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多尔灵 著  吴万伟 译

宗教的衰落与文化研究的衰落乃同一故事的不同组成部分。

人文学科完蛋了吗？它们濒临消亡了吗？当然有很多理由这样认为。很多人相信人文学科毕业生不容易找到工作，人们对人文学科的政治支持似乎已经烟消云散，我们都知道很多专业的招生人数大幅度下降。

即使处境的最后结果并没有那么致命，但的确出现了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困惑、迷茫和去道德化现象无所不在。几百年来的传承和遗产已经被割断。我们遭遇很大的压力，必须找到新的思维方式来阐释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蕴含着的深层含义。在此情况下，我们真的需要思考大问题。

我想提出的建议是思考大问题应该从如下这个观点开始：即在西方，世俗化发生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世俗化第一次发生在与宗教的关系中，第二次发生在与文化和人文学科的关系中，就是最近的情况。我们都明白宗教世俗化意味着什么－－在此过程中，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已经被边缘化，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名言所说，在当今西方，宗教已经成为个人拥有的信仰宗教／不信仰宗教的自助餐中的一项选择而已。

类似的过程正出现在人文学科之中。人们对宗教和高雅文化这两大领域的信心都已经丧失殆尽。从前我们对宗教充满敬意，接着文化被神圣化，取代了宗教从前的地位，大思想家如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萨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以更温和的形式呈现的经典文化一直受到敬仰，但不久之前这种联系也最终消解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以后宗教和后经典为代表的双重世俗化的时代。人文学科已经变成了全民中少数人的个人选择（非常怪异的选择）而已。

虽然人文学科变得越来越分散和多样性，但它们逐渐形成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力量。

文化世俗化类似于从前的宗教世俗化。从前发生在基督教启示录和圣经上的事如今同样发生在西方文明的观点上，阿诺德在谈及西方文明时的名言就是它“是有史以来思考过和说过的最优秀成果”。作为社会，传承我们文化的经典的价值或者说“文明”价值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其他看似更“开明的”思维方式正在取代和批判这些价值。学界人文学科本来是旨在保存和传播文明历史的正式机构——现在已经被掏空，其中破坏分子不少来自内部。剩下的似乎只有一些残余而已。

虽然如此，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两种世俗化之间的相似性。那样做有可能有抹杀两者之间差别的风险。“第二种世俗化”的威力不仅仅是帮助我们认识到人文学科在最广泛背景下的困境，而且帮助我们不带情感色彩地冷静看待人文衰落的事实。

差别之一在于如果从阶级上说，人文学科和宗教的操作方式不同。与宗教不同，人文学科一直被归类为统治阶级的。尤其是在正规模式之中，它们主要属于少数精英群体。差别之二：文化世俗化的目标没有宗教世俗化那么集中，因为它有两个目标。一方面，文化世俗化涉及到“高雅”文化经典和思想传承的特权地位和功能的丧失。似乎突然之间，对巴赫音乐的详细了解和热爱不再是“有文化的”或“文明的”高雅人士的标志，而是一种观点或个人趣味而已。另一方面，文化世俗化意味着人们不再相信所谓的“高雅人文”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域有什么了不起的道德和思想价值。自康德以来，作为学术人生基础的各色人文学科在当今思想界的影响力已经很少得可怜了。

这两种形式的文化世俗化——经典衰落和权威丧失相辅相成。难怪今天要想确认学习人文学科的社会和伦理价值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如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诗歌的押韵形式、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与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关系、近代历史上荷兰的造船业贸易、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和米兰的人文思想差异、当代分析哲学有关自由意志的技术性辩论等等。这些话题当然还有人研究，还有人讲授，但它们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已经成为边缘性的东西，因为这些已经与人们普遍承认的高雅人文学科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了。因此，至少在英美国家，这些研究已经变成根本无法公开辩护的话题，凭什么用纳税人的钱来资助这些东西的研究呢？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文化世俗化呢？当然，全球化一直是其原因之一，全球化夹杂着女权主义和去殖民化运动。这是自相矛盾的全球化的结果。一方面是确认任何文化都拥有平等价值的相对主义，与此同时却贬低欧洲的高雅文化，认为它是殖民主义、家长制和白人优越论的产物。（我们或许可以称这种自相矛盾的描述是“解放性文化主义”）。在此背景下，公认的欧洲文化经典被看作死去的白种男人的东西而遭抛弃，你若不是男人，不是白人，不是死人，自然就无兴趣去阅读这些劳什子。

文化世俗化的第二个理由是常常被人称为“新自由主义”的东西，它将市场关系延伸到从前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领域或机构上。文化世俗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极其复杂。一方面，传统人文学科教育因为其对经济的贡献最小或者至少是非常间接的，惨遭主要旨在增加经济竞争力和生产率的教育体制的边缘化。另一方面，在迅速扩张和利基市场的消费主义时代，很多商品和商品化的体验（奢侈品品牌、旅游和葡萄酒）等都能提供从前高雅文化人士享有的那种文化高端优越感。（利基市场（Niche Market）Niche来源于法语。法国人信奉天主教，在建造房屋时， 常常在外墙上凿出一个不大的神龛，以供放圣母玛利亚。它虽然小，但边界清晰，后来被引来形容大市场中的缝隙市场。——译注）

文化世俗化的最后一个理由也是更加微不足道的理由是学界内部的专业化。非常明显的是，文化世俗化伴随着学界各学科越来越严重的自我封闭而出现。

虽然有第二种世俗化，但人文学科仍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能量和影响力。人文学科从来没有单一的工程或伦理中心，它们并非建立在一种信仰或一整套信仰的基础之上。它们极度分散：曾经涉及至今仍然涉及形形色色的活动、习性以及论证，这些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各有不同的方向。正如经常有人说的那样，它们当然没有必然去鼓励人们形成同情心或社会批判。正因为如此，人文学科很难世俗化：它们没有需要必须打破的本质，没有具体的教义或伦理原则。

虽然人文学科越来越分散和多样化，但它们形成了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力量，因为它们为进行历史化的推理、真理、记忆、保护、想象和判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人文学科帮助人们能够符合逻辑的思考（辩证性地思考），对历史的了解比别人更多，擅长核查事物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拥有强大的诡辩意识，知道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法则，尤其熟悉信息和档案，能够想象可能性和激动人心的不可能性，在思想上有强烈的好奇心，能对某个文本或形象是否在相关方面比其他更好做出快速和准确的判断，有能力讲述具有说服力的和准确的故事。所有这些都能让人在任何情况下获得拥有权威和权力的习性和技能。当然，这些技能不仅限于人文学科，但它们的确在人文学科得到繁荣和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世俗化的人文学科——后经典时代的人文学科——仍然透过各种网络和机构深入到社会的核心，呈现多种形式和媒介，且常常与学界保持一定距离。

人文学科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仍然维持了相当程度的塑造能力。大部分有关人文学科的讨论都假设它们是学术性的，这就过于简单化了。即使我们承认对人文学科历史的正统理解是它来自现代早期欧洲人文主义，并在冷战时期在西方达到顶峰，但对此轨迹做出最显著的学术和理论贡献的人有很多都来自学界之外。

事实上，从人文主义出现在现代早期意大利之时一直到19世纪末期，大学体系在总体上与我们熟知的塑造人文学科发展的最强大潮流其实是格格不入的。从历史上说，人文学科和大学一直是竞争对手。应该承认，1945年之后，学界对人文学科来说越来越重要了，今天它至少垄断了我们对人文学科的想象，但是，当我们思考整个人文学科世界之时，不要忘了大学之外的人文学科无论在现在还是在过去所发挥的作用仍然很重要。

自从二战后，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下的20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研究生教育大肆扩张，大幅度扩展了人文学科世界，文化消费在总体上也大幅度增加。与从前相比，很多人到艺术学院学习，哪怕只上一两门课，越来越多的人去生产和消费人文学科培养出来的知识产品和情感。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普及性的人文学科至少从17世纪开始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仍然能够回忆起英国散文家、诗人、辉格党政治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711年表达的要将“哲学从书斋、图书馆、学校、大学带出来，送到俱乐部、议会、茶馆、咖啡屋”的著名愿望。到艾迪生写作时，普及人文学科的愿望已经牢固树立起来。几百年之后继续生产潮水般的书籍和评论，再后来又有了展览、电影、电视和电台节目、网站、传播性分析、理解、保存以及对社会文化和自然的解释等等——这个潮流在当今继续存在而且越来越强大。所有这些都塑造了庞大的业余爱好者的人文学科，很多人思考和学习人文，但其中有些人与学界几乎没有多大联系。从历史上说，人文学科的世界本来就是从普及性的业余爱好者活动中汲取能量和合法性的。

大学之外的人文学科，在比喻的意义上也同样存在。我的意思是人文学科塑造的文体风格、物体、设计、口味等领域，它们携带着人文学科的印记，间接地表达和刺激了人文的发现。典型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的包豪斯（the Bauhaus）建筑学派。包豪斯设计和艺术作品以其俭朴典雅的优雅著名，他们宣称“形式跟随功能走”，拒绝纯粹的装饰，这种作品的生产遵循了学界内外复杂的社会和哲学理论。这些理论相互之间的联系很松散，未必与“现代派”有密切联系，如艾略特（T.S. Eliot）拒绝20世纪英美学界文学批评基石的浪漫主义。人文学科的敏感性以在设计、小说、电影等可营销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要认识人文学科的表现就要修改我们对人文学科当前危机的意识。在文化世俗化和后学科的大学背景下，学界人文学科丧失了权威地位，但大众化的、业余爱好者的、比喻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则方兴未艾，欣欣向荣。

那么，对文化世俗化的抗拒呢？我们首先谈谈抗拒宗教世俗化的三大体裁或许有些帮助。第一种是绝对主义者：世俗化之所以错误就是因为上帝的启示和奇迹是真实的。第二种是功能论者：宗教提供了我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能够安全存在的基础性框架结构，因此应该抵制将其边缘化的企图。第三种是存在论者：人类迷失在宇宙中，他们没法解释自己的存在，因此倾向于接受能够表达他们在存在过程中所遭遇的好奇、敬畏和焦虑的超验主义。这种思想认为，宗教最好地表达了生存方面的这些情感需要，部分是因为它将我们与前辈祖先联系起来。世俗化的类比在这里非常说明问题。有些基于绝对主义者立场渴望抗拒文化世俗化的人提出的观点是，体现西方文明荣耀的文化经典是真正的美和真正的所在。有些人则提出功能论主张：人文学科提供了良好民主社会所不可取代的理论基础，如它们能比任何其他选择更强有力地塑造同情他人的宽容的道德敏感性。最后，有些人基于存在理由提出反对文化世俗化。他们宣称高雅文化传统的艺术品，连同作为回应而发展起来的对作品的阐释和批评为我们提供了最少简单化、最微妙、最深刻、非个人性、和善于思考的体验和教训，正是这些体验保存和确认了我们的文化传承。

人文学科之所以要保留是因为强迫它们抗拒旨在摧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我看来，这些辩护都不是特别有说服力。我们大部分人都同意我们的经典并不包含绝对的真理和美，而是属于某个特别的文化（或分支）或一组文化。功能论的辩护之所以虚弱是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除了同情、宽容和民主的、世界主义的美德之外，人文学科还传播了很多其他信息，而且它们似乎不再让人更加充满同情和宽容了。存在论者的辩护在政治上已经不可能，因为其隐含了精英主义色彩：它将世界割裂开来而且划分成不同等级，一部分是受到人文学科熏陶的人，一部分人则完全与此隔绝。与当今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反，它因为推崇接近高雅艺术品的生活，贬低了自然界或体育方面的体验。它之所以缺乏说服力还因为它没有相关性。有些人，尤其是上层人士或中产阶级的上层毫无疑问将继续体验经典文化产品无法比拟的丰富体验（我本人也是如此），但这并不能阻挡文化世俗化的滚滚潮流。在世俗化情况下，正如宗教仍然是人们的选择（尤其是对非精英人士来说）一样，对经典和古老学科的崇尚和承诺只是个人选择（尤其是对精英人士来说）而已。

文化世俗化的有些理由是十分顽固的：比如非常清楚的是，我们不能有效防止技术上的不断变化。它们似乎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对于学界专业化或世俗化趋势，我们好像也有些无能为力。如果那些过程缓慢下来，并非因为听从了要与公众交流的训诫，也不是要将影响力进行跟郭的量化。

但是，文化世俗化的两种起因仍然存在可协商的余地，因为它们主要是意识形态争论。第一个与思想上的“去殖民化”过程和文化世俗化基础的身份认同解放有关。坦率地说，应该贬低我们接受的经典的论述在当今非常强大，虽然背后的原因我们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他们认为这些经典都是白种人、男性、异性恋者、欧洲中心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等精英创造的产物，但他们表达的追求正义和平等的愿望是多数人都认可的理想。这种理解和愿望包含着危险的简单化倾向。通过文学、艺术、音乐等等表现的目的、品质和形式等获得了力量，从这些力量中人们获得了应该被理解为“相对自动的”深度和强度。这些智慧成果与产生作品的更广泛社会条件似乎没有直接联系。

对于所有社会的任何美学表现形式来说，这都是真实的。?在已知的任何社会，无论是白种人还是其他人，无论是殖民者还是其他人，现在都用当今世界人文学科中占支配地位的标准来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是残忍的、不公平的。评价文化及其作品不是通过其质量，而是通过我们对产生这些作品的社会或个人平等与否，宽容与否，公平与否的理解，这最终可能出现遗产的空洞化，尤其是抛弃或者糟蹋构成我们身份的过去和构成现在生活的世界。

引发反弹的文化世俗化的其他理由是市场结构大举入侵教育体系的新自由主义扩张。高雅文化和古老人文学科现在比从前更坚定地抗拒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管理规范，这些规定向所有社会结构施压，要求他们完全听命于市场理性。高雅的人文学科必须抗拒工具理性才能确保闲适和安全。至少在潜在基础上，虽然他们感到困惑和迷茫，其生存没有可预测性、没有安全感，但抗拒新自由主义侵袭赋予他们内部团结和捍卫高雅人文学科的决心，赋予他们一种政治价值和目的意识，如果没有可怕的外部、社会的、政治的压力情况下，这些东西可能就不复存在。

高雅的人文学科应该被保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强化了实用理性和想象，不是因为它们能够让我们欣赏和享受文化传承，将我们与先辈祖先联系起来，不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自由反思和探索的空间，不是因为帮助我们在精神上“承受现代化的冲击”（正如德国理论家约阿希姆·里特尔 （Joachim Ritter）和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曾经论证过的那样）也不是因为它们鼓励了某种政治主观性或运动。人文学科之所以要保留是因为强迫它们抗拒旨在摧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反弹中，他们中的部分人加入环境保护运动或者激进左派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对人文学科中的那些并没有亲自参与正式反抗现有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政治运动的人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正经历一场第二次世俗化——这次不是宗教世俗化而是文化和人文学科的世俗化——帮助我们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落，帮助我们看到背后的更大逻辑。牢记宗教世俗化并不意味着宗教的末日，这一点很重要。同样真实的是文化世俗化，世俗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末日。就像宗教世俗化遭遇政治抵抗一样，文化世俗化也必然遭遇批判和抵抗。

译自：Losing Faith in the Humanities by Simon During

https://www.chronicle.com/interactives/20191218-During?key=

作者简介：

西蒙·多尔灵（Simon During）墨尔本大学英语教授。

本文是作者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人文学科研究中心的演讲稿，译者得到作者的翻译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