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下来一点馅饼屑
年轻时家境清贫，很少敢做留学梦。1944年，天上却掉下了一点馅饼屑。当时，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西方战线胜利在望，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则仍然吃紧。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上专横腐败，经济上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外汇市场上，官价20元法币兑换1美元，黑市则要200元法币。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其亲朋的子女，纷纷开后门买官价外汇去美国镀金。由于太猖狂，一时舆论哗然。国民党为平民愤，举办自费留学考试。我于是年4月应试成功，可以买官价外汇赴美留学。但是，虽然官价外汇较黑市价只有1／10，要我一次拿88000元法币买4400美元(这是当时政府规定的第一次购买外汇数量，其中2000美元为置装费及旅
费等，2400美元为第一年学习、生活费)，我也拿不出来，幸亏同时考取的湖北同乡中有人开动脑筋，找到当时住在重庆的几位国民党在野元老说项，得到湖北省政府资助，成为湖北省公费生，条件是回国后必须在湖北省服务。这样，我就从国民党四大家族那些庞大无比的馅饼上获得一点碎屑，在硝烟仍然弥漫的日子里，意外地获得一次闯荡花旗国的机会。
掘我记忆，检查身体、打预防针(美方要求)、办签证，这些手续并不太困难。但是，国民党机关算尽，它的权势集团子女可以不经考试，轻易买到官价外汇，而对我们这些通过考试的人，却规定要到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去受训一个月，洗洗脑筋。其实，这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试想，对我们这批大多数长期受自由主义思想教育、无意于当党棍、有的还是参与过反政府学生运动的青年人，靠一个月那套毫无深度、毫无思想价值的肤浅说教，就能让我们那怕是半心半意地为贪污腐朽的国民党的利益服务吗?真是天真!不过看起来，中央训练团有的人也不那么糊涂。我们留学生训练班的班主任是国民党陆军的一个师长，名叫王
铁汉，他对我们的管理非常温和、宽松。上军训课时总是喊“请立正”、“请稍息”；上“学术课”时从来不检查我们是否认真，让我们很轻易地就混得了一张可以买官价外汇的中央训练团结业证书。
1944年11月的一个凌晨，我离开了年轻妻子和一对小儿女，赶赴机场。原来是和妻子说好，她不到机场去送我的。但后来我了解到，她还是禁不住赶去了机场。但是，当她赶到机场时，我们的飞机早已起飞了。
满街神牛 8双牙筷
我和一批同榜留学生离开重庆时，坐的是一架仅能容纳约20人的小型军用飞机。在昆明停留了几个小时，然后直飞印度的加尔各答。机上没有正式座椅，很不舒服，在加尔各答降落时有的人呕吐。办完过境签证手续后，我们在加尔各答逗留了几天。作为一个来自半殖民地的旅客，我对印度这个英国老殖民地所受长期剥削和压迫，是十分同情的，心理上不大想看到它的缺点。但在加尔各答遇见的两件事，一直使我心头不快。一是大街上虽然满是现代化建筑和交通工具，但也游荡着许多怡然自得、旁若无人的牛群。印度人认为它们是“神牛”。不仅给它们让路，还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当街大、小便，污染环境。英国人统治印度那
么多年，不知干涉了印度的多少事务，而这种尊牛为神、有损于人的生活质量的迷信，却仍让它原样保存着。作为宗主国统治者的英国人不关心殖民地人民生活质量是好理解的，而印度人自己也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觉醒到废弃这些迷信，倒令人心有不安。另外是一件小事，我准备请所居旅馆服务员代我发一封家信报平安，同行友人告诉我，加尔各答小偷特别多，旅馆服务员不一定都规矩，最好是自己去寄。我心里认为，不应当这样看待一般的印度服务人员，还是将买邮票的钱和信交给了一位服务员。但可惜的是，后来我家里的确没有收到这封信。是否有其他原因我不敢肯定，但我也不能否定这位服务员辜负了我的信任。
由于战争原因，我们不能从加尔各答直接乘船，于是坐火车去孟买。这个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3件事。一件事是，我记不清孟买华侨是怎样知道我们过境的。他们为我们举行了一次盛宴，诚挚亲切，并对我们寄以深深的希望，期待我们将来能为祖国的富强作出贡献，十分感人。同样感人、甚至更感人的是第二件事。因为印度象牙制品比较便宜，我在孟买买了8双象牙筷。那位老售货员知道我的身份后，坦率地批评我道：“你们国家现在处境艰难，人民生活困苦，你们首先应该想的是到美国后好好学习，而不应该先买这种奢侈晶。”乍听此言，有点逆耳，但仔细一想，却令我汗颜。作为营业员，这位异国老人不是吹嘘其商
品物美价廉，劝诱我多买，却批评我买他的商品。大概因为我们同是殖民者的受害人，爱其同类之故。直到如今，我仍然感激、敬重他。第三件事是，有一天去参观天葬场(当地的习俗：人死后送往天葬场，让老鹰啄食而尽)，临到附近，只见天空秃鹫盘旋，我再也不忍心前进一步，怵然而返，心里久久难安。
见证了下流、偏见、恶意的并不愉快的航程
我们在孟买乘的是一艘5000吨美国运输舰，票价似是150美元(最多不超过200美元)。为躲避水雷，该舰不得不绕道而行，曾两次过赤道。舰上极闷热，加之风浪大，舰体颠簸，不少人呕吐不止。舰上乘客多为美军官兵，此外有避难的犹太人。中国人除我们留学生外，还有一批赴美受训的空军驾驶员和华侨、侨眷。舰上伙食单调，生活枯燥。一间军官休息室有较多娱乐设备，虽不禁止中国留学生进入，但那些军官们并不友好的、似乎带有优越感的面孔，使我并无多少参与的兴致。即使是过圣诞节，也未引起我这个在大学里学过英、美文学课程的人的好心情。有几次经历，还让我揪心不已。
我的下铺是—个曾在中国作战的美国大兵。他为人随和，态度也不算不友好，但我没想到他的趣味那样低级，对妇女那样不尊重。他几次向我谈他在云南排队等侯嫖妓的经历，并请我看他保留的大批下流照片，其中有一张妓女生殖器是横的(不知他是怎样拍的)，并恬不知耻地笑着说：“你们中国妇女有的人长横阴户。我感到一阵恶心，除为我国被侮辱、被欺凌的女性抱不平外，也可怜他在战争煽起的疯狂中失去了人性，希望他回国后能洗心革面，和家人一起过正常生活。有一次在舰舱中排队办什么事，几位犹太难民排在前面，后面是中国留学生。等了很久，那几个犹太人办别的事去了，中国留学生挪到了前面。后来犹太人回来了，要求中国留学生退后，—个中国学生说这是新秩序。那几位犹太人仗着身强力壮，凶相毕露地吼道：什么新秩序?到后面去!。我当时在旁边看着心里真不好受。既为这几位同胞抱不平，也为这几个因法西斯主义的“新秩序”被赶往美国的犹太人难过。我想，作为人，犹太人被人欺侮的日子不短了，特别是在二战时的德国；犹太人是应该知道如何对待人的，特别是对待在开封、上海公平对待过犹太人的中国人。但这几个犹太难民现在却满怀恶意，用“身强力壮”来对待我们中国人！人哪，往往失去理性，用禽兽的办法对待人！
还有两件牵涉到中国同胞的事：一是我曾看到两个美国大兵押着一个据说患精神病的赴美受训中国飞行员回禁闭室；二是一位在船上去世的中国人尸体被抛人海中。前者使我一再思索那位精神病人患病的原因，有时不禁想起在小说中读过的伪造精神病历虐待不听话或持异见的人的故事；后者使我油然忆起明代学者王守仁著名的“瘗旅文”，为那位据人们猜测是个赴美淘金的死者兴起一番不小的伤感。
由于绕道，这艘运输舰航行40余日，才于1945年1月初到达美国的洛杉矶。途中曾在大洋洲的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岛和澳大利亚停留，我都没有上岸。在洛杉矶上岸后，美国海关检查我十分简单的行李，硬要我为那8双象牙筷缴纳10美元的进口税，使我不禁又忆起那位孟买老营业员的忠言。
晚上，我躺在旅馆的床上，回想起这次漫长、乏味、有时心情很沉重的旅程，浑不似此前某些留美先行者描绘的那种充满憧憬、希望、浪漫情调的经历。是战争的原因吗？也许是！
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我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烽火中离开祖国，到地球的另一面人称“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美国来闯荡。在这敏感的时代，耳闻目及的，乃是与我一向习以为常的大异其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新的生活必然促使我产生新的思考。
我在洛杉矶大约逗留了两天。虽然当时美军和美国军需品正在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但市面上看不出战争的影子。大街上来往的人群，不像重庆多数人那样穿得寒酸，在街上闲荡；美国人都是行色匆匆，穿着整齐鲜艳，好像重庆的新郎新娘。有一次，我和一位友人坐在旅馆门内暂时休息，却见一位衣履整洁、身材挺拔的老年男子，手持铜盘伸到我面前。我正诧异时，友人说他是在向我乞讨。我给了他5美分，同时兴起一种美国乞丐也比我穿得好的感慨。我想着，美国的富裕真是名不虚传呀！但是，到晚上看了一场脱衣舞后，我又接触到美国的另一面。那舞台上一幕幕下流的表演，那满面迷惘、衣冠不整、可能由于长期失业而来寻求刺激的可怜观众，那观众厅上空的乌烟瘴气，却使我想起了兽洞魔窟。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进这种令人恶心的场所。我初步的印象是：美国，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离开洛杉矾后，我要到的下一个城市是芝加哥，因为我要在那里进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早年读过林纾译的{黑奴吁天录》，我很想见识一下种植园奴隶主统治过的美国南方，于是和一两位友人乘汽车到达圣路易斯，然后北上芝城。有一次停车晚餐，乘客们纷纷拥向路旁一个便餐店的柜台。我见店角有一餐桌空着，便坐在那里等，但久久没有侍者来服务。我抬头一看，上面悬着一块牌子，写着“For Coloured”(为有色人种而设)字样。我立即感到这是自寻屈辱，匆忙站起来走到柜台前空出的位子坐下。然而，女侍者仍然不理我，幸亏旁座一位同车纽约人对她说：“请快给这位先生供应食物，我们的车不久就要开了。”我才没
有挨饿。这样，我就亲身体验了种植园奴隶主统治残余的苦味：当然，我也尝到了那位开明的纽约朋友的友谊。
既强加种族歧视，又提供友谊，我又一次领教了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美国。
战胜美国一位颇有点名气的汉学家获得硕士学位
芝加哥大学不像中国大学，将每年分为两个学期，而是分为4个学季：1月至3月为冬学季，4月至6月中为春学季，6月第4周至8月底为夏学季，10月至12月为秋学季。作为研究生，每个学季选修3门课程(可有条件地增减)。如果成功地学好3个学季所有规定课程，便可获得足够学分，申请硕土生综合考试，及格后便具有候补硕土资格，俟学位论文通过后，即可获得硕士学位。所以一般说来，只要你努力，大约一年半便可获得硕士学位。由于几种原因，我获得硕士学位却花了两年半的时间。首先，我想多选修些课程，并利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多看些课外书，因为我对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哲学、索尔斯坦·维布伦
(Thorstein B.Veblen)的经济学、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很感兴趣，也很喜欢阅读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书籍和美国著名小说。其次，我写学位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The Reign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花的时间比较长。大约用了一年时间坐在图书馆里收集资料、写卡片。我的硕士论文译成中文约17万字，比一般硕士论文长一些。第三，我的学位论文获得认可经过一番曲折。当时我的好朋友、美国进步学生马尔科姆·柏森(Malcolm Berson)曾经仔细读了这篇论文，十分赞同论文的主题思想。芝加哥大学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rld)教授夫妇是我清华大学老师费孝通教授好友，由于这层关
系，雷德菲尔德夫人也仔细阅读了这篇论文。她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论文中某些对儒家思想和文物制度的尖锐批评不太同意，但她认为这篇论文很有分量，经过一定加工便可作为博士论文。可是，当论文交到我的第二位导师(我的第一位导师当时被联邦政府借调到首都工作)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教授以后，他说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献不熟悉，把论文转交给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所副教授、颇有点名气的汉学家赫利·克里尔(Herlee G.Creel)夫妇评审。我当时就感到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我知道，克里尔夫妇在学术思想上是十分倾向儒学、反对进步思想的。克里尔平时对我借阅中国共产党学者吕振羽的著作，就表现出
一种不屑和不高兴的神态，我也不大理他。在政治上，他是站在中国国民党一边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他和当时美国众议员、美国院外援华集团(实际上是援助蒋介石独裁政权的集团)积极分子沃尔特·贾德(Walter Judd，中文名字为周以德)是好朋友，曾请贾德到芝加哥来向中国留学生宣传他们的观点。所以，我感到克里尔夫妇很可能受他们意识形态的制约，对中国社会史、文化史又只是一知半解，对我的论文不能作出公正的学术评价。事实也正是这样，他们否定了我的论文。但是，一方面我对自己的论文怀有信心，另一方面，我也相信美国大学讲究学术民主和思想自由，我的导师能听进我的申辩。我对沃思说：“我不是选读过你教
授的‘知识社会学’课程吗?该学科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都是相对的；个人和社会集团所认为的真理，都和其所处社会地位、思想志趣、既得利益等等密切相关。克里尔夫妇是美国社会中的保守派，他们沉迷于儒学，深深同情提倡读儒家经典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我的论文则彻底揭露儒家学说的保守性和反动性，认为儒学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原因，并认为提倡读经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是儒学统治的余孽犹存。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尔夫妇能对我的论文作出公正评价吗?”沃思教授听了我的申辩后笑了笑，点头认可了。他把我的论文寄给了康奈尔大学的另一位汉学家(可惜我忘了他的姓名)，这位汉
学家不独同意我的论文的论点，而且颇有赞美之词。因此之故，我不独获得了硕士学位，沃思教授还认为耽误了我计划回国的时间，帮助我获得了一笔小小奖学金。克里尔夫妇只好彻底认输了。
师友情
在我留美期间，美国的头等大学中，芝加哥大学是比较开明的，种族歧视的痕迹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很明显。我所接触的一些教授和同学，大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相信科学、民主和学术自由；反对贫富悬殊、种族歧视、男女不平等；提倡国际合作、世界和平；痛恶法西斯主义，并不一定反对共产主义。由于我在中学、大学特别是清华大学所受教育，对于这类思想，我是很容易接受并受其影响的。因此之故，我在芝加哥大学有了一些来往比较亲密、建立了一定感情的师长和朋友，大约10人。在师长中，前面提到的芝加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蜚声国际的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教授，是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曾任
芝大社会学系主任的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教授的女婿。帕克30年代曾来燕京大学讲学，费孝通先生是其高足，他的女儿也在燕大住过，夫妇二人都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欣赏中国家庭制度。我赴美时带有费先生的介绍信。因此，我虽未选修雷德菲尔德教授课程，但他们夫妇对我非常友好，有时请我到他们家喝咖啡，还请我到芝城郊区他家农场，和他们一家共度周末。我仍然清楚记得雷德菲尔德教授欣赏刊有颐和园画廊的画报时那种喜悦的样子，我更感激他的夫人仔细阅读我的长篇硕土论文，并提出中肯意见，还劝我取得硕土学位后继续念博士学位。解放前夕，雷德菲尔德教授应费先生邀请来清华讲学，并有信给我。我因当时正在中共领导下紧张地从事地下工作，未便去北京看他，也不好请他来武汉大学讲学，只是回了他一封信，并且告诉他，他所热爱的中国旧文化，恐怕是难以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了。从此以后，再未互通消息。现在每每想来，我是有负于这对善良的美国学者夫妇的。另一位对我友好的教授是威廉·奥格朋(William F．Ogburn)。他是我硕士学位综合考试主持人，也是指导我硕士论文的第一位导师。他主要研究社会变迁，其名著《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已有中译本，他提出的“文化脱节”(cultural lag)概念至今仍为各国社会学者所引用。虽然前苏联社会学界狠批他的学说，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但他只是不相信
共产主义，并不反苏。有一次讲课，他在论证“宣传必须符合事实”的论点时，曾举例说，美国有的媒体把所有苏联共产党人都说成是青面獠牙的魔鬼，因与事实不符，所以人们难以相信。我清华老师陈达教授也曾是他的学生。由于我选修他讲授的高等代数和高级统计学两课成绩冠全班，他在陈达教授访问芝加哥大学时，特向他提及此事，致使陈先生叮嘱我重点攻读社会统计学，将来回清华任教。我到他家喝过午茶，离美前和他有过一次较长谈话，他诚恳地关注着中国形势。当时，他的儿子在上海美国驻军中工作，他让我带一封家信，嘱咐我经过上海时找他儿子聊聊，并嘱我回国后经常给他去信。我经过上海时未找到他的儿子，只将信托人转；当时国内形势动荡，我也未曾给他写信。后来我参加地下工作，更不能给他写信。这两件事，至今想起仍觉不安。
除美国师长外，还有两位关心过我的师长也应提一提。一位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的清华教授陈梦家。由于他夫人赵萝蕤当时也在芝大进修，他们有个家。他虽是个著名诗人和考古学家，但为人热情，不时邀请我们在芝大的清华同学到他家聚会，因而相识。1947年上半年，他了解到我因未按照陈达教授要求重点攻读社会统计学因而未被清华聘请时，主动地多次为我向国内著名大学联系工作。另一位是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孙本文教授。他当时是中国社会学学会主要负责人，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他接到我要求介绍工作的信后，十分信任和关注，致使广州中山大学和昆明的云南大学都愿意聘我
去任教并兼任社会学系主任。不过后来我因家在武汉，而且作为湖北省公费留学生，我有义务留在湖北工作，所以选择了武汉大学。
在同学中，最使我怀念的是前面提到的马尔科姆·柏森。他在芝加哥大学本科学俄文，到过中国的解放区，说一口标准的中国普通话。他了解到我当时思想状况(对国民党绝望，对中共怀疑)后，主动接近我，用各种方法向我暗示中共是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由于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对他作了较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谈了。另一位好友是来自加拿大的女同学弗洛伦丝。爱德华兹(Florence Edwards)。初相识时，因为她身材高挑，容貌端秀，衣著华丽，举止稳重，我以为她是大家闺秀，不易接近。实际上，她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思想开明，心境豁达，容易相处。我们之间交往，开始时大都是她采取主动。后来，因为我初到美国上课时笔记记不全，总是借她的笔记抄，共同研讨课程内容，关系日益亲近，逐渐发展到一同聊天，一同就餐；至于一同游公园、上中餐馆，则是她暗示的结果。比如1946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周末，阳光明媚，景色撩人，我们共进午餐后，她对我说：“天气恼人，今天下午我真不想坐在宿舍看书，想到公园里去晒太阳。”原来，当时芝加哥人、特别是青年男女有个习惯，一到这种时侯，只要天气好，便相约到密歇根湖畔的公园草地上去晒太阳，许多人都脱得只剩裤衩，女的加上奶罩，拥抱接吻，旁若无人。我听了她的暗示后，回宿舍取一毛毯，和她一起到公园里去晒太阳。但是我不像美国人那样开放，没有脱掉背心长裤，她也就没脱去连衣裙，更谈不上拥抱接吻。我不知她是否感到失望，因为她说过她很喜欢我，我们已经到了互诉一般隐私的程度。
她早我一年获得硕士学位，1946年秋到纽约市附近的一所小大学任教。我们鱼雁常通，互诉别情。1947年上半年我到美国东部游览，过纽约时，她曾请我共进晚餐。回校后接到她的信，她问我那天晚餐后为什么不请她去同游纽约的中央公园。要知道，纽约的中央公园正是美国恋人们的夜游圣地呵1
1947年一别，韶华荏苒，忽忽37年未通音信。1984年，我应“美国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赴美讲学，12月路过芝加哥大学时，住在我和她当年一同住过的国际大厦(International House)里。大厦经理问我是否还记得当时的一些同学，我提到她，这位经理很热心，立即从大厦保存的有关名册中找到了她的通讯处和电话。当我们在电话里互诉近40年来离情别绪时，那股高兴劲真是难以形容。此后，我逐渐了解到，她后来嫁给了一位美国学者，作为家庭妇女养育了5个孩子后，又回到学校念了一个博士学位。1984年时，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回国以后，我设法邀请了她到武汉大学来讲学。1988年9月她来时，我已75岁，她65岁。她热烈地拥抱我、吻我，我却未敢作出同样热烈的反应。她在我校时，我们见面一般是交流学术思想。除向她了解当时美国社会学研究动态和她的研究工作外，我还将她的一篇论文“亲职社会学”译成中文，发表在武汉市《社科信息》1988年第5期上。她很关心我的学术思想和著作，但她不懂中文，只好由我介绍，不过她大都是同意的。有几次我请她来家作客。一次她告诉我，她已和丈夫分居，并且流了眼泪；又一次她问我，1947年我是否有意向她求婚，我当时的确不曾有那种思想感情，也坦率地告诉了她。她说那样也好，两个人只要有很深友谊，有了感情，也不一定要结婚。讲学期满后，她一再邀请我陪她到中国各名胜地区游览，而且因为知道中国教授工资菲薄，愿意独自承担费用。我因当时写作任务紧张，只答应陪她游览黄山和杭州。到了杭州，我大儿子刘南家请她作客，招待殷勤，她很感动。1988年11月4日，临别(她准备一人前往北京、西安等地旅游，我准备回校)前夕，她显得有点怅然，但我们的感情仍在，她回国后频频来信，情意绵绵地回忆这一段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愉快经历，并在署名前加了3个英文缩写字母：Y.A.W. 我百思不得其解，经一再询问，她才答全文是：Your American wive(你的美国妻子)。后来，当她了解到我的大儿子是个既有天赋又有抱负学人时，还真的扮演了他的妈妈的角色。不独积极帮助他获得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进修的奖学金，还借给他赴美旅费，在家里殷勤地招待了他。
1990年，她升任为正教授。1992年5月退休，不久获得终身教授荣誉称号，并和学校有约，每年5月，只要她愿意，还可以开一门课。她利用此机会进行了一种新的尝试，即开展电视教学，大大扩展了她的桃李门墙。2004年以后，再未听到她的消息，我衷心地祝她健康长寿。
有两个中国同学也是必须提到的。一个是清华同学叶笃正。我们是1944年同一期考取自费留美的，原不相识，但到芝加哥大学后，同住在国际大厦的同一层楼。有一天清晨，我们在该楼的公共浴室相遇，攀谈起来，才知道是清华同学。虽然他学气象学，我学社会学，专业不同，但两人的思想、性格、爱好、生活态度和习惯颇相似，共同语言多，很谈得来，不久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彼此之间几无隐私。为了节约以便将配偶接往美国，我们搬出国际大厦，在校外同租一房，自理炊事。伙食费节省2／3，还吃得很好；卧室虽然差些，但房租减少一半以上。由于我能做菜，分工时我主烹调，他负责洗碗等善后事宜。日子一久，他对洗碗、做清洁感到烦腻，要求轮换，但第一次他就将饭煮糊了，鸡蛋炒得又咸又焦，难以下咽。自此以后，他就只好安于洗碗的工作了。后来，我们两人都给配偶办成了赴美手续，但我的妻子因故未能成行，我只好获得硕士学位后先回国，他继续攻读了博士学位。自此以后，我们虽然长期分居武汉、北京两地，而且因为工作紧张，通信无多，但彼此总是相互怀念、相互关心的。我只要出差北京，他只要出差武汉，就决不会放弃见面畅谈的机会。而今，我俩都已年过九旬，仍然耕耘未辍。非常可喜的是，2006年1月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500万元)。接到我的祝贺信后他回信说：“好多年不见面了，今(真)想见面谈谈。我现在……夜间便频，已不便离北京。你……如有机会来北京，请一定通知我，见面谈谈叙
叙旧，何其乐也。”
另一位是原西南联大同学邹谠。我到校时，他和夫人已是芝加哥大学学生。他在政治学系，他的夫人卢懿庄在社会服务系。每逢周末下午，他们就请我和其他相识同学到家打桥牌，喝茶或咖啡，一般还留晚餐。由于我和邹谠在西南联大共同选读过潘光旦教授课程，而且我在班上成绩很优秀，他也好学，两人已有往来，如今海外重逢，自然感到有些亲切，建立了友谊。不过，虽然我们都喜欢读书，但由于思想、志趣、生活习性颇有差别，我们间的友谊，比起我和叶笃正的友谊来，就不是那么真诚和亲切。1947年我回国后，也未互通音信。后来，听说他留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1968年因发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l-1950》(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一1950)一书而声名大噪，逐渐成为北美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1984年我去美国讲学路过芝加哥大学时，他只在唐人街宴请了我，却未请我去他家，也没让我见他夫人。这种情况，我当时已感到有违人情之常，也和1945年我们那种亲密往来不合拍，未免心存疑惑。我回国后，又曾邀请他们夫妇来我校讲学，他们却分别回信婉谢，这更使我如堕五里雾中。后来叶笃正告诉我，他们夫妇那时已离婚了，这才使我明白过来。1999年，邹谠在芝加哥大学医院逝世，享年80。现在，作为我们友谊见证的，只是我书柜中他赠给我的几本研究美国史很有用的书。
发乎情，止乎礼义
初到美国时，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大批美国男青年在军队中服役，美国男女青年比例失调，男青年找异性朋友较女青年容易。加之，美国男女青年之间的关系比较宽松，不像中国的那样保守。甚至在大学里，当时中国互不相识的男女同学之间开展谈话都很难，担心对方或旁人看成心术不正；男青年怕碰钉子，女青年十分矜持。美国则不然，比如在国际大厦餐厅或芝大学生食堂就餐时，男青年如果喜欢某位女同学，就可以走上前去问：May l join you(我可以和你在一起吗)?按照美国习俗，不管这位女同学心里怎么想，一般都会笑着答道：Sure(当然)!又比如，在国际大厦或学校舞厅跳舞时，男青年邀请任何不相识女青年跳舞，一般都是不会被拒绝的；即使偶而被拒，女方也会是很委婉、很有礼貌的。因为美国社会有一种风气，人们称那些坐在舞厅墙边、无舞伴而又长时间没有男子邀请的女子为wall flower(墙花)，一般女子是很害怕和反感这种带讽刺性称呼的。这种时代和社会背景，使我这个青年时代交女友愿望受过严重压抑的人，似乎得到一种解脱。加之当时是我平生手头最宽裕的日子，有可能在一周紧张学习之余，利用周末请女同学看看电影、话剧，上上馆子，游游公园。而且在美国，女同学只要答应和你约会，她们和你在一起时，决不会像中国初相识女子那样严若冰霜，却会想法让你感到高兴和愉快。举例说吧。美国高等教育界有一种很好的借读制度，这种制度使一些小大学的学生可以选读名校名师的课程。1946年夏学季，麻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国际大学的本科女生吉娜维芙·哈格曼(Genevieve Hageman)到芝加哥大学借读，和我选读了同一课程，因而相识。我觉得她的形象酷似当时美国青年红女星狄亚娜·杜宾(Diana Durbin)，下课后常找她闲聊。当听到我赞扬她像杜宾时，她喜上眉梢地笑问道：。我有那么甜吗?。我说：“你至少像她一样甜。”此后，我请她看过两次话剧，去剧院前先到灯光幽暗、充满浪漫情调的餐厅晚餐，出剧院后又送她回到很是温馨的临时住处，小坐片刻，共谈剧情。由于有了这种友谊基础，她回斯普林菲尔德后，我们鸿雁传书，互诉怀念之情。1947年春夏间我到美国东部旅游途中，她曾邀请我去斯普林菲尔德市访问。第一天去她家赴晚宴时，我带了一束玫瑰花，一盒巧克力糖。她家是个中产阶级家庭，她是家中最受宠的小女儿。她妈妈接过我的礼物后，她撒娇地倒在妈妈怀中，接过玫瑰花，打开糖盒吃起巧力来，眉目传情地望着我说：“这花真香呵，糖真甜呵！”她的这番表演看来是有意的，既是向我这个远道来访的朋友传情，让我高兴，也是逗逗她的父母。第二天上午，她陪我游览了市容，下午陪我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又约我去她家晚餐。餐前，她和我并肩而坐，让我看她的相册，简单地向我介绍了她青少年时代的美好生活。餐后，当她妈妈催她清洗餐具时，她微漏委屈情绪。我表示同情地说：“我也不喜欢清洗餐具，不过当我工作紧张实在忙不过来时，我就请个保姆代劳。”接着她又向她妈妈撒娇道：妈妈，我要到中国去，可以请个保姆代洗餐具。。她这样逗她妈妈时，那一对美丽的蓝色眼睛是斜视着我的。等到我们坐在客厅里喝咖啡、闲谈时，她妈妈找机会问我还将在该市逗留多久。我体会她的用意，沉吟半响，便对她们母女说：“我真不愿意匆匆辞别这个美丽的城市和热情友好的主人，但我必须离开，明天就将前往哈佛大学访问。”听了这话，她妈妈似乎感到轻松了，并且留我多坐一些时，多谈谈。她没有答话，静静地坐在一旁，如有所失，眼神里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逗人怜爱。午夜将临，她们母女送我到门口，她把头搁在妈妈的肩上，紧紧地、深情地望着我离开。她的爸爸一直送我到回旅馆的汽车站。我回芝加哥后，因为了解到她家人喜欢吃糖，而当时美国对白糖等少数物资仍实行定额配给制，她家深感供应紧张，于是我将储存的全部白糖都寄给了她。她来信说，她不仅感谢我寄去的白糖，更感谢我的这份情意；她将永远是我亲爱的好朋友。可惜的是，1947年我回国以后，再也未能和她取得联系，永远的好友永远只能在梦中互倾情愫了。
露丝(Ruth，惜忘其姓)是住在国际大厦的本科生，她美丽、清纯、温柔、大方，我是在国际大厦舞厅里认识她的。她的舞技比我的好，但她和我跳舞时，充分关注我的自尊心，决不流露半点优越感或不快的情绪；有的时候，她干脆自然而然地把跟着我跳变成领着我跳，而且显得轻松愉快，所以我觉得和她一同翩翩起舞是一种很美好的享受。由于国际大厦舞厅里熟人多，而她又是男同学喜欢邀请的舞伴，每次和她共舞总感到未能尽性。后来，我就请她到营业性舞厅去跳舞，这样整个晚上她便成为我的专门舞伴，我们可以亲切地、尽情地共同享受一个美好的周末。
露丝主要是我的舞伴，但我也请她看过电影，共进晚餐。在这些场合，她让我享受到在当时中国不可能享受到的生活情趣。有一次看电影，她把我们相互握着的手重握了一下，结合电影中的情节，笑向我说：“我不会烹饪，不能成为一个贤良的中国妻子。”我于是凑趣说：“我会烹饪，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丈夫。”她笑得更甜，我们的手握得更紧。有一次，我请她到我们租居的地方共进晚餐，餐后喝咖啡，我给她加糖时，她温柔地笑问我：“你不觉得我已经够甜吗?”这种逗趣的话，我在当时中国是很难甚至不可能听到的，所以惊喜不置。
我请露丝到营业性舞厅跳舞一共3次。第3次回到国际大厦门口时，夜已深沉，我握着她的手问能否吻她一下。她温存地说：“我们还只约会3次哩！”她这种拒绝显然是留有余地的：我们还可继续约会，约会多了我就可以吻她。可惜的是，直到这个学季结束，因为功课忙，我们就再也没有到校外舞厅去同度周末。下一个学季她休了学，再下一个学季遇见她时，她告诉我她已结婚。有一次偶见她和一位相当英俊的男青年在一起，她向我介绍说是她的丈夫。由于她丈夫态度不太热情，我就再没和她约会，当然也没机会吻她了。不过，我直到现在仍然记得这个甜甜的可爱的舞伴。
卡罗琳(Carolyn)是个法裔美国女学生，卡罗琳是她的姓，她的名字我已记忆模糊，好像是热娜维耶芙(Genevieve)。不过自从我们相识后，我就总是亲切地称她为卡罗琳。她稍后于我住进国际大厦，我们是在餐厅里认识的。她是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硕士研究生，父亲是个制鞋工人。她不像弗洛伦丝那样有富贵气，也不像吉娜维芙和露丝那样年轻美丽；她是个小家碧玉，但她很善良，对我很友好，使我感到和她的距离更近。我们虽不同系，但我们经常一同进餐，晚餐后一同在国际大厦门前草坪或附近公园散步、游览。为表示我对她的感情，我还陪她打过工、做过课外作业，并于深夜到车站接她的姨妈。我好几次请她看话剧，多
次请她上中餐馆和具有浪漫情调的美式餐厅。对此，她一面心存感激，一面又批评我不应该这样大手大脚地花钱。她总是默许我逢场作戏式的谈情说爱，但好长一段时间她只让我握她的手和手臂，却不让我吻她。有一次黄昏时候，我们并肩坐在公园里的一个条椅上玩笑，我要求吻她，她向我飞了一个媚眼，然后笑对我说：“我们只能眉目传情。”但是，我们的逢场作戏有时也深入角色。有一次游公园，我们倚在铁栏杆上共赏密歇根湖面景色，她手上拿着宿舍钥匙玩。我挑逗她说：“如果你把钥匙掉在湖里了，我会立即跳进湖里给你摸回来。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刚把话说完，她就把钥匙丢在湖里了。我们对面站着，我有些惊骇地望着
她，她嗔怪地说：“这就是你的爱呀！你连跳的样子都没有做！”这时我感到很难为情，特别担心她回到国际大厦后进不了宿舍。过了好一阵，她看到我实在太尴尬了，才安慰我说，她可以向国际大厦经理再买一把钥匙，因为她知道有的同学已经这样做过。
上面这个插曲并没有冲淡我们的情谊。经过长期交往，我们的关系日益亲密，简直像要弄假成真的样子。我有点忌妒与她来往的男青年，她也很忌妒与我来往的女同学。比如，一次，一个回国度假的美国青年军官来看她，并约她一同外出，我感到很不舒服。又有一次，看到她和一个来自南非的白人留学生在国际大厦的交谊室内下棋，我不高兴，硬是把她请出来和我一同到大厦外散步。她说那个南非青年并不坏，我说我更好。又比如，她在了解到我和吉娜维芙的交往后，曾颇带醋意地问我：“你的狄亚娜·杜宾很甜吧?”又有一次，我们住在国际大厦的一群男女同学相约乘船游密歇根湖，下船后同往一咖啡厅小吃。其中有一位
我新认识的本科女同学，比她年轻漂亮，她对她表现出强烈的忌妒，不让我和这位同学接近。她异乎寻常地用大玻璃杯喝葡萄酒，使我和弗洛伦丝感到她像疯了一样。出咖啡厅后，她紧紧地拉着我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舞，直到回到国际大厦大家散伙时才罢休。
我曾戏称她为“我的皇后”，并且半真半假地问她是否愿意嫁给我。她说：“不行，因为美国是最适宜于生活的国度，我不愿意离开美国；而且我的姨妈对我说过，她曾有一位同学嫁给中国留学生，婚后生活很不幸，终于分手。既然如此，她就认为，为了双方未来的幸福，有必要狠心地终止我们这种可能弄假成真的关系。有一次晚游回来分手时，她对我说：“你要有思想准备，你的皇后很快就将离你而去(Your queen will fly away from you)。”过了几天，她答应让我吻她，于是相约周末黄昏同游公园。我们并肩坐在湖边的草地上，一面逢场作戏式地谈情说爱，一面相互紧紧地拥抱着尽情亲吻，在草地上滚来滚去。
这以后，她大约是看到我一时仍然不能放弃甚至减轻对她的依恋，不更下狠心便不能熄灭这种难了之情，于是既不接我的电话，见到我也不理，转眼之间，亲密朋友顿成陌路人。这一着倒相当起作用，特别是唤醒了我的自尊心，使之能逐渐击溃我对她的热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适应了没有她在一起的生活习惯。后来我了解到，她下这种狠心也是痛苦的。当看到我冷静下来以后，她又逐渐和我恢复了往来，但这种往来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此后不久，她获得了学位，经弗洛伦丝的推荐，成为她的同僚。1947年那次弗洛伦丝在纽约请我共进晚餐时，她也在座。餐后，她很有兴致地邀请我往游中央公园，我因担心冷落了弗洛伦丝，委婉地谢绝了她的美意，这一次的离别也成了我们的永诀。
震骇世界的学生杀人犯
除女同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外，两个芝加哥大学男同学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使我惊
奇不已。但年深日久，两个人的名字我都已忘记。一个硕士研究生是美籍犹太人，住在国际大厦，与我相识。他生活潇洒，思想开明，颇愿与外国同学交往。我们虽无深交，但相处和谐，见面总打招呼，有时还交谈几句。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很正常的、友好的、善良的美国同学。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一次忽然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持枪抢劫银行的凶犯与他同名，开始我不相信是他，以为是一个与他同名的青年。但继续的报道中刊发了他的照片，而且说这是他第二次作案。我虽然不得不相信这个可怕的事实，但始终难把一个持枪抢劫银行的凶犯和我平日交往的一个开明、友好而善良的美国同学等同起来。
比起芝加哥大学一个二年级本科生来，这个硕士研究生的犯罪事实简直算不了什么。这个本科生住在学校的学生宿舍，我们不相识。他是德国移民的第二代，家庭处于中产阶级的下层。他虽上了大学，但手头很紧张。他本是许多默默无闻的芝加哥大学本科生中的一个，但当他极其残忍凶恶的犯罪事实被媒体曝光后，立即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和关注。在他案发前，芝加哥媒体报道过两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悬案。一起是：一位住在公寓里的单身美丽的女职员，被人杀死在她居室的浴盆内。据法医鉴定，她未被奸污。在她浴室的墙上，凶犯用她的口红写道：Catch me before I kill more!(在我再杀人前抓住我吧!)
这件可怕的凶杀案尚未破获，芝加哥又出现一个震惊世界的撕票案。一个犹太富豪的独生爱女，年4岁或8岁我已记忆模糊，被人绑票，绑匪索赎金甚巨，但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绑匪不耐烦，把这个十分逗人喜爱的幼女杀害了，并非常内行地用解剖刀将女孩尸体解剖成8块，分别投放在街道上的下水道里。这个骇人撕票案经媒体报道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媒体纷纷谴责这个凶残的绑匪，并呼吁美国政府迅速破案。但是，这个绑匪非常狡猾，非常善于保护自己，美国的司法部门连他的影子都找不到。又过了一些时，芝加哥一个80岁的独居老太太被人杀害了，但她的财产并无损失。不过这一次，凶手的运气不佳。当他从防火梯
下来逃跑时，被一个路过的下班警察用花盆击中了他的后脑，因而被捕。这个凶犯，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芝加哥大学二年级本科生。在审讯中，他不仅承认了上述3件凶杀案是他所为，而且还坦白了他一共作案72次，他都有记录，供认犯罪事实相当清楚。当法院通过精神分析学专家、运用测谎器考察他的犯罪动机时，他说：“你们这一套对我是起不了作用的，用不着，我可以自己向你们解释。”事实也是如此。因为他为了作案和隐埋案情，曾经仔细研究过解剖学、美国刑法、侦探术、精神分析学、犯罪心理学等等。他自己的解释是：他家移民美国，是为了实现美国梦：定居美国后，是严格按照美国社会的行为准则，辛辛苦苦、一步一步向上爬的，但是，根据他家两代人的品德、聪明才智以及付出的辛勤劳动，是不应该长期处于中产阶级最下层、生活捉襟见肘的，这十分不公平。他经常为此感到困惑、愤慨，逐渐对美国社会产生一种严重的报复思想，这就是他杀人动机；他杀人不是为财、为色，也不是为个人恩怨，而是为了狠狠地惩罚美国这个太不公平的社会。他有时也为受害人的无辜被杀及其家属痛苦而深有悔意，所以用口红写下了那句话。但是，他为了报复美国社会，却又忍不住再杀人。
他的案发后，不仅中国学生，美国学生也感到惊愕。但是，凡是与他相识、和他有过交往的美国师生，都认为他是个正常的、有礼貌的、用功的好学生。特别是那些在周末舞会上和他跳过舞、或和他约会过的女同学，都觉得他是个衣履整洁、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犯罪心理学家们认为他是个典型的、具有两重人格的人。
对于这样一个罪行深重的杀人犯，我现已忘记，当时不知什么原因，美国有关司法部门并未判他死刑；判的是无期徒刑还是长期徒刑，我也记不清。我记得的是，在他服刑期间，竟有美国青年投书媒体，对他表示同情，还有个中学女生，甚至写信向他求爱。这些美国青年人真是让我见了世面。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我也深深体会到中、美文化的不同。
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日子
我出生于一个薄有田产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曾有一副春联：
教子读诗书，虽未成名且脱俗；
呼儿耕陇亩，纵非大富不求人。
父亲刘伯秋家庭观念重，很想光宗耀祖，考过一次秀才未中，思想比较清高，而又朝中无人，所以直到逝世，主要教私垫、作小学教师。我在读私垫、中小学时，成绩优秀，常冠群伦，他和亲戚族人都对我期望甚殷。但我知道，我要想爬到社会上层，光宗耀祖，因为无龙鳞骥尾可攀，只有靠发奋为学，或有所成。我在高中时，特别羡慕胡适，很希望自己将来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个受社会尊敬的大学教授。到1946年，根据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成绩，和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习俗和风气，我觉得我这个长期魂牵梦萦的美好愿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教授不是托人转告我，只要我同意专攻社会统计学，将
来就聘我到清华任教吗?但我清楚认识到，要想安稳地、具有成就感地在大学长期从事教研工作，没有一个国泰民安的中国，是不可能，至少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要中国国泰民安，中国就必须实现现代化，经济上不断发展，政治上实行民主法治，使中国国强民富，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我也清楚意识到，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专制腐朽的统治下，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而除国民党外，当时唯一能与国民党抗衡、有可能推翻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但当时我不了解中国共产党，认为它也不过是个争权夺利的政治组织。在此情况下，如果我回国到大学当教授，不过是为国民党政府专制腐朽的统治作装
饰品，既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有益的贡献，也不能实现自我价值。我长期盼望的、为之努力奋斗的安身立命的美梦，在其即将实现之时破灭了。这种痛苦和失望之深重，可想而知。我感到前路茫茫，精神无主；我不知怎样作为才能既实现自我价值，又能对得住自己良心，对得住培育我的祖国和中国人民。后来，我虽然有机会了解到当时在野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不是争权夺利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但这还只是一种耳闻，不是目见。我逐渐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倾向，其中含蕴着大量的希望成分。所以有的时候我曾考虑继续留在美国读博士学位。这种想法之所以旋生旋灭，一方
面是由于我留在国内的妻子一个人辅养两个孩子确实困难，我不能推卸责任；一方面是由于我一再和当时在哈佛大学进修、与我思想倾向相同的老友史国衡商量结果；我们认为，根据当时形势，为了国家前途，我们有义务回国去尽我们一份力量，并且有些天真地谈到，必要时可以去跟着共产党打游击。
这样，1947年6月获得学位后，我便动身回国了。
2000年3月25日初稿，2007年8月3日修改于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