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已大致形成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由于各种利益群体间的差异一时很难消除，所以中国社会近年发生群体事件的比例也相对较高。社会各阶层，通过各种和平方式维护自己利益的现象，应该说是一个社会迈向文明和进步的表现。政府近年对待群体事件的处置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强势压制转向商量对话。在政府一面，表面看起来由硬到软，好像是退让，细想却发现这是政府强大和自信的表现。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是具有用最小成本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的政府。最近中组部和人事部下发文件，要求劳资纠纷仲裁中要有员工代表参加，也是这种认识的表现。
承认社会存在正常矛盾，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行政前提；如果没有矛盾和冲突，也就不需要政府了。中国政府工作，近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倡导以人为本，这看起来是一个平常的说法，但它的意义却非常深刻。以人为本意识的觉醒，其实可以看成中国人权意识的觉醒。当政府具有这种执政理念时，处理社会矛盾的方法，必然要发生变化。从前些年的“孙志刚事件”到“重庆钉子户事件”，政府不但得分，而且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提供了新思路。
在政府执政理念发生变化的同时，我感觉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政府更用心来调整，就是如何对待群体事件中谈判者缺席的问题。所谓谈判者缺席是指当群体事件发生时，政府很难找到事件的真正组织者，也就是谈判者。任何群体事件发生，一般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组织者和动员者，但在中国社会中，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对待群体事件的组织者态度较为强硬，所以在近年发生的群体事件中，当政府需要对话和需要沟通时，却发现这些事件参予者中，很难出现坦诚和负责的谈判者。谈判者缺席现象，一是加大了政府判断事件的难度，二是难以正确预期事件发生的趋向，三是对事件的善后工作不能确定。这些现象在事实上，都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同时也使政府对于预期的社会矛盾失去判断力。
在讲阶级冲突的时代，群体事件也时有发生，但因为政府对待群体事件采取敌对态度，这在事实上对群体事件的组织者有暗示作用，最终形成了组织者的恐惧心理。这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其实是不利的。
准确判断社会群体事件发生的基础，是政府处理和应对的基本前提。政府对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要视为正常社会中的正常现象。对于群体事件的发生，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应当和事件的组织者形成正常的对话和谈判态度。从政府来说，准确寻找到谈判者，其实就解决了事件的一半；从群体事件的组织者来说，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时，要光明正大，要敢于负责任，要懂得承担组织群体事件发生的相关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当谈判机制形成的时候，化解社会矛盾的具体方法，才能进一步找到。
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关键还是在政府。社会矛盾冲突时，妥协的诚意只有首先来自强势，那才是真正的诚意。单方面要求弱势者具有妥协谈判意识，我以为不现实，不公正，也不正义。政府现在要养成容忍的雅量，对于群体事件中产生的谈判者，要以法律为依据，只要没有违法，在群体事件解决后，对谈判者不应再施以其他压制措施，不搞秋后算账。要提倡养成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和习惯，社会利益群体在和政府博弈的时候，一定也要形成懂法、守法，负责任，不无理取闹的风气。政府不把谈判者当敌人，谈判者以不把政府当敌人，大家共同的目的是用最小的成本，化解社会矛盾。当政府和谈判者都养成这样的风气时，我们处理社会矛盾的成本会大大降低，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