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补：写在前面的话

一个有3000年以上历史民族，其生命力之顽强，恐无其他民族可及。丝毫不用怀疑东方民族21世纪在经济上的崛起。大体上说，这崛起有两种可能的后果。一是借经济复兴随世界主流文明而改造自身，逐步走上自由、法治和民主的道路。一是赖经济复兴巩固和强化传统集权文化，成为世界集权体制/文化固若金汤的堡垒和永世飘扬的旗帜。

只要有关人士和有关阶层携手努力，在远见卓识中韬光养晦，后一种道路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极高。以3000年不碎的钢铁历史之躯，以世界最庞大的人口和国土，经济复兴和起飞无疑可以成为原本就高度稳固的传统体制的有力壮阳药，使此传统体制如虎添翼！

不要忘记，人类文明史上，法治、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从来都是少数中的少数。现代文明两大体制集团的对抗中，当年以苏俄为领导核心的集团，由于缺乏远见，先造成20世纪50年代末内部大分裂，后有80年代末的大崩溃；美欧集团仅仅是由于对手的错误而险胜。如果斯大林和他的继承者真正如恺撒、屋大维那般雄才大略，以宽容大度团结其东方的同志加兄弟，先收拾完欧美再来对付同志加兄弟，那么，人类文明在今天的场面，很可能完全两样。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美欧集团的惨败，就证明这并非不可能，而是非常能。而今，前苏俄的同志加兄弟的土地上，其国其民，中青年一代弥漫的对美欧文明的仇恨，已经昭示，这个“大义”凛然之民族，不惧前仆后继，正在成为苏俄之后，与美欧文明对抗的坚强堡垒，实现着毛润之先生未竟的理想：做世界的领袖与核心，以代表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方向。

代价之巨大也是显然的。

鲁迅先生说过，他的民族在历史上从来不缺少拼命硬干的勇士。这个言之过早的评论，或许大体已经过时；慎之先生别去，为此奏出一个完美的终止音符。50多年来这个东方民族的经济发展，是以淹没说真话的人士为代价的。在历史的长河里，从55万右派开始，它不仅漂亮地干净利落地大规模摆脱了说真话的人士，也彻底消灭了一个民族说真话的勇气。这也就等于说，彻底消灭了一个民族的良知。如此空前绝后的千秋伟业，非旷世天才决不足以成就。

同时代的另一个铁碗强人早有中肯的评论：毛润之先生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未遇的天才。

西方文明里，并不缺乏集权文化的传统，但更不缺乏说真话的勇气之传统。西方文化里一直有以个人之信仰和良知，以卵击石地对抗泰山压顶的教权和皇权的勇气；而民众，乃至教权和皇权本身，对具备这等有勇气的个人，都报之以极高的钦佩。“我不做勇士，但我钦佩勇士”，在西方文明中，这已经属于最软弱的一群。教权与皇权，对这种不实践异端却欣赏异端的软弱是宽容的。然而，这种软弱，放到东方，都被视作过分的刚勇，都不被丝毫宽容，都属于要被清除的大异端。

简化历史是错误的。但若失去了其渊远流长的追求信仰、追求理性和追求良知的勇气，西方文明难以有今天的强盛与幸福。

彻底消灭一个民族说真话的良知，其代价之巨大还要慢慢呈现，一两代人未必有切肤断骨之痛。一个小小的旁证是，“非典”肆虐最严重的地区，不是源发地和群发地广东，不是与广东最临近的香港或湖南，而是遥远的庙堂之高，最不能容忍真话的地区。不说真话或不能说真话或不能容忍真话的客观结果是，大大便利了助长了病毒的传播蔓延。

渺小的病毒都不认权势，庞大社会制度之间的优胜劣汰，更不会倾向权势的天平。

然而，这个民族能接受教训吗？160年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不会。天大灾难降临的时代都不知反省，何况在一个歌舞升平令人陶醉的盛世。

古老的民族从不在乎时间的长河。缺乏道德担当的这两三代人，他们乐于去牺牲自己一代又一代的子女骨肉，去承受这缓缓呈现的代价。旁人还能说什么。

尽管，这代价，最终多会以大灾难的方式突然爆发。

2003年5月5日

自由价值辩

一

认识社会与认识自然不同，它既探讨事实又求索价值；它既要考察人类社会是什么，又要追问它应当是什么。价值求索体现着对人的关怀，是一切良心未泯的社会科学的起点与归宿。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简单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式解释社会发展是庸俗的⑴。韦伯曾深入考证过新教伦理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大作用⑵。经济基础相同或相似的民族，可以创造出迥然不同的文化、进化出差异巨大的社会制度，这是文明史的事实。作为文化重要构成的社会主导价值观，不是经济基础的奴仆，而是影响社会演化的基本因素。

洋务派把西方的强大归因于船坚炮利，这是幼稚。把西方的繁荣主要归因为科技生产力发达或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等等，同样幼稚。在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之上、在知识经济之上、在社会制度之上、在文化的价值追求之中，如果没有某种合理的主导因素，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承受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而表现出生机。

自由价值观，是这种合理的主导因素之一。概括近现代西方智慧的对人类文化的新贡献，大致有三大方面：第一是伦理体系中的自由价值观，第二是知识体系中的科学理性，第三是政治体系中的法治。科学理性，是自由价值观所渊源并倡导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运用于认知领域结出的硕果；法治，是自由价值观贯彻于社会制度改革中的政治建构。作为在科学和法治上卓有建树的文化中的主流思潮，自由价值观不可能一无是处。

二

自由价值观，顾名思义，首先是一种价值认同，进而是对该价值认同的实践与学理的求索。它的价值认同是：第一，个人自由是善，是最基本的价值，并且是其他大多数道德价值的基础，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或剥夺，称之为强制，强制是恶；第二，当且仅当Ａ的行为妨害到他人自由的时候，对Ａ的强制才是必要的，即只有妨害他人自由的“自由”才是恶，限制或剥夺这种“自由”是必要的。

自由价值观中对自由的界说林林总总，哈耶克的阐述通俗且具代表性。

据哈耶克分析，自由的基本含义指：一种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状态，在此状态中，对个人行动自由的限制被减少到最低的必要限度；简言之，自由是个人最大限度免于强制的状态；或者说，自由就是指强制的不存在。“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动的可能性，这一状态与一个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个的意志的状态，适成对照。”⑶

关于自由的概念，可以进一步解释如下。

首先，自由指人与人的关系，不指人与物的关系。如果你自愿去登山而跌入山谷，进退两难，文学描写可以说你不自由了，但这种不自由仅仅是物理的。在自由价值观看来，你仍然自由，因为没有人强制你。

第二，自由不同于内在自由。当一个人情绪压倒理性、或意志软弱而不能按成熟的理性行动的时候，则说他失去了内在自由。内在自由也称主观自由，它主要指个人能够根据理性做出选择和行动的意志力，是一种心理事物或心理素质。而自由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事物。

第三，自由不同于国家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个人的。当一个民族被其他民族奴役而争取独立自由时，这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个人往往情愿放弃个人自由，效忠强大而独裁的领袖。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是不同的概念。

第四，自由不同于力量。有哲学家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这是把自由看做力量的观点。人们往往认为力量越大，克服外部障碍越易，自由越多。然而，外部障碍可以是物理事件，强制则完全是社会事物，两者不相同。个人力量是否强大与个人是否自由，也不相同。皇帝的心腹太监远比一个百姓有力量，但伴君如伴虎的太监，与能够“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的百姓相比，自由少到连肢体健全都不可得。政治强人因洞悉人性弱点和权力倾轧规律而力量倍增，但这力量往往将民众玩弄于股掌之中。力量可以助人，也可以役人，它与自由属不同的概念。

第五，自由不能混同于自由权项。

自由的定义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否定性的。第二，由定义，自由只有一种，那就是强制的不存在。可列举的各类自由，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不是本源意义上的自由，不是Liberty，而是Liberties。邓正来先生把后者译成“自由权项”⑷。自由权项的概念也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肯定性概念。言论自由，肯定人有言论的权利，出版自由，肯定人有出版报刊书籍的权利，等等；它们不是否定性概念。第二，肯定性的自由权项有很多种；而自由只有一种，那就是强制的不存在。

可以这样理解，自由是一个开放的无限的集合；而自由权项是这个无限的整体集合中的某些有限子集。有限的部分与无限的整体，不能混淆。

为什么不能混淆？肯定性自由（自由权项），是在肯定的范围内什么都可以做，在此范围之外什么都不能做。形象地比喻，象圈里的猪，在圈里是自由的；象拴住的狗，在皮带长度范围内，是自由的；仅此而已。而否定性自由，是在规定的有限范围之外，在规则禁止之外，任何事都可以做。这两者之间迥然不同。圈里的猪，皮带拴住的狗，其“自由”就是无自由。

自由的反面是强制。强制为大恶，因其本质是奴役。对于被强制者，他个人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他人宰割。对于强制者，他把别人当作奴隶和工具，而不是有理性有自主能力的平等的人。

三

要体认自由的价值，就要理解人类理性的局限。

苏格拉底认为：无知可为智慧之母，知识易成愚昧之渊；理解无知，是人保持明智、运用智慧和获得知识的首要条件⑸。中国古代哲人也有类似的观点：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克无涯，殆也。

这种见解，与理性乐观主义和科学万能论相异。科技强势的时代的潜意识是，依靠科技，终究能够做到无所不知，解决所有问题。进而，易于形成这种见解：人能够完全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全面设计出理想的完美社会。人们迷恋种种乌托邦，即有这种认识背景。哈耶克认为这是错误的，是现代人的自负，文明不可能由人类通过审慎思考而创造或设计。

首先，文明起源于发展于知识创造、传播与积累的长期过程。每一代人的生存，依赖千百代前人积累的知识；如果每代人只能从零开始创造，那么迄今人类还生活在原始状态。

长期积累和进化而自生自发形成的复杂秩序，与审慎思考而全盘重新设计创造的秩序，迥然不同。前者是千百代人无止境的试错过程，后者是少数人天才构想的一锤子买卖。认为一代伟人能够认识社会发展的全部规律，以英明决策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这是透过理性与科学的现代话语而表现出的人类古老的赌博心理。人类社会不是天才、领袖设计的结果，它是亿万个体一代代行动的结果。通俗地说，群众而非英雄创造着历史。

第二，知识归根结底是散在于个人的知识。每一个人的生存，依赖同时代无数其他人的知识，这些知识要远远超过任何个人的知识。有人说可以集中全人类的知识来预测社会发展，设计理想的新社会。这不可能。集体知识仅仅是一种抽象，并不存在这种实体。不被个人掌握的知识不能发挥作用。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分散在所有其他人头脑中的知识。

第三，每一项创造发明都是具体的，其影响却可能是全面的、综合的；若说文明为人类创造，那么它是无数个人创造的相互作用的累积，而绝非一个全盘整体的设计。具体的、个别的、局部的创造所产生的整体的、综合的、全局的效应，创造者既不能事先全面预测，更不可能事先完全设计。例如，活字印刷的发明，在中国影响微乎其微，在欧洲却触发了文明全面跃进，同时也繁荣了色情文学。发明活字印刷的当时，没有谁能充分预见其影响与后果。无数个人的行动中孕育了无数个别的发明创造，它们的相互作用、综合与代代积累，自生自发地型构着人类社会。

第四，重大的发明创造本身不能被设计被规划。对于理论已经指明或预示了特定发展方向的领域，可以做出科技设计；这种设计本质上是在理论已知的领域内做出具体物化成果，或者是在理论范式内做出局部发明。科研计划作为计划，是一种重视；人类的重视，只能重视已知是重要的事物。而人类发展中最重大的发明创造，恰恰都发生在原先未知的领域。显然，在亚里斯多德体系内，不可能设计规划出牛顿体系，在牛顿体系内，不可能设计规划出爱因斯坦体系。

真正重要的突破永远不可预知，它以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世界⑹。人绝不可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⑺。

第五，已知与无知相比永远是“无穷小”。已知之事物有限，未知之事物无限。一项创造或设计，之所以能够成功或产生效应，依赖于众多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并非都包含在创造或设计之内，并且往往不为人理解。如果把已知部分比喻做一个球体的内部，那么球面就是无知之窗，它会随着已知部分的增长而增长。“知识的增长会恒久地向我们展现新的无知领域”⑻。

第六、知识总量越增长，个人掌握的比例就越低，因而相对地更无知。换言之，知识的增长与个人无知的增长同步、与领袖无知的增长同步。所以个人或少数人或一代人，不可能设计出人类社会；所以知识增长要求从领袖之治转向法律之治。

第七，知识的增长，既有助于知识的新增长，也会妨碍知识的新增长。首先，任何系统化的知识都会造成思维定势，妨碍新知识的增长。其次，知识与文明社会越复杂，会对个人理解知识和领悟社会，构成新的障碍。

第八，知识增长的前提与内生条件，是人类生物智慧的进化和社会规则的演化。知识进化、人类生物智慧的进化和社会演化，形成日益复杂的互动过程，此互动过程本质上是自发进化的，不能被事先清楚预见，更不能被事先设计。进化如果意味着向日益复杂高级的阶段发展，那么在智慧、知识与社会的较低阶段上，无法预见与设计其较高的阶段，因为两者在性质上有差异。北京猿人无法预见或设计四书五经；现代人也无法预见或设计千年之后的理论、社会和文化。

理性本质是内生的，内生于生物智慧进化和社会秩序演化的过程。超越人类生物智慧和社会秩序的外生式理性，有可能完全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很遗憾，这种外生式的超越理性，人间无处可寻。人类的智慧，本质上是事后诸葛亮式的。事就是经验。人类从经验获得知识，从经验修改与发展知识。事后诸葛亮，能够对事后的事后，产生一定的预测与指导，进行一定的设计和规划，但这种预测与指导、设计和规划，永远是总体进化中的局部事物，受到人类并不知晓的众多因素的限制；规划与设计产生的种种后果与效应，事先也无法完全预测。无所不知的算命家可以预测未来，无所不能的上帝可以设计未来，理性与科学不能，它们不是算命家或上帝。断言能够预见并设计出无力知晓更无从经验的未来社会，恰是无知的极致。无知不可怕，不承认无知才最可怕。在缺乏理性自由探索环境的社会里，有限的知识，总是被膜拜为包治百病的无限真理；知识反而成为愚昧之渊。

综上所述，无知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状况，哈耶克称之为“理性不及”，它对人类理性构成了基本的限制。理解这些理性不及的限制，恰恰是发展和运用人类理性、不滥用人类理性的首要条件。

四

为了认清理性的局限，应当考察进步的概念。

理性乐观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认为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当代知识界对所谓进步已深感疑虑。但作为文明演化意义上的进步，是必然的存在，没有文明的演化，人类将不能存在。

进步常被看做趋向某个已知的可欲的确定的目标，有意识地努力和前进。比如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教兴国等等。这类进步观也不全面，它本质是一种封闭系统的进步观。

例如，前苏联政府比西方更理解并重视科技兴国的硬道理，举全国之力发展当时科技界最看重的核科技与空间科技，一度成效卓著，领先世界，傲视美国。然而，美国有学术自由的社会环境，原先不被人们、包括科学家群体看重的信息科技等，自生自发地从未知领域中蓬勃生长，把前苏联远远抛在后面。这样的经验或教训必定会不断上演。不少提倡科技兴国的人对此似认识不足。

进步的本质是什么？是人对自身的智慧和行动不断地组合、调整和修正的实验过程；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尝试过程，它并没有确定不移的绝对不变的目标。

进步的特性可以概括如下。首先，它是过程而不是目标。第二，它是持续不断地尝试新的前所未有的智慧组合的实验。第三，它不断地发现与纠正原来确认为真理中的错误。第四，它始终通向新的未知的领域。第五，它始终调整着、改变着人们原来看重的那些目标、善和价值。第六，它所导致的种种结果和影响，甚至它自身，并不一定都符合人们期望，但它是一种存在。

最好把设计和规划的基础与进步的特征相对比。设计和规划的基础是：第一，原来认为正确的理论，第二，原来看重的目标与期望，第三，原来信仰的善与价值，第四，局限于已知的领域。而任何实质性的进步，都是对这些事物的修改或调整，通向未知的领域。不难看出，“进步，依其性质，是不可能被计划的”⑼。

五

人类面临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应对人类无知或理性不及带来的问题。答案是：把个人自由发挥到社会所能容许的最大状态。

首先需要认清，承认无知，并非宿命。承认无知，就要积极地防御无知的危害，就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知的效用，因此就应当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怎样才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那就是给她／他发挥智慧的自由空间，不仅给她／他思考的自由，而且要给他／她行动的自由。发明创造不仅是思想之花，更是行动之果。任何对自由不必要的限制，都必将削弱人类智慧的发挥。

第二，发明创造的特质是个性化的。所有伟大的文艺创作、科技创新，归根结底都是个人化的。人类需要合作，合作决不意味着剥夺个人自由、不是多数人去服从少数人、也不是少数人事事去服从多数人；合作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最大限度地享用别人的知识。要最大限度地享用别人的知识，首先必须让每个人都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发挥自己的智慧、特长和创造性。限制或剥夺个人自由，也就限制或剥夺了个人发明创造的可能。

第三，在不妨碍他人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是开放的、无边界的，没有必要去区分有益与无益的自由。人类的目标是开放的：我们不知道未来通往何方，我们仅仅期望未来更美好。善亦难察，理亦难明；美好与善恶观，本身是随着社会进化而不断改变的价值认识。有益与无益的区分，包含了先定的认识和判断，先定的善恶观。人的认识和判断，不可避免会具有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会犯错误。如贞洁牌坊、三寸金莲等等，古代硕儒为之讴歌，现代庶民为之呕吐。重视有益之事，杜绝“无益”之事，同样会妨碍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前所述，重视，只能重视已知的事物或已知有益的事物。而人类社会最重大的进步，从来都发生在原来并不知道其重要或有益的领域之中。

例如，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明首推文字，它渊源于史前涂鸦。第一批涂鸦的人，赤身裸体，匍匐在石洞里岩壁上，餐风露宿地涂呀画呀；没有人能够教导她／他：涂鸦有益，会产生文字，传播文明，促进我们从石器主义走向伟大的青铜器主义，还能够孕育出文学，发展成科学符号，迈向知识经济的远大未来，代表了人民的长远的根本利益……

。史前人的涂鸦，一不能充饥，二不能御寒，三不能做武器，不过完全是个人兴趣和智慧新组合的自由且丝毫“无益”的尝试罢了。

要鼓励人们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我们并不知道众多尝试何者有益，但广泛的开放的尝试中，会孕育出将来有益于人类发展的新事物。

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无疑保障下述权利：个人有权怀疑并批评被社会认定为真理的理论。如前所述，实质性的进步，始终表现为发现并纠正原有理论中的错误；而这必定首先是一种个人的活动。剥夺个人怀疑并批评社会主导理论的自由，也就彻底剥夺了社会进步的可能。怀疑是进步之母，马克思将其尊为终身之座右铭。

第四，各种伦理价值化约到最后，只有个人不能化约。常常有人认定自己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鼓动他人为了实现“符合历史规律”的进步去牺牲个人自由甚至生命。自由价值观认为这不妥当。首先，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不免包含错误；人们认定至善的价值，也会改变。第二，个人的自由和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不应该把个人作为工具，牺牲个人去换取其他所谓“崇高”的价值和理想。人权的概念正源于此。

自由价值观并不反对而且充分肯定为理想献身的情操。它所反对的是鼓动他人流血牺牲的理论。文明史中各类惨剧一再发生，究其根源，常常是政治强人为着个人功名，用美好理想之名，引诱群众奉献个人自由甚至生命。任何真正崇高的理想，必然肯定个人自由和生命的至上价值。视他人生命为儿戏的理想，何来崇高？“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情操之所以伟大，在于其所表达的奋斗理想，实实在在为着民众的自由和生命，而不是其他什么玄妙空洞的道理。抽去了个人自由和生命的核心价值的“崇高事业”，必然堕落。

第五，作为生物的人类自身，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它表现为人类的无限多样性个人的遗传及潜能存在着广泛的差异。Roger

Williams 说：以变异性或多样化为基石的生物学，赋予了每一个个人以一系列独特的属性，正是这些特性使个人拥有了他独特的品格和尊严，这种独特的品格和尊严不可能以其他的方式获得。就潜力而言，每一新生儿都是一个未知量，因为他的身上存在着无数我们并不知道的具有相互关系的基因组合，正是这些基因组合促成了他的构造和品行。作为先天和后天的综合结果，每个新生婴儿都有可能成长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不论这个婴儿是男是女，他或她都具有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的素质

。如果忽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差异的重要性，那么自由的重要性就会丧失，个人价值的理念也就不重要。⑽

号召人做标准化的螺丝钉，是抹杀个人差异和价值的封建愚民观。发展和发挥每一个人的独特性，是全体人类的利益所在，而最大限度地发展和发挥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就必须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自由价值观的格言是：对一个人自由的剥夺，就是对全人类的剥夺。

综上所述，得到一个似非而是的结论：最大限度地发挥运用理性的前提，是一定要避免理性的全面设计与控制。哈耶克说：“我们应当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秩序（置其于权威当局指导之下的方法）的方式去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否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审慎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⑾

用理性去全盘设计和控制人类社会，意味着完全按照事先详细规划的东西去全面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这就意味着剥夺个人自由，意味着奴役，意味着摧毁理性进一步发展的自由空间，意味着彻底堵塞发明创新的道路。

自由价值观落到实处，就是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把每一个人当人。

六

孟子说，善之为善，非善也。

自由价值观太朴实，人们常想设计更善的价值观取代它。其中主要代表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及它的知识基础

—— 理性万能论。

集体主义伦理观强调集体价值超越个人价值。这集体可以是国家、社团、党派、学校等任何组织。极端集体主义观的格言是：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个体生命的价值，就是去做集体大机器中一颗小螺丝钉。

自由价值观并不一般地反对集体主义，它反对的是抹杀个人自由价值的集体主义。首先，它认为集体价值并非抽象空洞之物，它存在于个体的价值之中。比如国家，不应当指政府或执政党或领袖，而指组成国邦的全体个人。各人会有各自的价值追求，而自由却是人所共享的价值。第二，它认为充分保障个人自由，恰恰是集体的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保障⑿。

理性万能论，贯彻在社会改造和经济发展中的理想，就是用定于一尊的理论武装民众大脑、消灭私有制、用科学计划全面规范控制社会生产，以消除剥削和市场经济的盲目与浪费；其动机很善，其理论构造与表述也相当“科学”。

不患寡而患不均，无恒产而有恒心，贫贱不能移，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大公无私，计划经济，统一思想等等，都是求善的理论。然而，迄今为止的历史，都表明这些善理论实践起来总是事与愿违。对理论，不仅要辨识善不善，更要思考行不行。理论再好再善，行不通，或一行就歪，好必然兑现为坏，善常常孕育出恶。

自由是智慧之源，自由释放出的智慧与力量，并非都导致善与利；但从历史经验看，其善与利大于恶与弊。圈定思想而藐视自由的社会，可以聚拢现有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一时的强盛，却使智慧之源枯竭，为这强盛土崩瓦解埋下伏笔；而且，它无一例外地都导向大恶。经济落后是可以治愈的民族之疾；藐视自由和统一思想却是令一个民族心灵猥琐智慧枯竭的鸦片。约翰

密尔说：在圈定思想的一般氛围中，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种智慧活跃的人民。⒀

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东方实用理性主导的智慧传统，于今青睐科技之用，厌恶自由之无用，被祖宗言中。

科技创新与知识经济，不过是在自由价值观普及的社会里，无数个人自由活动的副产品；一如文字的发明是自由活动的副产品样。在个人自由得到最大保障的社会里，民众智慧空前活跃，个人的智慧和才能，自然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和发挥；创新知识和财富，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自由为源，创新为流，自由为根，知识为花。只瞩目创新、知识、科技与财富的繁花，却忽略它们赖以生长的自由土壤，甚至鄙视仇视自由，这是其他文化模仿西方文化时屡败屡犯的通病。

20世纪近百年的大规模的社会实验，“科学”、“公平”的计划经济，彻底输给了“盲目”、“剥削”的市场经济，究其主因，说到底是市场经济需要及赋予个人的自由远远多于计划经济。然而，对计划经济的反省也只止于经济层面。罕有人追问，那些曾实行计划经济的民族或社会，为什么在本世纪世界性的文化贡献上也几乎交了白卷。

七

阿克顿说：古往今来，自由的挚友总是孤独的。

一个世纪前，严复在土崩瓦解的古国里埋头解读穆勒，半个世纪之前，殷海光在风雨飘摇的孤岛上闭门翻译哈耶克，四分之一世纪之前，顾准在妻亡子散的飘零中孤笔反思理想主义的谬误，老大的民族，几亿大脑几亿螺丝钉，自由的知音寥若晨星。

胡适晚年曾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自由出自容忍，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20卷6期，1959年）。

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老百姓容忍统治者，罕见统治者容忍老百姓。老百姓对统治者宽容，在道义上比统治者优越了，然而，老百姓之所以容忍之所以宽容，根本是出于权力上相对于统治者的绝对劣势。老百姓没有权力，甚至没有基本权利，不容忍就是找死。所谓阿Ｑ精神，也是这种无奈容忍日积月累的积淀与变种罢了。

胡适提倡容忍，可能主要出于两个缘故：第一，中国的统治者历来不容忍老百姓因而恳请掌权者多一点容忍；第二，作为中国准统治者的文化人，没有学术自由的环境和传统，也传染了统治者的霸习，力争把自己的学说钦定为正统，力争把其他学说涂抹为邪恶以无情扫荡，因而恳请学者们多一点容忍。这是乞求的宽容，是自由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呻吟，是退而再退舍本求末的无奈。这是不是“五四”以后汉语思想界的悲哀呢？

身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颇为胡涂。在保障自由的法治社会中，容忍是自由的派生物。你要保障自己的自由，就必须保障别人的自由，因此你必须如接纳自己一样接纳别人，如容忍自己一样容忍别人。法治不由你不容忍。在敌视自由缺乏法治社会中，容忍，如前所述，或者是处于奴隶地位的无奈和呻吟，或者是处于奴隶主地位的开明或恩赐，两者的本质都是奴役关系。而奴役，无论多么开明，多么富于容忍或宽容精神，永远是自由的死敌。李敖批评胡适，说他只得到自由主义的皮毛，这批评大体是不错的。

胡适在倡导白话文等方面的建树有目共睹，但作为20世纪汉语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和自由主义的旗手，其头脑之混乱，旁证了东方民族对自由的隔膜；而能超越胡适的，更屈指可数，这又旁证了汉语世界在当代文化与思想贡献上的贫乏。

八

弗洛姆批评现代人“逃避自由”。

现代人享受着自由孕育的科技与财富，却憎恶思想自由；人们抢金钱、土地、市场、美人、名誉、地位，高明者也不过抢科技，决不抢思想。良民百姓视思想者为傻瓜，权势者视思想者如瘟疫…。然而，我们的祖宗，却不乏对自由的热爱。

老祖宗唱过美丽又浪漫的歌：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那或许是东方自由价值观的源头。避江湖之远的百姓，钟情自由，居庙堂之高的皇帝，也有崇尚无为而治的。现代自由价值观区分过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无为而治或可勉强算是消极自由，而统治者的消极自由，往往意味着老百姓的积极自由。

现代人喜欢圈钱圈地圈思想：钱和地往大里圈，思想往小里圈。思想往小里圈的民族，有小聪明，却越圈路越窄；思想往大里放的民族，有大智慧，越放路越宽。众多一流的大脑，曾被圈出德国、俄国等等，往往都被放逐于美利坚。美利坚的科学与经济，从此蒸蒸日上。但美国的自由只惠及本土，对弱势民族，它始终奉行强权。如何保障弱势民族的自由和弱势民族中的个人自由，是被近现代自由价值观忽略的大问题。

《共产党宣言》中特别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⒁。这是马恩对西方文化合理内核的充分认同。深受西方压迫的民族，欣赏马恩对西方文化的抨击，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对西方文化合理内核的肯定。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所获得的最大教训，就是他从来不接受教训。杜牧说，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古往今来，又有哪个时代的人鉴之了？

新世纪初，个个如雷锋、人人皆舜尧的至善理想，已让位于少一点违规犯罪、多一点经济发展的严酷现实。这就是人间。

维克托尔说：自由只有经历种种苦难与动荡后方能缓缓确立。20世纪已经尘埃落定。20世纪，中国的强人曾追求“伟大至善”的理想，那些对强人顶礼膜拜的百姓，尤其那些为强人崛起流血牺牲无数的中国农民，并没有享受丝毫这些“伟大至善”，他们仅仅一次又一次地被要求去为这种“伟大至善”作出牺牲、被要求放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崇高目标，他们更经历了种种苦难与动荡。

但愿，但愿这苦难和动荡，能为后人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