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终于学会了自由选择并终于开始独立思考之后，你要感谢市场。

我记得这样一些统计数据：平均而言，美国人的财富大约50% 是股票型资产，日本人这一比例则低得多，大约12%，韩国人更低。相比之下，经济学家们觉得不可思议，中国为何有这样多的“股民”？而且，在一家合资基金的最新报告里，我注意到，2007 年上半年新增账户的相当大比例，大约45% 吧，都是不足千元的账户，其中大约50% 是不足500 元的账户。

这些观察意味着，数目极大的中国股民，很可能人均财富和人均收入都很低。例如，财富不过数万元，月收入不过数千元。这些人难道不晓得股市风险很高？或者没有体验过亏损？或者，干脆就是不理性？这些疑问都有可能得到肯定的回答，不过，我认为更真实的理由，是我在这篇文章试图阐述的，或者，就算是为中国股民找一个理由吧。

某一日，东北一位友人来访，照例，我们在“湖畔居”喝茶聊天。那是四月的杭州，临湖品茗，朋友们兴致勃发。友人的友人，据说是“炒股专家”，正通过手机指导东北某股民炒股。询问得知，我那位友人也是听从这位专家指点，故获利颇丰。这就引出我的一番议论，大意如下：当代中国人生活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内，经历着三重转型同时发生的阶段，所以，每一中国人的未来，充满着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不可预期且不可重复的，当代实验经济学家称之为“ambiguity”，以区分于“risk(风险)”。

股票市场固然风险很高，可是，我们综观股市之外的种种生活，风险何尝不高呢？与其走出股市得一人生之幻灭，为何不走入股市搏一幻灭之人生？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再说一遍：股市之外的高风险人生，却并不带来相应的高回报。大众纷纷进入股市，是因为他们知道在那里承担风险至少有带来相应回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与其终生储蓄在银行里并希望渺茫地预期不断上涨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和日常生活的费用不至于完全侵蚀了他们微不足道的储蓄，不如以这微不足道的储蓄充当投资股市的本钱，反而是更富理性的选择。

理性选择的原理之一是：选择越是基于自由权利，选择就越接近理性。当然，自由绝不必定意味着幸福与快乐。就经济行为而言，中国人普遍有了“选择是否进入股市”这样一项自由权利——这绝不意味着平等。所以，中国股民的行为是理性的。我还有一项最重要的理由，是贝克尔说过的，关于市场生活，他说，市场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让每一个人能追求更多的幸福，而是让每一个人能学会独立思考，借助于每日每时的“自由选择”实践。

上面这一番议论，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例如，许多读者未必知道“三重转型”所指的是什么，也未必认为股市之外的生活有很高的风险，最后，他们还未必赞同贝克尔对市场最重要功能的看法。我觉得与其更详细地解释，不如讲一个故事。

我有一位老朋友——幼儿时代就是朋友了，和我不一样，这朋友的人生可谓“坎坷”。后来，她有了一个儿子，很高，很帅。但儿子的母亲工作艰难，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了。这母亲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她的勇气和明智。几年后，我再一次见到她，知道她正在“炒股”，而且很有成就。因为，儿子考上一家学费颇高的大学，大部分学费是用母亲炒股的收入支付的。现在，儿子大学快要毕业了，恰好股市疯狂，母亲又赚了一大笔。于是，我听说，那儿子买了一辆小汽车。我佩服的是那位母亲，真的不容易。年过半百，毫无学历可言，居然在股市里有这样的成就。回想过去，没有股市的那些年代，她完全被命运摆布着，完全没有属于她自己的生活。所谓“命运”，当然与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关。现在，见到我的时候，每一次，她总是信心满满。因为，那是她自己的选择，是她自己选择的生活，那生活是她自己创造的呀！

你看，市场就是这样的，它强迫你自由选择，它让你无路可走不得不自由选择，在这种时候，你会认为它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尤其是，“自由”往往与“竞争”密切相关，而你讨厌竞争，因为它使人变得残酷和贪婪。不过，当你终于学会了自由选择并终于开始独立思考之后，你要感谢市场，像康德那样感谢它，尽管它或许表现为“邪恶”，其实它是大自然的隐秘计划的一部分。

然后，只是当我们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并学会了独立思考之后，大自然的隐秘计划的其余部分才可能逐渐实现。这一点，康德的推测很准确，并且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刻不容缓的使命。我们应当努力超越市场为我们设置的障碍，就如同当初我们借助市场超越了前工业时代的传统为我们设置的障碍一样。这一超越，必须是更符合道德的，更高扬人性的，从而也是更加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