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犹太人的特点（上）
今天讲犹太文明。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到犹太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学生：犹太人很会做生意。
是的，犹太人个个都很精明，做生意个个都很成功，出了不少金融家。还有呢？
学生：犹太人很聪明。
是的。谁也不会否认，犹太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马克思不是犹太人吗？爱因斯坦不是犹太人吗？弗罗伊德不是犹太人吗？这三个知识“巨头”以各自的方式深刻影响了现代历史的进程，尤其是前两“巨头”。大家还能想到什么犹太人大人物？
学生：格林斯潘、巴菲特。
他们只是近些年来“上镜率”较高的犹太人。可是大家是否想到过，俄罗斯苏联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托洛茨基，也是犹太人。他在十月革命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后来在苏联政坛上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要知道，十月革命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而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又起了很大作用）。1970年代美国政坛有一个风云人物，他做过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在中美关系解冻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他是谁？
学生：基辛格。
是的，亨利·基辛格。他曾是哈佛大学教授。在思想上，他应被视为汤因比的门徒。这样说吧，他是把汤因比的理论付诸实践的人。他也是犹太人，一个改变人类历史方向的犹太人，因为他在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学生：犹太人还遭受歧视。
严格地讲，犹太人遭受歧视是欧洲历史上的事，那是经济、政治、文化、心理方方面面的歧视。现在好多了，尽管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歧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认为犹太人总是受害者，甚至仍然在遭受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出现过大规模的排犹运动，甚至还有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于是全世界都有这种印象，那就是，犹太人非常可怜。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关于这点，我过一会儿再详细讲一讲。
刚才大家说犹太人会做生意，这个判断大体上是对的。我以为，犹太人的脑子和其他种族的脑子没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只所以显得非常聪明，跟他们的流散或散居有很大关系，跟他们走南闯北做生意有很大的关系。犹太人的头不大，他们的脸部较窄，头也较窄，脑容量也可能较小。他们与蒙古人种很不一样。蒙古人刚刚相反，面部宽宽的，头圆圆的，脑容量可能略大一些（请大家注意，有些教科书上说中国人是蒙古人种，这并非正确；从身体特征来看，中国人的脸和头部明显地比蒙古人窄）。如此看来，脑容量是大是小，并不重要。我觉得，使犹太人变得聪明的最重要因素，是他们居无定所、走南闯北的生活方式。
这个判断不仅适用于犹太人，也适用于其他民族，如中国人。在中国人当中，如果有个家族已做了好几代生意，而且很成功，在文化、政治上也容易产生有名堂的人。胡适、徐志摩以及其他很多有成就的中国人祖上都是成功的商人。自明代中叶以来，儒与商的界线越来越不分不清楚，一个家族做生意赚了钱，往往会把资源转移到对下一代的教育上去；反过来看，一个家族中某个人若科考取得了成功，做了官，也会把聚积的资源往商业方面转移（余英时先生在这方面有不少著述，大家可以多读读）。甚至有“儒商”的说法，那就是“有文化”的甚至像学者一样的商人。在信息时代，对于文化教育的进步来说，经商已经不像从前那么重要。可是在古代交通和通讯条件不太发达的情况下，一般说来总是经商的人们见多识广。如果你是农民，你差不多一辈子局限在一个地方，所能得到的信息十分有限。历史上大多数犹太人不是农民，而是商人、钱庄经营者或银行家、手工业工人等等。同其他民族相比较，犹太人当中的体力劳动者更少。这对于犹太人整体素质的提升是有利的。
二 犹太人的特点（下）
当然，犹太人的散居状况本身对犹太民族的成长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有决定性影响。如果说我不仅衣食无虑，而且很强势，总是处在主人地位，其他人都仰仗于我，我就很容易产生满足感，奋斗精神就不强了，甚至可能堕落下去。犹太人不是这样，他们总有一种寄人蓠下的感觉，总觉得自己得看主人的脸色行事，总觉得自己的生计没有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他们所寄居的地方恰恰经济不景气，失业的人很多，没饭吃的人很多，或出现了什么天灾人祸，主人民族就会找出气筒，这时作为客居者犹太人就可怜了。他们十有八九是受害者。他们的店铺被烧掉，财物被抢劫，人被赶走，甚至可能被打死打伤。如果发生了这种事，积累了很久的财产也可能一下子化为乌有（在很大程度上，海外华人尤其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华人处境跟犹太人是相似的；寄人蓠下，难免受欺负），十分悲惨。所以，犹太人总是有危机感，总是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久而久之便养成了勤俭节约、精打细算（难免被其他民族视为吝啬、小气）的习惯，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精明，越来越聪明。这是辨证的，坏事可以变好事。可以说，犹太人的成功是逆境赠给他们的礼物。
然后呢，我觉得在注重教育这点上，犹太人和中国人很相近。他们有重视教育这样一个良好的传统。这与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成功有极大的关系。
顺便讲一下，大体上说，犹太人是排外的，但他们偶尔也会跟外族人通婚。在这种情况下，跨族、跨宗教婚姻所生的孩子还是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看生孩子和扶养孩子的人是不是犹太妇女。这意味着在与外族通婚的情况下，犹太人相对说来不太在乎招外族女婿。这也意味着，即便把孩子养大的人是一个犹太男子，孩子也可能不被认为是犹太人。为什么是这样？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抚养孩子的责任在母亲。所谓“抚养”有什么内容？父亲可以到处走，但母亲必须呆在家里，整天同孩子们在一起，她要保证孩子行为正确，也通过讲故事、寓言、传说、谚语等并通过自身的行为，给孩子灌输很多犹太人特有的价值观，让孩子从小就受到犹太人习俗乃至经典方面的教育。所以说，如果孩子的母亲不是犹太人，孩子的犹太身份就成了大问题，就不大可能得到犹太共同体的承认；如果母亲是犹太人，孩子的犹太身份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其实，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源于阿拉伯半岛的闪米特人或“闪族”。阿拉伯穆斯林也有族内婚的传统。所谓族内婚，是指婚姻行为只能发生在一个小小的、同族的群体里。当然，这不是指中国意义上的同姓氏之间的婚姻，在旧中国，这是不可接受的，当然现在大家已不那么认真。犹太人的族内婚不是同姓氏人们的婚姻，而是指婚姻行为发生在一个小的范围----常常是部族----内。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犹太人的排外性还表现在犹太男性都要作一个众所周知的手术，即割礼。我以为，这与基督教的洗礼没有本质区别。大家注意，割礼并不是犹太人自己发明的东西。在整个西亚地中海地区，还有北非，一大片地区都有这个传统，只不怎么“割”因地区、民族、文化不同而不同。北非现在很多地方仍然保持着这个传统。但是犹太人的割礼可能和其他民族的割礼不太一样。我记得，犹太男孩在出生后七天还是八天就得做这个手术。其他民族在什么时候做以及具体怎么做，跟犹太人是不一样的。但我们在这里讲的，只是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犹太人。
自18世纪以来，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冲击下，犹太民族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以前，他们长期处于受压迫的状态，但在启蒙运动期间及之后，他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翻身感。作为中国人，我们可能很难体会这种翻身感。大家还记得以前讲过的ghetto吗？有人把它翻译成“隔都”。什么是隔都呢？简而言之，就是把犹太人同当地人隔开，让他们住在城外的破朽的棚户区里。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犹太人可以呆在这里，但你的宗教与我的不同，而且你自己也不愿意改变信仰当基督教徒，那么对不起，你就不能跟我们一起住在城里。当然，你可以做生意，但是你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你得到城外的隔都（这有点像前不久深圳还有的农民工的棚户区）去住。白天你可以进城，到你的店铺里做生意，但傍晚某个时候城门得关闭，这时你就得出城去，无论你生意做得么多成功。历史上欧洲各地肯定还有其他歧视政策，这都是一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歧视，是有形的歧视。
甚至直到现在，欧洲和美国的主流种族对犹太人还有一定程度的歧视。虽然早已没有可见的隔都了，但无形的隔都或歧视多多少少仍然存在，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说话音调都能传达看不起你犹太人或者说你们犹太人是异类的信息。这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歧视才使犹太人仍然抱成一团。去年夏天我亲眼看见一群群的犹太人身穿黑色裤子和白色衬衫、头戴犹太小帽步行十几公里去犹太会堂做礼拜，甚至看见这样一大群犹太人在超市集体购物，十分引人注目。但从前那种有形的歧视基本上没有了。
三 启蒙运动以来犹太人处境的改善
现在不仅基本看不到从前那种有形的歧视，反而在犹太人中出现了一大批大富翁、大音乐家、大学者、大媒体人。甚至美国政界也有很极有影响的犹太人。除了共和党的基辛格以外，最近民主党里也有一个势力强大的犹太人，叫李伯曼，两年前曾竞选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总是为弱势群体讲话。但犹太人能有今天，得感谢启蒙运动。为什么这么说？
启蒙运动提倡宗教宽容，提倡民族平等，到了法国大革命，更是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从那时起，犹太人的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一般认为，马克思是犹太人，可是他父亲一代人在19世纪初便已皈依了基督新教，所以严格地讲，这以后他们已经不是犹太人了（犹太人一般说来得信犹太教，吃不吃猪肉似乎并不如信不信犹太教来得重要）。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启蒙运动宗教宽容和民族平等理念的影响下，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比先前好多了，犹太人第一次有了一种不再寄人蓠下的感觉，他们或多或少能够融入欧洲主流社会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父亲一类的犹太人人才皈依了基督新教，才有了一种终于被欧洲人接纳的感觉。所以马克思本人对此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态。客观地看，这对于犹太人来怎么说也是一种解放啊！所以马克思会提出历史唯物论，相信历史会发展，会进步。这里面其实也有他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在起作用。
除了对启蒙运动以后的欧洲人感恩戴德以外，历史上犹太人对之感恩戴德的还有另一个民族，那就是建立第一波斯帝国的波斯人。阿黑美尼德波斯人在西元前6世纪建立了波斯帝国。与之前在西亚也建立了帝国的其他民族----亚述人、叙利亚人、埃及人、迦勒底人和米底人----相比，波斯人在对待被征服民族方面相对宽厚（但我们知道，埃及人虽然被波斯人打败，但两个民族很多时候仍处于战争状态；波斯人不停地对埃及用兵，说明他们未能完全征服埃及人，当然也就谈不上对被埃及人宽宏大量了）。这些被征服民族中就有犹太人。在这以前即西元前586年，犹太人的王国被新巴比伦王国打败，犹太人从此七零八落、四处散居。这时许多犹太人被尼布甲尼撒掳往新巴比伦人即现巴格达一带，在那里被“囚”了三十多年，这就是“巴比伦之囚”。但这不是被关进监狱。在古代西亚地中海世界，部落与部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发生战争，失败一方往往对胜利的一方表示臣服，表示服顺（失败的一方整族被屠杀或被卖为奴隶的事也时有发生，希腊历史文献多有记载），甚至整族被迁往他乡。这时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新巴比伦王国并不把他们关在某个监狱，但他们的行动受到监视和限制，所以犹太人你别逃跑，你跑也跑不到哪里去，你甚至无处可逃，因为“天下”是新巴比伦王国的“天下”。我们不难想象，被囚禁的犹太人比现代国家的三等公民、四等公民的处境还要差。后来的犹太人便把祖辈这段经历叫做“巴比伦之囚”。是谁结束了这种囚禁？是波斯人。波斯人出于“统战”的考虑，对弱小民族尤其是与新巴比伦王国有仇的民族一律实行宽大的政策。他们不仅释放了被囚的犹太人，还备好干粮，派车护送他们返回家乡。所以，许多犹太人认为是波斯人解放了他们。我读到一些犹太人写的东西，对波斯人的宽厚仁慈真是感恩戴德，直到20世纪仍然在大书特书。
这跟启蒙运动的情形很相似。正是启蒙运动使犹太人得以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使他们在欧洲和美国各个领域得以崭露头角。不知道大家对美国犹太人的势力多大有没有概念？基辛格是汤因比的信徒，他的地缘政治思想主要来自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可是为什么一般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未能像他那样意识到汤因比学说的重要性呢？或者说为什么他们没能像他那样不仅对汤因比的学说感兴趣，而且能努力把它付诸实践？我只能说犹太人善于读书，勤于思考，最后在美国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拥有很大的声音，或者能对公众说话，影响公众舆论，所以在影响政府决策的人里面，有很大一个比例是犹太人。虽然不能说基辛格是一个思想家，但至少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学者，更幸运的是，他有机会把思想运用到国际政治上去，解决一些有深远影响的大问题。1970年代初导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紧张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的解冻。这里，基辛格个人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他读了很多书，有宽广的历史视野，有全球眼光，十分难得。
也许是在启蒙运动以后才大规模移往美国吧，美国犹太人所受到的歧视比较小，更不可能遭受大规模屠杀了。也正因为这里是“新世界”，旧传统、旧观念、旧习俗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犹太人在这里特别成功。他们在美国的比例很小，可能只有约百分之二，但产生的影响之大，可能只有华人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可以相比。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美国读书，会发现那些顶尖大学（所谓“长青藤联盟”）里有大量的犹太人任教。你如果读美国人写的书，会发现十有八九是同情犹太人的，至少也是客观中立的，因为写书的人当中有很大一个比例实际上就是犹太人。在现在东欧一些国家如俄罗斯，仍然有反犹宣传，甚至有反犹组织。但在美国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发生。你能听到的声音，差不多都是犹太人发出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犹太人实际上掌握了美国的话语权。这也是为什么巴以冲突永远没有终结的根本原因。犹太人在美国势力实在太强大了，在金融界、实业界、学术界、科技界、传媒界、政界、甚至演艺界都是这样（从世界范围看，犹太人在各个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只有视觉艺术是例外，这与叙利亚或犹太宗教禁止偶像崇拜或“非礼勿视”[我们来玩玩“格义”吧]的悠久传统是有很大的关系）。外界能听到的所谓“美国”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犹太人发出的声音。因此，美国不为以色列说话，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不可能制订损害以色利的政策，至多只会采取一种貌似中立的姿态。当然，美国人在实在说不过去的情况下，也会言不由衷、不痛不痒地批评批评以色列，以平息阿拉伯人的愤怒。
四 以色列、夏洛克，犹太人与海外华人影响力的比较
学生：“沙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沙龙？我觉得他还不错。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很有远见。他是军人出身，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立过很大的战功，因此出了名，所以在阿拉伯人眼中他是一个屠夫。一直以来舆论指责他策划甚至亲自指挥了1970年代初对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大屠杀。但这在当时就没有得到证实，只是一种猜测。尽管有这样的背景，沙龙却能顶着犹太同胞们的压力，或者说能够从以色列的长远利益看问题，制定了向巴勒斯坦人做出重大让步----例如撤除加沙和其他地方的犹太定居点等----的政策。这是保守的犹太人所不高兴看到的事。有些电视画面很有意思，大家应该多注意。我见过这样的画面，以色列军人根据巴以协议进入那些犹太定居点，准备拆除房子，与定居在那里很久，不愿撤走的犹太同胞发生了“肢体冲撞”，但这种冲撞却一点也不显得暴力，与许多国家防暴警察对付示威者的做法相比温和得多。拆房子的时候，房子的拥有者在哭，拆房子的士兵也在哭。但是犹太人必须撤离这些定居点。沙龙已经替他们做出了这个决定。如果以色列不让步，犹太人在中东是永远得不到安宁的。从长远看，时间对他们并非有利。阿拉伯国家人口增长速度比以色列快得多。他们有的是人力资本，有的是人体炸弹用以袭击以色列的军事或非军事目标。这其实是用人数优势弥补战略劣势。在自然界，以数量弥补质量不足，是普遍现象。这是生存和繁衍策略。
其实，同极为强大的以色列（后面还有国际上有财有势的犹太人支持）相比，巴勒斯坦人真是没有其他路可走，真是没有其他牌可以打。因为最先进的武器都在以色列人手里，美国又在后面为他们撑腰（尽管某些美国总统如卡特和克林顿的政策是更大程度地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搞平衡），再加上以色列国民素质极高，一以当十，一以当百，所以阿拉伯人的人口和国土优势被抵消了。1973年中东战争以后，阿拉伯人终于意识到要将以色列赶出中东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于是埃及带头，其他阿拉伯国家跟进，陆续承认了以色列，当然也就不像从前那么支持巴勒斯坦了。于是巴勒斯坦成了国际孤儿，虽然总是能够得到阿拉伯国家的道义支持，却得不到什么实惠，同以色列相比处于绝对劣势，手中根本没有什么牌可打，处境非常艰难，只能用自杀式袭击来保持对以色列的压力，使它或多或少归还一些被占领领土。另一方面，以色列的人口也不像刚刚建国时那么少，现在已有七百多万，而且其他国家还不断有犹太人移往以色列。最近十来年从俄罗斯移到以色列的犹太人特别多。
（学生：“以色列人讲什么语言？”
希伯来语是以色列的国语，除此之外，英语使用得很普遍，俄语也通用，这是因为最近十来年从俄罗斯移民来的犹太人特别多。）
不过以色列人是很可敬佩的。这么一点点人口，周围是上亿的阿拉伯人，他们竟然可以坚持下来（当然了，美国支持以色列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以色列人的素质非常高。他们选飞行员不像中国那么千挑万选也仍然选不出多少像样的人。他们当中产生了大量的飞行员。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人所受的教育程度非常高，他们的身体素质也相当不错（学校的体育教育应当是很强），所以他们的飞行员操作最先进的飞机，做高难度动作，使用最先进武器都不在话下。大家在电视上还可以看到以色列街头有很多女警察或者女兵。这表明他们人口不够，不得不全民皆兵，人力资源的使用似乎已达到极限。必须进行全民动员。但全体国民能够高度动员起来本身，也表明协调组织能力非常强，整体国民素质非常高。
我们这里不妨讨论一下《威尼斯商人》里面的夏洛克形象，这很有意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犹太人被丑化了，可以看出英国人乃至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整个态度，那就是歧视。现实生活中典型的犹太人是不会像夏洛克那么愚蠢、可笑的。傻子恐怕也知道，从胸脯上割一磅肉下来会出人命。可《威尼斯商人》的整个故事愣是建立在这种不合情理的假设上。这甚至不妨碍它成为世界名著。但莎士比亚为什么这么刻画犹太人呢？这里可以看出英国人对犹太人的看法。莎士比亚不这么写，就没法投合英国人的口味，也就没人来看他的戏，用现在的话说，就没有票房了。不过，当时英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在所有欧洲民族中已经是最开明的一个。虽然夏洛克这个形象很糟糕，虽然大家在娱乐中可拿犹太人取笑，可是在英国已较少发生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比如烧他们的商店、抢他们的东西）甚至屠杀犹太人的事件。法国的情况跟英国相似。但在中欧、东欧地区、西班牙和葡萄牙，情况就很不一样。
虽然从总体上看，18世纪以后犹太人的处境改善了很多，但从中、东欧地区来看，那里总的说来不如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英国和法国，那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不如英国和法国，所以那里人们对犹太人的接纳程度明显低于英国和法国。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中东欧国家犹太人的处境就更不妙了。大家知道，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中东欧还发生了所谓Holocaust，据说有600多万犹太人被灭绝，是纳粹德国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我觉得这与华人在海外的情况是相似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一个巴掌拍不响。很难说犹太人是绝对无辜的。一战后德国经济凋敝，人民生活非常艰苦，犹太人当中一些不法商人（他们中商人可真不少啊）趁机干起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事。纳粹宣传部长哥培尔上台前曾写过很多反犹文章（大家不妨去“谷歌”一下，也许能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有很多煽动性文字，抨击这种行为。这对当时德国反犹思潮和排犹活动的兴起无疑起了不小的作用。
一方面，我们对犹太人抱有很大的同情，因为从相对于居住地的主体民族，他们在数量上总是弱势。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犹太人现在享有的权利非常之大，他们在欧洲和美国的声音非常之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全世界的话语权。似乎个个犹太人都非常articulate，都乐于表达自己，善于表达自己。所以我们听到的西方人的声音，差不多都是犹太人发出的声音。由于这一缘故，我觉得最好不要用“离散”一词来翻译犹太人的Diaspora。使用“离散”这个词，我们眼前会展现出一个民族背井离乡、寄人蓠下的画面，一个可怜的，需要同情的民族的画面。其实，Diaspora这个词在西语里面不像在汉语中的“离散”那样，带有一些感伤的色彩。当然，我们使用Chinese Diasporas in America或Chinese Diasporas in Indonesia这些概念时，情况也是相似的。新加坡情况怎样？那里华人占多数，是当家作主的民族啊。为什么我们不说东南亚甚至新加坡的华人也是一个“离散”的群体？可这些华人的祖先当初难道不也像犹太人的祖先那样，也是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可是我们说海外华人“离散”，会学得可笑。印度尼西亚华人人口只占印尼总人口的4%左右，可他们以这一小点人口却掌握了整个印尼的经济命脉，人口整体素质也明显高于当地人。我们难道应继续使用双重标准，只说犹太人“离散”，而不说海外华人“离散”？
五 Diaspora译名的比较：“离散”，还是“散居”？
我以为，应该把Diaspora译成 “散居”（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它指的是“散居社群”或“散居共同体”）、“播散”、“播迁”或“流散”，因为原文在西语里是中性词，没什么情感色彩，而“离散”这个词却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下面我们要详细讨论犹太人的“离散”抑或“散居”问题）。所谓“散居”或者“播散”，在英文中是Diaspora。它有两个希腊语构词成份：1）dia，有横穿、分离之意；2）spora, 有种子、播种之意，所以diaspora有播散、播迁、散居，甚至离播之意。我以为，专用于犹太人（当然现在也用于其他族群如海外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大写的Diaspora可以译为“散居”、“播散”、“播迁”或“流散”，甚至“种播”、“离播”，但不宜译为“离散”。这个词听起来很有点感伤。
犹太人的散居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族生存状态，甚至是犹太人文化身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西元纪年开始以前，犹太人曾经享有完全属于自己的领土和国家，但这种历史并不长。自西元722年被亚述人打败开始，他们便因这种那种原因不断地向外播散，在很多时候是主动往外播迁。正是在新的居住地，犹太人才兴旺发达起来，才以他们的宗教、文化和才智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个犹太民族就是在散居中成长的。把话说得直白一点，犹太民族的扩张是以不断播迁的方式实现的。
在西元前8世纪以前，现巴勒斯坦一带主要居住着古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即12个古代犹太人部落。现在犹太人已经播散到全世界了。虽然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犹太人的数量相对于当地人来说总是少数，但是相对于那12个古以色列部落来说，却不知多出多少倍。从人口、空间上看，犹太人都大大增强了。这不是散居所导致的民族生命的繁荣，是什么？犹太文明的成长方式与其他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某个民族到了一个地方，得战胜那里原有的民族或恶劣的自然条件，然后以主体民族的身份呆下来，繁衍生息。可是，犹太人却以寄居者的身份，以一种以柔克刚、并不引人注目的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等你意识到这点时，他们已然是一个遍布全世界、在各方面有极大影响的强势民族了。
从《旧约》里看，大约在西元12世纪左右，犹太人是一些非常活跃的部落。我们会发现，那时的犹太人也是很好战的，并不像后来我们看到的那种谦卑、低调的样子。在《旧约》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在耶和华的护佑下或以耶和华的名义，打了很多胜仗。这些仗有时候是非常血腥的，犹太人甚至大批屠杀过敌对部族的人（犹太人杀戮其他民族的例子在“希伯来《圣经》”[即《圣经·旧约》]中府拾皆是，在《约书亚记》、《士师记》等书中更为集中；圣经中一则关于犹太人残酷杀戮的有名故事与族际婚姻和族群界定相关；在雅各之女底那被示剑强奸后，示剑答应娶她，雅各也同意的情况下，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却让示剑族所有的男丁都按受割礼，趁他们手术后疼痛之际，将该族所有的男子杀死，包括示剑本人及父亲哈抹在内[见《旧约．创世记》第33-34章]）。然而奇怪的是，我们也可以在《旧约》中看到很多和《论语》相近的教导，比如说爱你的邻人，爱陌生人，甚至陌生人的马劳累了一天，你也得给它们喝水，给它们添草料等等。无疑，在前12至 9世纪，犹太人在现巴勒斯坦一带是一个很能打仗的部落集团，也是一个主张行善的民族。但后来亚述人打败了犹太人。他们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外迁。从几千年后的后来者眼光看，恰恰是从这时起，犹太人开始表现出他们的能耐了。正是一批又一批犹太人播迁到其他地方，才有后来基督教的兴起，才有基督教西方文明，最后才产生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人。
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讲前722年以色列部落被亚述人打败的事。这时，很多犹太人逃离巴勒斯坦，但还是相当大一部人留了下来。前586年以色列部落被新巴比伦王国打败，之后有“巴比伦之囚”，但逃出去的人比从前多得多（包括被掳走的人）。后来罗马帝国兴起。罗马兵锋锐不克挡，犹太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犹太人能够柔弱胜刚强，能够臣服于罗马人，乖乖地做罗马的“顺民”，然后逐渐改变罗马人的文化和宗教，罗马帝国的堡垒实在是从内部攻破的。西元1世纪下叶从犹太人中出现了一个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死后三日又复活等教义的小教派。这些人被称为“基督徒”。他们的小教派后来演变成世界性的大宗教----基督教。这个小教派的成员最初是青一色的犹太人，耶稣本人也是犹太人。这些人都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教，相互串连。慢慢地，罗马帝国“变色”了。后来兴起的基督教根本不是希腊罗马宗教，而是一种叙利亚形态的宗教，一种犹太样式宗教，与希腊罗马宗教的差异极大。在基督教破除偶像崇拜的信念下，整个西亚地中海世界希腊人、罗马人的传统信仰被一扫而光。犹太人以柔弱胜刚强的方式战胜了强大的罗马帝国。
所以我们不能用“离散”这个带有情感色彩甚至有点凄凉味道的词。犹太人的Diaspora是犹太文明成长壮大、繁荣昌盛的一种特殊方式。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就是在一个海外建立一个又一个Diaspora或散居群体，从而不断播散、生长、繁衍、兴旺发达的故事。他们的家园从来就建立在其他文明、其他国家的土地上。所以我们可以说，犹太人的播散和散居社群是一种先天性、结构性的文明形态。犹太文明的存在形式历来就是这样。历史上没有哪个文明像犹太文明那样没有一片固定疆土。犹太人一直把耶路撒冷看作自己的神圣领土，看作自己的“圣城”，看作自己精神认同的头号坐标，但耶路撒冷同时也是阿拉伯人和基督教徒的圣城啊。目前中东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耶路撒冷为多个宗教的圣城或精神符号，其地位和归属未定这一事实。相比之下，印度人和中国人虽然也不断播散海外，虽然也有他们的Diaspora，可是他们的散居不光有文化即价值观、典籍、节日、礼仪、传说等可以用作其精神认同的符号，而且背后有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巨大的母邦（我使用“母邦”这个词，是因为近代以前各大文明并没有现代国家、国籍的概念；“祖国”这个概念在这里不太合适）可以用作认同对象。在这方面，印度人和中国人与犹太人是不同的。
我们不妨这样概括近三千年来犹太民族自我实现的方式，那就是，他们因这种那种原因主动或被动地播散到世界各处；他们随遇而安，利用当地物资和文化资源，与之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并在这种“共生”关系中不断成长和壮大。应该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犹太人与西方人“共生”的程度太高了，融入西方的程度之太高了，影响太大了，以至于说存在一个“犹太文明”已没有什么意义。犹太人就是西方人，犹太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六 “散居”的比较：犹太人、中国人、印度人、祅教徒
这里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讨论。我们来看看犹太人散居的背景。他们向外播迁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是在西元前722年亚述王国打败犹太人，他们被迫离开家园时开始的；这时萨尔贡二世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驱散，从此犹太人散居海外，开始了向外扩散或种播；后来当犹太人从巴勒斯坦地区再次大举向海外扩散时，他们发现那里并不是陌生之地，而是已有很多犹太同胞的地方。然后是前6世纪80年代新巴比伦王国打败犹太人，犹太人再次大规模向外播迁，这是他们种播海外的一个新阶段。第三阶段是4世纪后叶亚历山大东征以后的几百年时间。在这一时期，犹太人相继处在各个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在西亚地中海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综而观之，林林总总的帝国西亚地中海世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每个帝国的到来都给犹太人还来了机会，每个帝国的兴起和衰亡都意味着犹太人的进一步壮大。在西元前31年至235年这两百六七十年间，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只有一个民族的人口明显增长了，这就是犹太民族。所以可以得出这一判断：犹太人正是用离开家园、播散海外（或者说种播到海外），以表面上臣服于统治民族这样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疆界的。所以我以为，中文里的“离散”概念应该摈充。
再多讲几句有关犹太人播迁海外的话。正是在古代以色列国家被亚述灭亡后，犹太人进入了巴比伦，进入了埃及，最后扩散到整个西亚地中海世界，包括希腊罗马地区。西元66至70年和西元132至135年在巴勒斯坦，以及西元115至117年在塞普路斯和昔兰尼加举行的反抗罗马统治起义失败后，犹太人散居的规模和范围更是大大超过了从前。只是在这以后，犹太人才逐渐播散到现欧洲各地，后来更播散到南北美洲。也只是在这以后，有不少犹太人来到印度，再后来甚至有犹太人到了中国开封。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情况，那就是在二战期间，欧洲有两万多犹太人流亡到中国，主要呆在上海，东北也有不少人。这些人后来大都回到了欧洲或来到美洲。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因为中国人对他们很宽容，他们在中国没有遭受迫害。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犹太人是一个永远都在迁徙的民族。
我到深圳来以后，发现同其他省份的相比，东北人有一种迁徙的本能。我注意到这里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东北人。我的家乡四川人口超多，可是为什么四川人不愿出来？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四川日子太好过了。四川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生活节奏闲散而安逸。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这是辨证的。散居世界各的犹太人一直有一种危机感，没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所以才有发展。可以说，散居是犹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宿命，是他们文化身份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在这个意义可以说，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起，他们一直在流散或客居状态中。他们是在散居中保持和发展其文化身份的，他们的文化身份是在散居中成长变化的。犹太人人口的增长也是在散居中实现的。刚才讲到的例子来自古代。直到目前，犹太人的人口还在增长，而且都是高质量的人口，因为犹太人极注重教育，这跟中国人相同，却是其他大多数民族所没能做到的。从美国来看，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的后裔喜欢体育，在户外活动特别多，而犹太人和中国人喜欢在实验室工作，犹太人和中国人都是能静下心来做事情的民族。
再次强调一下，犹太人的文化身份跟他们不断向外播迁非常难以分开。在前722年以色列王国为萨尔贡二世所灭时，犹太文明还没有出现；甚至在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将犹大国的犹太人掳到巴比伦时，犹太文明也还没有形成；只是在“巴比伦之囚”结束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尤其是自前475年以后在以斯拉、尼西米、以利亚、耶里米等一系列先知的领导下，严格的一神论在犹太人当中占了上峰以后，方可以说犹太文明诞生了。甚至可以说，犹太人在自己的文明尚未分娩或者说仍然孕育在叙利亚文明的子宫里时，便开始了播散；或者说犹太人的前身希伯来人很早以前便开始了播散。这从语言上也可以找到证据。现存的有关文献表明，在“巴比伦之囚”及之后很长一段时期，西亚地区族群名称的使用是罕见的，Jew或Jews之类的词根本不存在，Judaism 一类的词出现得更晚。那时人们并不在乎你是什么民族种群或属于什么宗教（这个概念是近代才使用的），人们总处在走南闯北的运动中。等你意识到有Jews这个种族甚至有Judaism这个“宗教”时，他们早已遍布整个西亚地中海世界。
我们刚才讲到犹太人的散居和其他民族的散居不太一样，不过差别的实质并非在于这种生活方式本身，甚至也不在于时间、规模和分布范围上的不同。为什么这么说呢？印度人和中国人中也有大量散居海外的群体。这种散居除了在时间上不如犹太人悠久外，在规模、分布范围上跟犹太人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中国人、印度人有一个巨大甚至强大的母邦可以认同。犹太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尽管1947年以来有一个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家。我甚至不认为犹太人是文明史上独一无二在播迁中成长的民族。从波斯出走的“帕西人”，即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人们，7世纪后因不愿改信伊斯兰教而不得不离开故土伊朗高原，辗转迁徙到印度（一些人也到了中国）。直到现在，印度还有一些很善于经商的“帕西人”。另外，中国人、印度人因人口或经济压力太大，也较早开始散居海外，16世纪以后其散居规模更是明显扩大；在移居地，中国人、印度人人口也一直在增长，东南亚华人影响尤巨大，这跟犹太人在欧洲和美国的情形是相似的。中国人在东南亚的地位，很像犹太人在美国、南美等地的地位，一点点人口就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处于强势地位，甚至在体育方面也很强势，例如印尼、马来西亚国家羽毛球队里有很多华人，代表他们的国家与中国队比赛。这些情况表明，犹太人也好，华人也好，印度人也好，都是强势民族。在这个意义上说犹太人在散居中成长（即便他们不是唯一的一个在散居中成长的民族），是一个客观的描述。同样的，海外华人之播迁或种播到海外，也是中国文明成长壮大的一种形式。
七 出于自愿的“散居”
伊斯兰教兴起后，不愿改宗成为穆斯林的祆教徒（即琐罗亚斯德教徒）于7至8世纪被迫逃离伊朗高原，寄居印度长达一千三百来年。他们通过商业活动和戒律适应了寄居地的生活，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文化、宗教同一性。这是“帕西人”。如果说犹太人主要是在播散中确立并发展其文化身份的，如果说犹太民族不仅没有因为播散海外而式微，反而在播散中成长壮大了，甚至在散居中将他们极端的一神论信仰大大强化，并且在那种已发展到圆熟的对一神论接纳程度极高的叙利亚化环境（这种情形的反面或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亚历山大东征至至西元纪年初这三百来年的“希腊化”）中将这种信仰样式大大扩散，就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犹太人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苦难的流浪史，就像一些人喜欢使用的伤感的汉语译名“离散”所表明的那样。既然散居是犹太民族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完全可以说犹太文明的使命是在散居中完成的，或者说，犹太民族的文明史意义是在散居中实现的。
在某些情况下，犹太人的播散虽然是由外力所强加，但在更多情况下，他们的移民或播迁却并非由外力强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选择的结果。这有点像近年来有些中国人跑到美国去，说自己是受到政治迫害才逃过来的，想以政治理由办移民，可这种话连美国人也骗不了。这些人明明是想出去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连美国人也知道你是“经济移民”而非“政治移民”。世界上有这么多比美国穷的国家你为什么不去？同样的，很多犹太人迁居海外也是自愿选择的结果。比如说，在哈斯芒王朝时期，犹太人不仅巩固了巴勒斯坦及邻近地区这一疆域基地，而且通过移民扩大了其分布范围。几十年后，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感叹：犹太人渗透到了所有国家，找不到一处没有犹太人的地方（这就像我们说，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找不到中国人，连冰岛都有几百个中国人，南极也已建立了两个中国科学考察站，马上还要建第三个）。在整个地中海西亚世界竟然找不到一处没有犹太人的地方！
早在哈斯芒时代以前，犹太人便自愿向外播散了。亚历山大的征服只不过加快了迁徙的速度。事实上，尾随亚历山大军队向外移民的不光是希腊人，还有犹太人。犹太人和海外华人一样，总是在搭顺风车。亚历山大在埃及建立亚历山大城时，被迁居到这个城市的人当中就有大量的犹太人。若干年后，散居埃及的犹太人口竟超过了巴勒斯坦，那里是犹太人的母邦，是犹太人的家乡。更可笑的是，由于海外犹太人太多，势力也非常大，巴勒斯坦竟被看作埃及犹太人的一块属地。这很可笑，这就像散居在外已久的华人对外国人说，他们有很大一块海外属地，那就是中国。事实上，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祖邦。圣经翻译史上有所谓“七十子”（还有所谓“七十子译本”），基督教神学史上有亚历山大的斐洛，他们在圣经史和基督教发展史上影响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七十子”和斐洛都是在长期居住在埃及讲希腊语的犹太人。他们与巴勒斯坦的原住民犹太人不同，身上已经深深融有希腊文化的因子。他们之所以要翻译圣经，是因为在埃及长期讲希腊话，已读不懂希伯来语的圣经原文，至少他们担心年轻一代读不懂了。长此以往，他们不就丧失了文化身份，不再是犹太人么？所以才从事圣经翻译活动。这就导致叙利亚与希腊文化的交融。像“逻各斯”这一重要的概念就是斐洛把希腊理念移植到叙利亚宗教中的结果，而移植的结果便是基督教神学的肇始。
事实上，早期基督教史和犹太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这一时期的埃及犹太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埃及成了犹太人向更广阔区域播散的重要基地。前不久我读到一则消息，说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些华人感叹，他们在那里长期以来得不到发展，人口由从前一千多人萎缩到二三百人，现在稍稍年轻一点的华人都纷纷移往海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加尔各答看作海外华人向其他地方进一步播散的一个跳板？东南亚华人也不断从祖辈所在的东南亚移居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南亚已然成为华人继续向外播迁的重要基地。这与刚才讲到的希腊化时代犹太人把埃及当作向其他地方播散的基地，有什么两样？不过请大家注意，这一时期的犹太人虽然在文化上一定程度地同化于当地人，但也享有很大程度的宗教自由，大体上并没有丧失其宗教、文化身份的危险。除此之外，这时犹太人在政治上享有较大程度的参与甚至较大程度的自治，埃及犹太人尤其如此。总之，这时的犹太人不像中世纪欧洲犹太人那样遭受当地人迫害。他们有一定程度当家作主的感觉。
八 与其他民族的“共生”
下面我要讲讲犹太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共生”。
自打一波又一波犹太人从巴勒斯坦播散到海外以来，犹太人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事情都发生在他们寄居的新土地上。犹太人之散居埃及虽然不是纯粹属于自愿，最初迁来的人尤其如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说对于大多数犹太人而言，这是一种移民活动，并不是“巴比伦之囚”意义上的强迫迁徙。况且，即便是强制性移民，也并非不能产生扩展犹太人生存空间、扩大其文明基地的作用。伊斯兰教兴起后的情况也相似。伊斯兰兴起后最初几百年，即7世纪中叶至10世纪，全世界犹太人有85%至90%居住在穆斯林世界。刚才有同学讲犹太教的包容性，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合适，应该是其他文明，比如说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文明（同其他文明比较，启蒙运动以前西方文明的包容性最差）、印度文明对犹太人都表现出了很强的包容性。在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即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建立其帝国的地方，犹太人口占当时全世界犹太人口的85%至90%。这很能说明问题。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界限并不清晰。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因此，犹太人尾随穆斯林来到马格里布（指北非阿拉伯国家）和伊比利亚半岛再自然不过了。在伊比利亚半岛，犹太人在穆斯林政权统治下享有宗教自由和社会福利；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只是在穆斯林被驱逐期间及之后才发生的。穆斯林政权除了在税收方面有点歧视非穆斯林以外，总的说来对犹太人是很宽容的。可现在，犹太人给穆斯林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其实，犹太人之与其他民族“共生”或客居于异民族区域，只是散居现象的另一个重要侧面而已。犹太人与之“共生”的人不仅仅是穆斯林。在此之前，他们早就与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共生”了。在这些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城市里，永远都有犹太人的身影。西元1世纪罗马帝国有一个很坏的皇帝，叫尼禄。在他统治期间，罗马当局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早期基督徒中有大量的犹太人）的迫害相当严重。在他和其他差不多“坏”的罗马皇帝统治期间，并非各个民族都能享有平等的地位，都能享受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可是即便这么一种民族关系格局，也可以视为一种“寄居”和“寄主”的关系，只不过弱小的犹太民族从来没有充当过寄主，或者说，从来只有寄居在统治族群当中的份儿。即便这么一种关系也可以视为文明间的共存。大家不都很熟悉开封犹太人的故事吗？那是很典型的寄居，但由于中国人和中华文化对他们太宽容了，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免疫力因而大大下降。在一中不宽容的环境中，犹太人往往能够繁荣兴旺；而在一种宽容的环境中，他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地丧失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完全被同化。实际上，这种情形跟海外华人播散到东南亚各地的情形是相似的。大家知道在东南亚所有国家中，哪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政策最宽容？
学生：“泰国。”
是的。在泰国，华人原有的民族文化身份丧失得最快，这主要因为泰国是佛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太宽容了，华人在那儿很快就如鱼得水，说当地语言，采用当地文化，与当地人通婚，后来便很难分清楚谁是泰国人，谁是中国人了。我在国外遇到过一个泰国人，从样子看上去俨然是华人，但他总是说，我们分不清也不分自己到底是泰国人还是华人；你是中国人，你如果到泰国来，我们对你也不分彼此，都是一家人。在这么一种宽容的文化氛围中，外来民族最容易失去原有身份。因此，可以说从尼布甲尼撒到居鲁士，从亚历山大到君士坦丁，在一个又一个强大帝国的统治下，尤其在相对宽容的政策庇护下（如在居鲁士、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就更不用说了），犹太民族得以不断发展，不断壮大。叙利亚文明的新形式----犹太文明----的生长，完全是以寄居在更强大的寄主文明中来实现的。
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叙利亚文明亲体中开出的另一个子体----以犹太教为基础进一步变型、发展而成的后来被称为基督教的宗教/文化----也得以不断发展，不断壮大。不光是犹太人在流散，在播迁，最初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基督教也在向四面八方播散。所以，说犹太人的历史是一部“离散”的历史，好像犹太历史是一部苦难的民族史。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实际上，犹太人就是用这个办法来发展壮大、繁荣昌盛的。另外，基督徒虽然遍布全世界，但你搞不清楚每个基督徒血液里有多少犹太基因。早期基督教压根儿就是一个犹太教小教派（顺便讲一句，“汉人”其实也是超级混血儿；“汉族”是一个可疑的概念；西元前1000年时，华北除了有蒙古人种以外，还有高加索人种在活动，甚至有爱斯基摩人、黑人在活动，这在考古人类学界已是定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保证一个纯净的“汉族”）。
九 “散居”是一种扩张，是一种文明属性
大家注意，犹太人也以基督教的形式向外扩张。在早期基督徒中，讲移居地语言的犹太人特别多，越到后来其他民族加入的越多。事实上，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并最终取得支配地位，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数百年来由于一个又一个大帝国提供的政治秩序和相对安全，迁居海外的犹太人得以将叙利亚文明的精神品质----主要是唯一神论及相应宗教观念----传播到一个广大的区域。精神品质的播散是犹太人的一种扩张方式。文化理念的播散也是文明扩张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可以说在一个又一个大帝国的统治下，犹太人得以享有和平与秩序，因而得以把帝国所及的广袤区域的文化氛围培育成一种适合一神论宗教成长的环境。没有犹太人在广大西亚地中海世界的几个世纪的生存和繁衍，基督教怎么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基督教是在西元324年才最终取得合法地位的，在此之前几百年当中，从耶稣死后门徒们开始传教一直到西元3世纪末，基督徒在罗马帝国一直是遭受迫害的，324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他自己在此前已皈依了基督教。我讲过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并不是因为自己突然开悟，而主要是因为他周围的人已经大量皈依基督教，就连军队里边也有很大比例的人皈依了基督教。他是为了自己的皇位和帝国稳定而皈依基督教的。但不管他信教的动机是什么，从古到今，基督教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再强调一遍，没有犹太人的散居，便没有基督教。但犹太教、基督教二者的传播都是以更宏大、更深厚的叙利亚文明为基础的，或者说基督教的传播本身应该被看作叙利亚文明的一种扩张形式。一个文明在主要是另一个文明的地盘上扩张，意味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拥有这些价值观的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这其实是文明的互动，冲突在所难免，“主人”与“客人”的冲突在所难免。强大的主人往往迫害弱小的寄居者。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在早期基督教两三百年历史中，犹太人、基督徒受过什么样的迫害（注意，早期基督徒与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机会，大家不妨看一看这类题材的影片。这种电影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罗马人在众目睽睽下把一群犹太人或基督徒赶进斗兽场中心，然后放出猛兽，追着跑着把他们吃掉，看台上的观众当然为之激动，为之狂热，为之欢呼雀跃（这与前些年深圳动物园让游人扔活鸡给狮子吃并无太大的不同）。罗马人也会把受害者绑在柱子上，让猛兽撕开其肠肝肚腑，鲜血四溅地当众吃掉他们。那时没什么娱乐，这就是罗马人的娱乐，甚至执政官或皇帝是否得人心，也得看他能提供多少这样的游戏以及所提供游戏的质量有多高。
可是即便如此，即便有一些“叛徒”，就是放弃信仰的人，总的说来犹太人在精神上没有被打垮。他们宁以这种极耻辱的方式死掉，也不向罗马当局低头。那时候，罗马人迫害犹太人，是因为他们严守自己的信仰，不敬拜罗马国家神（这往往是皇帝本人，或者说皇帝就是国家神，当然也有其他神祗），不忠于罗马国家。犹太人则认为，敬拜罗马神祗是偶像崇拜，违背了信仰。只要敬拜罗马神祗，就表明你忠于罗马，是顺民，就不会再受迫害。但对许多犹太人来说，背叛自己祖祖辈辈的信仰，背叛自己的民族，无异于放弃自己的生命。不投降，得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犹太人恰恰拥有这力量。但这也并非没有负面作用，那就是唯我真理在握，其他人都是错的，甚至是邪恶的；正面作用是身处逆境也决不垮掉精神。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散居或播散几乎可以视为犹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甚至可以说，犹太人对一个无形、唯一和排他的神的信仰，也与他们不停的迁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只有在流散中，在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状态下，才有必要也才有可能发展一种异常强烈的信仰。在那种无依无靠的情形下，你只有靠心中那唯一的真神了。只有他才是你最后的精神支柱。唯一神信仰是在“巴比伦之囚”以后才在犹太人中最后定型或取得主导地位的。这一事实不仅表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跟他们的散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也表明犹太人的文化身份是在散居中成长、变化的。在巴比伦之囚以前，犹太人之间仍盛行偶像崇拜，在旧约圣经中，先知们斥责有些人搞偶像崇拜，行为不道德。但是在被囚期间，要想在并非宽容的异族统治者面前大张旗鼓地祭拜自己的神，那是不可能的。要祭拜，也只有偷偷摸摸地进行。要在极险恶的环境中保族保种保文化，非得坚持并发展原有的宗教信仰以加强民族凝聚力不可。一种严格非偶像的、排他的、只在族群心灵中存在的上帝观应运而生。
如果有一个固定的、领土意义上的祖国，也许偶像崇拜会保留下来，因为你不仅有充分的自由，也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当你寄人篱下的时候，特别是当你是一个弱势民族甚至是一个被囚民族时，你就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进行偶像崇拜了。所以，最后只有民族心底里的那个神才是唯一的真神。请大家注意，犹太人严格的唯一神信仰深刻影响了伊斯兰教。从属性上看，穆斯林的唯一真神跟犹太人的唯一真神差不多，都是一个无形无相、至大至上的终极实在。所以回过头看，正是在“巴比伦之囚”时期，犹太人才加强了自己的信仰，强化了唯一神观，而从长远看，这种强化了的唯一神观所起到的凝聚犹太人社团的作用，使他们在时运好转之前不仅没有沦落，反而在精神上变得更加坚强起来。这里，我要再次指出，极端强烈的唯一神信仰有它不好的一面。有这种信仰的人们或多或少有这么一种思维，即只有自己才掌握了终极真理，其他人的信仰都是不对的，甚至是邪恶的，这样就很容易引起信仰者与非信仰者的矛盾，甚至很容易在信仰同一个“真神”的族群内部引发矛盾和冲突。
犹太人和穆斯林（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有基督教徒）当中十分常见的一种现象，是派别分裂，甚至派中有派，小派别中还有更小的派别（我听说，新疆穆斯林当中派中有派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不能说与他们的信仰没有关系。强烈的唯一神信仰就好像一把双刃剑，有它的长处，但也很容易使人走极端，使人认为唯有自己真理在握，其他所有的信仰、观念、意见都是邪恶的或至少是错误的。如此看来，讲求中和、中道的儒家有它的优越性。
十 混血的犹太文化与双重身份的犹太人
由于长期散居在其他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方，长期同其他民族生活在一起，犹太人决不可能不受到所在地的人们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犹太文化的同一性也不应完全以犹太教和相应文化来界定，而应在更大程度上以犹太人与所在地民族所共同创造出来的文化来界定。犹太人身上虽然有底蕴深厚的犹太文化品性，但他们所最终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却无可置疑地具有犹太文化和所在地文化的双重属性。换句话说，长期以来犹太文化的同一性已经与寄居地当地人民的文化的同一性合而为一，不可分割了。有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摩洛哥犹太人、西方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人）、东方犹太人、塞法迪姆人，有东欧犹太人、德国犹太人、俄国犹太人、美国犹太人，甚至有开封犹太人。别小看这些术语。它们本身便表明犹太人文化身份“不纯净”。因为你几乎找不到不散居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犹太人。既然长年累月地居住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不形成一种兼有犹太和当地要素的双重文化身份，是蛮奇怪的。
你怎么能说开封犹太人是“纯粹”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手上有祖上传下来的“原版”摩西五经？事实上，这些犹太人早已经汉化了，保留下来的能表明其犹太身份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从身体、相貌、气质、举止、谈吐、习俗方方面面都看不出什么犹太特征了。甚至从名字上都看不出任何特征来。几百年来他们一直都使用汉姓汉名。也许他们仍然崇拜一个唯一真神，这多少能表示他们的犹太身份。也许他们（或他们中某些人）仍然不吃猪肉，这也多少能表明其犹太身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一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从开封出国留学以色列的“犹太人”。从身体上看，他从头到脚跟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他的气质、举止、谈吐与任何一个中国人没有两样。我觉得，应该把他看作一个犹太中国人。
大家也应该注意，不同地区的犹太人之间的差别之巨大，完全不亚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差别。比方说，俄国犹太人到了以色列以后，发现他们和当地犹太人之间很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可是无论是俄国犹太人，还是较早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都是白种犹太人啊。我在电视上还看到过黑种犹太人。他们是西元722年亚述人打败犹太人以后流散出去，辗转流落到非洲东北部的，或者说他们是那时流散到非洲东北部的犹太人的后裔。他们长得确实跟埃塞俄比亚非洲人没什么两样（那一带大量的非洲人身上流着阿拉伯人或其他闪族人包括犹太人的血液，所以看上去他们不太像其他非洲人，虽然他们皮肤很黑，或黑里透红）。他们终于在最近几年找到了自己的“祖国”。好在以色列的国家政策并不以貌取人，或不以外貌或身体特征来区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经专家论证后，已正式接纳他们为以色列公民。
由于长期寄居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文化早已不“纯净”，而是混血的产物。就是说，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犹太文化”，或者说根本不存在一种单一的犹太文化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全世界犹太教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信犹太教。可是这一判断大体上只适用于18世纪中叶以前。在这以后，大量的犹太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变得越来越自由化或现代化了，除了其犹太血统以外，在其他方面，他们与一般西方人已经没有根本区别，甚至比西方人更西方人。从目前看，只有传统的或保守的犹太人还信犹太教或者说定期上犹太教堂祈祷，并保留了相应的传统习俗。相比之下，“与时俱进”或现代化了的犹太人----如马克思、弗罗伊德、爱因斯坦、托洛茨基、基辛格、巴菲特、格林斯潘一类的犹太人----不仅非常之多，而且影响力巨大，根本不是那些“正宗”的犹太人所能比拟的。
这些现代化了的犹太人不仅已经不信犹太教，已经是猪肉什么的都可以吃，但恰恰是他们已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很大的程度上，现代西方文化是由他们来界定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把他们视为犹太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犹太文明由于其不断播迁的特点，并不是一个单质的、“纯粹”的文明。事实上，全世界犹太人----包括最保守的犹太人----的文化身份都是双重的。他们所体现的文化是犹太文化与寄居地文化的结合。
录音整理：郭思佳、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