二女一男），仅住一个带厨房的两居室。家具破旧，拥挤杂乱，最显眼的是双层床矗立在狭窄的卧房里，占去了一半的空间，根本不像音乐家的宿舍。

当然，“文化革命”那场全民族的灾难已经把中国折腾得变了形。从精神到物质，从灵魂到肉体，把一切都给颠倒了。黑成了白，白成了黑。你我原本都是稍有成就的创作人员，而你更是著名的儿童电影作曲家，曾为《大闹天宫》、《牧笛》等经典动画片作曲，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我们受摄制组委托，到海岛深入生活，为一部儿童电影写主题歌与插曲。但临行之前，却要听“占领上层建筑”的一位工宣队员（磨具工）的训话。由他告诉我们如何写作，怎样突出主题，才能符合“无产阶级”创作的艺术标准。现在想来真是一场荒唐的闹剧。

当时，我们先在招待所住好，原本想去他家借阅东北地区的民间音乐资料，可是G教授不在家，June正在忙着做晚饭。她一边为我们倒水泡茶，问长问短，一边还要照看煤球炉上蒸的馒头。她乌黑的头发披散着，额角渗出汗水，蓝涤卡上衣浸满油污，脸色沉重而疲惫，完全像一个被生活重担所折磨的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

如果不是我在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工作时，认识团里一位女高音独唱演员，知道她的老师就是June时，我决不会相信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士就是那位优秀的声乐教师。

生活真会改变人啊！June蒸好了馒头，正准备为我们临时添加一个小菜，那份热情很使人感动。我们知道，那时东北地区领导人硬性改变国家原规定每人每月供应的四两植物油，削减一两，支援其他地区，改为三两。试想，三两油要用三十天，一天三顿菜才分割到几滴油？那么，我们怎能忍心再让她另外炒菜？June却固执地留我们吃晚饭。

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G 教授回来了。他行色匆匆，肩头背了一个手风琴，身后跟着一个青年工人，仿佛是专门回家来找琴谱的。我记得他对我笑了笑，跟你说了两句话，问我们什么时候来的，住在哪里？并说他现在很忙，要去工厂教歌，然后就急匆匆地跟那个青年人走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们也找了个借口，婉转地与June告别，返回我们居停的招待所。坦率地讲，G教授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不佳，他对老同学的态度几乎不近人情。如果不是我早知道你们曾在香港和澳门学习音乐，合作写歌剧，组织唱诗班，推广群众歌咏活动等。特别是你们在澳门训练唱诗班时，有一次清晨，在一条街道转弯处，曾被匪徒连开数枪，他就趴在你的身边，躲过一场突然降临的灾难。以后你们回国又在中央音乐学院同窗四年，我真不会相信他是你的生死之交。

还记得吧？离开沈阳，我们到了辽东半岛尖头的大鹿岛的一个小渔村。黄昏时候，坐在渔家小院的丝瓜架下；黎明时的沙滩上，我们沿着波涛退去的浪迹，你向我讲述G教授以及他和June的婚姻。当时的我，真像听一部小说，思绪翻腾，感叹不已。

G出身于香港名门，父亲曾留学美国Michcan大学，后任香港太古轮船公司保险部经理。母亲是香港名流梁家的二小姐，曾任助产师。G自幼聪慧，耳朵特别灵敏，有音乐天才。据说三岁时，他的姐姐在隔壁房间跟家庭音乐教师学钢琴。G坐在自己房里听，等钢琴教师走后，他就能在钢琴上弹出刚才老师教姐姐的曲子。后来他虽然遵从父命考上了香港大学医学院，但还是对音乐情有独钟。在日寇占领香港后，他们举家迁居澳门。你们相识后，一起创作歌剧，组织合唱团，从事群众音乐活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你告诉我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G跟当时在香港的文化名人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同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邮船由香港驶往天津。当时G的回国，与其说是为了参加革命，不如说更多的成分是为了爱情。因为共同对音乐的爱好，他那时正热恋着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的独生女儿。于是怀着“革命加爱情”的浪漫幻想，便瞒着父母，悄悄携带一些钱物，跟着来到了天津，后来又到了北京，并且借住在欧阳家里。谁知命运并不宽待他。据说欧阳大师不同意这门婚事，曾讲过：“我女儿怎么能嫁给一个花花公子？”于是过了不久，G就离开了欧阳家，另找了住处。

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失望。他自己曾对你说：“我虽然人离开了欧阳家，可是心还留存在那里。”相当长一段时间，他还在企待着欧阳小姐的芳心回转。这时，他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你也在他之前考进作曲系，他的悲喜欢乐都与你共享。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传说欧阳大师请周恩来总理当介绍人，将欧阳小姐介绍给田汉的公子，双方门当户对，不多久，就自然而然地结成了良缘。这时G彻底绝望了。他独自躲在宿舍撕心裂肺地哭泣，悲哀的泪水流干了，身体也垮了。你一再劝说，皆无动于衷。

这时，你们所在的中央音乐学院已搬迁到天津。他整天昏昏沉沉，迷迷糊糊、懵懵懂懂地东游西荡，几次去跳海河自杀，皆因岸边有人而作罢……

你说：“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学院声乐系的June出现在G的面前。当时June是一个漂亮聪慧的姑娘，她给他安慰，给他温暖，给了他重新生活的力量。G曾激动地对你说：“现在我找到了幸福，找到了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他们结婚以后，共同调到沈阳音乐学院任教。

你回忆说，正是在这时候，我和在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妻子也分配到上海，我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我妻子在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任翻译。

八十年代中期，G教授借调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住在离我家不远的陕西南路长乐路的一座院子里。那是上海音乐学院一位老师的住所。 我和几个朋友经常去他那里看他，有时听音乐（他有很多西方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的盒带），有时山南海北地聊天。他是喜欢交友、性情开朗但有时表现怪异，不修翩幅，我行我素的音乐家。比如，他平时穿着十分随便，有时新衣服穿在他身上，也像旧的。他还喜欢骑自行车在上海大街小巷四处游逛。有一天黄昏时，他路过外滩正巧遇到几个欧洲旅游者向街边一个行人问路。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上海市民会英语的很少。他停下自行车，用纯熟的英语回答了欧洲游客的问题。对方满意地笑了，并问他从事什么职业时，他说：“我是个退休工人。”不容人家再问下去，就起自行车和人家“Bye- Bye”了。

你该记得，G教授来到上海两个多月后，有一次骑自行车就摔断了腿，躺在医院病庆上，行动十分不便。你指派女儿小燕请假去医院照顾他。有一天我和同事Y去医院看他时，见小燕在一旁悄悄抹眼泪，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小燕指着病床那边说：“G叔叔脾气太怪了，他腿骨断了，医生给他打石膏，他嫌疼受不住，自己将石膏拆了。还不让我告诉医护人员，后来被发现了，医生来看了，告诉他腿部骨头断裂处，必需用金属支撑，不然就终身残废。他这才同意照医生的方案治疗。现在他痛得受不了，就一个劲儿的朝我发脾气。骂我笨，不会伺候人。”这些事，可能小燕都未告诉过你。

坦率地说，G教授有些行为令人难以置信。你该记得的，当你将G摔断腿住医院治疗的事，打电话通知June，她立即从香港匆匆赶来照顾他。那时候，我们还常常去看望他俩。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在这时结识了他们。June每天早晨来襄阳公园学习太极拳，我们彼此很谈得来。特别是她知道我一个好朋友的妻子（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曾是她的得意门生时，她对我们也像老朋友似的无话不谈。那次June告诉我们：她在香港听到他腿断住医院的消息时，急得不得了，坐飞机匆匆赶来上海。哪知道，G看到她的第一句话，竟然说：“你来干什么？”

June笑着回答：“我来看你，照顾你呀。”

这种一问一答真是绝妙的台词。

June还告诉我们，前几年，她们夫妻去北京时，曾去看望欧阳小姐，她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只是已和田先生分手多年了。听了June的话，当时我曾想：人生在世，婚烟，爱情，真是最最难以说清的事。老兄，你能同意我的话吗？

自从那次在上海分别以来，已过了十六年，从来未通音信。曾听你说June早就离开香港到了美国，具体地址你也不清楚。这次能够在悉尼见面，确实也是一种缘分。June告诉我说，她十几年前在香港接受了圣水洗礼，现在是虔诚的基督徒。她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June还告诉我们：圣诞节后，她就要返回纽约，但是在飞往美国途中将会逗留北京。她在北京看望几个老朋友后，将要到山东烟台师范学院艺术系去看望G教授。这位早已过古稀的老音乐家正在为培养下一代音乐人才贡献余热。这一切，谅必你都比我清楚。

有一次在悉尼Manly Beach（曼利海滩），我笑问June：“你和两个女儿在美国，儿子在澳洲，G在中国，夫妻常年不在一起，不太合适吧？”June看着蓝天下波涛汹涌翻滚的大海，沉默了一会，豁达而略带感伤地说：“G自小酷爱音乐，他这一生都把音乐看得比家庭妻子儿女重要，现在都已老了，任他自由去吧。”

1999.12.2.悉尼，载澳洲《自立快报》副刊，2007，11，21，改写定稿。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