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一个分产主义的幽灵，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徘徊。
这个幽灵的名字，叫“小产权”。
——题记
序 言
一段时间来，关于“小产权”的议论，悄悄地浮出水面，在部分公共传媒上羞羞答答，躲躲闪闪。
什么是“小产权”？什么是“大产权”？什么是“产权”？时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二十一世纪，拥有1/5地球人口的古老帝国才在开始发问，尤如学习大学英语时，课要从认识字母补起。
但这不是坏事。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人的权利意识的苏醒，以及对权力的追求和追问。所以，当我们透视中国历史，环视世界经济，突然发现，产权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瓶颈。一场产权革命，开始在高速发展的经济活动之中，悄悄地酝酿渐渐地发生偷偷地进行。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必然的历史。
今天与大家交流，分享关于产权问题的一些基本认识，重点探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所谓“第三次土地革命”。
一、什么是小产权？
小产权的争论，盖因利用农民宅基地修建小产权房而起。反对者说，这是放牛娃私自卖了牛。怀疑者问，集体经济是不是自主经济？而赞成者回答，根据宪法，我们既是放牛娃，又是牛主人。我们是全民中的人民，人民中的村民，村民中的农民——以土地为生的人，人口是9.4亿多人，如果“海选”，我们人数超过百分之七十。
问题就此产生：为什么大多数人，拥护小产权？而反对小产权，或者拥护所谓大产权的，只是少数人，甚至可能是极少数人？
小产权，是不是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却背弃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小产权，这产权究竟“小”在哪里？
在中国，所谓小产权，是相对于“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大产权即无限产权，而提出来的有限权利，或称部分权利，它包括在所有权之下派生出来的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次生权力。然而具体的小产权却是抽象的大产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个部分，大产权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正如改革开放前的全民所有制，实质上是全民没有制。比如土地国有而非民有，居民被变成国民，须向国家购买自己的居住权利，或以劳动支付，或以货币支付，这就使“全民所有”变成了全民一无所有。又如集体所有制，其实只是集体占有制。集体所有的产业都高悬在全民所有的土地之上，集体须向全民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有限土地使用权，以便在“别人”的土地上办自己的企业。再如被称为第二次土地革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其实只是把第一次土地革命的承诺部分地还给农民，农民由租种地主的土地，变成了租种国家的土地——耕者仍无田地。
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实质上是一个批租制度。即由国家统一征地，向市场有偿转租土地使用权，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所以，所谓大产权，其实是一定年限内的租赁权。虽然在07年《物权法》中，到期私房可“自动续期”，仍不能改变私房公地的双重属性，土地在本质上仍是“国家财产”。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历史性的第一次把城市私人住宅的地权从私房下面抽掉，使私房成为房地分离，房无地权的悬空房，剥夺了私房在现实中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在法理中存在的合法性，使其成为城市大拆大建的革命对象。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也是一个房权或物权与地权发生了背离的自我矛盾的制度。自54宪法以来，农村宅基地就作为农民私产受到保护。然而1962年的“公社60条”以相互矛盾的第21条及第45条，把包括宅基地和自留地的所有土地变成了集体财产，农民却又“永远拥有”私房并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土地公有，农房私有，而且可以出租及买卖，这是又一次对私房产权与土地产权的生硬剥离和人为对立。它把受到宪法保护的宅基地从农民手中拿走，却给宅基地上的建筑物一个虚幻的所有权。公社60条，其实是又一场欺骗。
小产权房建立在农民宅基地的合法性上，目前还没有一个全国统一，没有前后矛盾的有效法律的规范。甚至全国各地也缺乏一个统一的土地类别标准和宅基地面积标准。然而调查获知，全国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已达16.4万KM2（2.4亿亩），相当于全国城市建设用地的4.6倍，接近河南省全省的总面积。
小产权之小，就在于有房无地，有地无权，房地分离。因无地权，而“不受法律保护”，甚至被视为违法建筑、野楼盘而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野蛮拆迁。在《物权法》正式生效之前，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抢先动手，强拆或炸毁集体经济的合法资产。
小产权的“小”，更在于大产权之大。这在地权变更问题上尤为突出。以至于无锡市一位官员在强拆一处私人房屋时说：你这个住宅的土地是硬邦邦的国有土地，游戏规则是我们政府定的。那么政府定的游戏规则，究竟是什么呢？在此有必要对中国土地制度，作一个概略的回顾。
二、中国历史上的土地王有制与私有制
中国历史，大部分是封建专制历史。自周朝始，君权神授或者君权自授的封建帝王，都把土地作为资产，奖赏或分封给各路诸侯，把国家资源变成了私人财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帝王自身，虽拥有一国领土，并不真正拥有一己之地。真正拥有生产资料意义上的土地，是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僚、军阀、富商、地主。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并不公有，而是私有，或者说，名为王有，实为私有。这种王有与私有长期并存的土地制度，沿袭了三千多年。
中国又是一个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水利社会，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由于跨流域治水的需要，才产生了中央王朝和集权制度。特别是自秦以降，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尊儒术，废百家，兴农抑商，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不断自我复制的超稳定结构。在这个结构下，礼大于法，国大于家，土地分封，贵族世袭，除去挤进儒学窄门之外，基本上封闭了社会上下流动的通道。尽管如此，在儒学影响下的封建王朝，仍然主张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成为衡量社会形态是否合理，封建官僚是否合格的感性标准，并成为发动农民起义的动员口号。这情况直至近现代，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人地关系的稳定，始终是中国历朝皇帝关注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近现代国家管理的立法背景。
三、中国近现代的土地公有制与私有制
如上述，三千多年来，中国土地权属基本上为私有制的概念。所谓公有制的概念，是上世纪初，那个名为马克思主义实为列宁主义的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后，在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中出现的。共产，就是共同享有社会资源和资产，包括土地、矿山、河流、森林，以及所有生产资料、物资财富。
然而有趣的是，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员形式，却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特征的分产主义，号称土地革命。1927年8月、10月，以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为标志，中国两个革命政党之间爆发了全面内战，被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8年、1929年，在野党在占领区内武装割据，私分土地，并分别公布实施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史称第一次土地革命。历时十年的土地革命实质上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次“小产权运动”，它以在野党的失败而告结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暂时结束了内部的土地战争。
1949年以后，新政府宣布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即公有制，并以“54宪法”明确了“全民”的构成，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土地革命的承诺以及宪法保障精神相符合的是，49年以来，虽然号称一大二公，土地国有，然而农民仍然拥有宅基地，自留地，城市居民的私有住房，也是房产与地产产权合一，其范围是前至街心，后至屋檐。出身农民，后来胆敢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毛泽东，也没有冒险“打进屋子里”。
直至82宪法，才第一次明确宣布“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并同时以公共利益和“城市规划”的名义，剥夺了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地面建筑的存在权。对于拥有私房的城市居民而言，风能进，雨能进，英王不能进，甚至无法无天的毛泽东也没有进的私人住宅，闯进来了一个邓小平。邓小平把土地革命革到了中国人民的家里，以共产的方式直接革掉了人民床下那一点点土地的命。
有人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改革称为第二次土地革命。其实，真正的第二次土地革命是合作化运动，是把分田到户的农民召集起来，作废了他们刚刚才到手的土地证，这不仅是一场大欺骗的穿帮，而且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共产主义对私产主义的革命：先革地主的命，再革农民的命。八十年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场剥离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小产权运动，是对第一次土地革命的兑现和回归。这不是共产革命，而是分产革命。真正的共产革命悄悄地发生在城市地权的变更上，这场革命直接导致了城市私房主和普通城市居民后来被腾笼换鸟，扫地出门。目前难以统计，究竟有多少城镇人口，或主动或被迫“喜迁新居”。但有调查表明，近十年的土地乱开发，新增加了4000万失地农民，并使恩格尔系数大于59%的绝对贫困人口，增加到8000万人。
四、关于第三次土地革命
自1927—1937年第一次土地革命失败后，曾经被称为“第二次土地革命”的先后有：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土改，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1956年的合作化运动，1978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甚至最近，土地流转，股田制，农村宅基地受到《物权法》保护等等，也被称为第二次土地革命。然而，也许正是因为第一次土地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也许正是因为政府并不愿意对土地产权进行革命，或者被人家革命，总之，第二次土地革命一直没有得到正式承认。
近年来，围绕小产权房、土地入股、农房上市、土地流转，乃至分林到户。展开了新一轮的土地产权变革的试验。这类试验，多是做得说不得的灰色改革，是欺上瞒下的局部动作，目前还不具备普遍意义。但是，我们很愿意关注、支持真正有益于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改革实验，很愿意响应胡锦涛关于三个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在深化改革，造福社会上，做出我们的思考与努力。
以农村土地资本化为标志的一系列产权改革探索，总体意义上是积极的，进步的。在政治上，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履行80年前的历史承诺，而作出的一种有益探索。在经济上，它是双轨制经济的必然产物，是还地于农，还权于民的正确选择。在社会上，它是实现社会公平，减小城乡差别，减少贫富悬殊的文明之举。特别重要的是，小产权房进入市场，将是清理革除改革开放以来的系列疾病的有效良方。这些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病包括：大政府小社会，土地财政，卖地经济，政府与社会争权夺利。房地产法制不全，缺少监督，滋生腐败，大面积立体化腐蚀干部。房地产垄断市场垄断利润，导致房价飞涨居高不下。经济过快过热过偏，使通货膨涨危险日益逼近。资本家和公权力先富起来，贫富悬殊，为富不仁，弱势群体得不到住房保障。乱占耕地，田地荒芜，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城乡差别扩大。城市强占民房，野蛮拆迁，乱迁乱建，城市文化个性丧失，千城一面，千街一格。等等。应该说，从总体上看小产权房利大于弊，甚至可以兴利除弊，应该认真研究，大力扶持。
毫无疑义，在政府主导的一轮又一轮圈地占地甚至抢夺土地的大开发中，官与商各得其所，富贵并举，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这一次，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让农民兄弟分享一点改革成果，让城市下岗工人和弱势群体，也买得起小产权房，免得重新成为无房无地无资无产的无产阶级。
五、放牛娃卖了谁的牛？
小产权房，亦即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人自建自营、自收自支的宅基地新建商品房，目前无法得到国家法律的有效保障，这只能是立法机构的缺位和法律规章的滞后问题，国家立法机构，应该为此负责。目前有些人反客为主，本末倒置，身为公务员，却以为是土皇帝，站在农民面前指手划脚、发号施令。这些人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已经太久太久了。
看看宪法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谁是主人，谁是仆人？谁是老子，谁是儿子？谁有所有权，谁只有次生权力？谁是牛主人？谁是放牛娃？谁可以卖地，谁不能乱来？谁可以决定，谁只能执行？谁是大多数，谁是极少数？总之，谁是谁非，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得明明白白，用不着我多加一词。
在被下位法，党文化，次级法，政策规章，宣传导向，公权部门乃至领导意志联手解构掉的最高宗旨和最低原则面前，我们只能学习刘少奇，手拿最后的，甚至是唯一的宪法武器来抗争。因此本章不予展开，点题之问的全部答案，早已写在宪法里，请大家自己学习“宪法”（现场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六、关于土地的忧虑
三年前，在成都草堂读书会上，我作了《国土也在沦陷》的主题发言。那次发言集中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影响，第一次把各个方面的负面信息综合起来，组成了生态危机前兆的立体画卷，以忧患意识构筑了中国发展前景的多面体。这是宣传部们不提倡不主张不支持不报道，甚至反报道的。宣传部们长期以来报喜不报忧，并不等于只有喜没有忧。被隐藏起来的忧，才是真正的忧，深刻的忧。藏得越深，忧患越大。雾锁中国，锁住的只是官与民的得救机会。
三年来，前文提到的各种忧患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危机向深处发展，转机正在滑落。有的生态危机已经提前爆发，比如无锡水危机、荒漠化、沙尘暴、水土流失、能源隐患、急剧气候变化、水电开发失控、节能减排遭受抵制、红色GDP逼退了绿色GDP（属社会生态危机和执政危机），等等。在掌权者自娱自乐之际，国土继续陷落。
今天，我再结合土地问题，谈谈保护耕地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人均耕地面积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为1/4，人均林地为1/5，人均淡水资源为1/6，大部分重要资源拥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1/5.
再次重复这些数据，只是为了给那些国家主义的大国小民的鼓吹者提个醒：想称王称霸，先看看家底，看看自己的本钱，再来忽悠百姓。安民保境，应该是最大的政治，最基本的政治。
华夏文明的历史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仅以耕地而论，我们的确曾经富裕，堪称世界第一。
先秦时期，以农业灌溉为特征的水利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诞生，催生了秦王朝的大统一。秦时三十六郡，全国人口已达2000万人，全国耕地5亿亩，人均拥有耕地25亩。西汉平帝元始2年，全国耕地5.7亿亩，人口2500万人，人均耕地23亩。唐朝天宝14年，唐玄宗李隆基治下人口5291万人，耕地11亿亩，人均耕地仍达21亩。可见，自公元前256年至公元741年的近1000年间，中国人口翻番，土地翻番，人均耕地均能超过20亩。那时还没有引进玉米、红薯和土豆，在基本没有外来旱田作物的情况下，发育着以水作为主的农业文明。
1949年后，全国人口增至4.5亿人，较唐时增长几近10倍，而耕地仅14.6亿亩（1200年间，增长仅33%），人均耕地下降至3.2亩。至2000年，全国耕地19.6亿亩，50年间增长仅33.6%，人口却已翻了将近3番，人均耕地降至1.5亩。2006年10月30日，全国耕地减少至18.27亿亩，人均耕地仅1.39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6年间，耕地减少1.33亿亩，相当于2.5个台湾省的总面积。平均每年减少2200万亩，等于每年消失2个成都平原。
早有专家指出，中国地大物“薄”，960万km2土地中，不可利用的永久性荒地几近40%（380万km2）、草地31%（300万km2）、宜林荒地林地26%（250万km2）、耕地13.5%（130万km2）、城镇建设用地11.5%(110万km2)。因此，如果中国耕地减少过快，将危及中国粮食安全，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专家建议，2010年前，中国应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并通过土地整理增加耕地面积，以利可持续发展。
位于美国的世界研究所莱斯特布朗指出：世界上不同时期的国家，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即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是A模式，以高投入高产出高成本高污染为特征，发展中国家不能重走这条老路。中等发达及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B模式，扬长补短，多样化地发展，才能长治久安。试想，如果中国人、印度人去盲目追求美国生活方式，如果人人拥有汽车，仅仅是停车场和道路修建，就可能占去国家的大部分耕地，并造成粮食大量减少，能源提前告罄的国家危局。
七、谁在革土地的命
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大跃进，成就令人瞩目。然而不能不看到，拉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是房地产，其中土地的贡献值难以计算。
2002年至2006年，全国财政总收入为13.68万亿元，平均每年2.74万亿元。有研究表明，我国GDP构成为投资型，各项投资在GDP中超过35%。还有研究认为，来自房地产的直接贡献值，在GDP构成中超过30%，间接贡献超过70%。近十年来进入市场交易的土地超过1.5亿亩（其中城市>1亿亩,农村>05亿亩），概算政府获得土地直接收益超过10万亿元。由此可知，土地在这一轮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土地的直接收益，成为政府主导国企分享的土地市场的“头道汤”和“第一桶金”，成为公权力与私利益最佳的“结合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宣传背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的不争事实。
有人说，毛泽东发现了土地的政治价值，邓小平垄断了土地的经济价值，江泽民利用了土地的市场价值。也有人说，卖地求财，本来就是一个香港富豪给邓小平出的高明主意。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普天之下，莫非国土，土地上市，点土成金。到了江时代，无本生意，万事具备，悄悄卖土地，闷声发大财，成了官场的主旋律。无论是官批地，还是招拍挂，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程序透明，也就没有程序正义。大面积腐败由此而起。十多年的反贪案例表明，大部分职务犯罪，都与土地有直接间接关系。由贿赂贪污开始的“土地交易”，总是与圈地占地，骗贷集资，黑箱操作，违规违纪等连环案窝案联在一些。以至于还有人说，政府革了土地的命，而土地革了贪官的命。当然，后一种说法，是一种过于片面的乐观估计。
其实，土地进入市场，本来就是一场土地产权从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转为私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产权革命。而代表全民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为了仕途与政绩，分工合作，官卖民地，十分主动地解构了这个半截子“公有制”。问题只在于，这些“代表们”办事，并没有征求被代表者的同意，没有得到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效授权，就替土地的真正主人作出了决定。换作民间说法就是，放牛娃把牛卖了，杀了，吃了。牛主人只有干着急的份。
所以，小产权争议的实质是考验政府，究竟是为民造福，还是与民争利，借民生利，害民谋利。广东东莞大坪村拍卖525亩地，得款26.8亿元，市政府拿走5个亿，镇政府拿了15个亿，一百多村民拿到的不足零头：0.5个亿。这是在为民谋福还是与民争利？
八、土地革了谁的命
最近几年，话语也时尚也流行。其中一句流行话语，是把早已没人相信的“要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这句话，时尚成了“要让广大群众分享改革成果”。这句话的动机是美好的，指向是确定的，它的背景是贫富悬殊造成的巨大的时代鸿沟。
勿庸置疑，中国用十多年的经济成就追赶上了一部分发达国家。与此同时，也用十多年的时间造成了资本主义一百多年才能形成的贫富悬殊。在公共权力全面嬗变成为资本和财富的驯服工具的同时，越来越少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而越来越多的人则变得越来越穷。在21世纪的中国，正金字塔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倒金字塔的利益分配模式，发生了悲剧性的重叠，正在酿造出悲剧性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有关贫富悬殊的研究数据有很多种，包括基尼系数（不包括厉氐谎言），社会财富的占有率、行业财富的占有率、就业人口的收益率等等。其中，传统的恩格尔系数统计，具有较多的参考价值。来自国家机构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至2006年止，中高收入人群为4.95亿人（高收入0.45亿人，中收入4.5亿人），占社会人口38%。而低收入人群及绝对贫困人口为7。8亿人，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人口超过60%。资料表明，8000万绝对贫困人口中，除去2200万城市低保户外，还有5800万是农民，其中包括4000万失地农民的很大一部分。还有资料证明，我国城市人口恩格尔系数平均值为36.7%，接近30%的安全线。而农村人口平均值为45.5%，接近50%的贫困线。有研究指出，我国城乡收益比逐年增大。从78年2.36，87年2.38，95年2.79，2000年为3，到现在为1:3.5。更有研究证实，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获利群体是官员阶层，其次是演艺人员，农民工倒数第三，工人倒数第二，农民倒数第一。除去高山王国尼泊尔外，我国贫富悬殊，世界第一。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面证明了两个事实：1、贫富悬殊确实存在；2、城乡差别在加大。事实证明，农民在以“土地革命”为特征的经济发展中，没有获得应有的利益，反而在继续趋于大面积贫困。
由于《政府信息公布实施条例》尚未实行，我们无法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真实构成，因而也无法知道其中“土地财政”的构成比例。但我们从一份用于歌功颂德的研究中获知，自“三农”问题提出以来，2003年~2006年国家直接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合计11亿元，平均每年2。75亿元，仅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0。01%。
由于贫困，农村劳动人口纷纷外出打工，拥向城市。广大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老弱病残村、留守儿童村等，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弃耕田和丢荒地。即使在城郊、路旁、或工业建设、旅游开发、道路占用，水库征地的地区，也常因拆迁安置补偿费太低，补偿资金不到位，粗暴强制拆迁侵占等等中国特色的国情，而造成大量的访民、怨民、生态难民，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失业人群和贫困人群。研究表明，每占用1亩耕地，将造成1.4个失地农民。至2030年，我国将有1.1亿失地农民，其中至少一半人失地又失业，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更有近年才敢露面的所谓“富人经济学家”，面对中国已有3000多万无房户的严竣现实，竟然撇撇嘴说：让他们租房去！
如此一条被颠倒过来的“生态链”，使政府能够轻轻松松地革土地的命，而土地究竟革了谁的命，不是已经清楚了吗？
九、政府行为的缺位和错位
在城市大建设，经济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国城市规划的滞后及粗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说滞后，是指城市规划本该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龙头，却唯领导的马首是瞻，在领导个人意志面前摇头摆尾，主动献媚。能怪规划吗？规划本来就是政府豢养的。说它粗鄙，是指城市规划师视城市为白地，视私人物业为无物，从图上去作业城市平面，却立体地和历史地作孽了城市居民，作孽了城市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城市的真正主人——居民面前，服务于造城运动的城市规划方案，往往粗劣浮躁强横卑鄙，而且，还幼稚。
比如，旧城保护问题；又如，私房保护问题；再如，环境保护问题，更不用说，城市建设还有功能强化问题，布局优化问题，结构理问题，城市文化个性和景观特色等等问题。目前在国内，我们没有收集到城市规划建设十分成功的案例，却看到一波又一波的旧城改造，改造出来一拨又一拨的上访群众。
就这么一个经不起历史检验，通不过社会公证的城市建设发展模式，以及为它服务的城市规划体制和机制，目前正向广大的乡村照搬。2007年，成都市以“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得到国务院首肯，挂牌为“成渝实验区”。略有不同的是，一向谨慎的国务院，把“城市化”以及成都市发明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改成了“城乡统筹发展”。这是一个正确的改动，它的关键之处在于，乡村发展要扬长避短，不能照搬城市发展模式，更不能过分倚重地产套现，让房产空置囤积。
这使规划界感到为难——因为，城市规划本来就乏善可陈，且充满来自业界之外的风险，如今要搞连专业教材都没有的“城乡规划”和市域规划，真是一片茫然。况且，城市规划师的追求与城市主官的政绩观常有冲突，公共利益与官员利益难以兼顾，通常是前者让步服从，在城市发展的上中下策之间，选取下策以求自身安全。比如，由于欠缺城市发展的质量指标，官员政绩全由数量指标来体现，所以在GDP之外，就是各种类型的城市排名，以及城市“体量”和面积的盲目攀比。诞生于2005年的城市总面积的排名，各大城市竞相放送规划面积卫星，其中仅前20个排名城市的总面积，就在原来所有城市占地总面积10万Km2（1.5亿亩)的基础上翻了2番，达到31万Km2（4.66亿亩）。按这些规划实施，平均每个城市总面积为1.55万Km2，2328万亩），相当于三个纽约市的总面积。等于说，仅仅全国20个城市的总面积，就相当于206个东京，或310个莫斯科，或373个纽约。
目前，我国城市人均用地规划面积为首都、特区120m2/人，一般城市100m2/人，而现实中，我国 664个大中城市人均实际用地面积为133m2/人，超过发达国家（人均82.4m2）61.4%。严重超标的土地利用规划，严重违背了真正的中国国情，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地多人少的土地大国，而不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
仅凭常识，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专业知识，也可知道中国城市化的最大败笔是贪大求洋，求快、求多，而不是求好。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体制的原因，机制的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产权关系欠明晰并欠公平。比如，地产商可以通过政府部门“拿地”，而集体用地却无权自行处置。在利益原则下产生的下位法和相关政策，让资本垄断市场并取消了集体土地的市场权益，这是典型的杀贫济富，扶强抑弱。所以，如果真有所谓“第三次土地革命”，产权问题就是首当其冲，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十、小产权房的社会困境
2007年7月，北京宋庄画家村发生“小产权”法律纠纷，却遭遇了“法律门”的闭门羹——小产权房不受法律保护。这是小产权房的法律困境。同月，山东济南市政府出手粗暴，一举炸毁6个“野楼盘”。有人估计，如果政府采取同样手段拆毁已建的1000万m2野楼盘，仅济南一市损失将达200亿元。这是小产权遭遇的政治门。不久，CCTV开始关注争议，意在引导社会开放思考，促进政府开明行为，却有不少官员富商态度抵触、生硬、蛮横。更有任志强类暗红色或疑似红色商人，高调鼓噪“炸楼”，涉嫌破坏稳定（难道“狂任”真以为，中国是个枪杆子政权下的奴隶社会？）。这是小产权房遭遇的社会门。
小产权房，如同一个有准生证无出生证的苦命孩子，已经满地飞跑了，却还得不到那些专“医”人民的人民医院的承认。这种情况，根源在共和国内存在已久的公民歧视。
首先，小产权的业主们，在所谓双轨制经济的一国两制条件下，既承担着体制外的繁荣经济，保障供给的重任，又同时承受着体制内的种种过时的制度管理。这些不公平制度包括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城乡户籍二元制度、城乡社会二元管理。在这种与市场经济背悖的陈旧制度下，农民承担着市场风险和体制经济的双重压制，市场权力得不到保障，人格尊严也得不到尊重，成为结结实实的二等公民。
近几年不得不出台的“惠农政策”，并不是圣上恩赐，而应该是农民的权力和权利的回归。因为农民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所有生产资料的当然主人。企图通过土地垄断，来剥夺农民应该享受的权利和利润，就是不正义，就是奴隶主的硬道理，是强盗逻辑。
小产权需要社会实践，更需要制度设计。我们呼吁胡温政府，尽快研究实施小产权房的权利归位和法律保障问题，加强良性引导，反对恶法遏制，真正做到惠农惠民，共同富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十一、关注成都平原
2007年7月27日，成都市国土局出台《成都市集体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令人既忧又喜。首先说喜，喜在政府行政作为的快节奏、高效率，在小产权争论尚未尘埃落地之际，就按“做得说不得”的思路先干后说起来。政府讲求实际，毕竟比不讲实际要好一些。
其次是忧，其忧大矣！
忧就忧在政府太讲实际，“土地流转管理办法”的核心意思，是集体用地指标全面解禁，只要有大买主（投资），12390Km2（1858.5万亩）的成都平原全部可以盛装出嫁，整装上市！
广义的成都平原，是包括三座山、三条江、八条河的三个平原，总面积2.3万Km2（3450万亩）。通常所指是狭义的成都平原，这是岷江、沱江之间两个冲积平原，长约200 Km，宽为40~70Km，总面积7340Km2（1100万亩）。
1987年成都市开始制订“成都平原耕地保护条例”，1992年1月1日正式实施。1997年10月17日通过省人大《条例》修改草案，同时把成都平原纳入国土资源部的卫星遥感监测系统。不料《条例》执行仅4年，却于2001年5月25日被省人大自行废止。从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再无一部耕地保护法规，也没有一部规划乱圈地乱开发的有效法规。天国之门，向官商们完全敞开了。
2006年，成都市编制了1999~2020年的市域发展规划草案。草案按一个主城区七个卫星城区的宏观规划，拟把成都市区扩大为2681 Km2（402万亩）、市区人口扩大为800万人，其面积2倍于东京，3倍于莫斯科，4倍于纽约。这个新鲜的城市大饼的“摊销”，很可能象曾经失败的“东南发展战略”一样，实施结果是城东丘陵疏可跑马，城西平原密不容针——最后的成都平原，危乎险哉！
随着这个宏大规划出台的，是土地的放量供应，和成都平原耕地的大量消失。仅2007年上半年已供土地10226亩（其中耕地占2/3以上）。8~12月计划供应6874亩，全年供地17100亩，比去年增加13%。计划建房3132万m2，可供150万人~200万人居住。成都西郊郫县更是狠招迭出，一举签下3万亩土地大单，拟引资100亿元。西郊温江郫县竞相攀比，大圈大占大拆大建，从道路两侧到整个平原，成都市西部主城区正与青城山实现无缝对接。传统意义上的成都平原，也许即将消失，冲洪积扇之上，将耸立起一座由楼盘组装的巨型城市群。
从此，成都平原可以重新命名——“成都城市丘陵”。
成渝实验区出台后，没有看到政治进步及社会改革的综合实验方案亮相，只看到最大一轮圈地运动在暗中竞赛，悄悄开展。
城乡统筹发展在具体操作中被还原为城乡一体化，亦即城市化，农民成为股民，洗脚上田一边站，看别人拿自己的土地挣钱。
农民的早餐还没有开始，有人已在算计最后的晚宴。餐桌上摆满了手，没有盘。哪里去找一只叫作“公平”的碗？
放牛娃没了牛，也就没了家园。没家园没生活没语言没情感，只剩钱，和钱对人的凶残。
心之忧矣，永啸长吟！
注：本文为2007年9月1日在成都读书会的主题发言，欢迎讨论！
2007年9月1日·成都
