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刚刚落幕，大学排名复又登场。近读顾海兵先生批评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等人的“利己侵权的《中国大学排名》”一文，颇有感慨。
我本人也不看好武书连等人《中国大学排名》—— 不是说他们从事大学排名这个活动本身不对，这是宪法保障的民众的当然权利 —— 而是质疑其排名的数据和数据处理方法漏洞多多，自我夸大，以及其过分商业化的操作。
但顾先生的文章，我读来读去硬是读不懂。
顾先生猛烈抨击了武书连等人的《中国大学排名》。其抨击要点可简略归纳如下：第一，责难武书连等人《中国大学排名》“利己”；第二，宣称有商业目的或功能的大学排名属于“科学研究的禁区”；第三，高论大学排名活动如何如何侵权；最后，要求政府出面制止民间从事的高校排名，要求只有政府授权的单位才能对大学进行评估排名，并云“否则后患无穷”。
对顾先生的四点抨击及论证，我的建议如下。
第一，关于利己，请尊重一些人间常识、了解一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常识。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大公无私”的伪共产主义时代了。
第二，请不要在缺乏广泛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就轻易宣布“科学研究的禁区”。科学研究的禁区，即使有的话，也少而又少，究竟什么才可被论定为科学研究的禁区，本身是个大学问，未可如此轻率断言。否则给人以扮演上帝的印象。
第三，什么是侵权，也一定不要颠倒。民间公开评估评论政府公营机构不是侵权，政府禁止民间评估评论才是侵权。千万不要头脑一锅糨糊，例如把未成年人（学生）或病人、私营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包括公立大学），这三种完全不同的主体，相互混淆；以不能公布未成年学生的个人成绩信息和不能公布病人的个人健康信息等，来论证不能公开评估或批评公共服务机构，这不是逻辑论证，而是向学生展示自己极度缺乏睡眠。
第四，请不要动辄诉诸政府权力，尤其是鼓动政府出手剥夺民间评估和批评政府公共或公营服务机构的权利。现代文明和现代法治公认政府权力为一必要之恶，必须尽量节制；鼓动政府出面剥夺民间评估和批评政府公共或公营服务机构的权利，不仅有损论者的文人清誉、易于使论者被人指责为权势的帮凶？更易令政府长远的公信和权威受损。
顾先生的文章，使笔者想起今年两会期间，来自江苏某高校的全国政协委员黄因慧先生，曾正式动议，要求政府禁止民间从事大学排名。此种提议，若出自他人，不足为怪，但出自高级知识分子、出自大学教授，不能不令人悲哀莫名。
上溯2000年，中华民族受难于封建强势集权，过深过重，民间想喘一口气，都比重症SARS病人还艰难百倍。多少苦难动荡之后，于今终于有所改观。经历过当代“反右”和“文革”等深重灾难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有所觉悟、有所长进；倘若还是动辄鼓动政府封杀民间声音和建言，我们不仅愧对学生、愧对当年受难的同窗和同胞，更会成为民族罪人，为后代所鄙夷。
武书连等人率先以民间或半官方的机构搞大学排名，无论排名的结论本身有多少问题，排名活动的确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 老百姓可以对政府公营机构说三道四了。倘若武氏等人不珍惜自己的清誉，以私利目的左右大学排名的公正性，那么他无疑是自掘“坟墓”，令自己的大学排名迅速被社会淘汰。
翻检出三年前笔者的一篇旧文，或可与顾海兵先生及黄因慧先生进一步商榷。
从起诉网大说起(2000年7月)
一年一度的大学排行榜，总引起学术界与社会的广泛争议。9年前（1992年），英国著名媒体THE TIMES 首次公布其全英大学排行榜，当即引起纷争，其中不乏来自学术界的批评。批评归批评，却从没有人提出要禁止THE TIMES 或其他民间机构搞大学排行榜，因为，英国社会认同言论权利是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之一，特别是民间对政府机构的评论、评估和批评的言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不但没有禁止，一些民间组织更效法THE TIMES，纷纷公布它们自己的排行榜。也正是在多元社会机构的竞争中，大学排行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逐渐进步，日益为民众欢迎。如今，纷争并未减弱，大学排行榜却一年比一年红火。毕竟，它为老百姓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判断视角。
“人民的政府应该也能够包揽人民的一切事物”，这个信念，曾经牢牢主导中国百姓40年之久（其实是2000年之久）。引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人恍然大悟，原来“人民政府包揽人民的一切事物”，这种信仰，有良好的愿望，有“科学”的理论，但在实践中总是事与愿违：因为那就等于垄断，而垄断或导致腐败，或导致服务和产品价高质劣，甚至，两害俱全。
可惜，民众的思维方式，还远远没有化解“保姆情结”：一种典型的穿开裆裤的幼儿渴望保姆的思维方式：“政府应该成为民众的保姆、成为民众的导师”。
民众不愿意自己承担判断是非曲折的责任，巴望事事都由政府替他们做主，这无异于自己把自己当阿斗。好比28岁的男子汉，婚姻大事任凭父母操纵。这样的男人，固然是孝子中的一类，但天下有灵性的女孩，惟恐避之而不及，更不会爱他敬重他。
政府里掌握大权的官员，也特别乐意为民众做主：用自己的好恶来代替民众的好恶。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所谓朕即天下、朕即未来等等，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
久而久之，许多官员，特别不愿意民众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不愿意看见民众自己做主。于是，滥用权力、贪污腐败，成为官场的常规。民众对此又深恶痛绝，但是他们不想一想，官员的堕落，恰恰是民众自己纵容的结果。民众自愿当愚民当阿斗，把一切交给官员裁夺操纵。面对一群心甘情愿当阿斗的愚民，官员自然太容易染上大头症，不作威作福，实在对不起这炙手可热的权力。而民众，自己不争气不做主，永远只会渴望出现一个更大头的包青天来替自己伸冤做主。殊不知，更大头的官员，最终必定是更大的腐败。中国的文化，就永远在这个死结中循环往复。
设想一个淳朴善良的小伙子，一天走进了一个没有女王没有主见的女儿国，所有女儿都异口同声说：“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你来做主！”，最终，这小伙子堕落成禽兽+暴君。那么这是谁之过？
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又非常讲究实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口号，就是讲究实用的本性表达。讲究实用，令民众看得见垄断物质生产带来的恶劣后果，却不太看得见、或许根本看不见垄断精神生产带来的恶劣后果。
什么是垄断精神生产呢？那就是由政府包揽一切文化思想 —— 用一个人的头脑来取代几亿十几亿人的头脑。当年林彪就是这么大力主张的：领袖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用领袖的思想代替全国民众思想。那就是说，全国7亿人民都不要有思考了，领袖一个人思考，然后把领袖的思想装进人民头脑里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民众受精神生产垄断的危害，绝不小于受物质生产垄断的危害。诸如建国50多年出不了一个诺贝尔奖之类的事就不说了。应试教育（有学者说实质为奴化教育）更为民众深恶痛绝，但民众很少想一想，应试教育正是民众鼓励政府垄断教育的一个自然后果。
象买裤头买袜子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民众都可以左挑右选；但子女受教育这号头等大事，民众却没有任何选择：走遍960万平方公里，只有这一种教育，就是把你的爱子爱女折磨到变态的应试教育。
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当然是打破计划经济模式的教育垄断，鼓励民间的各种力量参与教育，包括教育评估和批评，当然也包括大学排行榜。
网大的大学排行榜，固然有缺陷，但它毕竟代表了正在中国发生着的许多新的健康的潮流：民间更多地参与民众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事事依赖政府。
何况，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机构的大学排行榜是完全科学、没有缺陷的。就连科学本身也不可能完全科学，这是一个起码的科学常识。
如果我们把网大的大学排行榜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排行榜做比较，至少可以看出，网大主动向民众公布排行榜所使用的具体评估方法，给出评估的各分项指标/数据等等，让民众尽可能了解这个排行榜是怎么做出来的,也让民众可以有理有据地批评它。这反映了对民众的尊重：民众有知情权。而政府部门的有关排行榜，却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对排行榜的欠缺，有两种态度。第一种，分析它，批评它，挑剔它，从而推动它改善，包括可以另起炉灶，也做一个或几个独立的排行榜，在竞争中发展。这就象中国彩电生产的发展。第二种，是起诉它，从而封杀它，让民间再也没有人敢于评估评论政府公共或公营服务机构等事物。
谁胆敢站出来评论政府（即便是善意积极的建言），就让他吃官司！这是典型的权势者或权势者帮手的蛮横。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部分大学生，一边批评权势者，一边又常常以个人利益取向甘为权势者驱策。
根据THE TIMES 最新大学排行榜，英国名牌大学SHEFFIELD 的综合排名，两年间从第12名下滑到第20名。但没有听说哪个SHEFFIELD 的老师或学生要起诉THE TIMES。尽管，他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按单项排名，在电子工程等领域，SHEFFIELD 仍旧全英第一。
报载，XXXX大学的一位法律毕业生准备起诉网大，要求通过政府来禁止网大从事独立的大学排行榜活动。这就等于是要封杀民间的声音。报纸上又说，XXXX大学的某官员已公开表态支持该毕业生。
但愿这则消息是误传。
我知道该大学的法律专业全国首屈一指。可是，我要问：法律的作用是什么？法治的目的是什么？是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包括言论权利，不受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社会强势机构的侵犯。
一个名牌大学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要求政府封杀民间机构的学术性评估活动和言论的权利，我们只能说该毕业生的法治观念为零，他/她是大学法律教育的失败，也是公民教育的失败；尽管，他/她可能掌握了很多法律条文、甚至获得了律师资格。
不过，这毕竟只是个人行为，他/她不能代表全体律师，也不能代表他/她毕业的那所大学。
问题是，如果一个在国内法律学术界首屈一指的大学的负责官员，也公开支持这种挑战法治的做法，并且是以法律的名义，这就不能不说是中国高校的问题、中国法律学术界的问题了。
香港大学民意调查研究中心主任钟庭耀博士，多年负责民意调查，其中近几次调查结果，显示特首声望有所变动。2002年7月7日，钟博士投书南华早报，说第三方（港大管理层）曾向他施压，转达特首的意思：不喜欢这种民意调查，以后不要再搞这种不科学的调查。此事顿时引起香港舆论哗然。特首立刻发言澄清：自己绝对没有这样做过。
我相信董特首的话。很简单，如果剥夺民间从事民意调查的权利，就等于要封杀民众的嘴，就是挑战法律与法治。这么严重的事，特首绝对不会做。一贯比较严谨的明报也评论说：如果钟博士的话有真凭实据，那就等于是一种白色恐怖；钟博士应该拿出证据。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为此特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介入调查。调查委员会裁定港大校长郑耀宗、副校长黄绍伦等人干预学术与言论自由。虽然郑耀宗、黄绍伦不接受调查结论，但双双主动辞职以避嫌疑、以平风波。此事件彰显香港学术界和市民高度自觉的法治观念，也旁证一国两制的巨大成功。
然而，同样严重的挑战法治基本理念的事，居然被我们一些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认为天经地义。
以法律的名义挑战法治的基本理念、剥夺人民的权利，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容易把一个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
至于更经常提到的网大排行榜重理轻文的倾向，网大确实要总结反省，中国的高校更应该总结反省。
中国近年来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方面最高成就是什么？按政府红头文件当属领袖理论和领导讲话。但太可惜，这些并非出自高校校园。
对50年来中国人文学术界再也没有出现诸如鲁迅、王国维之类的大师，如果高校官员和教师自己不反省，却向网大几个后生的言行发威（如果报载消息为真），这样的官员，这样的教师，还是早点赋闲修养，回家含饴弄孙为好。
中国的教育，为什么改来改去成效不大？
老百姓也好，大学生也好，只要还脱不出那种事事要政府包揽仲裁的“保姆情结”——把自己当无知的婴儿，把政府当万能的保姆 — 中国的教育就没有出路，中国的高校也永远不可能跻身世界一流。
有什么素质的民众、大学生和大学教师，自然有什么素质的官员。
如果名牌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就这种素质，岂非高校的悲哀？如果青年中的精英就这般见识，更绝非民族的吉兆。
我们忍不住要说一句：中国的大学生，你为什么这么不争气！
大学生更有权利反诘：有其师常有其徒，你们大学老师为什么这么不争气！
说得好说得对！中国的大学教师，你为什么不争气！中国的大学，你为什么不争气！
中国学术界经常讨论大学究竟应该是什么。即使蔡元培的概括，也不如一位英国人的评论来得精辟。
John Masefield 1946年在 Sheffield 大学的一段演说辞，这样阐述和强调现代大学的灵魂价值理念：
“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痛恨愚昧的人可以努力求学，探索真理的人可以帮助他人看得见和看得清；在那里，探索者和学习者携手求知，崇尚对思考一点一滴的淬炼、锻造学术的严谨与思想的深邃，欢迎接纳那些被迫害而受难或流亡的思想者，永远守护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尊严。”
至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仅仅剑桥大学，就有6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众多“名牌”大学，迄今无缘。
你，不能期望自己把自己当婴儿的民族，能够孕育世界级的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