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散居”的含义
“散居”或“流散”（Diaspora），是犹太人历史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犹太人历史文化同一性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简单地说，作为一个典型的非地域性民族，犹太人是一个很早就丧失了中心居住区域、客居于异质文化区域的民族。因此，将犹太人与中国人、印度人、西方人、穆斯林等等相提并论，可能不太合适；将犹太文明（如果承认有这样的文明的话）置于与中华、印度、西方、伊斯兰等文明相等的地位，可能同样是勉强的。从人口数量上来看，犹太人与这些文明的人口相比可以说无足轻重。从疆域方面看，犹太人自公元前６世纪以来便不再有中心区域，遑论疆域规模了。犹太人虽于１９４８年复国，或建立了一个现代犹太主权国家，但同其他拥有巨大疆域和人口规模的文明相比，以色列实是在太小，实在没有规模可言，甚至可以说有霄壤之别。换句话说，在中世纪至当前的文明互动情势中，犹太文明以其边缘性、非规模性，其作用大体上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犹太文明却充当了其他文明诞生和发展的催化剂。在此意义上，它扮演了一个极重要的角色。伊斯兰、东正教和西方三大文明的相应宗教，都是在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适宜的文化氛围（即叙利亚文明）中在犹太教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因此，就其所拥有的文明能量而言，犹太人是不可以小觑的。历史上，希腊人和犹太人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就是，他们在内部都是四分五裂的，尽管这种分裂的原因和表现形式不同。然而，作为族群主体，希腊人早已消失得无踪无影，但犹太人却不仅依然存在，甚至仍然在以其特有的散居方式参与现代文明的生长。何以如此？这就是需要加以深入考察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个文明或民族都或多或少地有散居在外者，但这种散居多有一个中心区域为基地，也以该中心区域为散居者的精神依托或其文化认同的地理对象。甚至不难从文明发展的现象中归纳出这样一个规律：散居是文明扩张的一个重要方式，甚至是文明规模扩大的一种表现、文明能量提高的一个标志，一如２０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文明向海外移民的规模大于先前几个世纪，而这种较大规模的移民显然又是与中华世界的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文明规模和能力的扩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犹太人的散居几乎可以说是先天性的、结构性的，或者说犹太文明的存在形式就是散居。因为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并不存在一个文明的中心区域充当犹太人文化认同的地理对象（耶路撒冷的价值主要在于其文化象征作用，或者说主要是犹太人宗教认同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性对象），甚至犹太文明的成长本身也主要是在散居的过程中实现的。从学术研究的需要看，尤其在文明比较研究中，作为超级文明“叙利亚社会”的“已变成化石的遗物”，01作为一个以“文化空间”弥补其地理空间缺失的文明，作为一个近代以来仍在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文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犹太民族并非不可以当作一个重要的参考系来看待，甚至可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明形态，犹太人的散居或其固定疆域的缺失，无疑是考察其他具有稳定疆域的文明的一个重要参照。没有这一参照或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其他文明的把握便有可能是不深入、全面和准确的。
二 前散居时代的文明历程
及至公元前２千年中叶，一个后来被称为“以色列”的民族在迦南地区已初步形成。按《圣经》的说法，以色列人在约书亚领导下，对“应许之地”迦南进行了武装征服和殖民。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并非完成于一朝一夕。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人与先前定居此地的部族发生了战争，文化冲突和融合亦在所难免。后来于前２千年与前１千年之交初步成形的“希伯来”文化，其实是多种文化融汇化合的产物。从种种记载和迹象推断，以色列人最初定居迦南，并非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充分动员的行动。后来被称为“以色列”的那些部落其实是分散活动和居住的，或“以色列”只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甚至这些部落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在“社会、经济、文化形式和要素”诸方面的“异质性”。02换言之，这时的以色列尚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文化同一性。只是在战争中，这些部落才会较为紧密地联合起来，而使这种联合成为可能的，是对“一些共同的神圣地点”的谟拜等因素。03
公元前１０世纪，在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个国王的领导下，以色列人建立并维系了一个统一的王国。所罗门试图在宗教崇拜上把以色列人统一起来，为此目的修建了“第一神殿”。然而所罗门死后，统一的以色列国家分裂为南方的犹大（犹大和便雅悯部落）和北方的以色列（其余十个部落）这两个国家。它们不断卷入该地区的国际冲突，尤其是以埃及为一方，以亚述和巴比伦为另一方的冲突，同时也与北方部族如阿拉米人龃龉不断。前７２２年亚述帝国摧毁了以色列王国后，作为政治联合体的那十个部落几近完全消失，或流散到了异国他乡。前５８６年，当犹大王国为巴比伦所灭时，其人口主体尤其是领导人被流放到埃及和巴比伦时，大卫王以来的君主政体、宗教崇拜形式和先知传统也面临着消亡的命运。
像汤因比“叙利亚社会”或巴格比“近东文明”中许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民族那样，犹太人本可能自此消弥在历史中。然而，独立的犹太国家虽大体上不复存在（前１６６年哈斯芒起义后至前３７年一百三十年间曾有过独立或半独立的犹太国家），直至２０世纪中叶才建立了现代以色列国，但犹太人以散居的方式生存下来了。他们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内成功地保持了其宗教、文化、种族的同一性，常常被认为是文明史上的一个谜，或一种几近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现象。04在这方面，犹太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强烈的族群意识虽然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机缘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如果没有阿黑美尼德波斯人对巴比伦的征服，没有他们在西亚历史上甚或人类文明史上开启的那种征服者宽容被征服者的政治传统，犹太文化同一性是否能够延续下去，显然是一个问题。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后，一些囚禁在该地的犹太人自前５３８年始分批返回以色列，与那些在前５８６年后留在当地，现已沦落不振的同胞会合。起初，犹太人返回家园是分散的、缺乏组织的行动。后来，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领导下，重返以色列的犹太人励精图治，将宗教和政治组织恢复了起来，并在波斯人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重建了耶路撒冷神殿。
“第二神殿期”开始了。这一时期，犹太人的文化、宗教形态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以至从严格的文明史角度看只是在此之后，犹太人才成其为犹太人。05波斯人的末日审判、天堂、地狱、撒旦、魔鬼、天使等重要观念被移植到犹太人的宗教思想中；06先知传统渐渐淡出，祭司取得了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地位，国王开始从祭司中产生；在公共场所诵读、解释经文的做法在此时开启；基于此读经解经的学术传统，新型领导人的产生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学术能力和修养。07作为巴比伦囚禁时期做法的延续，祈祷屋（Houses of prayer）在远离神殿的地方修建起来，成为定期举行读经解经活动的场所。这一情况虽对此时早已有之、后来更加严重的教派林立现代负有一定责任，但祈祷屋逐渐成为各地犹太人的精神生活和学术教育中心，08对于他们后来在丧失家园、流散异乡的情况下保持其民族凝聚力，在两千多年时间中维系其宗教和文化同一性，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事实上，犹太文明的同一性在这几百中最终形成后，一直持续到现代并无重要的变化。
在波斯人相对宽厚的统治下，犹太社群迅速发展壮大，很快超出了以神殿为中心的城邦国家的范围。至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所灭，扩张中的犹太人与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发生正面冲突已不可避免。前１６８年塞留西国王安条克四世在以色列强制推行的希腊化，不过是冲突的导火线而已。从哈斯芒家族在犹太社群中实现了高度动员之情形来看，巴比伦之囚后犹太人在宽松的政治环境（虽臣属于波斯帝国，却享有较大程度的自治）中所享有的巩固、提高其宗教、文化品质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由于民族素质的提高，犹太人才可能在前１６８年暴发的反抗希腊人的起义（亦称马卡比起义）中取得胜利，并成功地维系其独立或半独立的犹太国家----即政教合一、由大祭司充当最高行政官的哈斯芒王朝----达一百三十多年。后来的情形表明，这样的胜利在犹太史上将不再出现。无论如何，胜利意味着犹太社群将进一步扩张，09与统治民族和周边其他民族发生更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
公元６年罗马人取代希腊人成为新统治者后，犹太文明与超级大国罗马或仍在扩张的希腊罗马文明的冲突变得更为激烈了，且愈到后来愈甚。虽然希罗王之孙阿格里帕与罗马皇帝卡里古拉私交颇笃，在其治下的几年（公元４１年至４４年）犹太人享有较大程度的自治，但他死后，犹太人与罗马人的关系便立即紧张起来，终于在６６－６７年发生了反抗罗马的大规模战争。这次，犹太人没有哈斯芒运动时期那么幸运。神殿在７０年被罗马人彻底摧毁，最高立法和司法机构桑希德林公会（the Sanhedrin ）也从耶路撒冷被迁至雅夫内。10“第二神殿期”至此结束，犹太人自“第一神殿期”以来所享有的那种相对独立甚或完全独立，将好景不再。此时至７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兴起，是犹太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期。希伯来人虽早在前７２２年萨尔贡二世摧毁以色列国后便开始流散，但在公元７０年后，他们才不再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疆域中心，直至１９４８年。11丧失神殿所在的神圣土地后，寄人篱下的犹太人加强其民族凝聚力的需要比先前要强烈得多。另外，他们这时也开始比先前规模更大地流亡于欧洲各地和各个大帝国的统治区，其散居范围也将比以往更大，而非仅仅局限于埃及、两河流域、伊朗等地。
三 家园的丧失及主客观原因
在汤因比看来，自亚历山大的军队侵入叙利亚世界始，希腊文明对叙利亚文明构成了一种持久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叙利亚文明尝试了五次形式不同形式的应战。五次应战均可以说既是宗教性的、又是军事性的，由祆教徒、犹太人、景教徒、基督一性论教徒和穆斯林分别充当主角。在这些应战中，前四次与最后一次有本质的不同，即，前四次均未成功，第五次却成功了。事实上，在阿拉伯哈里发的统治下，伊斯兰教不仅得以重续被亚历山大残暴打断的叙利亚统一国家的成长过程（汤因比认为，当叙利亚统一国家在阿黑美尼德王朝统治下仍处于成长阶段时，前３３４－３３０年亚历山大的入侵将其打断），而且在此后几百年中将叙利亚文明的疆域推进到前所未有的范围。12祆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应战除了具有明显宗教性以外，也比景教徒和基督一性论派教徒的应战具有加强烈的军事性。
这些应战是：在亚历山大死后的两百年中，祆教徒通过武装斗争将希腊人赶出幼发拉底河以东之地，尽管未能取得彻底胜利；犹太人在公元前１６８－前１６６年抗击希腊人、公元６６－７０年抗击罗马人的武装斗争；伊斯兰教自公元７世纪中叶始最终以武力将希腊文明的残余势力从叙利亚世界彻底赶出去。尽管从文明互动和叙利亚社会之整体的宏观角度看，犹太人的两次大规模武装斗争算不上惊天动地，但仅就犹太历史而言，这两次起义却是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进行的最后斗争。此后，犹太人的历史进程将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即众所周知的流散、寄居。这里，问题并非是在希腊文明的挑战面前，叙利亚文明的前四次应战为什么均未能成功，而是仅就犹太人的应战而言，他们为什么不可能成功。
可以说，犹太人的失败在公元前１０世纪希伯来人建立统一国家之前便已注定了。何以见得？首先，虽然从前１３世纪甚或更早开始，“近东”地区便存在一个统一的叙利亚文明，13但就该文明内部民族同质化的程度而言，其所取得的成绩是十分有限的。不说腓尼基人、阿拉米人、希伯来人、非利士、亚述人、迦勒底人等重要民族之间长期以来龃龉冲突不断，就连在希伯来人内部，部族间的整合、团结问题也远没有解决，不然在扫罗、大卫、所罗门三代国王领导下本已统一并可能进一步壮大的以色列国家，为何在扫罗死后立即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
在族群间斗争异常激烈、残酷的叙利亚地区，14这种分裂对于希伯来民族进一步的正常发展是致命的。前７２２年亚述人摧毁以色列王国，希伯来人开始流散他乡，以及前５８６年尼布甲尼撒将被俘的犹太人迁徙至巴比伦之类事件，更导致了他们在地理上的分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地理分离对民族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整合与团结只可能起负面作用，这从居鲁士让被囚的犹太人返回家乡后的事态发展中是不难看出的。从利益的角度看，在犹太人被囚期间，原先居住在耶路撒冷四周的亲戚部族占据了先前属于耶路撒冷犹大人的大量土地，几十年前被掳走的犹太人既已返归故土，便不可能不提出土地要求，可这又不啻是从兄弟姊妹口中夺肉。从信仰方面看，被囚巴比伦期间犹太人的主流群体已发展了一种更纯粹的一神论，他们对心目中无形无像的唯一神的新崇拜，势必与留居故土的同胞原有的准偶像崇拜发生冲突，尽管愈到后来纯粹的一神信仰将愈占上峰。15
即使在犹太历史上辉煌的哈斯芒运动和哈斯芒国家的一百三十来年时间里，犹太人内部在王位继承上也不断发生流血冲突，同时还少不了教派和政教冲突，甚至可能发生持续多年的激烈内战。16此外，即使在哈斯芒王朝时期，犹太人的领土从地理上看也远不是整全的。他们毕竟是塞琉西希腊帝国的臣属；相对于大量希腊人口而言，犹太人毕竟少数民族；希腊人的城市遍布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仅插居其间。17这种局面对于保持他们的文化和宗教同一性显然是不利的。在哈斯芒王朝晚期，哈斯芒家族当年揭杆而起所反抗的希腊化其实已深深植根于犹太人中。18在罗马人取代希腊人成为犹太人的统治者后，半独立的犹太国家的王位继承问题仍然是由内部流血冲突来解决的，教派间的无谓斗争比先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格里帕死后，罗马人开始肆无忌惮地剥削犹太人、伤害其民族感情，于是犹太人中的激进分子如奋锐党人变得异常活跃。他们中的最极端者诉诸刺杀活动，时而从高山要塞下到平地，袭击抢掠村庄和城镇，残酷屠杀族人中被认为是同情罗马当局的人。同胞中任何人只要同外族通婚，便已构成了将其消灭的理由。在某些地方，这种敌对行动实际上已使犹太人与所有外族人处于准战争状态。反抗罗马人的起义于６６年发生后，耶路撒冷一度被犹太人控制，各地犹太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罗马人的镇压积极备战，可即使当此紧要关头，犹太人当中亦无团结可言。奋锐党极端分子在继续杀人，任何观点稍温和一点的同胞都可能成为其刺杀对象。本应用于一致对外的宝贵资源，就这样被浪费在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恐怖活动中。甚至在罗马大军压境的情况下，６８年在耶路撒冷也暴发了犹太人的内战。内部一直持续到罗马人于７０年将耶城团团围住后才告一段落。然而犹太人既已将生命和能量消耗于萁豆相残中，他们怎么可能抵挡住罗马军团锐利的兵锋？19
那么，犹太人为何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分裂和内斗的习性呢？首先有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巴勒斯坦是多个文明和民族相遇、冲突的辐辏之所，军队、部落、商队从这里川流而过，这无疑是有利于文化和思想交流的。非洲东北角的埃及人，小亚的赫梯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以及伊朗高原的米底人和波斯人的文化成果，都为希伯来人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使他们享有其他古代民族根本没有的优越条件，使辉煌的文化创造成为可能。20但从另一方面看，巴勒斯坦地区文明间、民族间的斗争从来就异常激烈，希伯来人从一开始就被挟在列强争霸的夹缝中。他们南边有埃及，北边及东北边有赫梯和米坦尼，东边和东南边有亚述、巴比伦、米底、波斯等多个兴衰交替的强邻。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不控制巴勒斯坦，便不可能征服其他地区或国家，因而至多只能成为一些区域（如非洲东北角、两河流域或小亚东部）性强国，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就当时人们所知道或感兴趣的地理范围而言）大国。此外，巴勒斯坦在战略上具有桥头堡的重要地位，任何一个强国要进攻另一个，都必须首先征服该地区。因此弱小的希伯来民族极少享有和平与自治。更糟糕的是，一再发生的列强争霸战争不仅严重消耗了该地区的人力物力，而且加剧了希伯来人中间从来就没有停息过的内争，这从先知耶利米的抗议性言辞中可见一斑：“耶和华你的上帝引你行路时，你离弃他吗？现今在埃及路上你要做什么，喝西曷（尼罗河）的水吗？在亚述路上你要做什么，喝大河（幼发拉底河）的水吗？”。21
其次，犹太人祖先所处区域的地理条件对其内部分裂也负有责任。迦南“位于地中海和阿拉伯（沙漠）之间，北邻叙利亚，南接西奈半岛，幅员不太，气候和地势却千差万别。在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是肥沃的埃斯德雷隆（耶斯列）平原，加利利以及南部（舍费拉）是昔日森林茂密的丘陵地。发源于安提黎巴嫩山余脉赫蒙山的约旦河，流到基尼列湖----也称‘加利利海’或格尼撒勒湖----时低于海平面２０８米，而在注入１００公里以南的死海时则低于海平面３０２米。然后，河谷升至９００米，可是到亚喀巴湾（埃拉特）时再次降到红海海岸。在沃土和荒漠之间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差别。”22反差极大的地理条件、一个适合大规模农耕的地域板块的缺失，不仅使持久政治统一和以此为基础的文明衍展成为不可能，而且这与巴勒斯坦为多个文明辐辏之地的情形一样，也是犹太人内部分裂的一个根本原因。
四 散居中的成长
散居和做“客民”是犹太民族同一性的重要内涵。当来自西边的亚历山大出现在亚洲政治－文化的舞台上时，犹太人（或希伯来人）业已散布于整个波斯帝国：从萨尔迪斯（小亚半岛西部的城市）到苏萨（位于伊朗高原，为当时波斯帝国的首都），从尼罗河三角洲到第一瀑布甚至更南的地方，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北部，犹太人口更是十分密集。事实上，在前８世纪后期，亚述国王萨尔贡便将其所灭以色列国的十个部落从两河流域北部迁到米底西部；另一个亚述国王森那赫里布则将南方犹太国的俘虏转移到亚述；在前５９５年和前５８６年，新巴比伦王国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发配到巴比伦；约在前３５０年，波斯皇帝阿尔塔薛西斯三世也曾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迁至波斯北部。
甚至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希伯来民族尚未形成（遑论“大流散”正式开始）之时，成书年代约为前１５世纪末的《申命记》第１７章第１６节便警告未来的国王，不要把自己的军队送往埃及以换取马匹：“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23在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时期，犹太人分期分批迁往这些帝国境内各地，尤其是埃及。这种迁徙最初可能是强制性的，后来则更多是出于自愿。在罗马帝国的第一阶段（前３１年至公元２３５年），整个帝国境内只有一个民族的人口数量明显增长了。这就是犹太人。这一时期，大批前７２２年被萨尔贡二世驱散的以色列王国居民的后裔加入到犹太人的行列中来了。犹太人开始了向外扩散－流散的过程：进入巴比伦地区，进入埃及，直至散布在整个西亚－地中海的罗马世界。公元６６至７０年和公元１３２至１３５年在巴勒斯坦、公元１１５年至１１７年在塞普路斯和昔兰尼加举行的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失败后，犹太人流散的规模和范围更大大超过了先前。24
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由于迦南地区复杂的地理条件，也由于整个西亚地区或叙利亚世界尖锐的文明冲突，几可说流散是犹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宿命，至少是其生活和历史文化同一性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共同体，犹太人从一开始来便处在流散和客居中。他们是在散居中保持和发展其文化身份的。犹太文明的同一性是在散居中成形的。更重要的是，犹太民族人口规模的扩大也是在散居中实现的。如果以公元前５８６年为分水岭，以其后几百年间为现代意义上的犹太民族最后形成之时，那么在文明史上找不到另一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在其文化身份尚未最后成形便开始了流散。可以说，前７２２年以色列王国为萨尔贡二世所灭时，犹太文明尚未出现；甚至在前５８６年尼布甲尼撒将犹大国的犹太人掳至巴比伦时，犹太文明也仍未形成；而只是在巴比伦之囚结束后的几个世纪里，尤其是自前４７５年以后在以斯拉和尼西米的领导下，严格的一神论在犹太人中占了上峰以后，25方可说犹太文明正式诞生了。此前，即便有某种犹太人所独有的文明，这个文明也应当看作更大的叙利亚或近东文明的一部分。26
因此不妨作这一判断：犹太人在自己的文明尚未分娩，而仍然孕育在叙利亚文明的子宫里时，便开始了流散，或者说，犹太人的前身希伯来人很早以前便开始了流散，除非研究者对犹太民族究竟何时最终形成这一问题不感兴趣，或将之视为没有意义。语言方面的证据也支持这种说法。现存的有关文献表明，在巴比伦之囚时期及之后很长一段时期，西亚地区族群名称的使用是罕见的；“Jew”或“Jews ”之类的词语干脆付诸阙如（而用以表达“Judaism ”一类意思的词只可能出现得更晚）。27当然，要对一个文明始于何时、终于何时作精确的度量，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能的，甚至是无意义的。可是，如果考虑到散居并非是犹太人或犹太文明所特有的经历，而是“叙利亚”形态的文明的普遍现象，那么将历史上犹太文明的大流散上溯到其亲体----叙利亚文明，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犹太人的散居与其他民族的散居是有区别的，只是区别的实质并非在于这种生活方式本身，而在于时间、规模、分布范围上的差异。无论如何，犹太人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在流散中成长的民族；甚至犹太文明所由产生的亲体叙利亚文明也并非人类历史上唯一经历了大规模散居的文明。在伊斯兰教兴起后，不愿改宗为穆斯林的祆教徒（即琐罗亚斯德教徒）于７至８世纪被迫逃离伊朗高原，寄居印度长达一千三百来年。他们通过商业活动和教规纪律适应了寄居地的生活，同时保持了其文化宗教同一性。此即为“帕西人”。基督教兴起至伊斯兰教取得统治地位这六百来年中，甚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反对希腊化、捍卫叙利亚世界宗教传统的基督教异端景教徒和基督一性论派（科普特人）也在异质环境中成功地保持了其宗教认同。这些事例均来自叙利亚文明。
还有来自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叙利亚文明的例子，如在奥斯曼帝国中，信奉希腊东正教的基督徒同样通过灵活的商业活动和严格的教规教纪，在异质的文化和宗教环境中成功地保持了其同一性。28美国犹太史专家比克曼甚至认为，希腊人、埃及人也经历过流散：在古代世界，犹太人流散所到之处必有希腊人的散居社群；而早在亚历山大东征以前，便有古埃及人流落到雅典寄居。29当然也应看到，在近现代条件下，海外华人和印度人同样在异质环境中成功地保持了原有的文化认同。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必须承认，犹太人的散居无论从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确立其文化身份、扩展其文明空间的时间跨度来看，还是从其散居群体的规模及分布范围来看，均为文明史上之最。帕西人紧跟在犹太人之后，他们的散居群体的规模比犹太人小得多，分布范围也狭窄得多，而其散居的时间则更少约一千五百年。
如果说犹太人主要是在散居中确立和发展其宗教－文化同一性的，如果犹太民族非但未因流散而衰微，反而在流散中壮大，甚至在流散中将那种极端的一神论信仰大大强化，并在那种已发展到圆熟、对这种信仰形态的接纳程度极高的叙利亚文明环境中将这种信仰样式大大扩散了（以至于人们通常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诞生于犹太教而非一个更大的叙利亚文明的蛹体中），便没有充分理由认为犹太人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苦难的流浪史。既然流散、客居是犹太民族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可以说犹太人的文明史使命是在流散中完成的，或者说犹太民族的文明史价值是在流散中实现的。在某些情况下，犹太人的流散虽由外力强加，但在更多情况下，犹太人散居并非由外力强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选择的结果。在哈斯芒王朝时期，犹太人不仅巩固了巴勒斯坦及邻近地区这一疆域基地，而且通过移民扩大了分布范围。几十年后，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便谈到：犹太人渗透到了所有国家，以至找不到一处没有犹太人的地方。30既然这个时期是犹太民族成长史上的黄金时期，便没有理由认为其流散他乡纯粹是出于不得已，而更有理由认为，像其他文明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这只是人口压力下的对外移民而已。
如前如述，在哈斯芒时代之前，犹太人便自愿向外移民了。亚历山大的征服只是加速了这种迁徙。事实上，犹太人是尾随亚历山大远征军向外移民的。亚历山大在埃及建立亚历山大城时，被迁居此城的人当中便有大量的犹太人。若干年后，埃及的犹太人口超过了巴勒斯坦，后者甚至被看作是前者的一块属地，所谓“七十子”和“亚历山大的斐洛”这些犹太史上的重要人物均为这一时期的埃及犹太人。事实上，埃及成了犹太人向更广阔区域进一步扩散或扩张的重要基地。31除在文化上彻底同化于当地人（这对于犹太文明的成长未必是坏事）以外，埃及犹太人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在政治上也享有较大程度的参与权甚或自治。32
五 文明的“共生”及品质缺陷
犹太人迁往埃及虽可能并非纯属自愿，最初迁来的人尤其如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这种迁徙可能并不是“巴比伦之囚”意义上的强迫。33况且，即便是强制性移民，也并非不能产生延展犹太民族的生存空间、扩大其文明基地的功效。伊斯兰教兴起后的情况也相似。在伊斯兰时代早期７世纪中叶至１０世纪，全世界犹太人有８５％至９０％居住在穆斯林世界。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界限往往不甚清晰，或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犹太人尾随穆斯林来到马格里布和伊比利亚半岛就再自然不过了。34在伊比利亚半岛，犹太人在伊斯兰政权的统治下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和社会福利；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只是在穆斯林被驱逐及之后才发生的。35
其实，犹太人之与其他民族“共生”或客居异民族区域，只是散居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或侧面而已。犹太人不仅仅与穆斯林共生。在此之前，他们早就与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共生了。不过，在这种民族关系中，并非各方均能享有平等的地位、均能同等程度地受益。实际上，这种民族关系格局也可以称为“寄生”关系，只是弱小的犹太民族几乎从未有过机会充当寄主，而总是寄生在更为强大的族群的躯体上。这种关系也可以视为文明间的共存。因此，也可以说从尼布甲尼撒到居鲁士，从亚历山大到君士坦丁（基督教在其治下最终取得合法地位），叙利亚文明以一个强化了的子体形态----犹太教或犹太文明----在一个又一个比它更强大的文明或政治体的庇护下不断扩张；叙利亚文明的新形式犹太文明的生长，是以寄居在更强大的寄主文明中实现的。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叙利亚文明母体中新近诞生的另一
个子体形态----以犹太教为基础进一步变型、发展而成的后来被称为基督教----也得以不断扩张。这时，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分化刚刚开始。在罗马人眼中，二者的区别要么没有，要么太小，不具实质意义。因此，当罗马当局自以为在对付犹太人时，他们实际上非常可能是在对付基督教徒，反之亦然。36
事实上，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之所以能迅速成长，并最终取得支配地位，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数百年来在一个又一个大帝国的统治下，流散中的犹太人已将叙利亚文明精神遍播到了这一广大地域，或者说已将这一广袤地区的文化氛围培育成适宜基督教生长的文化氛围。简单地说，没有犹太人的散居，便没有基督教，尽管犹太教、基督教二者的传播均以更宏大、更深厚的叙利亚文明为基础，或基督教的伸衍本身便应被看作叙利亚文明的扩张。在这种形态的文明互动中，主与客的龃龉是不可避免的。强大的主人对弱小的客民极尽迫害之能事。恰恰在这种情形中，一出柔弱胜刚强的文明之剧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当强者对弱者的迫害最终不得不停止下来时，罗马帝国的文化品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北方蛮族后来从政治上消灭西罗马帝国，只不过是将一个已严重病变的身躯最后变为尸体，变为肥料，以供新文明发育时取而用之。尽管罗马人与犹太人之间有着不可克服的对立乃至冲突，甚至后者遭到前者的残酷镇压，但犹太人毕竟是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中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在帝国境内的所有民族中，犹太人毕竟是其人口明显增长了的唯一民族。因此，他们的处境与亚历山大之后埃及人的情形刚刚相反。后者可谓一枝即将燃尽的文明之烛的摇曳不定的微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非但未能巩固乃至强化其文化同一性，只可能将它进一步冲淡，将它最后扑灭。
另一方面，散居固然是犹太民族史的一个极重要的常量，却并非犹太人的本性，尽管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散居几可视为犹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具有深刻的地缘背景和民族互动根源。甚至犹太人对一个无形、嫉妒和排他的神的信仰也与流散有不解之缘。在巴比伦之囚以前，偶像崇拜在希伯来人中是普遍现象，可在被囚期间，要在远非宽容的异族统治者面前大张旗鼓地祭拜自己的神是不可能的，但要在险恶环境中保族保种，又非得坚持和发展原有的宗教认同以加强民族凝聚力不可。一种严格非偶像的、排他的、只在族群共同体的心灵中存在的上帝观应运而生。这实际上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宗教革命，一场在异国他乡、在异族统治者鼻子底下发生的深刻的宗教革命。然而，虽然已被深刻改造了的一神论强化了被囚犹太人的宗教信念，增进了他们内部的凝聚力，使他们在时运好转（如被居鲁世二世“解放”）之前不仅没有沦落，反而在精神上变得更加坚强，虽然在他们返回耶路撒冷后一段时期，强化了的一神论崇拜也起到了将不同背景的犹太人（包括前７２２年被亚述人驱散的诸以色列部落的后裔）团结起来的作用，但从长远看，这一情势非但未能发挥持久的凝聚效用，反而进一步助长了犹太人中的分裂倾向。
从逻辑上讲，万民之中唯有我被上帝青睐的“选民”心态，离演化成族群内不同利益集团间唯我被“选”的心态只有一步之遥。这从“第二神殿期”犹太人中愈演愈烈的派别分化是不难看出的。反罗马起义期间犹太人当中异常激烈的内斗也说明了这点。这意味着，比之抽象、排他的一神论，文明间互动和地缘因素的影响可能更深刻、更持久；“古典”时期犹太人的宗教认同之强于其族群认同37，只是深厚历史势能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而已。当然，不断强化的唯一神崇拜既是犹太人散居的产物，又深刻地服务于这种生活方式；既是犹太人藉以进行民族动员的意识形态，又是他们在险恶环境中有效的精神安慰，公元７０年后尤其如此。在犹太人掌权的情况下，唯我被选的心态甚至可能导致他们对异教徒的残酷杀戮。38总之，对一个排他、嫉妒的神的崇拜，是犹太民族赖以维系其同一性的关键；没有这样的神，他们在两千多年的寄居中是不可能保持其民族身份的，遑论发展壮大了。
除了极端化的唯一神信仰和与之直接相关的教义，以及以拉比为骨干的读经释经（塔木德经）活动和宗教崇拜活动以外，在其他方面，犹太人的文化机制同样起到了维系民族同一性的重要作用，其中“肉身符码化”和“人生过程的符码化”39等机制所起的作用决不亚于纯粹教义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意识形态方面被强化了的唯一神崇拜的具体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开看。在这方面，以斯拉个人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以斯拉之前，犹太人从礼仪、习俗上将自己人圈定起来或将“非我族类”者排除在外的意识并非是十分强烈的。40
通过割礼（虽流行于“叙利亚”地区自古至今诸多民族中，但犹太人将之提早到出生后的第八天，以示与其他民族有异）、特定的发式、犹太帽、成丁礼、特定婚俗、特定的沐浴制度、特定的饮食、特定的葬礼，以及赎罪日、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等一系列宗教法规、习俗和节日，犹太人在肉体和风俗诸多方面对自己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在自己与其他种族之间划出了一道肉身和文化的疆界，41明白无误地确立起了自己的肉体－文化空间（尽管这种空间并非是绝对封闭的，而与外界也有一定程度的交流，在犹太历史早期尤其如此），从而周而复始地强化着本民族的文化规范与身份意识，有效地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隔离开来。一个寄居他乡、没有自己独立的中心疆域的民族要维系其文化同一性，扩大其人口规模，那种不断被强化的文化规范与身份意识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对于弥补犹太民族地理空间的缺失，这种意识也无疑起到了一种“文化空间”或“精神空间”的重要作用。没有这种意识，甚至假如这种意识不强，犹太人恐怕早已不存在了。
然而，如果将这种文化规范与身份意识本身看作一种全然正面的品质，那显然不适当的。这种意识与犹太人的流散相辅相成，而流散虽然在许多情况下看上去是出于自愿，但对于作为整体的犹太民族来讲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有着文明史和地理条件方面的深刻原因。可如果说犹太人发展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上帝观及相应的文化意识，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历史，故而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其他犹太型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同样表现出这样的极端心态，便不应该了。可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各犹太型宗教仍然保留着这种极端心态的残余，这从半个世纪以来从北爱尔兰到巴尔干半岛、从爱琴海（土希之争）到中东、从印度尼西亚到菲律宾的众多宗教、民族冲突均牵涉到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或三大教内诸多教派这一事实，是不难看出的。当然，比之极端形态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毕竟更宽容。
事实上，基督教是以犹太教的异端形式首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以批判“法利赛人”（当时代表了犹太民族的主流）排他性极强的教规教俗的姿态出现的。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站稳脚跟以后，犹太教那种极抽象、极严格、排他性极强的上帝观已被大幅度修正。三位一体论便是这种修正的神学结晶。耶稣基督之有形象、圣母崇拜、圣徒崇拜也是对犹太教极端反偶像主义的纠正。因此，作为犹太型宗教，基督教虽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犹太教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排他性，同东方宗教相比尤其如此，但比之犹太教，它毕竟宽厚、开明得多。如果没有这种相对宽厚、开明的气质，基督教绝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伟大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方面情况也大体如此。伊斯兰教虽继承了犹太教的极端反偶像传统，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如民族和宗教包容性，却比犹太教强得多，其崛起初期对犹太教、基督教的宽容便是例证，否则它绝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多种族、跨文化的世界性宗教了。
六 文明的边缘性和民族的身份危机
在此意义上，虽然并非不可以将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共同体看作一个文明，但比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样式的文明，犹太文明不仅在规模上与它们有着天壤之别，而且在历史和现时格局中的重要性均不能与它们同日而语。犹太文明不像其他各大文明那样拥有巨大的疆域和人口规模。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在当今世界各大文明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中，犹太文明将一如既往，继续扮演其由来已久的边缘性角色，尽管在寄居地民族的文化创造中，犹太民族中的杰出个人将继续有出色的表现。可即便在这方面，犹太民族纵然产生了各方面的天才，表现出了伟大的创造力，这也应看作他们与寄居地各民族“共生”的产物，因为他们从语言、42文化到思想观念都无不受到寄居地文化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因此，犹太人的成就与其说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不如说是他们与寄居地民族所共同取得的成就。
甚至犹太文化的同一性也不应完全以犹太教和相应文化来界定，而应在更大程度上以犹太人与寄居地民族所共同创造的文化来界定。也就是说，犹太人身上虽然具有种种底蕴深厚的犹太文化要素，但他们所最终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却具有犹太文化与寄居国文化的双重品质。换句话说，长期以来，犹太文化的同一性便已与寄居地人民的文化的同一性合而为一，不可分割了。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摩洛哥犹太人、西方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人）、东方犹太人、塞法迪姆人、东欧犹太人、德国犹太人、俄国犹太人、美国犹太人这些术语本身便标示着犹太人与寄居地人民分享着一种共同的语言文化、创造着一种共同的历史这一事实。43不同地区的犹太人之间的差别之巨大，完全可能不亚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差别。这从世界各地移往以色列的犹太人群体间的种种矛盾、冲突中是不难看出的。44
随着西方文明自启蒙运动以降持续不断的世俗化和开明化，各国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以及各国内部不同民族间在发展机会方面的越来越平等（尽管有１９世纪末至二战时期的逆流，甚至出现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散居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获得与所在国人民相等的民主和自由，犹太人先前那种在教义、肉体、教规、习俗上划地为牢的做法，那种从精神和身体上把自己与寄居地人民隔离开来的做法，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摈弃，犹太人先前那种以犹太文化和寄居地文化的双重属性建构其双重文化身份的做法，也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让位于寄居地人民相对单一的文化身份。这一趋势从目前影响最大的犹太人群体----美国犹太人----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中是不难看出的。45这就意味着，从来就不拥有文明规模的犹太民族，其同一性在顺利的环境中正面临着比身处逆境时大得多的挑战。当然，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则犹太文明的历史使命已几近完成：它既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一些特殊而深刻的印记，此即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