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美关系出现对抗，往往与美国看待中美关系的零和博弈观念有关。美国认为中美在崛起与衰落之间存在对立关系。笔者认为，中美GDP总量和综合国力差距尚远，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的下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跟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没有关系。在当今时代，美国的衰落更多是自身造成的，其他国家很难影响其主导地位。中美相互依存是新时期中美两国共同促进的，中美关系既是共生共荣共赢的关系，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关键词：中美关系；崛起；衰落；非对立

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处理好大国关系。当前，中国正努力构建新的避免零和博弈的大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模式，致力于与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大国发展长期稳定关系；与日本等国建立从长计议、友好合作关系；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成败，也决定着21世纪持续和平的成败。作为GDP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国家，美中在崛起与衰落之间是否存在对立关系，是看待中国崛起是否构成对国际秩序挑战的关键性因素，因此须从学术上加以重点分析。

与以往相比，中国变量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程度正在上升。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正在成为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关系的急剧变化，近年来关于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这两个话题成为美国官学两界关注的热点，他们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多是基于这种基本假设：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存在对应关系。那么，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是一种对应的因果关系吗？本文将着重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处理好大国关系。当前，中国正努力构建新的避免零和博弈的大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模式，致力于与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大国发展长期稳定关系；与日本等国建立从长计议、友好合作关系；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成败，也决定着21世纪持续和平的成败。作为GDP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国家，美中在崛起与衰落之间是否存在对立关系，是看待中国崛起是否构成对国际秩序挑战的关键性因素，因此须从学术上加以重点分析。

与以往相比，中国变量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程度正在上升。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正在成为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①正是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关系的急剧变化，近年来关于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这两个话题成为美国官学两界关注的热点，他们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多是基于这种基本假设：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存在对应关系。那么，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是一种对应的因果关系吗？本文将着重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三个悖论的理性消解

显然，强调“中国威胁论”的人的恐惧源于美国对自身衰落的历史性恐惧，因而将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互换关系。世界历史第一次将中美两国的发展放在同一个坐标系里，使得两国碰巧成为有可能进行大国竞争的两个大国，也就让人很容易将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形成对应关系。当然，这一对应关系仍有几种不同可能性：一是美国还未完全衰落中国就崛起了；二是美国衰落后导致中国崛起；三是中国的崛起加快了美国的衰落；四是美国衰落意味着中国未强即衰。其中，第三种看法在美国国内最受关注和担心。从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史来看，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确实影响着中美关系。

一、经济总量与综合国力的悖论

无论是GDP总量还是综合国力，中美之间的差距仍然明显。2017年，美国GDP全球占比约24.32％，约为中国(14.84％)的两倍。而从综合国力来看，中美差距更为显著：中国还是地区性大国，美国是全球性大国；军事上，美国领先中国约20年，中国军费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人口上，中国是美国的四倍，因而美国的人均GDP遥遥领先于中国。此外，经济总量的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综合国力的变化：在鸦片战争期间中国GDP是世界第一，甲午海战时中国GDP亚洲第一，是日本的五倍，但这两场战争的结果表明GDP总量的优势并不等同于综合国力的优势。

由此，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并不必然意味着中美冲突可能性的上升，也不意味着中国将随着实力的变化而变得更有挑衅性。美国学者卡普兰在《大战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崛起的国家倾向于采取和平温和的政策，衰退中的国家往往带来大战。②

二、中美两国实力消长的对立论

从另一角度看，美国实力或影响力的下降并非由于中国崛起所造成的。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并不必然具有对应关系。如果说中国崛起是把美国赶下神坛，中国成为霸主，也就是把中国的崛起建立在美国的衰落基础之上，那么美国的犹豫和担心显然会持续上升，因为中国的强大与美国的强大这一原本不应该也可以避免相互矛盾的关系成了一组对立关系。那时，中国的强大对于美国而言就将成为负面因素，发挥消极作用。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下降，那么，中国崛起与美国的相关性将会不恰当地被扭曲夸大。

自2008年开始，美国陷入持续性金融危机，这成为导致美国经济实力甚至是综合国力下降的一个拐点。但这一危机是由于美国国内信贷系统出现问题，同时也是由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财政赤字所致，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不仅如此，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之时，中国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尽力帮助美国。中国拥有大量美国国债，尤其是两房债券，即“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发行的住房抵押债券。中国应美国请求没有抛售这些债券，帮助了美国，支持了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国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也是正面的、积极的。

中美贸易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差：中国在低端制造业上对美国具有出口优势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就业率下降的原因。但事实上，美国国内生产成本高企，即便中国放弃低端制造业的岗位，美国也很难自行生产，更何况中国在生产链中获得的收益十分有限。2011年9月，美国首位华裔女议员赵美心率国会亚太裔小组代表团访问中国时，以苹果手机(iPhone)为例谈到中美贸易不平衡数字被夸大的问题：一部售价260美元的iPhone，在中国组装，中国只能从中赚取4美元，其他的都由苹果公司赚去了。她说：“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双方贸易不平衡的数字是被夸大了。”③因此，将这些在中国组装而后返销美国的iPhone所产生的贸易额计算在中国的贸易顺差之内是不合理的。

三、国际影响力的零和博弈悖论

至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下降，更非中国掣肘所致。与之相反，中国在诸如反恐、反核扩散等重大国际事务中一直保持与美国积极合作的态度。冷战后以来，美国整体实力并未下降，某些方面的能力反之还有上升，但美国遭遇的反制力也在上升，使其不得不应付来自各方的挑战。

美国在1978年占世界GDP总量是27％，2008年则是26.7％，虽然只下降了0.3％，但是它影响世界的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显然经济增长率与国际影响力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同时，美国支配资源的能力虽未下降，但支配事件过程和结果的能力下降了。虽然一些美国人愿意强调中美关系的零和博弈，将美国影响力下降归因于中国影响力的上升，但这并不属实。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出于推卸责任、减少成本的目的，退出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更非中国因素所致，而是美国进行责任外包和责任转移的结果。此外，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也是主动减少自己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军事手段作用下降以及美国对军事手段方式的反思，也是美国影响力下降的原因之一。冷战期间，美国卷入多场局部战争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都被认为是美国的战略性失误；冷战后，美国对军事手段的使用一度更加慎重，克林顿时期曾采取了零伤亡的战略；但到了21世纪，由于反恐的驱动，美国采取军事直接介入与干预的方式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其收效不符预期，而且成本严重超出预期，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这场伊拉克战争也是失败的。显然，军事干预能力的下降被认为是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重要标志，而这一点也与中国国力的上升没有相关性，并不是中国影响力的平衡与抵消导致美国军事干预能力的下降。中国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事务中都与美国进行求同存异、积极有效的合作，并未与美国展开影响力之争的零和博弈。

美国国际影响力的下降，使其不能再像二战结束时那样为所欲为。国际事务更加复杂，美国自身管理理念和手段更新不足，传统方式不足以应对新威胁等等都造成了美国国际影响力的下降。此外，美国还主动减少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的影响力。因此，将美国影响力下降归因于中国影响力上升是没有道理的。

霸权转移的逻辑批判

上文已经论证，美国的影响力下降并非由于中国等所谓“挑战国”所致。与之相关值得更进一步阐发的观点是美国的失败或衰落是由美国自己造成。

一、霸权扩张的次强“挑战国”陷阱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英霸权转移的事实表明，霸权转移并不一定发生在霸权国与所谓最强的“挑战国”的战争之后，而有可能是霸权国与其次强“挑战国”发生了战争冲突，而导致最强“挑战国”从中获利。美国是最强“挑战国”之一，但美英霸权转移的事实表明：是霸权国出现的战略失误导致霸权的丧失。美国固然利用了英德等国因为战争导致相互削弱而从中获益，但若英国在应对德国等国的侵略冒险政策时采取更为合理有效的政策，其霸权地位有可能持续更长时间；美国长期偏安于大西洋彼岸积累力量，并不能直接带来英国霸权的丧失；英国自身的战略失误以及创新能力和管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下降才是导致其霸权丧失的真正原因，“霸权国”与“挑战国”两败俱伤导致了作为“旁观者”的美国的崛起。

在现代社会，美国霸权的丧失更多是其自身造成的，而不是别国的挑战。美国无法控制其扩张欲望，从而扩张导致衰落的逻辑就无法改变，这是当前美国面临的历史难题。霸权需要维护，维护霸权需要保持扩张的势头，而扩张又导致衰落。美国担心如果其无力扩张，就会失去对某些地区的主导地位而倒退为地区国家，别国趁机崛起，因此选择继续扩张。

因此，霸权的丧失是霸权战略自身逻辑所致，与“挑战国”的战略并无直接关系，而且“霸权国”期待或制造与“挑战国”的冲突，并尽可能使这种冲突在实力对比仍然处于不对称的条件下发生，认为这样才可能使霸权得以继续巩固。但在不扩张“挑战国”就会崛起的思维驱动下，美国很难解决好应对全球性霸权必须面对多头挑战的问题，很有可能在其试图压制某个“挑战国”的时候又不得不应对另一个地区的另一“挑战国”的崛起。在不断应对各类挑战的过程中，“霸权国”很容易出现战略误判，用力失当使得扩张难以节制，从而导致霸权的丧失。

二、权力交接观点不适用于中美

美国学者奥根斯基(A.F.Organski)和库格勒(Jacek Kugler)的权力转移理论密切关注他们认为是危险的“交接”现象——“挑战国”将替代原有的“领导国”：当两者的力量差距缩小时，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国”越来越可能不顾一切地预先阻止国际秩序的(该国际秩序的基本轮廓由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国来界定)新转换，而“挑战国”则迫切决定要实现国际秩序的转换，显然这一变化的风险相当高。因此，为了影响可能出现的权力转移的结果，每一国家均具有考虑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可以获得权力的手段的强烈动机。④

然而，这一判断并不能适用于当前的中美关系，美国也许是“守成者”，但中国并不是“挑战者”。显然，美国一直在阻止国际体系的新转换，但中国并没有“迫切要求”国际秩序转换的意图。对于现有国际秩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⑤依据权力转移理论将注意力集中于国际秩序是否会出现变迁这一问题来判断“挑战国”与“守成国”的关系性质变化，因此中国崛起是否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完全可以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和政策来加以判定。

简言之，中国的所作所为表明中国一直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受益者，虽然也试图完善与变革现有国际秩序，但绝非另起炉灶替代现有国际秩序。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美国正在试图退出一些现有机制并寻求形成所谓贸易上的反华联盟，以此来避免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所谓“破坏者”，这显然是美国从权力政治角度出发制定的防范政策，决非因为中国挑战或脱离现有国际秩序。从冷战后的历史看，所谓权力转移的过程不是权力更为集中化的过程，而是更加碎片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权力的转移很难造就新的权力主导者。虽然新兴大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影响力有可能得到提升，但这只是相对于原有的低起点而言的。因此，即使集中于权力视角，夸大中国等国的实力，也并不必然得出中国崛起挑战美国霸权的结论。

三、同舟共济的中美关系

从中美无法分割的相互依存程度分析也可以得出结论，美国衰落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崛起，反而意味着中国也会被削弱。中国无法从美国的衰落进程中获益，因而美国不仅不应该削弱中国，而应尽力维护中国的繁荣与稳定。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即认为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我们更应该惧怕一个衰落的、受威胁的中国，而非一个崛起的中国”。⑥

对于中国而言，在中美关系中促进两国互利共赢是明智理性的选择。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就是建立起大国基于战略互信条件下的良性互动。中国在美国遭遇危机时的表现有助于双方互信和互动的发展。当美国出现“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强调同舟共济，表现值得信任。中美之间在相互依存的前提下不会形成互害关系，中国的崛起只能与美国的发展而不是衰落联系在一起，因而美国必须改变乘人之危的想法。为了增加信任，双方应形成两个新的行为准则：在对方困难时不落井下石，在还不能合作的领域不相互拆台。双方只要在相互交往中继续强调在经济和安全上的共济关系，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便会得到保持和提升。

中美相互依存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当中美关系运行良好的时候，其意义并不一定完全展现，但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时，尤其是国际社会出现危机或热点时，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就会充分体现出来。中美关系出现问题会引发一系列不确定性，这就是中美关系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国际问题没有美国的参与是不能解决的，而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也是不能解决的。2018年，美国不顾各方的反对，执意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不惜将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长远根本利益置于不顾，必将带来极端恶劣的后果。

中国是最希望与美国和平共处的国家之一，中国只想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从没有欺负别国的意图和动机，更无意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会因为错误地把中国作为对手而付出不应付出的代价，比如在战略上忽视一些更为强大对手的出现。没有一个国家想与美国展开战争，除非是受到美国胁迫，但即便如此，对于美国也没有好处，美国并不能成为赢家。选择遏制只会带来反遏制，只会造就美国的敌人。如果认为遏制才有助于或能够产生一个对美国更有利同时也对中国有利的中国，完全是战略上的错误判断。

在中美关系中，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中国解决问题的能力、抗击压力的能力、民间和政府的承受能力以及中国的智慧、变通、勇气和魄力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忽视这些，将会使美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也无助于其理性决策。虽然中美并非结盟关系，但中美关系中的义务约定和责任，彼此为对方承担责任的思路应得到加强，在制度上限制以怨报德，保障以德报德，更高一个层次则是以德报怨。不仅要以德报德，而且要以德报怨，增强理解与信任的深度和广度。

显然，在中美竞争与合作交织的情况下，维护中美双边关系与破坏双边关系都需要付出代价，但从长远来看，破坏双边关系的代价将会远超维护双边关系的代价。在全球经济形势和治理赤字不断上升的今天，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失误将可能给世界带来更大损失。中美的相互依存是新时期中美两国共同促进的，中美关系既是共生共荣共赢的关系，也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注释：

①1986年中美两国差距最大时，美国的GDP为中国的15倍还多。28年后的2014年，美国GDP只有中国的1.7倍，2017年美国GDP约等于中国的1.5倍。28年间差距在迅速缩小。

②[美]戴尔·卡普兰著，黄福武译：《大战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③《美首位华裔女议员：260美元iPhone中国只赚4美元》，http://www.sznews.com/tech/content/2011-09/05/content_6016536.htm.

④A.F.K.Orga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68,p.376; 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⑤《习近平首提“两个引导”有深意》，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

⑥李怡清：《奥巴马：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http://pit.ifeng.com/a/20160312/47807572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