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到1935年7月，是我读中学的时代。在此期间，凡是授过我课的老师，除初中一个姓张和高中一个姓朱的以外，大都令我衷心感激，永远怀念。
初中(湖北省立汉阳第十二中学)姓张老师教我们历史，他在汉口日租界日本人办的同文中学兼课，有些亲日思想，同学们都不喜欢他，对他敬而远之。高中姓朱的是什么人呢？原来，我所考进的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是当时湖北省最好的高中，师资力量特强。后来，国民党CC派系力量挤了进来，攫取了校长和训育主任的职务。这个姓朱的是个不学无术的国民党党棍，靠吹牛拍马、奴颜婢膝，成了这个学校训育员，兼授一般学有所长、洁身自好的教师们都不愿承担的党义课。他在讲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时，说孙中山倡议在沿海建设的商港，有南方大港、东方大港、北方大港，还有西方大港。此语一出，学生大哗。中国西陲无海，何来港口可建？于是，学生们给这位朱训育员取了个诨名，叫做“西方大港”。尽管同学们一再要求开除他，但国民党组织还是把他当宝贝留了下来。不过，也只有像他这样脸皮厚的人，才能赖着不走。
“西方大港”是党治学校留下的丑闻，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弃之如敝屣。现在我将满怀温情地回忆我亲沐其教诲的一些中学老师。这些老师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大都受过一个时期中国的传统教育，旧学有些根底，重视师生关系中的人情味：同时，他们又受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既热爱祖国，却又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进行批判，输入西方新文化，思想上倾向自由主义，对政治没有兴趣，尽量与蒋介石政权保持距离。除极少数外，初中老师大都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毕业生，高中老师大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比较起来，初中老师和学生更加亲切。初中教我国文的老师姓舒，是个前清秀才。不独旧学根底好，由于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他思想并不守旧，很喜爱鲁迅著作，讲起鲁迅杂文来眉飞色舞，兴趣盎然。同学们都很敬爱他，师生关系融洽。课堂上，同学们常常要求他抛开课文，讲《聊斋志异》中故事，或李清照、李后主的词作，他往往也适当地满足同学们的要求；课堂下，同学们常到他宿舍去请教，听他讲故事，讲为学做人的道理。他总是和颜悦色，让同学们如坐春风。他和我关系，似乎又更深一层。他看重我的文章，从我的第一篇作文起，无论文言白话，他总是批上“传观”二字，让全班40个左右同学观摩。这样，就不仅使我这个初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土里土气的少年逐渐摆脱了自卑情绪，还使我更加钻研写作技巧，注意观察生活，勤于思考，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今想来，他对我的爱护和鼓励，实在使我受益良多。教我们英文的是学校校长张斌。他的英语有相当水平，教学效果也不错。但他行政事务繁忙，不能像舒先生那样和学生多接触。不过，他对学生是很关心的。他认为学生上学主要是为了学知识，所以非常看重学生学习成绩，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特别担心学生受到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因为我当时学习成绩突出，经常在班上考头名，他很喜欢我。在二年级时，因学校伙食不好，有一次我和同班两三个同学在学校附近一个善堂(注：从事慈善事业的私营机构)搭伙，改善生活。他知道后，怀疑我可能是从事秘密政治活动，特别找我谈了一次话，劝我专心学业，不要误入歧途。然而到“九·一八事变”后，当我组织学生义勇军、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时，他却是完全放任的。教我们数学老师姓韩，是个日本留学生，年事较高，有点卖老，但为人刚正善良，教学效果不错，我的学年总平均成绩有时达到100分(满分)。尽管我似乎没有听到他公开赞扬我，但我清楚体会到他是欣赏我这个学生的。教党义课的教师姓王，他虽名义上是训育主任，却尽可能疏远蒋介石政权。他很敬业，但不是教育学生靠拢国民党，而是关心学生生活，教育学生堂堂正正做人。有一个时期，同学们常常被盗，生活不安定，影响学习。他经过细致调查研究，感到作案的人可能就是学生。于是，他常常白天悄悄到学生宿舍去，偷偷睡在家境比较富裕的挂着蚊帐的同学的床上。有一次，他就这样逮着了那个进来盗窃床下箱子里财物的人。他是个二年级学生，不独学习成绩好，还是个富家子弟。他不缺财物，但患有严重盗窃癖。他盗窃财物都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他的行旅箱里。案子破了，同学们也就安心下来学习了。王先生也是个十分喜欢学习成绩优秀学生的老师，我初中毕业后，还一直关心着我的前途。我高中毕业考取北京大学无钱入校，他十分惋惜。第二年我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生，他惊喜不置。因为当时我住在老同学刘后利汉阳家里，离他家不远，他准备了家宴，让他女儿来力邀我去午餐，为我庆贺。教我们地理的老师陈范九，更是我的恩师。在学校时，他不仅业务好，教学效果优良，使同学们对这门所谓副课感到兴趣，学得踏实。他还兼任训育员，关心学生生活和学业。学校规定学生宿舍每晚22时熄灯就寝，不准再说话。我有时不守规矩，他在查房时听到了，从不厉声谴责，只是轻声劝告：“刘绪贻呀，不要再说话了吧！”不记得是二年级下学期或三年级上学期，我因有些骄傲自满，学期总成绩降到第二或第三名。他有一次找到我，轻言细语地对我说：“刘绪贻，注意呀，有人跑到你前面去了哩！”后来我回到第一，和他的关心是分不开的。像王老师一样，他对我的关心也是长期的。“七·七事变”后，我面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是留在清华继续学习呢？还是去参军抗日？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留在清华继续学习，国难期间清华公费停止，我如何解决经费问题。这时候，陈范九先生任武汉市第六小学校长，我去问计于他，并请他帮助。他经过仔细考虑以后对我说：“中国抗战结束以后还要建国，建国是需要大量优秀人才的；你的资质和性格适于为学，你应该回清华去继续学业。关于学习经费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首先是解决去昆明的旅费(注：此时清华、北大、南开3个大学已在昆明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问题。目前，我们学校正缺一个教师，你可以来代课。你教两个月或一个月零一天，我都发你两个月工资。原工资为每月60元，国难期间打七折，为每月42元，两个月84元。除去14元伙食费，还剩70元，够去昆明旅费了。将来如果清华不恢复公费，你需要帮助时，可以写信给我，我负责帮助你到毕业。我当年读书时也很穷，是一个有钱亲戚资助我读完大学的。后来我要还钱给他，但他经济情况一直远胜于我，不要我还。所以我想用这份人情来帮助你。”后来，尽管我不曾用过他的钱，但我能读完清华，没有他的关怀是不可能的，至少是极其困难的。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时常想念着他，铭感无已。
前面曾提到，我就读的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师资力量特强。比如，当时湖北省中学数学教师中的“四大金刚”王言伦、吴荫云、酆道济、陈化贞，除吴荫云外都在我们学校。其他如国文教师潘石禅、英语教师张恕生、英文文法教师骆思贤、生物学教师孙虎臣、历史教师刘邦黻、体育教师曾子忱等，也都是湖北省中学教师中的佼佼者。这些老师中，除酆道济和潘石禅外，都教过我，我们的关系都很融洽，令人怀念。不过他们大都不住在学校，课堂外接触不多，不像初中时师生关系那样亲切。这里需要特别谈一谈的是王言伦老师。他特别看重我、信任我。他在审阅了一个时期我的高等代数课程数作业后，再也不看了，认为我做作业是认真的，而且答案都是正确的。由于他的这种看重和信任，我就更加努力和认真。有一段时间，中学教师们(我记不清是武汉全市的还是湖北全省的)因长期欠发工资而罢课。我在停课期间将我们所用的全本教材、英文版的《范氏大代数》翻译成中文，并将全部习题解答出来；而且作业本整齐干净。复课以后，我把作业本交给他审阅。他审阅以后向全班同学宣布：他因为忙，没时间改作业；让全体同学作业做完后就借刘绪贻的作业核对。由于这种关系，我1935年从武昌高级中学毕业后，直到1949年我在武汉大学教书，我们彼此间虽未通信，但时常互探消息。而且，1945－1947年上半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期间选修高等代数和高级统计学两门课程的成绩能列全班之冠，和王言伦老师对我的教育与鼓励，也是分不开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忘记姓名的国文老师。前一位年事较长，偏爱文言，后一位很年轻，剧喜白话。我根据他们爱好，在他们班上分别写文言和白话作文，都受到他们青睐。他们虽不像初中舒老师那样把我每篇作文都批上“传观”二字，但也批得不少。这对我提高写作水平也是有促进作用的。
2007年10月31日于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