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三个为甚麽》成文后，通过电邮方式发给了一些朋友。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这篇文章还可以。朋友们说：该文说得好！大家看了文章后，都有同感；说文章击中了当前科技界的要害。还有的朋友说：中国人的脑子并不笨，我国相当多的中小学生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能够包揽金牌，那为甚麽在科技界还产生不出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和诺贝尔奖得主呢？这问题确实值得有关科技界的深思。而《三个为甚麽》一文，在这问题上作了有益的探讨，方向值得肯定。并且还肯定该文提出的，要减少行政干预，改为用学术方法来推动学术发展，是个好想法，也打中了当前科技界的要害。此外，该文提出的山东大学青年科学家王小云的成功事例，也值得有关方面深入总结这一经验加以推广，以改善我国科技界的现状。所有以上反映，都是对我的鼓励。通过大家的回信，还使我知道了许多过去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了解到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扩大了我的眼界，在此，对朋友们的热心支持和帮助，谨表示深切的谢意。当然，该文也存在缺点和不足，在肯定《三个位甚麽》成功方面的同时，一些朋友也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该文关于学术垃圾的提法是否妥当？是否打击了一大片？十年磨一剑的主张是否现实可行？以及当前广为流行的用论文数量来考核教授，评职称，评学位的措施和制度，是否应该率先改革？又应如何改革？等等。以上意见都很好，都促使我对这些问题做更深入的思考，现把再思考的结果，写成这篇《再谈三个为甚麽》向大家报告，欢迎大家进一步批评指正。
三个局限性
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多高的觉悟，对国家大事有多关心。相反，我倒是有点私心。03年从第一线上退下来后，颐养天年就是我主要的任务。但我觉得单纯地养，对我并不是最好办法。针对我的情况，总要写点东西才好。写点东西和朋友们交流交流，谈谈心，解解闷，会使身心更加愉快，有益养生。当然，如果真的这些文章能够在改善科技界的现状起到一点作用，我也会感到欣慰。但是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的限制，我现在已不可能搞很大的工作量和很紧张的日程安排，做很全面的调查研究，写成很正规很完整的论文。于是用回忆录并混合以议论文的体裁来写，以总结过去我个人的研究经验和体会感悟为主，就成为我写东西的主流。05年成书的《创新话旧》是这种尝试的第一个成果，它是从思想方法角度入手，对我过去研究经验的一次总结。这次是第二回。我想通过若干则读报有感的形式，从科研的组织管理角度出发，对我以往的研究经验和体会感悟做一次再总结。但这就产生了以下三个局限性。
1．学科上的局限性。科技概念是个广谱：往大里说，可分科学与技术两大类。科学又可分为基础科学（包括应用基础）和应用科学两类；技术又可分为一般工程技术和高技术。还可以再分，比如基础科学又可分为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两类等等。一个人不大可能是全才，所有科技问题他全行，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人。就我而言，我这辈子从事的是基础科学，更确切地说是从事应用基础科学中的理论工作。这就形成了第一个局限性，我所谈的仅能适用于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中的理论工作，不能无条件地推广到科技界的其他部分。其实，就基础和应用基础的理论工作而言，我也有局限性，即仅局限于我搞过的一点大气物理和在剑桥学到的一点流体力学和悬浮体力学。
2．第二个局限性：组织机构上的局限性。我一生都是在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和国家级的研究型大学中工作。大学毕业后，先是在中科院大气所，然后是中科院安徽光机所，最后是在南开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所以所谈的问题和意见就有第二个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把该文中的意见，推广到应用型大学工科型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不能无条件地推广到地方院校和研究机构中去。
3．第三个局限性：地位和身份上的局限性。我这一辈子甚麽官也没有当过：无论是大官也无论是小官，无论是行政官也无论是学术官，都和我无缘，始终是一介布衣。所以我只有被管理的经验，而无管理人的经验。然而现在要谈的是科研组织管理，以被管理的身份来谈管理方面的问题，自然就会有局限性和片面性了。所以我实在不知道所谈意见能否有些参考作用? 如果有关领导真的认为，我这些文章确实还有点参考价值，那自然我也会十分欣慰。
学术垃圾，学术大师，诺贝尔奖得主
这几个概念都是原来报纸上的作者所讲，我只不过把它们接受下来加以讨论。然而现在产生了问题，特别是学术垃圾问题，所以有再分析的必要。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1．学术垃圾 这问题本是《中国青年报》上那位作者提的。他讲的是我国在SCI系列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他说：虽然我国现在SCI论文数量很多，在全世界排名在前十名以内，但被SCI引用次数却很糟糕，在全世界排名在一百二十名以外。因此该文作者把这些没有甚麽人引用的SCI论文称之为学术垃圾。这是否妥当？作为批判以SCI论文数量为荣的错误思潮而言，我以为可以。因为发表SCI论文绝不是目的。前些时候一些人大搞以SCI论文数量多少来进行排队，大张旗鼓地在报上公布排行榜，这就把发表SCI论文当成目的了。显然它完全错误，它把人们的努力方向引向歧途。现在青年报的作者站出来，提出要对SCI论文进行分析，不能盲目地认为只要一上SCI就是高级论文，进而他提出应该用SCI引用与否，引用多少为衡量SCI论文好坏的主要标准。这很正确，也符合我的一贯看法。记得从前在岗时，学校在考核A1岗教授政策中定了一条，每年A1岗教授要出一篇SCI论文，我当时就不同意，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正确的作法应该是要求A1岗教授每年应能检索出一篇SCI引用你的工作的论文。当时有朋友对我这个办法有意见，说这太难了，不应列入考核标准。但我却坚持，而且以后每年到了考核时，我自己总是照此行事，而且总能从SCI系统中检索出几篇SCI引用我的工作的论文来。那时候，还不知道影响因子这回事，更不知道一般情况下，影响因子有多大，现在知道了，才晓得每年都能检索出几篇SCI引用文章，确实不简单。那为甚麽要重视SCI的引用呢？这应该从SCI论文的性质谈起。所谓SCI论文实际主要就是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的论文。而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目的，是要发现自然界新的现象，提出新的自然科学学说，建立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然而自然界的现象十分复杂，一个人的智慧总有局限性，因此，究竟你发现的新现象是否为真，你建立的新理论是否正确，不能自己说了算，还要接受大家的检验才行；另一方面自然界的规律又应能普遍适用，而不应有国界限制，所以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所发现的新现象和所建立的新的理论，它究竟有没有意义？正确与否？，这个根本问题不仅要接受国内同行的检验，还必须通过国际同行的实践检验才能解决。只有那些经受住国际同行的实践检验并得到承认的新现象新学说和新理论，才能成为他那个学科领域的新的世界冠军。而英语已是国际科学界普遍接受的国际交流语言，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SCI是国际科学界交流和竞争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也是历史所形成的，我们只有参加进去而没有必要另树一帜。由此可见SCI引用的重要了。SCI引用正是国际同行用实践检验你发现的新现象和你的新理论一种方式，正是一种公平竞争的过程。如果一个成果拿到SCI平台上后，根本没有人理睬，没有人会把你视为竞争对手，等于你已经被淘汰了，国家所需要的在基础科学领域和应用基础科学领域的金牌就无从到手，这对我们中华民族在科学事业上的伟大复兴，显然有害。而前一时期大搞SCI论文数量的排行榜，置引用问题于不顾，致使一些人掀起了一股单纯追求SCI论文数量的热潮，他们总是以自己有几篇SCI论文而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自以为了不起。对此，青年报那位作者用学术垃圾一语，来回击这股错误思潮，对怀有这样的错误思想的人们，确是一剂猛药。这是向他们大喝一声说：朋友们，你们错了！你们那些在国际上没有人理睬的SCI论文它们实在没甚麽了不起，至多它们只不过是一堆垃圾而已。显然垃圾一语对那股错误思潮是一个很及时的清醒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并接受了学术垃圾的提法，并在《三个为甚麽》一文中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和批判。当然，对广大的SCI论文的作者也应分析，不能不分青红皂白都一棍子打死。有些SCI论文的作者，他们并没有仅以几篇SCI论文而沾沾自喜，他们本来是要诚心诚意地参加国际科学界的竞争，只是由于水平限制而没有得到国际同行的引用，无法在竞争中取胜。对于这样的朋友当然不可以采取打击扣帽子的方法，而要采取帮助的态度，鼓励的办法，去支持他们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再接再厉，争取最后能抢占制高点，夺取金牌。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文刊物问题。由于这里强调了SCI的引用，那就可能产生一个疑问，即按照这个标准，一切中文刊物中文论文，它们不可能被SCI引用，岂不都成了垃圾刊物，垃圾论文？对此应该再多说几句。改革开放至今已近三十年，据我了解此刻我国大部分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各学科的刊物，都有了英文版，用以和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在现时还仅仅出中文版的刊物，可能大多是应用型的，或工程型的，或地方出的刊物。对应用型的论文，工程型的和地方型的论文，显然不应该以SCI的引用为标准去评判它们的好坏和水平高低。这些论文的水平高低，显然应以是否解决了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来衡量。解决了实际问题的就是好文章；解决得好，使国家和地方受益大的就是高水平的文章，硬要用SCI的引用标准去衡量它们，则完全错误。前些时候，内蒙古自治区重奖了几位科学家，他们都是给自治区的建设解决了重大问题的人，这是很正确的一个措施。当然，在中文刊物中，也可能会有很好的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的论文，对此更不应扣以垃圾论文的帽子，因为它们还没有机会和国际接轨。对这样的论文则应该鼓励论文作者把它们翻成英文，投到英文刊物上去，以参加国际竞争，在竞争中取胜，为国家争光。以上就是我对学术垃圾一语的新认识。
2．学术大师 这也是报纸上的提法，连同下面将要讨论的诺贝尔奖得主，我想是这些报纸对钱学森老先生向温家宝总理提的问题：为甚麽我国到现在还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对这一问题报纸提出的理解。即钱老所提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的杰出人才，而是指在国际上相关学科领域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得到了国际公认的科学家。报纸上对钱老问题的这些理解当然是对的。我在《三个为甚麽》一文中也就接受了学术大师的提法，并在文中加以讨论。但现在仔细想来，学术大师一语并不妥当。记得报上曾报道过北大的季羡林老先生婉拒学术大师桂冠一事。原来媒体曾对季老赠以三顶桂冠：学术大师，学界泰斗和学界国宝。但季老均加以拒绝，一顶也不要，全数退回。季老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学术界，大师一语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所谓大师，首先他是老师，一般人只能是他的学生；第二，此人还不是一般的老师，而是大师，高高在一般凡夫俗子芸芸众生之上，犹如高山，一般人只能抬头仰望，也就不可能和他进行平等的交谈。这样就无法在学术界落实温家宝总理所讲的，党在科技界的根本方针：百家争鸣的方针了。在学术界落实百家争鸣的方针，其前提条件就是要实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允许在争鸣过程中有特殊人物出现，不承认有哪一个人在发现真理上拥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术界展开真正平等的百家争鸣，实现真正的学术民主，才会使我国的学术界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在我的记忆中，国际学术界并没有学术大师这个提法。国际学术界当然也有权威，但是相对的，他们并不实行权威制。记得当年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剑桥进修时就有此深切的体会。那时我是随同中国科学院各个所的朋友们一起，通过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之间的协议，到剑桥来进修的。到剑桥后不久大家聚在一起交流时，就发现有共同的体会。那就是在国内各个所的专家，都是国内的权威，但是在剑桥大家在各个系所遇到的才是真正的权威。他们大多是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大成就，在国际上有大影响，是世界公认的国际权威。可是很奇怪，他们比国内的那些权威却更加平易近人，更加没有架子，也没有甚麽威风，特别是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中，他们和大家一样，都是平等的一员，他们所发表的意见，人们不一定要服从执行，甚至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即使是在同一个单位内，权威是领导，其他人是被领导。而在国内却是另一种样子。那时的所领导大多是部队转业干部，他们对我们要求说：专家的意见，就是党的决定，大家要坚决执行。看来那时我们实行的是权威制。而在剑桥，专家和一般人的关系却要平等得多。正是由于他们有这种比较平等的关系，国际科学界在发展学术过程中就有更多的学术民主，有更实在的百家争鸣，虽然他们并没有提出过百家争鸣这一口号，这也正是国际科学界里的学科发展，有更快速度的道理之一。这一点，我将在第二则读报有感中作更详尽的讨论。
3诺贝尔奖得主 报纸上讨论这问题的时候，也曾有人说过，诺贝尔奖是外国人设立的，没有甚麽了不起，国内没有人得到也没甚麽关系，不必去理它，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了。然而世界奥运会也是外国人设立的。但是百多年来历史的发展，已使它变成为世界体育竞技的主战场，所以我们只有参加进去，在和世界各国体育健儿的公平竞赛中夺取金牌，才能彻底抛掉东亚病夫的可耻帽子，展现我们现在的体育实力和体育水平，才能为国争光，为民族争光。同样道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在体育事业上实现伟大复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应该更能在科学事业上实现伟大复兴。诺贝尔奖虽然是百多年前瑞典人诺贝尔设立的，但它同样经历了百年历史发展的考验，现在已成为当代世界公认的科学事业发展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夺得了诺贝尔奖，首先就是国家的光荣，是民族的光荣。一个国家的诺贝尔奖得主很多，才能说明这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居于世界前列，引导着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对诺贝尔奖无动于衷正是甘于落后的一种表现，是有碍于中华民族在科学事业上的伟大复兴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诺贝尔奖的评选，都是由外国科学家进行，那会不会对我们中国科学家有歧视？由于我国近代几百年以来在科技上的落后，在国际科技界是会有个别人对我国有歧视。正像在国际体育竞赛中是会有个别裁判对我国运动员有歧视，会有裁判不公的事。然而还是要相信广大的国际裁判，是会秉公执法的。与此相似，在国际科技界也要相信广大的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只会比国际体育界更加实事求是，更加会公平地“执法”。具体到诺贝尔奖的评选，至少该奖项的评委会不会有此歧视。对此我有亲身体会。记得我在南开大学物理系在岗时，曾接到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签发给我的一封邀请信，信中他代表诺贝尔奖评委会邀请我向他们推荐中国人的工作。由于我所熟悉的大气科学，流体力学，悬浮体力学都不属于诺贝尔奖项覆盖的学科范围内（诺贝尔奖所覆盖的自然科学学科并不多，只有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当然它们都是基础学科中的代表性学科），所以我无法向他们推荐。但是，我校物理系的其他教授也收到类似的邀请信。他们的学科都是物理学，正是诺贝尔奖所覆盖的主流学科，但他们也推荐不出。很遗憾，也很惭愧，我们这里实在没有够诺贝尔奖水平的物理学研究成果。任重道远，我国的基础科学界和应用基础科学界，要赶上我国体育界现在国际体育界上类似的地位和水平，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
十年磨一剑现实可行马？
一些朋友还提到目前学术界急功近利，沉不下来，浮躁风气盛行的状况，完全是由当前评职称，评博导的政策造成的。如果不改革现在这种以论文数量论英雄的评职称和考核人员的办法，那谁肯去干十年磨一剑这种傻事。没等你磨完，不但你的职称得不到，甚至你的饭碗都会砸了。曹雪芹十年出一本未完成的巨著一事，目前已不再可能发生；王小云八年只出一篇论文恐怕现在只有在山东大学才会有此种事；在一般情况下，八年或十年仅仅磨一篇论文，一本著作之事现在是行不通的。对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一是十年磨一剑本身的问题，二是职称评定和考核人员的改革问题。以下分别讨论。
关于十年磨一剑的问题，我上次在《三个为甚麽》一文中的论述中有片面性，误把“剑”仅仅解释为“论文”了。现在需要根据我05年在《创新话旧》一书中的解释，重新加以论证。在那本书中，我明确地反对以论文的篇数来做计量科研工作成绩多少的单位，并且主张应以成果数为计量为准。还是当年周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讲得好：科研战线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现在的一些人则把它改成“出论文，出人才”了，这一改则完全错误。现在需要大力恢复“成果”在科研工作中的地位，同时应淡化“论文”的地位）因此，我所说的十年磨一剑，是指十年应该磨出一个重要的成果，一个成果通常要包括若干篇论文，当然也可以是一篇论文，如王小云那篇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在多数的情况下一个科研成果不仅仅只有一篇论文。另一方面还需指出，一个重大成果常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例如我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标志性成果，从1962年开始，到1997年为止，共花了我三十五年的时间；我校化学学院廖代正教授课题组所获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成果共花去他们二十年时间；我校生命科学学院陈瑞阳教授课题组所获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成果共花去他们二十五年的时间。不仅基础科学如此，工程技术科学亦然。不久前公布的国防科技领域的重大成果，我国先进的第三代战斗机歼-10的研制成功，据报道共花了参与研制人员二十年的时间。欲速则不达，显然，若不迅速彻底地纠正一年磨十剑的错误指导思想，则必定会大大延误我国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至于谈到出论文的速度，我在《创新话旧》一书中也讲了，也还要有一定的速度，虽然我反对刻意追求速度（当然我也反对刻意地磨洋工）。平均而言，每年有个两三篇文章（一生下来应有个一百几十篇）也就可以了。这对一个带研究生的导师而言，并不难做到。而且我所理解的每年出两三篇论文，也不一定每一篇都是SCI论文，或核心刊物论文，甚至也可以包括会议论文。只是，作为一个立志要为中华民族的科学事业伟大复兴而奋斗终身的人，你必须选定几项重大课题（不可能超过十项，我在《创新话旧》一书中讲了，一个人一生中至多也只能做好做成几件事），并下定决心为此付出代价，包括付出足够长的若干年的时间，根据经验少于一年的时间是不可能解决一项重要的课题。今天（2007年1月19日）报纸上报道了文化界的一条好消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最近出版了曹雪芹80回本《红楼梦》的汇校本，被誉为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原来自曹雪芹的《红楼梦》成书以后，在广大读者传抄过程中，该书曾被不少人篡改增删，以致许多地方都尽失作者原意，当周汝昌还是个青年学生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发现这个问题，此时他就就发下了一个宏愿，要在11种古抄珍本之中校勘出一个接近曹雪芹原意的《红楼梦》汇校本。后来的实践证实这一宏愿是一非常巨大的工程，前后共花了他56年周氏家族两代人的心血，真可说是文化界的一个惊人的“长征”。在这过程中，周汝昌不顾他20多岁起就开始双耳失聪，后来的发展，双目又几近失明，视力仅剩下0.01，他长年累月地坚持逐字逐句地在11种古抄珍本中进行比较校勘工作，从比较中找出最符合曹雪芹原意的字和句，以进行恢复，这个极为细致的工作几乎耗尽他一生的精力，直到现在他的宏愿才得以完成。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果然大受欢迎。出版社原以为此书的读者面不会大，仅局限于红学研究人员，然而出版后，它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以致各地书店纷纷向人民出版社告急，现在出版社正在加印赶印之中。显然这是又一个十年磨一剑的非常成功的例子。自然，56年间周汝昌不会仅仅磨此一剑，报道还指出，周氏在他磨此剑的过程中，也出了其他一些成果，例如他30多岁时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红学论文《红楼梦新证》并奠定了他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像山东大学王小云那样8年只磨一剑的事例还是很少见的。总之，一个研究人员既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主攻方向，准备为此付出长年不懈的代价，又必须要有一个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条件成熟时，能不失时机的，速战速决解决一些其他难度较小的问题，这样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最后还需指出，十年磨一剑这个要求对于搞实验工作，和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人，当然比从事理论工作的人难度更大。因为这些工作不可能一个人去搞，常需要一个课题组，一整个团队的人，大家都和主要研究人员一起，下定了决心，都愿为此付出长时间工作的代价，才有可能最后取得成果。这就对实验性和工程性课题的主创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仅要善于自己攻关，还要善于团结别人和他一道攻关。自然，江山代有才人出，这种人总是会有的。例如，上面提到的我校化学学院的廖代正教授，生命科学学院的陈瑞阳教授，以及歼-10战斗机的总设计师，他们为这些大成果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理应得到更大的鼓励。
现在谈更关键的考核人员和评职称的政策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必太悲观，近来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报纸也开始接触到这一关键问题。前些时候，一些大报在谈到我国学术刊物在发表学术论文时存在着不当的出版费要价太高的现象，一篇论文少则要收几百元，多则要上万元。与此同时，报纸指出，这股歪风是由评职称考核人员时，以论文数量论英雄的不当政策引起的。报纸由此呼吁要进行改革。不久前从我校校刊上看到，我校在考核人员评职称政策上果然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最近的校刊指出今后我校在评职称考核人员时，不再看论文数量，而只看代表作，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它提供一个机会使研究人员有可能从出论文的压力下解放出来，而把力量集中在一些难度更大，意义也更大的科学问题上。此外，我校也决定今后奖励论文也不再仅看是否SCI，而是只奖励在高影响因子的SCI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从上次校刊上发表的这次准备给以奖励的几篇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看，我校所谓的高影响因子是从4到9，9已经是非常高的标准，是我所知道的最高值。也就是说在这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平均而言，每篇论文每年可有9篇SCI论文引用。果然如此，如果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随后确实能连续几年每年都能从SCI系统中检索出9篇国际同行的引用，那就说明这篇论文已通过了国际同行的实践检验，大家承认它是对这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重要成果，当然应该得到更大的奖励。
由上可见，改革已经开始，前景光明。然而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改革不可停步，要坚持下去。那末下一步应如何走呢？这里我想贡献我的一点想法。由于我从来没有搞过科研组织管理，所以我不可能提出许多具体的实际可行的办法，此处我只想提出一点我理想的考核人员评职称的办法来供大家参考。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个理想办法显然是以剑桥大学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为蓝图的，所以它只能适合于我国国家级研究型的重点大学，特别是那些以建设世界第一流大学或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学校。其中又以基础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为主。我的理想办法，主要包括下列两方面。
首先，在这样的大学里，应该建立起高水平高频率的学术研讨会制度。要从制度上规定，一个系每周必须至少有一次研讨会，一个教研室每周也必须至少有一次研讨会。如果一个学院有5个系，15个教研室，那末这个学院每周就至少有20次学术活动，一个学期下来，就至少有360次学术活动，那就很可观了，在这样的学院里，才会形成良好的学术气氛，才会使这个学院中工作的老师们和研究生们，都能全身心地投身在蓬蓬勃勃的，汹涌澎湃的，相关学科发展的洪流之中。在这样的学院里工作的老师们每周则至少要参加两次学术研讨会（本教研室的和本系的），一个学期下来就至少要参加36次学术研讨会。在这样持久的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既可以推动学术工作的发展，又为考核人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客观的基础。第一，学校各学院院长，学院各系的系主任，各教研室主任先就应当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转而明确他们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组织好上述这些学术活动：每学期在开学以前，他们就应把本学期的学术研讨会安排好计划好并及时发出安民告示。要有足够广阔足够敏锐的视野：要从上学期在国内外各重要要的学术刊物上新发表的论文中，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上新发表的论文中，国内外新公布的各种重要的学术成果奖项里，各种学术出访过程中的新发现里，从中找出并抓住最前沿最有生命力的学科的新发展特别是新生长点并邀请好有关人员在本学期来这里做报告。是否安排好并能落实这些研讨会，是否保证这些研讨会有足够高的学术水平应成为考核学院各级负责人业绩好坏的主要依据。第二，这种学术活动对老师们也是一种很好的考核。老师们如何参加这些学术活动，他在自己作报告时水平如何？他在听取别人报告时又是如何表现？这些都很真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真正水平，因此是考核每一位老师真实业绩的很好的客观依据，比在平时没有制度化的经常性的活动，等评职称时再来考核他的水平为好。当然，通过学术活动来考核人员只是它所能起的作用的一个方面，而更为重要的积极方面，则是通过不同的学术思想交锋，它可以在推动学科健康发展上起关键的作用，同时还会在提高与会人员水平上起关键的作用。所以搞好学术活动，对学术机构讲是一本万利的事。
其次谈各类人员的理想的考核标准。这里只谈四类人员。
1．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院士是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所给予的最高荣誉称号，他们代表了我国最高的学术水平。因此，他们在解决钱老向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为甚麽我国到现在还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问题中应起关键的作用。事实上，他们本来自己就应该是这种杰出人才。因此，考核中国科学院院士时应当有高标准，即：一位院士应在本学科领域解决了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取得了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并且在相关国际学术界有了重大影响。如果他是位理论科学家，那末他的原创性的理论创新就应解决了所属学科发展的重大难题，并已有了实验证明。如果他是位实验科学家，那末他在实验中所发现的新现象，就应是该学科的重大的新发展，并已有了很好的理论解释。所有以上成果，都必须得到了国际公认，并有了重大影响。这些成果必须能为至少两本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专著所引用，这些专著应能承认这位院士的成果在学科发展中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而在该著作中能给以足够的篇幅加以详尽介绍和引用（这就是重要的引用而非一般性的，仅仅提到有这麽一个工作而已的引用）。此外，在SCI刊物上每年还必须能检索出国际同行有不少于10篇对该院士这个成果的引用论文。最后，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一科学界的最高荣誉拥有者，他应该还取得更多项重大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能够达到和刚才讲的那一成果同样高的程度。
2．A1岗教授，学科带头人。这是大学里对相关学科的人员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代表了那所大学的这一学科的最高水平，因此也应该有高标准的要求，但不必像中科院院士那末高。所以他应该也取得了相关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的原创性的成果，这些成果也应经受住了国际同行的实践检验，并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还有了重要影响。他的这一成果必须能为至少两本在国际上相同学科里有重要影响的专著所引用，但不必是重要引用，一般引用也可。此外，在SCI刊物上每年还必须能检索出国际同行有不少于4篇国际同行引用他的成果的论文，而不是10篇。最后，他也必须取得更多的若干项的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达到了类似的水平。
3．教授职称的评定。前已指出，我校在评职称时，已不再看他的论文数量，而只看他的代表性成果，这一改革大方向完全正确。那末进一步应如何考察他的代表性成果呢？我以为不要再看他这个成果包括多少篇论文，也不要看它们发表在甚麽样的刊物上，而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看该成果有没有挑战权威大胆创新的精神；二是看所解决的科学问题有没有意义，以及意义大小；三是要看所使用的方法是否正确，是否有创新；四是看所得的结果是否正确，有无新意和意义大小；五是看该成果有没有人引用，但不必一定是SCI刊物的引用。这五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这一代表性成果有没有原创精神（即原始创新精神）。这种创新，不可以是在枝节问题上的创新，而必须是在主流问题上的创新，不可以是小问题，而必须是大问题，不可以是无足轻重的问题，而必须是在学科发展上能够开创一个新起点，开创一个新局面。具备这样精神的就可以给予教授职称，对论文引用问题则不必苛求。
4．博士学位的评定。对读博士学位的人应该严要求，这本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应如何严要求？一些人主张在他做学位论文之外再加担子。有人主张除学位论文之外，他还应该再发表两篇刊物论文，否则就不授予他以学位。有人觉得两篇太多了，但至少也应该交出一篇刊物论文。对此我却不敢苟同。我认为这仍然是以论文多少论英雄的思想在作祟，对提高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毫无好处。为提高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绝不可另外再要求他去搞甚麽刊物论文，而应该引导他在三年攻博时间集中全力去争取出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应能解决好刚才我在评定教授职称中讲的四个问题（那里的第五个引用问题此处可除外）。归结到一点，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应该具有原创精神。他所解决的问题不是枝节问题，而是主流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不是无足轻重，而是可以开创一个新起点，创造一个新局面的重要创新。具备这种原始创新精神的博士论文，就应该授予他以博士学位。拿他是否还发表了其他的刊物论文来否决他的学位，则完全错误。
以上是我的理想。它是指在国家级研究型的重点大学里，在建设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里，或者是在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的大学里，特别是在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中工作的人员，应当如何进行考核，如何评定职称和学位的一点不成熟的个人想法，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朋友们进一步批评指出。
（2007年1月24日初稿写成于南开园，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