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五六年前，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对我说：学外语的人“没文化”。

他给出的理由是：外语学生甚至教师知识少、视野窄，看问题缺乏立场和深度，往往把自己定位为一种翻译或传声的装置。我很是吃惊，也很不服气，在英语界从业了几十年，自己的行当还从未遭受如此惨重的贬低。后来仔细想了想，觉得这话并非空穴来风。外语学界的确存在一种不正确的行业风气，即判断同行水平的高下，并非首先看他或她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是看其思维能力和学术水平，而是首先是看其语音语调是否准确、是否漂亮，口语是否流利。

最近两三年笔者欣喜地注意到，我国不少外语教师已有这样的认识：学外语决非仅仅是学好语音语调、语法正确且口语流利，决非仅仅是掌握一门技能，而牵涉到与外语和母语方方面面的人文知识，或者说与外语和母语密切相关的历史、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民俗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和学问。一些外语教师已经意识到，由于一直以来不太注意中外文明知识的训练、积累，自己的外语是有缺陷的。有缺陷的原因不仅在于缺乏有关人文知识或“文化”，也在于缺乏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因为讲外语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情境，一种跨文化行为，不仅牵涉到大量相关知识（就中外人文知识的掌握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跟你讲中文还是讲外语没有什么关系；尤其不能因自己是外语从业者便以为自己在中国文化方面的无知可以原谅），还必须有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如果你人文知识不足，更缺乏看问题的适当立场和方法，你很可能只会讲出一些皮毛的东西来，你的外语也不可能非常准确；你甚至可能发现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东西可说可写。简而言之，学外语而不掌握好相关人文知识或“文化”，是学不好的。如果你在中外人文知识方面有欠缺，你外语说得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讲英语、法语与讲汉语或任何一种语言一样，得言之有物，不能空对空。

问题是：我们被目为“没文化”，我们的外语有缺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笔者以为，除了有我国高中和大学教育分科太早（美国的好大学在三年级才分科，此前在一二年级，学生无论以后打算学工、理、医、法、商、还是学文，都得在文学、历史、哲学、音乐、艺术方面修一套基于古典名著的“核心课程”[甘阳，213 – 264]）这一目前看来极难解决（所以本文将不加以讨论）的结构性问题以外，还有把外语教学与研究机械地划分为文学、语言学和翻译三大块所带来的弊端，以及过分注重实用性或“现实”效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重要原因。

二

我们先来看看文学、语言学和翻译三分天下的弊端。按理说，同更像一门自然科学的语言学相比，文学和翻译方向从业者在人文知识的掌握方面享有某种先天优势。不掌握好这些知识，怎么进行文学、翻译的研究和实践？但事实上，大多数文学和翻译方向的从业者在人文知识甚至思维能力方面不尽人意。也不难发现，无论三个方向中的哪一个，外语从业者都可能有学以致用意识薄弱、学术视野狭窄、学术理路狭隘之缺陷，更有大量外语研究生（包括博士生）、教师年复一年做着重复文章或毫无价值的“研究”。如果我们能不那么机械地采用文学、语言学和翻译的三分法，而是能像西方中国研究界研究中国并非局限于中国文学、语言研究以及汉语和西语的对译，而同时也广泛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宗教、艺术、民俗、政治等那样，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培养问题意识和训练思维能力，不仅更多关注西方和中国的哲学、宗教、政治、艺术、建筑、音乐，而且也更多关注西方各国的社会、种族、社区、法律、税收、慈善、体育、堕胎、吸毒、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之类的具体问题，则不仅我们的文学、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可望上一个新台阶，我们的整体外语教育水平也可望得到较大的提升，外语“研究”者的可怜学术产出与巨大的从业者队伍相比，方可不那么比例失调。因为这是一种重要的人文转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或资源配置将更多转向人文素质的提高，而人文素质的提高就是外语水平的提高。

打破文学、语言学和翻译三分天下的困局，意味着在学科分布方面进行重要改革。这就涉及到体制。目前我国高校外语界与其他行当一样，正面临着量化管理的两难困境。正由于这种情形的存在，在学科分布的合理性方面进行重大改革，难度非常之大，但也并非一点希望也看不见。仅就英语教学和研究而言，近年来在文学、语言学（包括教学法）和翻译这几个传统方向以之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例如正在形成中的美国社会研究、英国社会研究、跨文化研究、中外文明研究，以及以英语为媒介的的传播研究（主要是新闻学、媒体学或大众传播理论研究）。然而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些新方向的界限相当模糊，或者说其学科性尚有待界定。更可悲的是，我们还没有美国研究、英国研究、跨文化研究或文明研究方面的专门刊物（《美国研究》或是个例外，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办的刊物，偏重外交、政治、经济，所以英语学界只有极少数人在上面发表文章）和大量公认有建树的学者。其结果是，一个在读英语硕士、博士或已有教职者的兴趣即便并非真正在此三方面，但为了获得教职、晋升职称，便不得不在文学、语言学和翻译之间作出选择，之后又必须不断在此三方面产出“成果”。一般说来，从业者选了文学，便不能搞语言学，选了翻译，便不能搞文学或语言学，否则就会因不够专门化而创不了“新”，出不了成果，利益便得不到保障。在这三个方面，我们恰恰也有不少刊物，如《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翻译》等。此外还有不少的学报。从业者甚至能不受刊物篇幅和倾向性的限制，独立写出这三个方面的专著来。

但我们无论在何处或无论以何形式发表成果，都很难摆脱文学、语言和翻译三分天下的困局。因为除了学术刊物和出版物外，英语界学术评估机制也同样上演着三国演义的故事，同样分为文学、语言学和翻译三大块。各级评审委员被视为这三方面的专家（反过来说，如果不被有关方面视为专家，他们也可能根本做不了评委）。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或者说英语界学术出版和评价机制早已被文学、语言学和翻译三家既得利益者瓜分殆尽。假如不在这有限的三方面发表文章，哪怕只是转述性文字（如果不算剽窃的话），甚至只是转述的转述，从业者自身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如此这般，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进步？

或有人会说，有历史、哲学、宗教、政治和艺术方面的专业人员来做这种工作，不用学语言的人来操心。这种看法不对。实际情况是，我国英语从业者虽然数量巨大，但有深厚人文素养和真正研究能力者却少之又少，与十三亿人口极不成比例，与一个全球化时代迅速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大国的地位也极不相称。这与西方国家仅以极少量的汉语从业者便能生产大量高质量研究成果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令我们每个从业者汗颜。笔者刚从剑桥大学访学归来。那里东亚系中国研究学者只十来人，加上汉语语言教师，不过二十来人；北京大学专门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者有四十来人，加上大学英语教师，全校应有英语教师一百五十人左右；但稍稍比较一下，只看一看皇皇十几大卷的《剑桥中国史》（每卷篇幅约50万字）和李约瑟主编、主撰的二十六七大卷（尚未出齐；据笔者所知，至少有两卷仍然在写作中）的《中国文明及科学技术史》，便不难发现北京大学的英美研究与剑桥大学的中国研究在学术产出上的差距多么明显。另一方面，我国非英语学界虽然有一些人专门研究英语国家的历史、哲学、宗教、政治和艺术等，但他们人数太少，其英语听说能力甚至阅读能力也十分有限，不仅与国外学者口头交流困难，总体研究能力也因不能快速、大量阅读英语文献而大受影响。以其庞大的从业人口，我国的英语界为什么不可以一开始便注重提高从业人员的人文知识修养，一开始便注意对从业人员进行基本的思维训练，从而至少十个从业人员里边便能产生一个有深厚人文修养的真正的研究者？

三

我们被目为“没文化”，我们所学外语有缺陷，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外语的“现实”效用很明显，无需多说。这与古语言、文字、历史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恰恰因此缘故，我们的外语院系在提高学生和教师的人文修养方面不太怎么花功夫，甚至在课程设置方面采取一种“有用”“没有”的标准。然而假如我们的目标不是基本的日常交流，而是要把一种外语学透，成为相关国家的“通”或真正的专家，便必得有深厚的人文知识修养；而要成为基于某种外语的文学、语言、历史、宗教、哲学和艺术方面的真正学者，人文知识修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应特别注意的是，基于外语的文学、语言、历史、哲学或艺术研究往往不具有直接的现实价值，或者说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来说，却不可或缺。没有一百多年来数代外语学人不计功利的的努力，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会是什么样子？显然仍停留在极粗浅的层次。如此这般，我们何以走向世界？

北大英语系有古英语、中古英语和希腊罗马研究的传统，一直有一些埋头学问，不求闻达者从事古英语文学、中古英语文学、希腊罗马文学方面的教育与研究。这种学术如此不实用，以至于相对不那么功利的北大研究生也不大选这方面的课，但北大英语系却照样聘他们为教授或副教授。如果了换一个学校，很可能早就把这些课程砍掉，并强迫有关教师改行了。这种看似没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虽不能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对于国家的总体文化建设却非常必要。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得有一些人做一些非实用学问才行。这是因为人文学术研究虽然不能产生“现实”效益，却具有长远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一个民族会产生潜移默化的长远影响。当神舟5号在距离地球350公里的太空飞行时，宇航员为什么用笔在一个写字簿上写画着什么？这并不仅仅是在打发时间。实际上，这个画面极富象征含义，昭示着中华民族爱和平、重文化、重教育的传统。在此画面背后，是一种数千年来由无数人文学者培植、塑造起来的重视文化教育的民族心理。成功的载人航天不仅显示了中国的国力，也表征着一种民族性的不太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文品质。

这里显然有一个什么是“现实”的问题。对于我国高校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外语从业者来说，“现实”不应仅仅是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现实。如果是这样，一个年收入高达五千万美元的当红歌星（譬如近年来在美国红得发紫的“小甜甜”布雷特妮·斯皮尔斯）所做之事就最最具有“现实”意义，最最具有“现实”价值。这样一个歌星两年的个人收入即够发射一艘神舟号飞船，与他或她相比，岂不非但外语从业者的工作毫无意义，数万名航天工作者的工作也毫无意义了？然而，对于维系学术共同体乃至大学体制本身的存在、运作和发展来说，不仅外语从业者的教学工作不可或缺，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样至关重要。学术共同体或大学体制要存在、要运转、要发展，就必须按照它们自身的逻辑来运作。如果从业者不好好搞研究，那么从逻辑上讲，任何一个不学无术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登上大学讲台，把好好搞研究者赶下去。什么是劣币驱逐良币？这就是。更重要的是，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灵魂所在，是一个民族的良知所系。大学不仅传承、更新和创造知识，也是现代条件下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的守护者。如果不按大学本身的逻辑行事，这一极重要的功能就得不到正常发挥，其逻辑后果不仅是学术共同体会崩溃，大学本身也将跨台，说得严重一点，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将散架，没有前途可言。

弄清了我们“没文化”的病因，就应该对症下药。笔者以为，目前在全中国所有外语院系开展一个提高从业者人文知识修养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既不可行，亦无必要。因为我国大多数外语学生最终将走向通常意义上的就业市场，而非在高校、研究所或其他重要的涉外政府部门工作。然而，在十来所重点大学开展旨在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改革，实行有利于这种改革的课程、师资和经费的重新配置，以促成某种实质性的人文转向，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将成为我国外语背景的知识精英，将走向高校、研究单位或其他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岗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精英，是决不可能正常运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有多大的决心和意志来发动这场人文转向，并将其进行到底？

参考书：

甘阳：《大学之道与文化自觉》，见胡显章、曹莉主编，《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