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很高兴来首都师范大学参加“国学传播中心”的成立大会。祝贺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的成立。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是研究国学与现代社会关系的实体机构，它以继承、弘扬、研究、传播和更新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注重研究成果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使国学研究面向大众，服务于社会。它的目标是“逐步将‘国学传播中心’建设成知名的学术品牌。”我衷心希望这一目标早日实现，我受聘为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名誉主任，甚感荣幸，我虽已年过八十，但我将努力为此事业尽力所能及的工作。
当人类社会进入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的时代，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对“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988－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和波斯等地，几乎同时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冲击之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再次回归先秦的孔孟，而把中国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作为轴心期文明的重要一支中国文化在经过百多年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的冲击之后，使得中国人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即国学）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展什么，应该抛弃什么和应该吸收什么。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曾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为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垫定了基础。我们可以预见中国文化（国学）将得以“苏醒”，得以“复兴”，重振辉煌，贡献于人类社会。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国学传播中心，我们相信她定能为国学的复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贡献。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然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和中华文化的复兴分不开的。中华文化即“国学”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之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这就是说，我们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任何民族的生存发展必须自觉地植根在自身文化土壤之中，只有对自身文化充分地理解和认识，保护和更新，它才能适应社会健康、合理发展的要求，它才有能力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在这全球化的时代，有生命力的文化必定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既具有民族的特殊价值，又具有全球的普世价值。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充分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由于，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有重大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在互相交流与对话中才能得到适时的更新。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在历史上，中华文化有着吸收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宝贵经验，应该受到重视。在今天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我们应更加善于吸收和融合西方和其他各世族文化，以使中华文化更具有世界意义。社会在不断发展，思想文化在不断更新，但古代思想家（例如孔子，老子等等）提出和思考的问题，他们思想的智慧之光，并不因时间而成为过去，有些他们思考的问题和路子以及理念是万古长新的。雅斯贝尔斯在总结西方的历史文化时说：“在科学的方法运用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超过了亚里士多德，但就哲学本身而言，我们很难达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水准。哲学历史的某些发展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后代的哲学家就一定超过前代。”我想，这是我们应重视对传统文化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也知道，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体系，没有完全正确的，必然有它的局限性，其体系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因此我们要对它作认真的分析，并给新的解释。恩格斯在《反杜林草稿片断》中说：“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可能再有了。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系统的认识是以对整个自然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达不到的。因为谁要想建立体系，谁就得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观念论者。”因为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不可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今天和明天发生的全部问题，就“国学”说也是一样。正因为“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中的一种学说，我们对她必须作新的诠释，开拓新的发展方向，这才是中华文化得以复兴的生命线。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由于我们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的思想资源。《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可以说为中华民族勾画出极有价值的“和谐社会”的理想蓝图。《易经》中的“太和”思想经过历代思想家的发展，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至”。《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庸》的“中和”以及朱熹等对“中和”的解释等等，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思想资源，来增进社会福祉，是要很好考虑的事。“国学”是我国几千年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使“国学”为我们社会的广大人群以及世界各国人民所了解，我们可以用多种形式。我认为，原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等机构制作的电子版各种“国学宝典”和利用各种网络技术传播“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因此，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应该说是为“国学”开拓新领域的重要途径，它有利于普及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有更大影响，做出新的贡献。现在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的事业扩大到更多的方面，如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在2008年工作要点所列举的，我相信靠首都师范大学的师生们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支持，一定会取得成功。在这里我引用我国一句古话祝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日日新，又日新”，在中华文化复兴的伟业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谢谢大家。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