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里南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国度，许多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鸟语花不香，山清水不秀，风调雨不顺，地灵人不杰，树大根不深，男尊女不卑，落井不下石（总统费内西安的政敌鲍特瑟被荷兰法庭以毒品走私罪缺席判处10年监禁，荷兰更策动国际刑警组织对鲍发国际通缉令，费内西安并不以此为借口将鲍逐出政界，鲍特瑟2010年通过大选击败费内西安，当选总统），苦大仇不深（苏里南人长期受到荷兰殖民者的统治，苏独立后老百姓不恨荷兰，殖民者办的孤儿院、老人院、学校等名称不改，予以妥善保留），等等，但我印象最深、引起我最多思考的则是“吹牛”不拍马。
“吹牛”已成家常便饭
中国人天性内敛，推崇低调。本来是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嘴上却偏偏说是“寒舍”；本来是山珍海味款待人家，嘴上却说是吃顿便饭；本来礼品价值千金，嘴上却说是略备薄礼，不成敬意；本来出类拔萃、才高八斗，嘴上却说是“小弟不才”；本来人家是真心夸你不错，而被夸的中国人往往来一句“哪里哪里”，弄得老外以为自己说错了。苏里南人则刚好相反，有一分才，则绝不说只有九厘；有一分礼，则一定说是苏里南最好的。你夸他荷兰语好，他一定说谢谢，还会补充说，他还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
中国人开会，都本能地往后坐，一般不愿意发言，至少一般不愿意抢先发言。明明为发言做了精心准备，中国人往往会说是“浅见”，习惯说是“抛砖引玉”，还得来一句“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苏里南人则天性外露，毫不掩饰其自我感觉良好。遇到开会，苏里南人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你不提醒他，他往往讲个没完，只有一句话从来不会讲，那就是“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苏里南人总充满自信，自认为讲的不会有错，既然没错，为什么要请你批评指正？中国人开会，绝大多数是为了听会，苏里南人开会不少则是为了抓住一个露脸发声的机会。
吹牛是苏里南人的家常便饭，举办演出，举办方开口闭口把演出说成是最精彩的演出；介绍他们的国家，会把苏里南说成是空前绝后的人间仙境。在鲍特瑟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总统的侄女问我典礼组织得怎么样，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非常骄傲地对我表示：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典礼，太棒了，令人陶醉，无懈可击，好得简直不可思议，等等。苏里南人的“吹牛”是不是说假话？是不是浮夸？不是。苏里南人“吹牛”，原因在于他们绝对充满自信，喜欢夸张，个性张扬，比较接近原生态，生性容易满足，是他们生存没有压力，人性没有压抑，生活自然潇洒的表现。苏里南人的吹牛不等于造假，统计数据造假在苏里南是犯罪的行为。
不说客套话
实事求是地说，不吹牛容易，不拍马难。苏里南各民族不乐于拍马，不愿意拍马，不善于拍马，不认同拍马。2011年7月26日，我应邀出席在总统府举行的苏里南驻中国大使洛依德·皮纳斯的就职仪式。皮纳斯是苏里南著名的“中国通”，在中国留学多年，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比不少中国人还标准，出版过中文著作。皮纳斯学历很高，学位很牛，但资历很浅，出任大使前一直在中国工作，没有担任过外交官，也不是苏里南公务员，严格说来没有级别，年龄30来岁。苏里南外长拉金考虑到他是“中国通”，向总统推荐他担任驻中国大使。
此前，皮纳斯连科员都没有当过，我原以为他会讲几句恭维总统、感谢领导的客套话，比如“能荣膺大使之任非常激动，感激之情、报国之情无以言表”，比如“对总统的信任、领导的重视和党对自己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说这些话应在情理之中。在我的想象中，一介书生，以布衣之身，一步登天成为苏里南最重要的驻外使节之一，在就职仪式上说两句感谢、恭维总统的话一点也不过分。退一步说，从年龄上来讲，鲍特瑟总统对皮纳斯来说是父辈的人了，不说谢谢总统信任、栽培之类的话恐怕不礼貌吧？但想不到皮纳斯用一句“总统先生，上午好”开始了他的致辞，没有用“尊敬的”这个词，也没有称总统为“阁下”，这个讲话完全是公事公办，没有一句是感谢、吹捧鲍特瑟总统的话。这位官场上的新人，面对总统、副总统，面对一个个政界大腕、外交元老，面对不少是他父辈般年纪的老人，不仅毫无点头哈腰、故作低调之态，相反，他气宇轩昂，昂起头将会场扫视一遍，眉宇间显示了足够的自信。当时，我私下觉得皮纳斯“装孙子”不够，似乎高调了一点。悄悄问坐在旁边的苏里南外交部礼宾司长克里斯托弗：“新大使致辞怎么样？”想不到她赞许地回答说“挺好”。
是不是皮纳斯大使在官场很另类，很特别？不是。11月4日是苏里南老人日。每年这一天，苏里南前议长、国会议员、崇高真理党主席苏摩哈尔乔都牵头举行这一盛大活动。2012年的这天，老人日活动在可乐河度假村举行，1万多老年人参加了欢庆活动。在庆典仪式上，老人代表当着鲍特瑟总统和其他与会的其他高官，在讲话中既没有恭维总统，也没有感谢副总统，更没有感谢任何部长，唯一对苏摩哈尔乔表示了敬意，因为他每年为老人日活动募捐张罗。其他发言的人没有一个人赞扬总统、副总统对老人关心，没有一个人说对总统在百忙当中出席老人日活动感到很激动、很温馨，总之，没有一句拍马之类的话。
是不是总统、副总统对苏里南老人漠不关心呢？不是。2011年，鲍特瑟总统宣布，任何苏里南人，年满60岁每月可获得政府提供的500苏元（相当于1000元人民币）养老金（与退休工资是两码事）。在2012年举行的老人日庆祝活动上，鲍特瑟总统又宣布，2013年将把养老金提到每月650苏元，也就是月增300元人民币。鲍特瑟话音刚落，老人们立即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但会议主持人并没有借机拍总统的马屁，并没有提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对总统的光临，对总统对老年人事业的关心，对总统宣布再次提高养老金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什么呢？苏里南人认为关心老人是总统。是政府分内之事，不需要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在老人日活动庆典上，庆典主持人邀我上台，让我代表中国驻苏里南使馆将一厅饼干送给一位残疾的老人，当我把饼干放到老人手上时，想不到老人对着主持人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鲍特瑟总统能亲身送他饼干。老人的话表明总统亲民，没有架子，表明官民之间没有隔阂。
没有拍马文化
苏里南人不仅不拍马，而且一些习惯做法在中国人看来恐怕是对领导人不敬了。以上面提到的老人日庆典活动为例，鲍特瑟总统和夫人早已到了，国防部长拉杜却迟了一刻钟才来，总统办公厅主任林格比国防部长又迟一点，最后到的是副总统阿梅拉里夫妇，等于是国家元首和党的主席等部下到齐了庆典才开始，副总统阿梅拉里夫妇甚至在庆典开始后才到位。特别是办公厅主任林格，按照中国的做法，她应该先于总统到达，事先做有关安排，至少应陪同总统一起来。
值得提到的是，先到的议员苏摩哈尔乔和布伦斯维克已分别陪坐在总统夫妇左右边，第一排的位子让早到的内政部长、农业部长、贸工部长等坐了，后到的副总统夫妇虽然官比部长大，国防部长排名也在到会的其他部长前面，但按苏里南的习惯，已坐在总统身边的两位议员并不起身让坐，坐在第一排的其他部长也不让座，总统府礼宾局长弗兰克林只好帮阿梅拉里夫妇找两把椅子，临时挤放在第二排靠近总统夫妇座位的地方。至于国防部长拉图，则自己悄悄挤进群众之中坐了下来。
在苏里南的政治文化中，缺少拍马文化。在苏里南的日子，我从没有听苏里南人讲过有拍马之嫌的所谓官话、套话或空话，如“在XXX的英明领导下，在XXX的亲切关怀下，在XXX的培养教育下”之类，从未有人说过他们的工作取得了成绩是“同总统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分不开，同部长和领导的高度重视分不开，同同事的支持帮助分不开”。我多次亲眼所见，每次总统出席议会会议，不仅没有人对他阿谀奉承，没有人对他溜须拍马，相反，议员们总是对他提出一个个质询。议员们提出质询，不必起立，坐在座位上就可以发问，每个议员座位前都有麦克风，发问非常方便。而只要有质询，总统就必须起立回答，堂堂一国国家元首，不断站起，坐下；又站起，又坐下。我坐在使节席位上，有时竟觉得这总统当得也太累了，太没面子。
苏里南是拉美现代小国，那么西方国家有拍马的历史传统文化吗？答案是否定的。仅举一例。18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立了一座行宫。一次，他住进了行宫，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但他的视线却被一座磨坊挡住了。皇帝大为扫兴。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他派人与磨坊主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祖上世代留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无论多少钱都不卖！皇帝大怒，派出卫队，强行将磨房拆了。倔强的磨坊主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让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这座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服从并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这座磨坊。
数十年后，威廉一世与磨坊主都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自愿将磨坊出卖给他。威廉二世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它是一座丰碑，成为德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应当永远保留。便亲笔回信，劝其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子孙，并赠给了他6000马克，以偿还其所欠债务。小磨坊主收到回信后，十分感动，决定不再出售这座磨坊，将之留存以铭记这段往事。18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对此评论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苏里南人不兴溜须拍马，还体现在对官员的称呼上。在苏里南，人与人之间相互称呼都是直呼名字，如称呼现任副总统阿梅拉里就是直接说“阿梅拉里”，我几次亲耳听到古巴驻苏里南大使这样跟副总统打招呼。我每次见到副总统、部长等高官，则总是称他们“阁下”，因不这样称呼自我感觉好像大逆不道似的。其实，你称不称“阁下”，人家确实无所谓，因为以名字相称早成习惯，在苏里南没有任何人会称呼“某处长”“某司长”“某市长”之类。即使家庭之内、亲友之间，也都是直呼其名，没有谁叫“叔叔”“舅舅”“哥哥”“姐姐”，如叔叔的名字是“罗伯特”，侄子也就叫他“罗伯特”，而不是叫“叔叔”，这在中国人看来无疑是没大没小。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称呼上，就可以看出人际之间的平等、自尊和相互敬重。
相比之下，中国自古以来人们之间的相互称呼就渗透了浓厚的等级观念，打上了拍马奉承的明显烙印。在封建社会，只要当了官，人们就要称之为“大人”“老爷”，谀之为“衣食父母”。直到现在，当部下的仍习惯称领导为“某书记”“某省长”“某市长”，谁有胆量像苏里南人那样对为官者、为长辈者直呼其名？更有一种拍马之术已习惯称自然，见怪而不怪了，这就是明明是副厅长、副处长，称呼时略去副字，变成了“某厅长”“某处长”，这种隐性拍马、变相拍马的艺术，不屑于拍马的苏里南人恐怕无论如何也是弄不明白的。
（本文原载《清风》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